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方方：​青春怎能不后悔？​书生放牛落笑柄

 作家简历

1982年作者大学毕业后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原题

青春怎能不悔？

作者：方方

老编插话：祝贺作家方再度获奖。据报道，1月23日，法国授予汪芳的《软埋》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另外，2020年11月中旬，方方还入选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出2020年妇女百人榜。

曾经看过本地一个知青艺术团的演出。当年的知青们穿着旧时服装，挥动着旧时的舞蹈手式，激动而兴奋地表演着同样也是旧时的节目。

他们中许多是下岗工人，也还有些是提前退休的职工，当然也有过好日子的人。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尽相同，可脸上的沧桑却都是一样的明显。眼角业已皱巴巴了，双鬓也白着，只是他们的神情却仿佛自己依然年轻。

特别是舞蹈着的女知青们，腰自然有些粗，动作也颇僵硬，这也难怪，她们中有人已作了奶奶。但她们却激情似火。他们纵情歌舞，也纵情欢笑，在歌中怀想自己曾经有过的岁月，在舞中忘却天天都在的烦恼，就仿佛重新找回了青春。纵是泪水已然在眼眶之中晃荡，他们却仍然微笑着说：我们青春无悔。

我为他们的这种豪迈，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但不久前，我碰到一个下岗的老三届知青，说起这场演出，我问他对于当年的下乡是不是也觉得“青春无悔”。他粗着嗓门说：那都是屁话！他说千把万的知青，有几多过得自在的？有几多实现了自己理想的？就那么几个发了财的人，升了官的人，运气比别人好的人，觉得有点耀祖光宗了，在那里“鬼做”（武汉话指假模假式的意思）。生怕上千万过得不怎么样的知青不晓得他正走鸿运。叫他下岗，叫他退休，叫他找不到工作，上街拉板车或者痞着脸求老板打份工，看他还会不会说青春无悔。我要是不下乡，会落到今天？几多像我一样的知青，因为下了乡，中途辍学，到现在是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要本事没本事，思想观念还正统得不敢干一点出格的事。人都被毁了，还谈什么“无悔”？

他说话时显得很义愤，偏激自是难免。但却不无道理。

我其实很能理解“青春无悔”一说，但从理智上却觉得青春应该是有悔的。我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是知青。他们一个下乡五年，一个下乡七年。我送过他们，接过他们，深知他们在乡下的生活经历，也深知他们的前前后后的心情。因为这个的缘故，我对知青总是怀有深深的崇敬，对知青的文学也尤其喜欢，尽管那些作品中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

     我觉得知青下乡，虽然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就业压力，沟通了城乡隔阂，也的确让许多青年在乡村得到了锻炼，了解了世间生活，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但是它却是一种政府强制行为，是政治暴力的结果。

上千万的青年人面对这种政治暴力，没有任何个人意志的选择。不能深造，不能求学，不能实现任何个人的理想，不能追求任何个人的爱好，不能顾及家庭有没有困难。下乡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要么回老家，要么便按政府统一划片下到指定地点，仅此一条出路。徜若想设法留在城里，便为全社会所不耻，甚至更糟。

处在这样状态下的人，几乎就不是人了。正值求学的人，中断了求学的机会；正值学艺的年龄，也丧失了学艺的条件。青春固然也可以去种地，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迫使千万人同时离家去学种地，竟然还会无悔？

我常想，如果不是一种敷衍应酬或是随口说说而已，那么就未免太矫情了。

 “青春无悔”在我的眼里，从来都是老知青们一种无奈的宣言。只因为他们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地下了乡。他们的青春和他们的乡村生活已然绑在一起，共同揉进了那段时光之中，揉进了他们的生命之中。

知青生涯就等于是他们的青春经历。他们不愿意轻易否定自己生命中的这段经历，哪怕这段经历是被动造成的，是满怀着痛苦的。于是他们把那一块还带着血色的伤疤，稍稍修饰一下，将它变成了鲜艳的花朵。

