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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孔捷生：来自五指山的小提琴家
孔捷生，1952年出生，广东南海人。1968年赴广东高要县农村插队。1970年海南岛建设兵团长征农场农垦工人。1974年回广州，广州展华锁厂工人。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多以知识青年生活为题材。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调作协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曾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1989年移居美国。
原题
来自五指山的故事
在当代中国的音乐殿堂，有一脉神韵逸出山岚野烟，蕉风椰雨，猿啼鹿鸣，宛如热带雨林中的泉瀑，这便是小提琴家何东弦上的山歌。继《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后，名列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三大经典次席的，就是他的《鹿回头传奇》。
何东和我相识几十年，他的经历是我们的共同足迹，他的琴声是压抑年代稀有的美好记忆。在天地枯焦、心灵酷旱的岁月，是他给我们开掘了一眼甘泉。我清晰记得，当年我们一群海南知青在五指山中听到他的小提琴叙事曲《黎家节日》是何等震撼。
须知那还是语录歌和样板戏的时代，虽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乐《沙家浜》，但小提琴已蛛网层织，被遗忘于革命的断壁颓垣。虽然在当时这首乐曲不得不冠上政治色彩的曲名《黎家代表上北京》，但确然是那个年代罕见的、真正的音乐。彼时马思聪带着满身伤痕投奔怒海，流寓异国；另一位小提琴家杨秉荪正在北京半步桥监狱里，以每日搬砖石去熬过他的十年刑期⋯⋯有谁想到，把小提琴从高分贝的噪音里解救出来的，竟是海南岛上的一位青年乐手。然而，当时我并不晓得，我们竟同在五指山中，青春辙印相去仅十公里而已。
出身音乐世家的何东早有神童之称。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来广州演出，何安东到他下榻的爱群大厦看望老朋友，十岁的小儿亦随行。这是何东第一次见到鼎鼎大名的马思聪，他在前辈面前一本正经地拉了两首曲子，其中一首就是《思乡曲》。马思聪听毕做了细心指点，又对何安东说：“这孩子不同凡响，你要好好培养。”
然而中国之大，从来都不缺神童，更不缺聪明人。古往今来，有几多天赋才华被时代的昏暗所吞噬，被尘世的庸俗所尘封，或者被虚饰的金粉所包裹。能成为命运轮盘的异数，实为凤毛麟角。
未几“文革”风雷磅礴而至。何东首先被革命的是自己的名字，原来他本名叫何超东。“文革”初年，不知有多少人到派出所申请改名，有的是要向革命献上一片丹心，有的是被迫改去犯忌字眼。何东属后者，“超”字被抽离，就成了何东。
易名后不久，何东上京“革命大串联”，住进中央音乐学院接待站。他有心拜访马思聪先生，但触目惊心的却是批斗“反动学术权威马思聪”的通告。何东闻说前辈被毒打，肋骨断裂，还被红卫兵勒令吃草，理由是他“姓马”！诸如此类，都在何东心中种下太多疑惧。革命至此，苍生何辜？
1968年，何东被广州音专革委会分配到海南琼中县，这是全校下乡知青里最边远的去处。琼中位于五指山区深处，是黎苗原住民聚居的僻壤，举目尽是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琼中有个业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多为乡村教师和县城中学生，他们都没听过小提琴。何东就改拉二胡，经常到四乡演出。兵团和地方不同系统，各自为政。我们连队方圆十几里都没有汉人，掩映于烟瘴之中的不是黎村就是苗寨，何东都去过。我们的命运在野山幽谷交汇，却不知几度擦身而过。
某日何东和一县干部聊天，说起自己专业其实是拉小提琴。该干部隐约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县机关工会买过一把小提琴，却没人会拉，现在不知还在不在。于是去找，居然在仓库尘封角落找出来了。这琴不但蓬头垢面，更缺胳膊短腿，有几个小部件已失落了。何东自己动手把琴修好⋯⋯这个山中小镇亘古以来第一次听到了小提琴的妙曼乐音。
