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6月丨特工老将袁庚跨界香港蛇口搞开发

新三届 2019-01-05

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袁庚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是高级情报官员，曾任职中共中央调查部司局级干部，负责东南亚等地情报事务。他“文革”中身系囹圄，就是因为康生整肃中调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原题

袁庚：“蛇口之父”

作者：王玉德

原载《中国新时代》2009年第1期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78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那场影响一代人的浩劫刚刚结束，留下的伤痛仍然紧紧揪住每个人的心口。人才短缺、物资短缺、商业萎缩、思想保守成为这一时段的典型特征。

这一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在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而在这一年的5月，《光明日报》刊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著名的社论，并旋即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想解放的思潮开始在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上启动。

这一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此时有人判断说，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回到一条正确的路线上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国庆大典上，面带紧张之色的李嘉诚出现在了北京天安门观礼的人群之中。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这位成功的香港商人将会成为招商局重新上路的见证人之一。

而此时，后来成为中国企业家典范的柳传志仍然蜗居在中科院计算所，他之后创办的联想集团，在之后的20年间在香港被树立为一个中国商业故事的传奇。与联想一起名列传奇的，还有在这一年重获生机的招商局。而历史在此时为招商局选择了一位61岁的老人，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

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开发情况

袁庚的一生充满传奇。他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镇，20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两年后入党，加入了在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而这支军队的司令员，正是后来与袁庚一起执掌招商局的曾生。

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经历中，袁庚的人生都布满跌宕起伏。1944年，他曾经以中共东江纵队联络处上校处长的身份，与史迪威、陈纳德等美军名将交换情报；1945年又以上校身份赴香港，与英国海军夏悫少将，负责日军受降谈判，为尽快结束“二战”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因此，1987年，美国庆贺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庆典时，袁庚被特邀作为三个特别“功勋贵宾”之一赴会。

建国后的1950年，袁庚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65年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之后，他曾经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之前的24小时，惊险地侦破了国民党特务的刺杀阴谋。然而，在莫须有的情况下，袁庚却以“特务罪”被康生一伙在同年4月陷害入狱，直到1973年9月底，经周恩来总理的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

重获自由之后的袁庚，通过廖承志的介绍，调到叶飞任部长的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再之后的1978年6月，正当袁庚考虑退休之时，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交通部长叶飞却向他交付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其去香港招商局检查工作，广泛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招商局。

就是这样一项任务，袁庚被再次推向历史前台，在此后将近15年的岁月中，他培育出蛇口这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并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改革蓝图推向深圳、珠三角、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第一人”。

袁庚首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接到任务后，军人出身的袁庚延续了其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两个月后，带着调研报告返回北京的袁庚向交通部党组汇报。在此基础上，10月9日，交通部党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这份文件提出了招商局历史上著名的24字经营方针，即“立足港澳、背靠内地、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并要求招商局争取5～8年发展成综合性大企业，并建议“允许招商局的业务净收入从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更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还建议授予招商局就地处理问题的机动权；授权招商局可以一次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从事业务活动；对此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有关人员可以就地批准，不必报国内审批等。

这份大大扩充了招商局的经营自主权、从而使其尽可能地摆脱旧的经济体制羁绊的文件很快获得批准，招商局从此开始再度启航。

而从事后解密的文件全文看，这份文件更大的重要性或许在于，它再一次将招商局已经断绝近50年的商业基因连续起来，使之仍然能够在正常的商业轨道上前行——政府主导下的业务范畴、多元化的经营渠道、综合化的业务取向——招商局自创办开始就存在的基因终于复活。

与此同时，交通部开始重组招商局的领导团队，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兼任董事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1978年10月，袁庚赴香港主持工作。就这样，袁庚成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29代掌门人”。

邓小平与袁庚

在这位曾经的军人带领下，招商局的低调作风被一挥而去，11月1日，袁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已经成为超级富豪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亲自出席。事后，有媒体如此评价这个见面会——“百年中资再度活跃”。

