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1972年
陆文强，1954年8月出生，1969年12月参军，1973年复员后在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做工人。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83年毕业。先后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现已退休。
原题
我与百岁老人吴象
作者：陆文强
吴象是我的老领导，得知他2021年5月18日去世，不由一些往事历历在目，像回到许多年前。著名农村经济学家吴象先生（1922年1月16日~2021年5月18日）
我和吴象相识于1983年，不过，开始我们接触不多，只是楼道相遇打下招呼，并不熟。他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室务委员，是领导，当时已六十多岁；我是刚分配到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的大学生，还不到三十岁。1984年底，万里、胡启立两位政治局委员要到天津静海县的大邱庄视察，吴象陪同，万里让吴象再找两个学经济的同志一起去，回来给他写一个调查报告。吴象找到理论组，理论组派我去，另一位是中央办公厅的孙方明。我们此行受吴象直接领导，一路下来，我与吴象也就熟了。以后，吴象常交给我一些工作，出差也常叫我随行。他是我的领导，是长辈，更是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1988年，河北张家口市委请吴象去作报告，我陪同。在大会上，市委书记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家口很多单位和部门，不订本省的《河北日报》，而订邻省的《山西日报》，因为《山西日报》办得生动活泼，对政策讲得清楚，大家喜欢。他接着说，今天我把当年《山西日报》的总编辑吴象同志请来，给大家作报告，当时，会场有点小轰动，很热烈。之后，我跟吴象谈起此事，吴象说，他那时也听说，挨着山西的一些省区，像河北、内蒙古、陕西、河南的一些地县，也订《山西日报》。报纸办得好，影响大，当然与吴象这个总编辑的工作水平有关了。而办报纸，搞宣传的水平，主要看理论学习，看深入实际，以及看两者结合上。吴象在理论学习上，得益于早年做过抗大教员和随军记者，有基础，保持读书学习的好习惯；在深入实际方面，他曾跟我说过，山西的县，哪怕最偏远的县，他全都去过，有的还去过多次。那时到县里，很少只呆在机关里，常常走乡串村，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直接打交道。因此，他对基层，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大家想想，吴象有理论，又掌握实际情况，再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办报纸能不受欢迎吗！他作政策研究能不出成果吗！吴象不仅要完成中央领导交办的有关政策研究和文件起草等工作，有时，还有一些非调研性的工作交给他。吴象陪万里、胡启立到天津大邱庄视察时，胡启立就交给他一项别的任务。万里、胡启立到大邱庄视察的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邱庄用国有企业淘汰设备，建了轧钢厂、带钢厂，是重工业，产值达到5000多万元，规模比较大了。当时，天津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应该主要为农业服务，搞农副产品加工，搞农机维修等，你一下搞重工业，从原料购入，到产品销售，都不可能列入国家计划，会有问题。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年代，出现这样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同意见，也很正常，这要在改革中逐步解决。但本来是产业类型的讨论，却不断上纲上线，支持大邱庄的就是改革派，有不同意见的就成了反改革派。争论也反映到北京。我们是乘火车去天津，我和吴象从中南海去火车站路上，吴象在车里跟我说，老杜（书记处农村政策研室主任杜润生）来电话说，现在争论很大，说话要谨慎。杜润生的意思，不仅是让吴象注意，可能更主要的是，让吴象给两位中央领导提个醒。
1983年夏，吴象（中）陪同万里前往山西原平县视察的专列上
上了火车后，吴象、孙方明和我坐在一个包厢里休息、聊天，开车后不久，吴象被工作人员叫走，说胡启立找他。又过一段时间，吴象回来说，胡启立交给他一项任务，大概内容是：一位知名作家写了一部名为《燕赵悲歌》的小说，当时影响较大，书中以大邱庄和其领导人禹作敏为背景和素材，作正面描写，而把县里一位领导写为反改革势力代表，是反面人物，河北电视台还要把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胡启立认为，这不利于团结，但也不便用行政命令禁止这个电视剧，希望吴象到大邱庄后，做一下禹作敏的工作，他思想通了，再做电视台的工作就容易了。万里、胡启立从大邱庄走后，吴象和我们几个人，以及天津市委一位副秘书长，就留在大邱庄，一方面继续调研，另一方面吴象也在做禹作敏的工作，调解他与县里关系。