何东还记得，当他如痴如醉地连拉数首古典名曲，一抬眼，周围已聚拢一圈人群，他们之入迷一点也不亚于演奏者自己。其后何东到村寨演出，黎苗山民对神奇的小提琴均十分喜爱。何东和这把土洋拼凑的小提琴，就成了宣传队的压轴节目。于是县里特批专款，派人到广州买了一把五百多元的高级小提琴。那时这已算昂贵，占去宣传队预算的相当份额。
琼崖艰辛岁月，于何东是金丹换骨的锻造。所谓音乐神童，其实只是一坨浑金璞玉，他需要生活的淘洗。五指山荒莽而丰饶，有取之不尽的黎苗山歌和民间音乐，有憨厚淳朴的民风。这里没人去挑剔他的出身，也没人在乎他去苦练违禁的“封资修”提琴曲。
曾有的才华只是一粒种子，惟有薰风热土才能催生出胚芽。何东却无这种机缘，他的先天资质并不能弥补后天缺失。不同于留学匈牙利的杨秉荪和留苏的盛中国，他虽也受过严格的院校训练，但下乡后连唱片、乐谱、图书资料都没有，更无音频视像。这反倒激发何东放下“神童”时期的音乐记忆，孜孜不倦吸取民间音乐养分，走村入寨向黎苗山民取经记谱。
他每天面对苍莽山野练琴，琴音融入缭绕烟岚，浩茫天地一片明亮。不知不觉，弓弦飞扬出充满泥土气息的山歌旋律，那不是学院派所能传授的乐韵。如果说中国真有一个从深山老林走出来的小提琴家，这个奇迹就是何东。
那时何东并非脱产的“革命文艺战士”，农忙时得下乡劳动，工余还要为山民演出。音乐就是他的一切，每次练完琴，他都由衷地觉得自己“非常富有”。
我能辨读出何东的心声。在那严峻年代，我亦身在此山中，伐木垦荒之余，在油灯下捧读辗转借来的禁书，我也觉得天地为之豁然，眼前升华起一片亮色。至于枕边那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则是我的另一条精神清溪。那时知青都爱偷听“敌台”，我发现了一个定期播出文学经典的新加坡电台。当我听到配乐的《在酒楼上》《春蚕》《多收了三五斗》等，竟潸然下泪。回首往事，我从来都没有“无怨无悔”这类自虐式苦难崇拜，那不是上苍馈赠，而是昏暗年代对我们的剥夺。
何东其时还未认识我，我却先认识了他，缘分就是那台半导体。他的名气惊动了海南民族歌舞团，遂将他上调。厚积薄发的何东进入了创作高峰期，《黎家节日》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1972年此曲面世，适逢林彪夜奔，折戟沉沙之后，周恩来鼓励文艺作品“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何东携此曲进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电台开始广播，顷刻传遍大江南北。
我清楚记得在山中茅寮初聆此曲，竟不能成眠。它宛如黎家“三月三”的舞动篝火，穿越林莽的飘逸山歌，仿佛跳跃音符从槟榔树梢如夜露纷然弹落⋯⋯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1977年，何东已调任广州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和独奏。“文革”刚结束，便创作了大型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与作曲家宗江合作，1980年首演）——很久以前，有个黎家猎手在山中见到一只金色坡鹿。他持弩箭穷追不舍，跨过崇山，穿过林莽；这一路他已为坡鹿的美丽而着迷，再也射不出箭了；他一直追到天涯海角，坡鹿一回头，变成天仙般的美丽少女；猎手丢弃弓弩，拿出鼻箫，和姑娘恋歌和鸣⋯⋯它堪称何东音乐生涯的又一高峰。
在同一年代我也成了作家，1979年末和何东一起出席全国文代会，我们这才真正相识并结为好友。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何东一直活跃于中国乐坛。1985年他决定负笈赴美进修。我曾颇感意外，后来看了萧邦的传记电影《一曲难忘》才悟出，陷于鲜花与掌声之中的薰然感觉有多么可怕，即使是从坎坷得来的辉煌，也不代表永远。何东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寻找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告别花团锦簇的舞台，越洋西去。