袁庚后来回忆说，这场宏大的酒会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我经常思考的是，第一，我们应该怎么做，招商局才能对得起国家寄予的厚望；第二，我们做什么，才能使这个牌子不是空有其表。”

但在当时，实际上还有另外的观点。就连一贯亲内地的《文汇报》都写道：“招商局在过去几十年间实际上只剩下了一块牌子，除了能够实现内地政府一些意图——比如从西方购买一些船只之外，它所有的经营架构都要重新组建。”

而此时的香港已经不是袁庚当年工作过的香港，前所未有的宏大时代已经展开。

研究经济的人通常认为，在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经历了两次经济转型：1950年以前香港经济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从1950年代起香港开始工业化，到1970年，工业出口占总出口的81%，标志着香港已从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实现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1970年代初，香港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香港金融、房地产、贸易、旅游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

更重要的是，随着香港经济起飞，百业繁荣，股市蓬勃发展，香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解除外汇及黄金管制、“解冻”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使得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大举涌入香港，香港金融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迈向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新时期。

蛇口的著名口号之一

在此进程中，金融业形成门类齐全而发达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而完善的监管制度，香港因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享誉全球。可以说，经过逾150年的发展，目前香港金融业已发展成为整体经济中最具战略价值的产业，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此，香港著名金融学家饶余庆教授的评价颇为准确：“香港之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香港经济的两大成就之一（另一成就是从转口港转变为富裕的工业经济体）。”

于是，在1979年初，香港《明报》的评论专栏上开始第一次提及“内地有望成为香港资源和经济战略腹地”的概念，产业转移开始成为这个时间段最热门的词汇。

正是香港如此的经济形势，为招商局在深圳蛇口的试点埋下了伏笔。

经过多年的转口贸易洗礼，已经有很多人深刻认识到，他们的主战场是香港，但经济腹地却是内地——这里庞大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百废待兴的基础商业架构以及有望在20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内撬动的消费市场，都足以让香港这个资源贫瘠的地区为之心动。

因而，在1979年开年之后，香港华商巨子霍英东就开始和广东省政府进行投资性接触，这就是后来的白天鹅大酒店。而此举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多香港商人都将之视为风向标，用来确证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是否能在经济上展开更紧密的合作。

这种微妙的变化，显然也没逃离袁庚的视线。后来他回忆说，“我的判断是，土地和人力，以及远远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先进政策，这是招商局最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只能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内实施。”

选择以内地作为重新起飞的基地，招商局也考虑了自己的现实处境。从1951年直至1978年，招商局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袁庚等人调查的结果也令人心痛：1950年起义时，招商局有13条船，包玉刚才有2条船。而今28年过去，包玉刚成了名扬天下的世界船王，其2000万吨的船队纵横四海，而招商局的资产总额满打满算不超过1.3亿！

招商局当时的一份文件显示了其对现实的判断：“其时香港寸土寸金，而招商局又缺乏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家也没有一分钱的支持，在香港投资发展困难重重。”

因而，招商局的管理层把目光投向了毗邻香港的深圳宝安县，决定在此选择投资开发工业区，以便充分利用内地丰富而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同时又能适当地利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使两地的优势得以相互结合，很好发挥，“既为招商局开发一个办厂的场地，又为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进行试验”。

1978年11月22日，袁庚带领有关人员赴广州与广东省方面开始接触，上报在广东沿海临近香港边境地区筹建招商局工业区的问题，并得到了大力支持。12月21日，时任招商局总经理的金石带领有关人员前往宝安县对工业区的选择进行考察，最终选址蛇口。

当时的文字资料显示，其时的蛇口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境小镇，密密麻麻的芭蕉树和荔枝林填充着大片大片空白的原野，海浪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地洗刷着海边的空地，海鸟将之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域，只有偶尔出现的走私人员才能打破它的寂静。于是，当时有人怀疑地问：“这会是最合适的地方么？”

