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丨梁湘：不该遗忘的深圳开荒牛
老编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徐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条法处。1983年赴深圳任对外律师所律师，1984年任深圳经贸律师所主任，1985年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1990年任司法部派驻香港中国法律服务公司董事副总、香港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01年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003年任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2010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兼职中国人民大学校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兼职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律师研究所理事长、深圳蓝海经济研究院荣誉院长。
原题
不该遗忘的功臣
——追忆梁湘
作者：徐建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全国在评选改革的功臣。听说深圳的袁庚、李灏、任正非、马明哲、马化腾榜上有名，这无可非议。然而在深圳人民的心里，在老一代开荒牛的心底，还有一位居功甚伟不该被遗忘的大功臣，那就是梁湘。
梁湘，1981年至1986年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是最苦时期的“苦官”。他十几平米的办公室摆了九张桌子，晚上在蚊帐里批文件，在铁皮房主持常委会。就是这届班子，就是梁湘，以“大胆地干，如果错了，由我负责”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的大无畏气概，“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用智慧、勇气和担当，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为深圳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注入了“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灵魂。
我有幸经历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83年我从央行到深圳做律师，1985年担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亲眼目睹了梁湘市长的风采。记得有次汇报完工作，我问他，“特区成立了多年了，没有人大政协，你是不是忘了？”他说，“你读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是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深圳是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我不想设人大政协，搞得跟内地一样。”我又问，“你想搞什么样的政体？”他说，“我看港督制就不错，港督对英女王负责，我对总书记負责，不要那么多婆婆，深圳才能特起来。”我听后振聋发聩提醐灌顶（在后来我参予起草的深圳政改草案中，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还有一次在市长办公会上，一位省领导来电话，梁湘不客气地回答，“请你对深圳的事，少点指手画脚，要不你来当市长！”这就是梁湘，铮铮铁骨，刚烈汉子。他曾为核电站设在深圳反对过，也为曾将深圳机场定在深圳湾（现深圳大学）发过火，虽然事后证明他是对的，但也因此得罪了某些人。
1986年，在梁湘这个开荒牛大展宏图，实现凌云之志的时候，却黯然离去。告别会上，他深情地说，“我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愿死在这个地方，死后，请把我埋在梧桐山下。”我和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苍天有眼，1988年中央决定重新启用梁湘，担任海南省省长。他曾问我，愿不愿去海南？我想了想说，刚当了深圳的开荒牛，不想再去海南开荒了。后来他选了习正宁（习仲勋长子）出任海南司法厅长（1998年因心脏病去世）。梁湘到了海南，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他制定了开发杨浦港和旅游资源的宏大规划，掀起了百万人下海南的热潮。
许士杰、梁湘揭为海南省揭牌
没想到的是，1989年9月，报纸上登出撤销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说是贪官，列了四条罪状。这使人愕然难以置信。不久，有人带给我一份梁湘在羁押期间，写给杨尚昆、邓小平的申诉信。
记得信中写道，“我1937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审查，直到《人民日报》登出我四条罪状。说我犯错误可以，说我是贪官，绝不接受！反驳如下： 一是，说我用公款请家宴。事实是：有年春节，我和家人在酒楼吃饭，公安部五局的曹少岩局长和海南的银行行长来了，饭桌上谈的几乎都是工作。我有事提前走了，还嘱咐儿子买单。直到工作组来调查，我才知道这顿饭是行长花了1500元买的单。这不该算我动用公款 ，非要算也只能算我750元。 二是，说我用公款买西装。事实是：有次出国走得急，到了香港才发现只穿西裤没穿上衣。驻港公司花两千元给我买了套西装，我让儿子事后补付了款，收据还在，不能算我贪污。 三是，说我儿子倒卖70台汽车。我儿子是公安部派驻香港的干部，我不知道此事，也没帮他搞批文。我问过他，盈利都上交了公安部。 四是，说我夫人在海南倒卖两套别墅。我夫人是国企的领导，买卖别墅属正常经营，盈利都归了国企。”