那时，大邱庄每年需要很多钢材，因不能列入国家计划，他们就暗箱操作。这样，有人举报有行贿问题，说大邱庄收买国家工作人员。1983年夏，吴象（左1）陪同万里（右4）在山西原平视察静海县派人来调查，禹作敏就抵制，说县里反对改革，反对发展乡镇企业。而县里认为，有人举报，难道我问问，查查，就成反改革了吗？难道行贿就合法了吗？你说县里反对发展乡镇企业，可县里却给大邱庄建了高压变电站，保证了企业用电，这是支持呀！不过，当时矛盾还难完全消除。好在经吴象做工作，禹作敏还是同意不拍电视剧了。之后，吴象又约了河北省委农研室副主任肖万钧，同我们一起在河北农村调研了几天，其间，吴象把胡启立的意思告诉肖万钧，希望他做一下河北有关方面的工作，不要拍这个电视剧了，后来，河北就没有拍。多年后，大邱庄发生打死人事件，禹作敏阻止检察院进村调查，与司法机关发生严重对抗，他终因违法而被判刑。后来万里说，禹作敏成了“土皇帝”。1980年代初，吴象（左2）与杜润生（右）一起在陕西考察乡镇企业1985年12月，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在西安召开关于农村雇工问题研讨会，我陪吴象和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林子力参加会议。会议背景是，农村家庭承包后，先出现专业户，接下来一些专业户扩大生产，开始雇工经营，而雇工人数多了，也就是私营经济了。这一情况在农村改革初期，是没有想到的。1983年，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我到书记处研究室报到时，林子力正带着几个人在外地调研雇工问题。到1985年底，有一个情况比较紧迫，就是全国从1984年开始整党，1986年以后，整党将在农村展开。由于当时雇工和私营经济主要在农村，那么，农村党员能不能雇工，整党中要不要涉及这个问题，都要有个说法。中央要求农村政策研究室尽快就这个问题提一个意见。所以，农研室召开这个会，杜润生主任主持会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郝盛齐副主任等领导也参加会议。我们到西安的第二天早上，我陪吴象在宾馆院子里散步，吴象问我对雇工和私营经济有什么看法。由于理论组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也有些学习和思考，当时说的大概意思是：所有制包含法律和经济两种占有关系。对所有制性质，不能简单用生产资料的法律占有来界定，重点要看经济占有。从经济占有角度看，雇工和私营经济在生产、流通环节上，虽与国营、集体有些差别，但问题不大，它也是一种生产要素结合方式，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加就业；问题主要出在分配和消费环节，在这里，确实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发展的可能。但是，国家在负面问题突出时，可以在不改变法律占有权情况下，作出一些调控，例如在分配和消费环节征税，就可引导经济占有关系发生变化，降低它的私有程度，限制消极因素，保留积极方面。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某人在法律上占有某物，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的意思。吴象听后，积极主张我在会上把这个观点讲一下。我说，我只是跟着你们来听会和学习的，不是会议邀请的专家，不能不知深浅地在会上瞎说。但吴象还是认为观点有价值，鼓励我在会上讲一下，不要顾虑太多。后来，林子力找我，让我在会上作个发言，我当时感觉是吴象跟他说了什么，因为林子力说，你有想法，应该在会上讲讲。两位领导都让我讲，我也就把上述观点，加几个例子，在会上讲了一下。没想到，我的发言引起杜润生的重视，第二天一早，一位同志告诉我，杜主任说，会后农研室留几个人在西安写文件，并说，把那个书记处研究室的小陆也留下。之后，林子力正式通知我，说杜润生找到他，要把我留下写文件，他已经同意了。过了一天，我在院子里碰到杜润生，他说：小陆，你的发言很好，现在可以说，已经把这个问题基本搞清了。我说，征税问题还比较复杂，杜润生说，那就不用管了。农研室的文件报到中央后，中央很快作出决定，在农村整党中，对党员雇工经营，不作为问题提出，若在雇工中有偷税漏税等其它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应该说，没有吴象的鼓励和支持，没有他做工作，我不会发言，也就不会有这次锻炼。1980年代，吴象（右3）赴河北武安农村作调查研究，在百官村与乡干部合影1986年，吴象和我随林业部杨钟部长一行，去东北林区调研，我们先到小兴安岭的伊春，之后，吴象与我又单独去了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等地。当时，森林工业将面临大的转型：一方面要从为国民经济提供木材，转到绿色保护上来，也就是要大幅压减林木砍伐量，保护森林；另一方面还要做好森工企业的转产工作，因为，砍伐量下来了，收入也就下来了，一个森工局，那么多职工和家属在深山老林里，他们不仅要生活，还要办学校，办社会，没了收入会出现严重困难。不过，当时东北森林工业还没有做好转型的准备。我们从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回到哈尔滨后，由于先不回北京，还要去别的地方，吴象跟我说，现在森工的情况很严重，也很急，先给万里副总理写一个报告，通过黑龙江省委机要发走。这样，他让我先起草一个稿子，并交待怎样写。我按吴象要求写好后，吴象又作了较多修改，在我誊抄后，请他最后看一遍，并签名时，结果他把我的名字也写上了，是我们俩人署名。我说，这不合适，给中央领导写的报告，应只以您的名义上报，这时，我也准备把最后一页重抄一遍，请他只签他的名，但他还是坚持把我的名字写上。这个报告，后来印了白头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各成员，对中央决策起了作用，以后，中央新闻媒体也作了报道。吴象就是这样帮助和带着年轻同志发展。