1984年4月14日，谷牧听取袁庚汇报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情况

对于袁庚来说，这样的问题是可笑的。因为按照事后成型的时间表来看，袁庚压根就没有留时间给那些质疑他的人：1979年1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接见了袁庚等人，并表示国家不会给招商局钱来买船建港，“地可以给一块”，但“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这次会见，确定了袁庚等人要求的蛇口工业区选址的问题。

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一笔判半岛”，或者叫“划了一道圈”的故事——

在袁庚带去汇报用的香港简明地图上，李先念用铅笔对着南头半岛划了一杠，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这几乎是深圳市现在的一半面积，袁庚等人面面相觑，无人敢承担如此之大的幅员范围。最后，在这个地图上，李先念划出了现在蛇口工业区的红线范围，实地面积大约2.14平方公里。

后来很多人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招商局能够预判到现在的房地产和土地价格，当时拿下所有的土地，或许招商局不会经历如此之多的波折，“最不济卖地也能生存”。甚至袁庚本人至今也后悔，说当时胆子太小了，要不蛇口开发区的面积就不会是今天这么小了。

可是历史没有办法假设。

1979年4月1日，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成立。经过三个月的勘察设计工作，7月，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动工。这意味着走出政治运动阴影的中国进入第一个伟大的社会实验。

而也就是之前的1978年末，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农民签署血书，“私分土地，实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事件在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中最伟大的案例之一。

只不过很多年后，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们才认识到，它的作用或许不仅仅是告别了农村大锅饭，更重要的是，它从此解放了占有中国人数9成以上的农民，使他们第一次有了摆脱土地、自由流转的可能——而此举，能够解决像蛇口之类的外向型开发区的用工问题。

袁庚当时应该也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承担改革开放使命的蛇口工业区只有完全摆脱过去封闭、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套做法，探索出新路子，才能取得发展，“这些探索，包括了思想上、制度上、经营上的一系列创新”。

这似乎是招商局的宿命。在其过往百年历史上，它无数次的承担了这种社会实验，因而它必然也要承担社会实验带来的后果。很多学者都说，这不能说是招商局的幸运，因为它也在为先行者的地位付出代价。这就是国内经济学界一直传播的“招商局企业史的借鉴作用——不管是对是错，它总能留下一些东西，而因为其声名之显赫，使之更具有传播价值和参考价值”。

但不管如何，沉寂多年的招商局终于开始重新上路。依托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很快由一家交通部驻港“窗口机构”，变成一家真正的在港中资企业，由资产1.3亿港元的航运公司，壮大成资产逾200亿港元的大公司，产业涉及港口、工业、旅游酒店、园区开发、石化、金融等领域。

如今，在同业市场表现突出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股份、南玻科控、深赤湾、南山开发股份等公司，就是袁庚至今得意的作品。

1984年袁庚(左1)陪同邓小平视察蛇口

这种飞速的发展使招商局的发展在政治层面被赋予了更多背景：1981年6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蛇口建设经验时，首次提出了“蛇口模式”，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袁庚

作者：卢荻

原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

香港招商局 "第二十九代掌门人"

袁庚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业人。青年时代，日军侵华，国难当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东江纵队，担任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处长。1944年，盟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东江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袁庚负责筹建联络处，和美国派来的情报组合作，向盟军提供情报，得到盟军的赞誉，被认为对美国战略部队"有决定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袁庚又和驻港英军谈判我党领导的华南游击队撤出香港以及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事宜。

1946年6月，袁庚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曾任作战科长、炮兵团长，先后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南下，后又参加广东战役，他率领炮兵团参加了解放珠江口外的伶仃、大铲和万山群岛的战斗。

1950年代初，袁庚随陈赓抵达越南北方，成为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袁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他为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文化大革命"中，东江纵队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袁庚更因抗战时曾与盟军情报组合作被打成"国际间谍"，关进北京秦城监狱，"铁窗戏蚁"达七年之久。

