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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陈永济：迟到40年的道歉，对我伤害过的邻桌女生
作者简历
陈永济 ，重庆市人，1947年生。1966年高中毕业，因眼疾未下乡 ，1973年成为民办教师。1977年参加高考，为重庆市（理）第1名 ，未中。多次申诉后被重庆市江北师范录取，同时受聘江北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3年考入四川教育学院数理系数学本科（两年制）学习。先后在教师进修学校、重庆电大渝北分校任教。后受聘于重庆市人文科技学院数学系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迟到四十年的道歉
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D成了我的同桌，严格地说是邻桌。
高六六（2）班教室的课桌一共四列，中间两列是紧靠在一起的。每张课桌坐两人，坐同一根条凳，这才叫同桌。我属于第二列，D坐在第三列。我们的座位相邻，但不是同桌，因此我们之间绝没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的故事。
是的，我甚至觉得我和D没有说过一句话，更不用说借半块橡皮，或者喜欢在一起之类的话。更何况这样的话在我们高中那个年代是犯大忌的，因为D是一个女生，而且还是一个称得上漂亮的女生。
我的确记不得我曾经和她说过话没有。那时我在班上很少说话，也没多少说话的机会，因为没多少同学主动与我搭腔。班主任T和团支部干部曾告诫过我曾经的一个同桌，叫他不要和我有过多的交往。当然除了我现在的同桌F，因为他和我都有与生俱来的烙印，他出身地主，我出身资本家。
说实在的，真不知道什么时候D成了我的邻桌，但这一重大发现还是使我的心海有了些许涟漪。
从感性来说，和漂亮的女生邻桌，总会感到些许快意，虽然绝无非分之想。从理性来说，我却有些瞧不起D。认为D处世过于圆滑，甚至八面玲珑。F也有这种看法，我们私下里甚至叫她"薛宝钗"。我的印象中好像班上还有一些同学持同样的观点，特别是一些女生。其实这种认识究竟从何而来，我至今也不能说清楚。因为我和D相交甚少，活动交集几乎为空集。
D不仅可以称得上漂亮，而且是班上的干部，还是学校舞蹈小组的成员，甚至是某次学校文艺演出后评出的优秀舞蹈演员。不仅如此，D的学习成绩在高六六（2）班也堪称上乘，虽然不算最突出的。可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D唯一不足的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家解放前在S镇开了个油辣铺，也就是卖酱油、醋之类的佐料，家庭成份被评为小商。小商虽然不算地富反坏右和剥削阶级，但也不是工人，贫下中农，而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因此只是团结对象而不是依靠对象。
其实我和D是老同学了。我们初小就是同学，不过她是一班，我是三班，而从高小到高中我们就一直同班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同学，并且连续八年同班。D小巧玲珑，成绩优秀，行事有主见，乖巧而略带市井气息（感觉而已）。而我小学是丑陋瘦小，甚至经常受同桌女生欺负的小屁孩；初中是多病，贪玩，调皮并不捣蛋，却颇遭异议和误解的可怜虫；高中则是她白专典型，继承剝削阶级衣钵的反动学生。
和D同学八年，我不知道我和她说话是否超过了十句。但还是有些片断残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是高小的一天中午，我在教室，也记不清在做什么，这时D和一伙女生进来了。
"奸商！"声音虽然不大，但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语调中带着明显的指桑骂槐。
开始我不知道她在骂谁，环顾四周后才知道是在骂我。虽然我那时还不太明白"奸商"的含义，然而我更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要骂我。要知道我和她从来都没有过直接甚至间接的交往。
我没吭声，我不会自讨没趣。
当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我又增加了一个不明白：“奸商”是我国1950年代初搞“三反”“五反”时期流行的对不法资本家的蔑称，而和我同龄的她，在1950年代末，却知道用这个当时已经已经很少听见的，并有足够浓厚的政治色彩的概念来骂人。
初中二年级，刚从灾荒中复苏的教育开始重视教学质量了。在一次突然袭击式的质量检查中，我们班数学平均成绩仅43分，而D的成绩是67分，全班第一。我呢？47分。我有些不服气，47分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请病假几乎一年是我终于找到的也是唯一能找到的借口。在这一阶段，D的名字常在与我同班的姐姐口中出现，D也不时和同班的几个女生到我家来，她们一大伙女生常约在一块上学，回家。女生们叫她”D咪"。
