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者丨张耀杰：陈独秀先生谈爱国

  作者简历

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农村。曾任中学教师，1989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199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史学者、传记作家。著述甚丰。

原题

陈独秀：

“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

（外一篇）

作者：张耀杰

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当然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大胆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及狭隘爱国主义的单向片面思维，从而表现出了追求人类大同的世界主义的高境界。应该说，除了极端片面的恐怖教条，天底下是没有任何东西只允许别人爱而不允许别人不爱的。即使面对自己的娇妻爱子，一个正常男性也总是要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置身于爱恨交加、亦喜亦怒的意识流动与情感波动之中的。

1914年11月，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１卷４号公开发表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三个字为世人熟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首先对欧美文明国家的“爱国心”表示肯定：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接下来，他沿着此前所说的“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的思路极端推演，从而实现了“自觉心”对于“过昵感情，侈言爱国”之“爱国心”的颠覆置换：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这句话，并不是陈独秀的首创发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传统儒教的祖师爷孔丘先生就有过“苛政猛于虎”的经典名言，而且还明确表示过“道不行，乘槎浮于海”的国家观和人生观。

沿着《甲寅》时代的《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走下去，《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另一篇《偶像破坏论》中，干脆把“国家”列为应该加以破坏的一种“骗人的偶像”：

“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哪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同一天，陈独秀以“只眼”的署名在《每周评论》发表《公同管理》一文，其中写道：

“无论铁路问题，青岛问题，大而至于全国政权问题，不用说我们最希望的是自己管理。倘若自己不能管理，只好让列强公同管理。我们最反对的，是让日本管理。……老实不客气，我们中国若免不得亡国的运命，宁可亡在欧美列国手里，不愿亡在日本手里。联合亚洲的黄人，抵抗欧美的白人的鬼话，我们绝对不相信。”

在随后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陈独秀更加彻底地表白说：“欧洲民族，自古列国并立，国家观念很深，所以爱国思想成了永久的国民性。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的了。在他们眼里看起来，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作迷妄疯狂。……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当时大都是以“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的“思想高远的人”而自居的。就连曾经在《甲寅》杂志中针对陈独秀发表尖锐批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的李大钊，也在《我与世界》中表白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周作人及孙伏园的影响和建议下，开始翻译日本白桦派作家、“新村”运动发起人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并于当天写作《〈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这是他笔下最富于人道主义大同理想的一篇文字，其中与陈独秀一样，把国家的存在认定为“一种骗人的偶像”：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同年12月20日，蔡元培阅读由周作人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来信《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之后，专门写作了一段跋语：“我读了周先生所译的武者先生的信和诗，很有几种感想。……武者先生与他的新村同志……决没有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界限，是我们相信的。……不但这一类的人，就是现在盲从了他们政府、赞成侵略主义的人，也一定有觉悟的一日。”

在此之前，胡适也根据《太平洋》月刊第10期中刊登的“劫余生”通信，写作了一首白话诗《你莫忘记》，其中以更加极端的个人情绪否定了狭隘盲目的爱国之情：

我的儿子，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1918年9月的《新青年》5卷3号，写成后曾送给《新青年》同人中的沈尹默、陈独秀看过，收入《尝试集》时为缓和语气删除了前三行，并在末尾添加了“总该不至——如此！”一句话。

在随后的岁月里，《新青年》同人由于各不相同的人生选择而走出了相互歧异的人生路径，他们对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价值判断也一直处于反复调整之中。在创办《新青年》杂志之前，已经有过由启蒙先驱到革命党人、由革命党人再到启蒙先驱的曲折经历的陈独秀，与李大钊一起发起秘密组织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党。胡适一直坚持的却是《新青年》时代已经初步定型的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胡关于“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最为经典话语是：“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2期

外一篇

陈独秀评论“留美学生”

《学界点名录》选读

作者：张耀杰

《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在留美归来的安徽同乡胡适及其美国导师杜威的影响下，一度成为美国式民治思想的研习者和传播者。