1974年，袁庚的老上级曾生的冤案平反，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袁庚也从监狱出来，到交通部外事局任局长。他因业务关系再次赴香港。故地重游不禁大吃一惊，他看到香港一改1950年代的落后景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一片繁华。但每每从电视里看到偷渡到香港的大陆年轻人，戴着手铐被遣返回内地的镜头，心里便很不是滋味。

不久，他回到老家深圳大鹏，只见满目贫瘠荒凉，许多乡亲家徒四壁。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不啻有天壤之别，深圳河两岸的强烈反差，深深刺痛这位共产党人的心。他想，香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么繁荣，香港人都能做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

袁庚这次是奉交通部部长叶飞之命，到香港招商局调查经营情况的。招商局是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筹备建立起来的我国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其业务远及南洋及欧美西方各国，后来经营范围扩展到钢铁、煤炭、纺织、金融等部门，解放后，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袁庚在招商局深入调查研究后，为重振招商局雄风，加快经济发展，他代交通部起草了一份报告，即《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改变经营方针，冲破束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等。10月9日，交通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这一报告，三天之后，中共中央五个正副主席都圈阅了报告。

交通部以中央关于"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的批示作为经营方针，10月28日，决定由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调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成为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

袁庚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寸土寸金，难以扩大业务，因此，就想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国内的有利条件。找来找去，他们认为蛇口最合适。1978年11月22日，袁庚到广州找到主管广东省革委会工作的刘田夫，向他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曾生、刘田夫、袁庚是解放战争时期两广纵队时的老战友，建国后他们仍经常来往。

刘田夫听了袁庚的介绍和构想，认为和广东建立出口基地的设想不谋而合，当即表示："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12月18日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以及袁庚等抵达广州，和刘田夫等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刘田夫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等，凡是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广东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双方经过实地考察和比较选择，最后确定在蛇口兴建工业区。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驱车前往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当说到在蛇口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时，李先念以浓重的湖北口音爽快地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彭德清和袁庚喜出望外，壮壮胆子要了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地方。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说，袁庚当时应该顺口从李先念那里将整个南头半岛要下来。袁庚后来回忆说："当时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

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李先念还在报告上作了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具体落实事宜，批准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开发，在宝安县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的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1979年炎夏7月，袁庚率领一批拓荒者踏浪而来。当时的蛇口，一片荒滩野岭。海面上时常漂浮着令人痛心的被大海吞没的偷渡者的尸体。袁庚他们在蛇口点燃了第一响开山炮，蛇口工业区从此诞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跑点，袁庚也随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风云人物。但在那时，招商局内部不赞成办工业区的大有人在，交通部也有人说袁庚不务正业，甚至有一位负责人警告袁庚："到头来，你们会在蛇口人财两空，鸡飞蛋打的！"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确实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蛇口是中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当时外商虽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但因被西方称为的"铁幕"刚刚拉开，加之投资法规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蛇口。

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利用企业留成利润，注入将近1亿元资金，移山填海，开出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又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搞好了"五通一平"。接着，袁庚大胆从香港银行引外资，到1984年，借来的15亿港元(流动资金不算在内)，兴建了80多个工厂企业和一批生活服务设施，开通了国际微波通信和直通香港的客货运码头。

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纷沓而至，不出几年，就将8平方公里的荒滩秃岭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小城，数百家三资企业平地而起，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蛇口员工的工作准则和座右铭。不要国家拨款，自筹资金，自担风险，高速度地发展工业的模式，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深圳蛇口工业区

蛇口——改革的"试验场"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宦乡曾说袁庚对计划经济一窍不通，所以才搞出一个蛇口工业区来。袁庚过去活跃于军界、外交界，确实不懂经济。1975年，他陪丹麦B＆W公司的总裁参观上海的造船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经济管理。从上海造船厂与B＆W公司的造船厂的对比中，他开始醒悟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企业变成政府有关部门的附属物的严重弊端。