高中三年，高六六（2）班的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得令人眼花缭乱。那些传统的干部胚子逐渐淡出（如我姐），家庭出身成为选择干部的首先考虑的条件。干部之间的竞争甚至互相拆台，越来越成为同学们私下里口口相传的内幕消息。
当高六六（2）班的干部大换血，几乎全是家庭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的同学的时候，而D却一直是班上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唯一的班干部。她出落得更加娇小水灵，学习一直保持着优秀，她和S镇的老同学（他们中间多数都是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的来往逐渐少了，而和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相处得却十分融洽。她有时也卖萌耍嗲，但不失身份。在老师面前，她总是笑咪咪的，老师们几乎都喜欢她。
D成了我的邻桌后，我们的活动轨迹仍然没有交集，仿佛我们之间存在着一面无形的墙。当时的我正在因为有人偷看了我上课无聊时写在书边的有些顾影自怜的昏话，而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因而有点自顾不暇。如果不是下面说的这件事，我可能根本就不会记得D曾经天天坐在我的身旁。
那是一个晚自习，我做完作业，用手摸眼镜戴上，无意识之间看见课桌边放着一本打开的软面抄，上面娟秀整齐的小字看着很是舒服，其实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写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猛然间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名字，这使我吃了一惊，再仔细看，的确是我的大名。我再定睛一看，是一篇日记。
我不由得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我在偷看人家的日记？于是我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将那本子往右向D那边推了过去，并极力将视线移到另一边。D好像没注意，埋头做着作业。过了一会，不知怎么那本子又在我的桌边了，我又一次赫然看见我的名字，D还在写她的作业，那日记本好像是她的胳膊肘无意间推过来的。
我还是抑制着我越来越强的好奇心，再一次将本子推了过去，用它碰了D的胳膊，并尽量用绅士般的表情向她努努嘴。她感觉到了，将本子拿过去合上，放在课桌下的抽屉里，整个动作自然随意，我看不出她的表情有什么波澜。
我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看一下我的名字后面的文字。
然而很快就有了机会。
几天后，我桌子边上又放着那个黑色封面的软面抄，而且D不在，看看周围，只有我一人。我装着无意识地将本子一翻，刚好就是我想看的那一页。我心砰砰的跳了起来，像怀里揣着一只兔子。我一目十行飞快地看着，生怕被其他人发现。我不敢翻页，看完那一页就赶快合上并将本子推了过去。但我的心仍然砰砰的跳着，耳根子发热，脑子里分不清是惊喜，意外，恼怒或惆怅。
那篇日记很长，很多内容我都记不住了。但是我分明看见一个在现实与内心之间挣扎的女学生的灵魂。记得是关于我有这样的语句：……我知道，只有读书才是我唯一的出路（这种话在当年，虽然算不上反动，也离反动不远了）……我要向XXX（我）学习……他不怕任何困难，顽强的学习着……
溢美之词甚至让我脸红，当然也有点受用，同时我也感到悲哀。人哪，为什么总是带着面具？不知为什么，年轻气盛的总爱较真的我，突然还有一种像逮住了狐狸尾巴一样的喜悦，甚至对D有些不齿：你平时不是道貌岸然吗？原来是心口不一……虚伪、圆滑这些词从眼帘一闪而过。
我隐藏了对D的欣赏，向一个可以交流心曲的同学L透露了这个有点值得玩味的故事。不谙世事的我呀，根本不知道L喜欢D，而且D也喜欢英俊的L。
如果不是一次团支部大会，如果不是一位对我还有些善意的同学叫我参加以示要求进步的劝告，这件事可能就会烂在我和L的肚子里。偏偏那次支部大会就是讨论D入团的大会。
我想着自己的烦心事，没有听D读自己的入团申请书，反正照例是与别人一样：表示对共青团认识的虔诚以及自己入团的动机的冠冕堂皇与纯正；公开自己的祖宗三代，旁系、直系无一漏网。并对稍有历史污点的亲属，无论是父母还是祖辈，七大姑或者八大姨，一律痛批一顿，并表示划清界限。不知什么时候，这一程序结束了，接下来是同学们向D提意见，非团员也可以发言。我这才定了定神，开始集中注意力。
还别说，发言的人也还真不少，不过大致只有两类：一类是先认真的贴金，然后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不足。另一类则是先假惺惺地美言几句，接下来就是几记偷拳冷腿。这可是来真的，拳脚虽不重，但也会叫你酸痛一阵子。