陈独秀的落款时间为1919年11月2日的长篇论文《实行民治的基础》，其实是关于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稿的读后感想。陈独秀在文章中先是抄录了杜威的原话：“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们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

接下来，陈独秀写道：“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间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两种组织。”

在这篇文章结尾，陈独秀谈到他对于英美式民治社会的理想期待：“我们所痛苦的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分裂生活，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

到了1924年，已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鉴于胡适等英美派教授学者的不肯支持和配合，在《留美学生》一文中彻底否定了对于美国社会的借鉴学习：

“美国限制移民律，竟影响到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以至未动身的不能动身，已动身的到了美国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们应该愤恨美国，然而我却十分感谢美国。因为在一般留美学生成绩上看起来，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若是美国简直不许一个中国人去留学，那才是为中国造福不浅。”

和陈独秀联手缔造中共党组织的另一位《新青年》杂志的主要同人李大钊，对于包括“民有、民治、民享”在内的美国政治文明也采取了排斥态度。1927年初，李大钊一度打算写信给远在英国的胡适，“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

1926年10月23日，时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新青年》同人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原信中，对于依法捍卫“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并且解放过成千上万美国黑奴的林肯，同样实施了全盘否定：“林肯之类的事，我是不大要看，但在这里，能有好的影片看么？”

到了1930年7月，到处宣扬传统儒学的前北京大学同事梁漱溟，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质疑书信：“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胡适给出的回答是：“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1932年10月25日，胡适在天津大学的演讲稿《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中，进一步解释了他所谓的“五鬼乱华”：

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五种“内邪”之“病症”。“在历史上我们的武力虽然不如人，然我们的文化却有过之无不及，因此我们被外族征服了之后，外族却常被我们同化过来，也被我们这五种内邪所迷惑，这五种病症所传染。结果匈奴、契丹、回纥、蒙古、满洲皆被我们所同化，皆传染上此五种病症。都是这几种外感文化低于我们的缘故。到了印度，则不出一兵，只派几个传教士来，用文化来征服我们。自唐代以后，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很盛，我们也常派人去学经，去留学。他们的文化，是指示我们去作神仙去作菩萨，不是叫我们去作人，却是去作鬼。然而我们的文化却渐渐屈伏了。”

在谈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国现状时，胡适认为：“但是现在的时期已不同了，我们到了另一个时期，文化后面有武力，武力后面则是整个的文明，内邪既凶，外感益亟；从前仗着自己所谬认的‘精神文明’，一次抵抗，二次抵抗，对付外来的文化和武力，而现在则武力文化经济科学万管齐下，所以不能再得幸免。所以九一八以后历有一年，还是毫无办法，竟至于请出班禅喇嘛来念经，叫民国以来的一切罪人，都来作念经救国运动。传染病终于抵敌不过内邪外感的夹攻了。”

在谈到应该如何救治中国社会的病症时，胡适给出的不是苏联方面所提供的“反帝”药方，而是“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虚心学习模仿先进文明的反省态度：

“中国的五鬼，没有一种是可以持以立国的。在这新的世界，立国不但要靠武力，尤其要靠文化；外国人的科学没有不在我们之上的。最新的美国，立国虽仅一百多年，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却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其余如耶鲁哈佛历史亦久。俄国更是新式的国家，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至于欧洲，更不必说，意大利有一千多年的大学，英国的剑桥也有八百多年，最新的柏林大学是创设于1810年，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日本，东京的帝大，已七十多年，何以一个五千多年的老大国家，竟没有一所象样的大学，没有一处文化人材建设集中的地方？……我们至少应该根据这种论断，力自反省。不要责人，只须责己，应该自己拿镜子照照，详细检验一下，分析各种病症，努力不会白费，模仿不是耻辱。中国的病症，也许要在这种态度上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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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微信公号耀杰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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