因此，一开始经营蛇口的时候，袁庚就意识到，如果照搬计划经济那一套，将难以摆脱旧框框的桎梏。工业区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否冲破条条块块的行政干预，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所以，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探索改革的道路前进，他在蛇口这块几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尝试。

袁庚说："蛇口的实践，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改革的试验。"他在一次对中外学者的演讲中说，"要移植、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建起一个繁荣城市不难，难的是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适应这种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进步的人，进步的社会，是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因此，在蛇口造就进步的人，创造一种进步的社会环境，是袁庚孜孜以求的理想。

后来，袁庚多次对人说，蛇口所以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这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特别有远见，说穿了，这些改革是由我们的资金来源方式和我们的经济地位逼出来的。蛇口的开发资金，除回收的钱之外，都是从香港银行借来的。招商局和我本人都下不了台，都要负法律责任。"因此，还贷的压力迫使袁庚他们十分重视经济效益，这种"先天性"的带有按市场机制动作的企业的本位功能，迫使他们不得不一开始就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采取一系列政策，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开路。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工业区成立若干个职能机构(办公室、企业室、总会计师室等)、13个专业公司(房地产、港务、劳动服务公司等)和若干个公用事业单位(公安局、医院、学校等)。职能机构属行政编制，13个专业公司属企业性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政、企分工的管理体制。外商进来洽谈项目，从土地、协议、项目、规模、供水、供电、电讯安装、劳动力招聘、职工住房租卖，均可以在一座大楼之内数天之间获得解决。

在干部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真实的事例给袁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起初，蛇口的干部都是从交通部系统抽调来的，有些干部的科学文学水平、国际基础常识太低，难以胜任对外开放工作。有的人甚至以为英国剑桥大学是学建桥的大学，有的人问美商："英国用英文，不知美国用什么文？"

袁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1980年他们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打破传统办法，改由通过考试从全国招聘人才。这个报告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后，袁庚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骑自行车到清华大学，钻进宿舍，同素不相识的学生对话、谈心，大谈蛇口的创业与前景，感动了一批清华园的"少年郎"，他们结伴南来。

袁庚他们先后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理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中，经过考试招聘了一批人才，经过分期培训，加以考察任用（国家机关直到1994年才在有北京户口的人员中公开招考公务员）。

有一位留学生日本的企业管理硕士，主动要求到蛇口工作，无奈关卡重重。袁庚知道后，两次给对方领导写信，请他高抬贵手，转让人才，终使这位留学生如愿以偿。蛇口通过招聘途径，使一批有各种专长、有潜能以及怀着振兴中华理想的"冒险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头半岛，陆续走上蛇口的管理层，成为业务和管理的骨干。

1983年袁庚陪同胡耀邦视察蛇口

针对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有些人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弊端，袁庚决心搬掉领导干部的"铁交椅"，干部进退由人民投票决定。1983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蛇口，袁庚人等人谈到，搞改革就是要全方位进行，这一主张得到了胡的赞同。袁庚等人在蛇口区试行直接无记名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和进行信任投票的办法，让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群众心中十分亮堂。

果然，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有志之士当选。任满一年时举行一次群众信任投票，凡是有过半数不信任票的立即更换，严重失职、渎职者可随时撤换。这样做要冒一定风险，但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小干部真正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葆其旺盛的青春。管委会还不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群众输送施政住处接受质询。蛇口推行民主试验之后，社会道德风尚有很大的进步。

袁庚他们还在劳动体制、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他们立志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取消干部原来的工资、行政级别，其收入取决于个人才能与贡献；管委会下各专业公司的干部、经理实行聘用制，能上能下；职工实行合同制，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住房商品化；大力倡导政治改革，提倡政治透明度和人民的知情权，保护职工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使群众敢于批评任何一位领导，制约法三章特权和淡化官本位……这一系列的改革以及它所带来的"蛇口模式"、"蛇口观念"，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许多发祥于蛇口的经验、观念，已辐射到内地，产生广泛的影响。