不知什么原因，给D偷拳冷腿的人还真不少。这时D的最好的女友W站了起来，毫不掩饰地为D唱起了赞歌。她说D经常对她说，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党，为了社会主义祖国……
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些话让我都为D脸红，也感到一阵阵肉麻，也根本不相信D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感到一阵阵冲动（事后L告诉我，听着W的发言，他心里就在说“糟了！”他知道我要干什么了）。W刚一坐下，我撑地一下站了起来。
我先吞下一口毒箭， "勇敢"地接受了前一阵子对我的不点名公开批判，接着我自问自答地说：D的学习目的真如W说的那样吗？当然不是？我不知为什么声音变得有些发抖，甚至有些语无伦次，总之结果是那件准备烂在我肚子里的事终于抖出来了。
同学们惊愕了，当然不是因为D，而是因为我这种敢于挑破人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维系着的那张遮掩真象的窗户纸的行为……说完我坐了下来，并没有一丝一吐而快的快意，心砰砰乱跳，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面发生的事我已经没有了印象。
D的入团申请没有被通过，这是高六六（2）班三年中唯一的一次没通过新团员申请的支部大会。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主动给别人以伤害。
后来听人说D哭了，哭得很伤心。
是的，我不可挽回地伤害了D，虽然在一个多月后，再次讨论D的的支部大会全票通过了D的入团申请。
其实，那次支部大会上，我一坐下来就后悔了。我不是后悔我揭穿了一种深入骨髓的虚伪，而是我愚蠢无知地，甚至是卑劣地利用了D的内心的挣扎和呐喊。
有人偷看了我写在书边的昏话，像捧着宝贝一样去告了密，让我几乎陷入灭顶之灾。而我，却利用了人们仅存的善意和真诚，并以公开的形式去嘲笑，讽剌和摧毁了这种善意和真诚。我不应该原谅自己！
其实我应该感谢D，她没抵抗我的攻击，而是用沉默和眼泪肯定了我的无理。
她可以不承认，并且可以控告我是诬蔑和诽谤。从证据学的角度，她完全可以这样做。唉，当时我们都太年轻，年轻得可爱，可恨。
“文革”开始了，又结束了。D下了乡，又很快回到城里当了工人。她结了婚，丈夫是重庆某名牌大学的学生，D和L的没有开始的爱情也无疾而终。后来，她和丈夫去了H省Y市。D这一走，我和她这一对几乎没有几句对话的"冤家"就再也没见过面。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这四十多年里，D其实经常回到S镇，也不止几次到过我居住的城市，因为L住在这儿，不少同学也在这儿。D回来过的消息总是慢N拍才传到我这儿。她当然不可能拜访我，但几乎总是会向同学问到我。传话的人给我的印象是她还记着我的"仇"，虽然从不提起支部大会的事。我对她的伤害实在太深了。
其实她也经常是我与一些同学的谈资，但我不再提起那次支部大会，也不打听她的现状。
忙碌的中年，同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D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后来，甚至L也没有了D的电话。
又过了不知几年，我从我姐姐那儿得到了D的电话。犹豫再三，在当年春节，我发给D一封短信，为我四十多年前的愚蠢和无知向她道歉。短信发出两天后，我惊喜地收到她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信中对我的道歉只字未提。
以后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发给她祝福春节的短信。她每次都作了回答，甚至有时她的祝福在我之前。啊 ，短信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又过了两年，我主动打电话向D祝贺春节，说了我们一辈子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
D又回过家，但我仍然是事后才知道，也没見过她，虽然她曾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时间和我好好聊聊。也有同学向我印证，D告诉他们我曾向她道过歉，我坦率地承认了。
一个多月前，D在我现在居住不远的地方买了房，还邀请一些同学一起回S镇看看（最后没有成行），我未得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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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