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丨“改革四君子”对话中南海台前幕后

原题

1978年“改革四君子”

对话中南海秘闻

原载《学习时报》

1980年代风云改革的领导者

（一）

即使隔了4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回忆起过去的岁月，现在成了“老黄”的黄江南感叹：“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出格的思想’都敢讲。”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1978年，笔试分并不高的黄江南凭借几篇讨论企业改革的论文，以及不错的口试成绩，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汇聚一堂，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他们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翁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回到北京，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1980年代的翁永曦（左）

这个讨论会就像一个沙龙。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他们没有跟学校打招呼，找个借口借用了一个临建板房教室。这一次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虽然有不少生面孔，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他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会议又很成功。

第三次讨论会的时候，研究生院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了。有人自告奋勇借来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最后礼堂都挤满了，连走廊上都是人，这次人数达到千人左右，至此讨论会名声远扬。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体改所的缘起。

1980年代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二）

1979年，全国又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为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做准备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回忆。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陈云和邓小平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陈云在报告上批示说：“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其实，翁永曦不是学农业的，只不过在《农民日报》工作。

这份报告直达最高层，中央领导把黄江南一行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1984年2月，黄江南与朱嘉明在杭州西湖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比如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

延伸阅读

写在江南70岁

作者：朱嘉明

2020年1月2日，江南70岁生日。江南会在深圳有一个生日晚宴。我在海外，不能前往，实为遗憾。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也会过70岁生日。这几年，周边同代朋友，纷纷进入到七字头的年龄时段。这是中国特定的战后一代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前，文革，上山下乡，文革的终结，又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参与者。期间，也目睹了包括冷战在内的世界风云变幻。如今，仍不乏不断学习，继续努力者。江南就是这样的老友。

黄江南与朱嘉明

几天来，常常想到此生与江南已经超过四十余年的结识、交往、合作与友谊。我和江南的结识，且一见如故，是因为我们是1978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的同班同学。
那是1978年10月，同班19名同学，唯江南与我来往从密，我们一起切磋学问，包括国民经济结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触及到了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机制，而这时还没有机会读到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期经济学》；我们一起参与社会调查；我们一起参与《历史的沉思》的组稿和编写；我们一起开始组织国民经济形势讨论会，起始于北师大的木板房；我们一起过年不回家，全力补习英语，准备出国。
从1980年末，江南和我的合作增加为四个人的合作，翁永曦称之为“康拜因”，不知道什么时候演变为“四君子”合作，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1984年2月，杭州西湖商议莫干山会议。左起刘佑成、黄江南、朱嘉明、孙皓辉 还有值得回忆的是1981年春节前后，马洪带着我们一起参与宝钢是否下马的论证会。那时我们人微言轻，但是，我们关于宝钢不可下马，需要继续建下去的主张，最终得以被决策层所接受。我们所坚持的观点是：相比较下马，继续宝钢建设，不论是从成本上，还是从中国钢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上，都是更好的选择。1981年8月，中央决定宝钢建设重新上马。 那时的江南，意气风发，体育素质出众。在研究生院的每天下午，江南和我几乎都在篮球场度过。江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运动会所创造的跳高、跳远和跑步记录，估计至今没有人打破。这期间，江南在我们这代人中可能最早得到出国机会，去了日本，回来还没有忘记给“康拜因”的其他三位带礼物。我得到的是一条裤子。那时，江南是到我在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家中最多的朋友。我们午餐最多的是煮切面。 1985年夏，中南海，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黃江南、丁宁宁
1981年，研究生院毕业。这之前，我已经参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建，江南留在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马洪又将江南借调到中心。这期间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进来了皮声浩，程秀生、李善同、庞邦选，许小年，丁宁宁，陈越等30岁左右的一批青年人，大家生机勃勃，从月坛北小街经济所对面的3号楼到中南海的工字楼，每天工作没有下班，锻炼则有排球，兵兵球，还有中南海游泳和滑冰，煞是那个时代的绝响。

在那个年代，江南和我虽有“单位”，但是并不让自己受制于单位或体制框架。在京城里，恐怕只有我们俩人，在体制外发起和参与了至今值得骄傲的一件又一件事情。能够被历史记下来的包括：支持和参与《走向未来丛书》；发起和组织1984莫干山会议和后来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黄江南在演讲中