看完这封申诉信，我的脑海里蹦出了四个字“欲加之罪”！冤枉啊，实在冤枉！没想到的是这个冤枉，一直持续1998年12月13日，梁湘生命的终结。他用仕途和生命做赌注，成了“为改革而生，为改革而死”的人，最终连他“请把我埋在梧桐山”的遗嘱也没实现，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带憾离去。
然而，百姓心中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听说梁湘病危，任重夷从病床上拔掉针管去看他；袁庚从百里之外赶去广州哭倒在他床前；于光远发出《重评梁湘》的呐喊；深圳的工程兵为梁湘雕刻了塑像；企业家应宪拍了《梁湘回家》；风凰卫视播了回忆梁湘的专辑；他的秘书周旭东正在以当年的五十本日记，书写着梁湘的《血路》……
本文作者在梁湘塑像前留影
2016年袁庚去世，极尽哀荣。我写了篇《袁庚流芳百世，梁湘饮恨九泉》的博文，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呼吁还梁湘以公道，引起很大的反响。王石从海外打电话支持，邹尔康老常委率先签字，素未谋面的任克雷也来签字，还有许多梁湘当年的战友属下都纷纷要来签字。后因上级领导认为“条件不成熟”而搁浅。
我记得媒体报道过，邓小平说，“梁湘思想很解放，你们可以到深圳看看。”我当年到深圳迎宾馆拜访习老和齐心阿姨，谈起梁湘，习老也说，“他是有功之人啊！”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了，难道还等到五十年六十年条件才成熟？我们还能等到那天吗？
我知道历史的恩怨错综复杂，也无意立刻为梁湘全面翻案。我认为这次评选就是评改革开放特定历史阶段的先驱和功臣，不是评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就凭“梁湘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担任过深圳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过海南省委副书记和省长，为两个特区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见梁湘去世后海南省委正式发布的梁湘生平）”，就凭梁湘在中国改革史上的地位和国内外的影响，评个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百位功臣之一，应该实至名归不为过吧？让那些以“稳不稳当，安不安全”为出发点的官员，让那些准备再出发的人们，面对梁湘等改革先驱，汲取他们敢作敢为不怕牺牲的担当之心，重温那激情忘我的历史时空，不正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初心吗？
深圳开荒牛：徐建
2018年7月13日于深圳
本文作者在香港
徐建专页
文章由作者授权本号推送，图片选自网络
延伸阅读
习仲勋评“孺子牛”梁湘：
深圳改革中功劳最大
转载自微信公号深圳基建工程兵
核心提示：2008年春天，有人在深圳某个公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座雕像，在仔细辨认之下才确认这是曾经的深圳市市长梁湘的雕像，梁湘在特区初创的1981年到1985年期间主政深圳，那么支持他的人说他是特区建设的拓荒牛是最苦时期的苦官，反对他的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都卖给了外国人”，习仲勋则评价他在深圳的改革中“功劳最大”，然而30多年过去了，梁湘这个名字以及他的故事和这座被遗忘在公墓中的雕像一样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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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9日
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节目
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2008年春天，有人在深圳某个公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座雕像，在仔细辨认之下才确认这是曾经的深圳市市长梁湘的雕像，梁湘在特区初创的1981年到1985年期间主政深圳，那么支持他的人说他是特区建设的拓荒牛是最苦时期的苦官，反对他的人说“姓梁的把国土主权都卖给了外国人”，习仲勋则评价他在深圳的改革中“功劳最大”，然而30多年过去了，梁湘这个名字以及他的故事和这座被遗忘在公墓中的雕像一样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
解说：2016年3月2日，在梁湘之子梁明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座只有寥寥数人知道的雕像。
梁明（梁湘之子）：五六年前，市民政局坟场那个管理处打电话找我，就说深圳的群众呢还是很怀念我父亲的，就希望呢能把我爸爸的一个雕像吧，或者他葬在这里也行，当时雕好了以后一直把这个雕像是丢弃在这个坟场的雕墓碑的那个石场里头，后来又群众就找了这个塑料布啊把它给罩起来，不再让它风吹雨打，确实在这个荒野里头没人知道的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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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后来一个企业家听说了这件事，和梁明商议，为这座雕像找了一处安放之地，这家企业的前身正是梁湘主政深圳期间力主从北京调来的基建工程兵兵团，而梁湘与基建工程兵的渊源还要从他到深圳上任的那年说起。早在1979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就向邓小平提出“只要中央给政策，广东可以走得更快些”，随后中央决定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两年之后，原深圳市委第一记吴南生卸任，此时已经接任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经过多方调查讨论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主政深圳的人选，梁湘，但是此时的梁湘已经62岁，在广州也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他对于到深圳上任顾虑很多。