1985年初冬，吴象（左1）与万里在沂蒙山区农民家中
吴象1982年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后来，这个机构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它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人员。不过，当时吴象工作重心还在位于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他的关系才转到国务院农研中心，1988年，吴象从这里离休了。吴象离休后，没有闲着，有时还挺忙：一是继续为中央领导服务，例如，书记处农研室和国务院农研中心撤销后，在研究力量还未重新整合好前，当时国务院分管农口的田纪云副总理，经常把吴象请到他的办公室，听听他对农村形势和工作的看法，国务院在发关于三农问题的文件前，也都让吴象先看一下，请他提提意见。二是吴象担任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顾问，也参加人大的工作。三是中央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后，吴象是编辑组副组长，投入了大量精力。四是他担任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会长和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顾问，一方面继续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也做一些社会工作。五是整理自己的大量文稿，又出版了好几部著作。吴象离休后的工作，我也参与一些，主要是一些农村课题的研究，编辑《万里文选》，以及农村外向型研究会的工作等。1987年，我所在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吴象希望我调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的发展研究所，这样，可便于我参与他那里工作。但我去后时间不长，1989年，国务院农研中心也撤销了，中组部将吴象等省部级领导的离休关系，转到农业部，而我则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我和吴象已在两个不同单位了。好在因工作性质相近，加上领导支持，我还能协调好两边事情。2000年后，我参与吴象那里事情逐渐少了：一方面，是我的工作有变动，忙一些，先是上级派我去中国发展出版社，主持全社工作，几年后，又将我调回国研中心机关，专职做学术委员会工作；另一方面，耄耋之年的吴象，已卸下所有社会职务，潜心写作和整理文稿，其他事情就不管了。吴象对年轻人从不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处，有时还真有点童心未泯的感觉。那次，我们与杨钟一行到黑龙江林区调研时，在伊春老是开会，一个林场一个林场来汇报，情况都差不多。这样，我就出了会场，找到森工局的同志说，我想到伐木点看看工人伐木，他们就用汽车把我送到附近一个伐木点，我看了工人用油锯伐木的场景。回来后，我跟吴象说了此事，吴象特别遗憾地说：哎呀！你怎么不叫着我！我也很想看工人伐木呀！我说，您是领导，太显眼，离开会场不合适。吴象笑着打趣说，那有什么关系，无非是咱俩都溜号了呗。他的话，一下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吴象对人都是以诚相待。2014年，我和我爱人去医院看望已九十多岁的吴象，聊天时，他拿出一本旧书，书名是《穿越封锁线》，作者是吴象，这是一本写战争年代的书，1958年出版。吴象曾写作出版过很多书，但这本可能是最早的了。他说，这本书家里已经没有了，是孙子从网上搜索旧书找到的，可以算是孤本了，他非常高兴和珍惜。可是，在我们要离开时，他非常真诚地要把这本书送给我，这么珍贵的东西，我没敢要，但从他真诚的目光里，能看到一丝失望的眼神。回家后，我和爱人说起这件事，该不该接受这本书，接吧，这样的孤本，受之不起；不接吧，看着吴象那真诚目光，心里也觉不妥。最后，我们认为，当时还是应该接下来，不能让他有一丝失望，我们可以在看完后，再把书交给他的家人收藏。当然，这时已经晚了。2021年5月23日
吴象封山之作《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起步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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