其实，如果真的把青春找回来了，他们还会像当年一样，满怀着激情，唱着歌儿下乡去吗？想必不会。所以他们虽是既歌又舞，而内心一定都还能明白这“无悔”的岁月，不过是心头的一块创痛而已。

如果有人硬要说他的下乡经历就是“无悔”，那也无话可说，只但愿是出自真心。

2006-05-02

外一篇

书生放牛

“文革”期间，一大批书生被赶到农村，他们中很多人都干过同一件事：放牛。在乡下，大约放牛是件最简单容易的工作，所以，我们常能见许多五六岁的小孩子或是老得不能劳动的老人出门放牛。他们仿佛学都不用学，天生便能把牛放好。但书生却不行。书生之所以是书生 ，便是他比别人多有一种书呆气，即使让他们放牛，也不例外。

曾经有两个书生放牛的故事，让我笑得几乎跌倒。
    

一个是徐迟放牛。那年徐迟被通知去五七干校。城市长大的徐迟虽说天南海北跑过不少地方，但对乡下生活究竟如何一定缺少了解。徐迟得知他到五七干校的活儿是放牛，便立即去街上买回一支笛子。

他脑中想必出现过牧童坐于牛背，一支竹笛横吹的画面。背景上或有炊烟袅袅，或有山水田园。总之他觉得放牛是一定要吹笛子的，哪怕让他放牛的人目的是要他改造思想。他拜了老作家骆文的儿子——一个中学生——为师，突击学习了几天，然后便带着那支笛子去了五七干校。

故事到这里，皆是机关里的传说。为证实其真实性，我特地去问徐迟。徐迟认真地说，是呀，我吹了好些天，可是牛都不听。他的女儿小音说：“什么呀！他对着牛吹，吹得牛个个都烦他，连草都不吃了。”小音的话，令我大笑一场。说给谁听，谁都笑疼肚子。
    

另一则放牛故事却是我父亲说的。那时父亲也由机关下到五七干校。父亲所在机关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大坝就是他们设计的。那是个工程师成堆的地方。这一群工程师在那年头都得轮番地去干校种地和放牛。

有一回，两头牛在田里打起架来，牛角抵着牛角，互不相让。这便急坏了工程师们。上前去拉架，又不敢，毕竟太危险；由着那俩牛打去，也不行，伤了牛也是不小的责任。工程师们便像论证三峡大坝似的，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论证 ，以便找出一个最佳的。

最后他们终于一致地选定了一个，即：派出两人，一人拿一根绳子，分别从两头牛的尾部潜伏过去，人不知鬼不晓地将绳子套住牛的某一部位，最好是腰部，然后把人分为两帮，有如拔河，同时后拉，从而一举把牛分开。

于是有两个勇于献身精神的工程师报名套牛。他们俩人分别在距两牛屁股约十米处开始匍匐前进。其它所有的工程师都伫立远处屏气观望。然而这两人虽是勇敢，爬至离牛只两三米远时，终因胆怯，败下阵来。下来时说，这方案只有在牛处于静态时方可用之，而动态中使用却不可行，极有可能被牛踩伤。众工程师们恍然，都说，哦，哦，有道理，原来如此。

牛架未解，只能再想新的办法。讨论正激烈，走过来一个老农民，手上拿着一簇火把。仿佛十分随意地走至牛的跟前，将火把往两牛之间一扔，掉头便去。头角抵得正紧的牛，见有火把，竟一下松抵，各自调头，分别朝两个方向踱步而去，过程和方式简单得令一群工程师目瞪口呆。

我父亲说时，自己也大笑不止，笑完说，当时我们真是空有满腹学问，没有一个主意。
   

书生放牛虽出尽洋相，但书生的能耐不在放牛。书生能做无数远远复杂于放牛的事。比方著书立说，比方设计大坝等等，等等。所以，最好的法子还是让会放牛的去放牛，让书生去做他能做的事情。

方方专题

原载方方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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