李次岩（任仲夷秘书）：那当时呢省委呢一就是首先是让刘田夫，就省长刘田夫做他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完全能说服他，以后呢让当时任那个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梁灵光再去说服他，他自己不愿意走。
梁明：开始我爸还真是，思想还是没有转过弯来说老实话，怎么突然一下子跑到一个很落后，很荒凉，虽然说是，是吧，毗邻港澳，但是实际上它是天壤之别的啊，差距太大了，这么一个小县城，他说怎么搞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法，心中无数，他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的。
李次岩：最后就到了任仲夷去说服他，任仲夷是在省委他的办公室，叫梁湘去的，在那里谈的有好多个小时，可能有五六个小时吧，从傍晚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那么长时间，当时梁湘还是没有下决心要去。
解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深圳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没有大学，没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仅有的文化设施是一个书店和一家五十年代盖的剧院，虽然毗邻港澳，却与港澳天壤之别。
梁明：这边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就是黑灯瞎火，那边呢我们坐飞机经过香港的时候看到那边就是还以为是火灾呢，那一片火海底下，看那个灯光啊，飞到我们的大陆这边呢，你看到深圳上空，就是黑灯瞎火一大片。
解说：抛开深圳当时发展较慢的现状，梁湘还向任仲夷提出了自己的两点忧虑，他认为当时深圳的领导班底太弱，同时市委没有自主权，担心到深圳上任后无法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任仲夷听后当即拍板“只要你认为可以的，省委一定支持你”于是梁湘自主挑选干部政策上灵活机动不必事事上报。
李次岩：他当时是一种进去的时候是一种心情很沉重的那种，可是出来的时候已经很开朗了，还跟那个任仲夷说笑话，打开门的时候他说的话刚说完话音刚落，任仲夷在哈哈笑，可见他已经这已经完全说服他了。
解说：梁湘原名梁百生，1919年11月生于广东开平的一户华侨家庭，梁家兄弟四人，梁湘排行第二，在三弟梁文森的记忆中1936年年仅18岁的梁湘孤身一人离开父母独自徒步前往延安参加革命时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
梁文森（梁湘三弟）他给妈妈说，他说哎呀，现在日本鬼子都侵略中国了，又要往南（进攻）了，那个时候它就大举进攻这个大陆，那么眼看着他说广州恐怕要沦陷了，他说这个没法念书了，怎么念呢，他说忠孝不能两全啊。
解说：梁湘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共产主义，1935年加入中国青年同盟成为了广州市第一批共产党员，他拿回家读书的书是兄弟们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的，梁文森说，二哥从小就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
梁文森：我小时候我妈妈带着我跟他一起去看我外婆，我外婆离我们大概有好几里路，要过一个小河，我们走的那个路径，有那大路，他偏不走，他要走这小路，他要看，你看看谁先到那边，他要走捷径，你看一般人不敢这样的，他就敢于这样。
解说：敢为他人之不敢为，年过花甲的梁湘终于披挂上阵，要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1981年3月，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发出一道电令，决定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立即到任。
梁明：中央一直在说，这个搞特区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是吧，没有现成的这些经验可取。
黎伯忠（梁湘秘书）：他就要面对一个，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特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前面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怎么办。
解说：梁湘从事城市建设工作30多年，非常重视制订深圳建设的规划蓝图，有人向他建议不如照搬香港的发展模式，也有人向他提出深圳可以作为原材料加工地，然而这两种方案都没有得到梁湘的青睐，他希望深圳的建设能拥有自己的特色。
梁明：办深圳经济特区，他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要办就要办一个像样的，一个大的特区，这个是有可以做示范性的，可以在国内可以做推广的，要办就办好一点，就像样点，如果说搞一些这个原料加工啊，那些三来一补啊，他根本他看不上。
