策论丨温铁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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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1968年插队起，有11年工农兵生活经历；大学毕业后，有11年农村试验区基层调研经验。曾任《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大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
二战以后，落后国家纷纷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西方式的现代化成为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竞相追求的目标。由此，发展主义成为战后的世界主流。我们通过梳理发现，西方发展路径因其特殊性和劣根性，不可能为其他“后发”国家所复制，并且这种现代化自身也因无法负载内在的高制度成本而越来越捉襟见肘。
因此，非西方的民众如果愿意把西方宣传的普世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则无可厚非，因为相信各种美好说法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乃是个人的精神偏好。但切不可把那些宣传当作科学真理去忘我追求，甚至迫使他人牺牲一切为之奋斗。因为，唯一应该作为常识记住的检验科学与否的标准，是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得出的结果”。
当代实践中，还未能找到如同西方那样对外殖民化扩张的条件。若没有如西方数百年对美洲、澳洲、非洲的原住民采用“血与火”去杀戮捋掠的条件，也就更没有可能形成西方制度路径可被重复验证的典型。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始于以国家推进反人类犯罪形式向海外进行的大规模殖民扩张。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文明在全球复兴同时发生的是，亚洲、美洲和非洲原住人口的大量死亡，以及资源环境的掠夺性破坏。正是依靠大量捋掠来的海外财富的流入，以及欧洲“贫弱”和犯罪人口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西方才得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也只有在以此类殖民化增量收益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上层建筑，那些为后人乐道的技术革新和“政治文明”——资产阶级新贵与原封建贵族在海外增量收益条件下达成政治妥协——才成为可能。
西方进入工业化中期，必然地发生了产业资本结构性扩张需求，从而开始了占领世界市场的步伐。这期间，欧洲各中心国之间不断爆发争夺海上霸权、贸易权利、殖民地的战争。这些矛盾延宕到20世纪初叶，麇集在那个狭窄半岛型次大陆的欧洲列强，也在产业同构和几乎同步扩张背景下形成生产过剩和竞争恶化。
也是在这个时期，因宗主国的产业资本向原殖民地国家大规模扩张引起要素配置发生结构性社会变化——产业工人相对于产业资本成为愈益稀缺要素，才使劳工逐步具有了起码的谈判地位——而使得所谓阶级对立矛盾及其政治制度在近代西方有了落地的基本条件。
但无论海外殖民地争夺是否继续，也无论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兴起，都并没有解决欧洲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内在矛盾造成的生产过剩大危机。最终的结局，仍然是诉诸战争，并因所属殖民地的被迫卷入而演变为以法西斯为形式的、反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
当然，西方在这一产业资本阶段上经济社会结构内含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素并没有随战争结束而马上消除。20世纪50—70年代，劳工运动、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战运动等，此起彼伏，大规模发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冷战竞争处于胶着状态，西方遂全面实行福利制度与收入分配倾向于中下层的分配模式，虽然缩小了贫富差距，但社会成本迅速上升，西方才不得不从80年代开始对外产业转移，其经济结构才升级为以金融资本主导。
西方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内生性的劳资矛盾、外生性的环境问题等本来只属于西方世界的问题，也随之不可避免地移出到发展中国家，西方遂转型为以在金融、法律、医疗、教育、影视、出版印刷、旅游和技术领域等三产就业的白领为主，从而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渐形成了橄榄形的、中产阶级引领的公民社会，及以此为基础的所谓政治现代化。可见，西方产业结构演化状况，对于扩大中产阶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实体产业移出西方的同期是金融资本扩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两个十年里，美国在资本市场上创造出了数千种金融衍生品，促推其加快经济泡沫化进程。由此造成的这种以寄生性的金融服务业作为支撑的上层建筑演变进程，发育出的是内在本质上具有寄生性的政治现代化，主要依靠产业资本在海外的汇回收益维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任何一次从海外回流资本带动的华尔街股市冲高，都造成资金流出地的金融危机；并且，逐渐从外围向中心蔓延，金融危机最终符合规律地在中心引爆。
人们都应该知道：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海外资金回流美国IT产业造成的。但2001年IT产业代表的新经济泡沫崩溃，资金又避险逃离IT转投房地产，于是又形成房地产过度投资引发的2007年次贷危机。最后，随着华尔街金融海啸2008年爆发、演变为2009年全球危机，接着就暴露出2010年以来的西方国家全局性的债务危机，越来越显示出这种高成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
政党意识形态界分性渐趋模糊，竞选时无不在提高福利上夸大其口以吸引中产阶级选民，并陷入不断推高福利成本的政治现代化“棘轮”中。任何政治家都只能继续深化这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即政府直接出手，通过货币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群体的福利主义需求。
显而易见的常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向外转移制度成本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条件，那也就既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更不可能支付建基于其上的现代上层建筑的巨大成本。
据此可知，任何发展中国家追求“全盘西化”的激进努力无论多么呕心沥血、艰苦卓绝，都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而无论是在拉美的墨西哥城，巴西的里约、圣保罗，还是在亚洲的孟买、德里等大城市，大型发展中国家都有占人口半数以上贫民居住的大面积的贫民窟。
私有化的制度使得农村无地者涌入贫民窟成为城市赤贫者，城市化不过是“空间平移、集中贫困”。黄赌毒泛滥成灾，黑社会控制严重，正规的政府治理则很难实现。于是，巴西要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政府不得不违反宪法地动用国防军上街“打黑除恶”；而没有世界杯为借口、不能动用军队、只能“合法打黑”的墨西哥，就打不掉黑社会和毒品泛滥……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没有哪个大型发展中国家能够相对地解决收入、城乡、区域等三大差别，少数主流利益集团进入西方式的现代化以大多数人的贫困和痛苦为代价，社会矛盾由此更加尖锐。
摘自《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
东方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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