"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他们一点权力"

1978年10月，中央在批准交通部的请示报告时，给了招商局一点权力，可以审批500万美元项目，可以向国外银行抵押贷款。此外，再加上所属企业、工厂经营管理上有一些自主权。袁庚他们就凭这一点权力，大刀阔斧地改革，开创"第一个吃螃蟹"之举。

创业分阶段为了鼓励员工多劳多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给他们多发些奖金，国家许多部门不同意，袁庚他们一级一级请示，一直写报告到国务院才得批准。后来随着工业区的发展，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样说他们都不同意。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袁庚一再地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

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发展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包括项目审批权，袁庚和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用层层请示，住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

同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车来到蛇口，先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邓小平看了工业区的全景模型后，走到窑前，居高临下，俯瞰工业区的景色。他指着附近的码头，询问建设情况。袁庚回答说："工业区开发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兴建码头，花了一年的时间建成了600多米的码头，现在已经使用4年了，可停泊3000吨至5000吨的货轮。"邓小平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1984年袁庚陪同邓小平、杨尚昆视察蛇口

接着，袁庚就工业区的建设以及工资、人事、住房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邓小平等作了全面汇报。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邓小平视察了蛇口工业区后，指出："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随后，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合资企业华益铝华材厂。接着应袁庚的邀请，来到"海上世界"作客。"海上世界"是由一艘豪华油轮"改装成的酒楼宾馆，邓小平兴致很高，登上九层，欣然就餐，并参观了船上游乐设施。

离船前，应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字。邓小平这次南巡，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分别为特区题词。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部总理谷牧说："邓小平这次南方观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划上句号。"

"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来自北京等地的三位闻名全国的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近70名青年出席了座谈会。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专家展开了激烈论战。

争论的焦点：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有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

二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无端占用他人的劳动的"左"的残余。

青年教育专家对此大为不悦。有人起草了《"蛇口座谈会"始末》，整蛇口青年的"材料"，并对蛇口青年的态度和一些言论提了批语袁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2月1日，《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多家报刊相继作了报道或转载，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次争论持续了半年多，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

事隔10余年，袁庚对记者说：现在回过头看，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理解。它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讲的是公平合理，计划经济讲的是服从和无私奉献。这个社会应该做到公平合理。合理的才是道德的。当然，个人的道德修养另当别论，就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而言，离开公平合理讲无私奉献是带强迫性的道德要求，只会造就另外一批占别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经济生活密电码切相关，他们不愿意接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准则，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另一方面，在蛇口，人们已经惯地、公开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讲错什么，也不担心祸从口出，再说这样的争论在蛇口也司空见惯。所以，"蛇口风波"虽然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大家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袁庚建设民主政治、保护言论自由以及提倡各种新观念、进行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

晚年袁庚

袁庚曾到过世界上许多加工区考察过，他对蛇口工业区的发展目标很明确，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外资投资为主，产品外销为主"的建设方针。袁庚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工业能创造最大的财富，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促进商业、旅游和服务行业的持久繁荣。因此，当别人靠商业贸易、房地产或者东"倒"西"倒"大发其财的时候，蛇口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为主"的方针，眼睛始终盯着国际市场，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20个年头过去了，蛇口已由一片荒滩秃岭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袁庚接手招商局的时候，总资产为1,3亿元人民币，到1992年他离任的时候，招商局总资产已达200亿元人民币，其中蛇口工业区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袁庚不仅是一位执著追求、充满革命激情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身体力行、敢冒风险的苦干实干家，他在花甲之年到蛇口导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开放活剧，使默默无闻的蛇口一度成为一方热土，而他自己也因此迈向革命生涯的颠峰，赢得了海内外的如潮好评，闻名遐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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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1980年代

袁庚、王石与蛇口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