解说：此时无论是特区政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将目光聚集到了一点上，梁湘主政下的深圳要向何处发展，梁湘没有急于表态，而是亲自组织起一个包含了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班子，实地考察了深圳的各个角落，派人到香港和国外去学习，初步拟定了发展规划的大纲，并且邀请了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学者来到深圳，准备着手初拟深圳发展建设规划大纲。
黎伯忠：他这个也曾经说过，我们深圳市的将来的建设呢尽量避免不要像香港叫做石屎林，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梁明：花园城市要各有特色，小孩你看不要刷成一个颜色，小孩进门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怎么行啊。
解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八易其稿，1982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终于出炉，《大纲》描绘出了梁湘理想中深圳特区的面貌，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业、农牧、旅游、住宅、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但是当时中央对特区的政策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说的更加明白，特区要靠对外伸手对内手拉手，靠地皮、嘴皮和互不扯皮，虽然有了蓝图，开发所需的经费、人才却成了摆在梁湘面前的头等难题。
田桐：据说梁湘刚到深圳的时候在宝安县委办公楼里办公，15平方米的办公室要摆9个桌子，到了夏天蚊虫飞舞，蚊子有两厘米那么长，牙签那么粗，连电线上都爬满了蚊子，梁湘最少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一个铁皮房里主持常委会会议，边吃饭边听汇报，晚上呢就坐在蚊帐里批文件，有人说他是特区建设时期最苦的苦官。
解说：邹旭东，梁湘的生活秘书，他悉心保存了多年的笔记本记录着梁湘在1982年至1986年所有的工作安排，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没有休息日的特区一把手。
邹旭东：他每天晚上几乎都去看工地，十点多钟回来，因为他的家属没有来，我的家属也没有来，所以他的家属没有来呢，我就住在他那里，看完工地回来以后他就冲凉，他冲凉呢我就煮宵夜，那时候没有人什么请吃饭的，不肚饿的时候就一个面一个人一个鸡蛋，肚饿的时候是两个鸡蛋，等到吃完了这个宵夜以后，我冲凉，他就在批文件，礼拜天来说他是三分之二不休息，你随便翻都翻得到这个你看，这个礼拜天不休息，不休息不休息，你怎么翻过来翻过去都翻得出来，里看这里休息了，这里不休息，没写字的就休息了，没得写的，不休息不休息，不休息不休息，这个休息，有时候外出开会，不休息不休息。
解说：此时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百业待兴的阶段，深圳也不例外，兴建基础设施工程需要巨额资金，这笔钱从哪里来，一次梁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的房地产商采取的是预售住宅楼宇的方法将预售得来的资金又投进新开的建设项目里，梁湘说不要像地主老财那样，把钱深藏于地下，要把死钱变成活钱。发展建设需要人手，但是梁湘手头的建筑公司原本只有500多人，此前又经过了两次逃港潮只剩下300人左右，急于发展建设，却苦于人手不足，这让初来乍到的梁湘束手无策，恰在此时1982年的大裁军让他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梁明：我们现在看到这群雕像呢是八十年代初期，在深圳经济特区草创阶段呢有两万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个师集体转业到深圳来，参与到这个特区的建设，他们能集体转业到深圳特区来是非常周折的。
解说：基建工程兵是上世纪60年代国家为确保一些重点工程建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批准组建的。1982年为了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这样一来几十万工程兵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梁明：办这个大的特区，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有强大施工能力的队伍来做的，这很难实现的。第二个呢如果是靠我们省里头的这些国有企业基建队伍，他们是吃皇粮的，你要有计划任务他才能做，没有计划任务他也不能做，就是深圳市呢自己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基建队伍，是吧，这个是没法做的，他就跟那个管这个，管组织的刘波同志就说了，就光靠我们这几个卷着裤腿的，刚刚从田里洗脚上田的人能办得成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经济特区吗？你赶紧给我去找人去。
解说：梁湘想请国务院调拨部分基建工程兵来深圳参加特区建设，但是内部却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深圳连自己的施工队伍都还没吃饱哪有余粮去周济别人，要是工程兵来了等于一碗米饭分给两个人吃。