何东先后在加州三藩市音乐艺术学院和圣地亚哥国际大学音乐系深造，窥见了艺术殿堂更深邃的所在。留洋之枯寂与艰辛，又是另一种精神磨砺，陪伴他的惟有音乐，一如当年的山中岁月。
再现生命华彩的时刻终于翩然而至，加州首府沙加缅图交响乐团空缺了一席小提琴，征聘考试是面向全世界的，报名应征者过百，除了美国本土的小提琴手，实力较强的是来自欧洲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乐手。为求考试公正，评委对应试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演奏者都在幕布后面拉琴，只报号码不报名字，女性应征者甚至不能穿高跟鞋登台，以免步履动响泄露性别，影响评判。何东就在这百里挑一的筛选中脱颖而出，成为该团创建以来第一位华人全职乐手。
接下来是一段平稳日子。美国交响乐团只能是一种实力认证，它是优雅而规范的，却不容许个性自由抒发。无疑它对何东的乐风有着深刻影响，但何东终究要挣脱这种束缚，他奔放跳跃的弓弦只能听命于内心燃烧的音乐灵魂。何东重归独奏家身份，连续录制了三张《弦上之诗》CD，绝大部分曲目都是中国小提琴作品。同时他也教授小提琴，并参与组建加州青年交响乐团，为培养青年俊彦不遗余力。加州议会为表彰何东的演奏和教育成就，授予他“杰出音乐成就奖”，这是获此殊荣的惟一华人音乐家。
何东对故国乐坛魂牵梦萦，那是养育他的文化厚土。今年春天，何东到香港录制钢琴伴奏的《鹿回头传奇》，以古稀之年仍能驾驭玉弓银弦，而且依旧激情洋溢，功力精纯，委实令人惊叹。上海音乐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只有三大协奏曲经典全曲出版——《梁祝》《鹿回头传奇》《川江》。中国小提琴乐坛既能演奏又能创作大型作品者，惟有何东。如今获得国际大奖的年轻小提琴手已不在少数，但他们高超的技艺，却无法代替来自生活沉淀的深厚内涵。
同为去国游子，我和何东不时相约跨越东西岸见面叙旧。记得某次聚首，进门后他的待客之道不是请坐奉茶，而是给我拉一曲圣桑的《引子与回旋幻想曲》，这是很高的礼遇。我们的交情不仅来自知青情怀，更在于心意相通。他说起读我的小说时的感受，我说大概近似我自己初听《黎家节日》。其实我真心觉得，音乐的生命力比文学更长久。
知青生涯虽然成就了我们，但不知有多少同辈被埋葬了美好年华，能在晦暗之中点燃一盏烛光，从而成为这代人心声的传递者。这是责任。何东曾开玩笑：“你我两个广州仔，其实是海南土产。”
在何东之前，黎族音乐从未登入中国管弦乐殿堂。黎族作为百越民族栖息于深山老林里的一支，世代刀耕火种，几乎没有什么名片式文化徽记。它古老的《罗哩调》《水满调》，都被荒蛮烟瘴所隔，不为山外所知。只有何东的《黎家节日》和《鹿回头传奇》把真正黎族土风呈献给中国音乐殿堂。
我也曾跟何东半开玩笑：“在我之前，五指山也未曾生长过文学作品。”前几年兵团老知青重访山中农场，发来信息告知，新生代农场子弟居然对我过去的小说如数家珍，这令我深为感动。
说起来，我对黎家也有微薄贡献，当年拍摄根据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南方的岸》，我坚持要有黎族人出演。长影导演便到黎苗自治州歌舞团找了一位青春美眉，饰演牧牛少女，唱了一首山歌。这位美眉后来成名，至今仍是惟一的黎族演艺人士，她就是谭小燕。
再去牵扯，冯小刚也和我的另一作品《大林莽》有瓜葛，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拍同名电视剧，冯小刚自荐为剧务场记，那是他入行之始。
我们十几岁就远赴天涯，那时虽然天真，却非无邪。我们的心灵塞满了糟粕，最严峻的生活逼出了我们灵魂的邪毒。不美好的现实让我们向往和寻找美好，一旦找到了，便倏忽不可分离。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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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财新周刊》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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