1983年，江南和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关于科技革命和中国发展战略的大讨论，就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提出了至今没有过时的思想。在当时，受到了有组织的批判，只是那时的氛围使这样的批判无法形成气候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其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们前往河南省人民政府任职，还有建立的河南省政府咨询团。
这件事起源于我与1984年参与中原油田体制改革设计，经省委办公厅秘书王忠林的安排，得以向当时省委书记刘杰、何竹康直接汇报工作，进而出现刘杰书记和何竹康省长提出请我们直接在河南参与改革，而不是仅仅在北京做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于是就有了我任河南省体改委副主任，江南任外经贸委副主任，以及筹建中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故事。
如今王忠林已经故去，好在几年前，他对这段历史做了回顾，留下了珍贵的文字。2018年，刘杰书记102岁去世；何竹康省长健在，生活在郑州。

朱嘉明

今天想起来，那时北京青年人的网络能够连成一片，江南是一个关键“节点”。因江南，我认识了王小强、王小鲁；认识了林春、李银河；认识了张钢；认识了江北辰，老陈、何维凌，以及四人合作的其他二人。可以说，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江南对北京年轻人社会网络形成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那时的我们，何等的年轻，何等的激情，何等的不知疲倦，思想、写作、会议；讨论、辩论，高谈阔论，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
这期间，柯云路写了一本小说叫《夜与昼》，书名的这三个字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哪有白天和黑夜，哪有春夏秋天的差别。1980年代，不仅我们处于青春岁月，改革也是青春岁月。很多年之后，我曾经谈过支撑这个时代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三者缺一不可。

1997年4月25日，杜润生（前排左二）、王岐山（前排左三）等在北大祝贺致福轩修复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迁址

 1989年元旦，老陈、王小强、黄江南和我，聚会于北京香山饭店，讨论筹备春天召开纪念改革十周年的中青年研讨会。之后，江南去了美国纽约，准备亲身实践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外贸改革；我则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法学院，研究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法律制度问题。我和江南再见面，是1989年6月，地点纽约。
后来，从1989年至1995年，江南以纽约为中心，我以波士顿为中心，维持着相当频繁的交往。江南在纽约的住处，就是我到纽约的落脚之地。非常难得可贵的是，这期间的江南做了人生选择，那就是成为一个完全靠自己，有独立人格的Business Man。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选择。

2012年聚会留影。左起：周昂，喻杉，荣剑，周为民，周志兴，朱嘉明，黄江南，华生，郝一生，王瑛，柳红，王巍 

江南母亲黄群，曾经是原工业机械部的老人，为儿子能够重回体制，多方奔走，四处安排，江南却没有接受。这个时候江南的生意，不是越做越大，而是萎缩，其艰辛和压力是超出人们想象的。我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后来，江南回国，到光大公司工作，主持发展战略研究，也在吉林参与了第一批生物药投资。我则在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创业，并计划在柬埔寨的金边创建“东盟货币交换中心”，江南专门来到金边，并找到了国内支持机构。可惜，1997年7月，柬埔寨发生政变，此事半途而废。

2019年11月，北京

再后来，我于2000年到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作，惦记着江南，安排江南成为工发组织的顾问。江南开启了投行业务。2003年以后，我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江南专心于中国的创业，他的境地逐渐改变。我自然由衷高兴。

2014年至2015年，因为“观念经济学”，江南和我再次走到一起。从北京到台北，从台北再到北京，反反复复，对观念经济学的框架、内容做持续不断地探讨。在这几年中，江南对“观念经济学”的执著，在所有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令我赞赏和肯定。在我们这代人中，甚至更年轻的人中，这种对学术的执著，也是罕见的。

翁永曦

2018年1月，深圳，讨论观念经济学

我与江南相识于1970年代末，走过了1980年代，1990年代，21世纪的两个20年，现在进入第五个十年。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江南和我的名字不可分割的日子。今天，我在江南70岁生日之时，回忆这么多，为了凝结成一个由衷的祝福：祝福江南及全家一切都好！也祝福我们的同代人，在过去四十余年有这样或那样交往的同代人，在至少未来十年至二十年中，还能与时俱进，有所创造，有所贡献。

我以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主题歌《终身的朋友》的第一段歌词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感到我无需用语言

你也能理解我的心绪和情感

仿佛相识已有多少年

你从我的目光能看见

能感应世界给予我的苦和甜  

2020年元旦，于国际旅途中

2015年朱嘉明、柳红夫妇与蔡晓鹏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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