梁明：但是你省里头的队伍呢他不听市里的指挥的啊，是吧，他自己有领导体系，有他的管理体制，这个对特区的发展还是很不利，我爸爸最后自己拍板，就给了当时的基建工程兵的司令，叫做李人林，这个司令员写的一封信，就说同意把这个基建工程兵全部接收过来，两个师他们全吃下来，没问题，那个李司令很感动啊当时，是吧，给他们是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解说：1982年冬，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抵达深圳，他们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行李，南下深圳，有人说他们是“南下大军”，然而这些满怀希望来到深圳的工程兵在他们第一次踏上特区的土地时都被眼前的杂草丛生、蚊虫飞舞的景象惊呆了。虽然梁湘和市政府在本就拮据的预算中拿出了3000万人民币，用于安置刚刚来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但是由于人数庞大，这点经费所起到的作用甚微，他们还是只能在深圳湾畔的竹子林一带用卢竹、油毛毡搭盖草棚，就近打井取水，暂且安置下来，战士们戏称这是“竹林宾馆”，相对于艰苦的居住条件工程兵对于深圳的气侯和饮食习惯更加难以适应，梁湘对此十分关心，经常前往工程兵住地，为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黎伯忠：因为那些（人）知道他是市长了，哎呀，他说市长这个苦一点累一点都没有什么问题，改革开放嘛，大家都这么拼了命了干了，就是生活上有点不习惯，他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吃辣椒，吃不上辣椒有点儿不习惯，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他就记得这个事情，哦，他说这样啊，他也没吭声，他回到办公室就告诉我，他说你把那个商业局的局长给我叫来，交代这个事情，结果后来派他到四川就采购了大批辣椒。
解说：黎伯忠回忆工程兵来到深圳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梁湘带他一起去工地看望基建工程兵，有些工人的胡子也长了头发也长，梁湘半开玩笑地说快过年了你们应该把头发理一理，胡子刮一刮，那些工人却回答说，现在任务很重，夜里都要加班，没有时间，有点时间还找不到理发的地方。
黎伯忠：后来这个事情一回到办公室他说梁湘交代我，他说你把我们那个武警指挥部的指挥长叫王攻坚叫来，叫到办公室来梁湘就问他他说你部队有多少兵会理发的，你给我找出来，另外给他们都配上一套工具，全都给我派到各个建筑工地去义务理发，不准收钱，你说这个深圳的这个速度深圳一夜城这个不是唱出来的，不是轻轻松松说出来的，它是干出来的，就是这么调动千军万马的。
解说：在梁湘推行的众多改革政策中，基建工程招投标是重中之重，1981年夏，梁湘提议深圳要兴建第一座高层建筑，二十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一开始工程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担，但是这家公司连续三次更改要价一再拖延工期，一个月过去了，工地上已经长出了杂草。
邹旭东：梁湘发火了，死了张屠夫，也不吃混毛猪，就招投标。
黎伯忠：搞了这个建筑招投标之后我还听说省建委的领导还专门批评他，他说你梁湘你这样干，他说我这个建委主任还当不当了，我们那个建筑队伍怎么活呀，梁湘自己跟我说的，后来他这个也很放开，他说这样，你按照这个计划你给我承包，你按时提早完成我奖励你，这样用这个办法后来搞得很成功。
解说：招投标就是把基建工程项目面向市场公开招标，实行市场竞争机制，但是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做法如同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有人提醒梁湘尤其不要对港澳公司招投标，认为那是主权问题，梁湘说，竞争促改革，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该谁来干，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工程招投标的做法保证了施工效率，但是这一做法却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刚到深圳的工程兵很不适应这种招投标机制，他们历来是做指令性工程，此时让他们和其他单位竞争中标率很低，有时只好等别的施工队接到工程后从人家指缝中领点活干。
黎伯忠：那么这个工程兵既然来到以后，他也要走这条路，要搞工程招投标啊，你技术行人家就给工程给你做，你技术不行也不给做。
解说：工程兵没活干，近一万五千人等工问题摆在了梁湘面前，两万工程兵是他力主调来深圳的，现在很多人却停薪回家，或是临时去干些理发、挖沙、修自行车来维持生计，梁湘找来其他市领导讨论，有人提议，政府扶持一下工程兵，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派则说，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自学游泳吧，不会游泳的人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了，梁湘听后沉默良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一定会被淹死的，我们起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水泡。
黎伯忠：后来政府就采取一个办法，这个一个呢就是说采取掺沙子的办法，把这两个公司的一些工程兵有一部分技术力量比较差的就分解出来，然后从内地想办法调一些技术强一些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进去，掺沙子，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说：从1983年开始，基建工程兵承担了特区建设大约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务，成为深圳市建设施工的主力之一，深圳的第一条路第一个小区绝大多数十八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建设统统由这两万南下的基建工程兵完成修建，深圳从一个破败荒凉的小镇数年之间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深圳速度”一词一夜之间不胫而走。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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