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来龙去脉

沈宝祥新三届 2019-08-28

原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龙去脉

作者：沈宝祥

原载《瞭望》2009年07月16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是刊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光明日报和修改过的清样

大讨论带来思想大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这场大讨论前后历时三年多。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历史必然性

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发展为一场大讨论，是因为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场讨论。

十年“文革”中，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

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领导者的态度，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批邓、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把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等等，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的，这些，都要“坚决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不能改变。

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要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

“两个凡是”，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争论不可避免。

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的该文

大讨论局面的形成和取得成功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发展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指责。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硬说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很坏很坏，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这个讲话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刚兴起的讨论的有力支持。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

从1978年8月开始，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发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谈话，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使更多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

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八、九、十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二百多与会者结合实际，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与会者以实践为标准，议论了“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议论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在与会者讨论的基础上，党中央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消了中央关于批邓的文件，提出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是对这个讨论所作的最好的总结。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新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延伸阅读

1978年：

胡福明与由他所引发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

作者：邓冰

原载《中华儿女》2008年第6期

司号员，战斗中吹响冲锋号角的英雄。民族，需要集结号；历史，需要司号员。1978年的中国，正经历自建国以来最深刻最重大的一场政治危机。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但信仰危机形同重卵，经济危机一触即发，一场更深刻更重大的变化正悄悄袭向心神俱疲的全体中国人民。看似一切都在恢复与重生，实则各种矛盾与冲突已渐发酵至临界点，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历史事件甚至变故。

时隔30年，我们回望历史，要感谢一位在1978年那个复杂政治环境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拿起手中如椽大笔，以文字为号角毅然吹响思想战线战斗的斗士。他是影响我们时代历史的司号员：胡福明。

正是他那篇两肩担正义、一气呵然成的引时而为的战斗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吹响了向陈旧思想挑战的号角，成为邓小平演绎时代大戏最有力的前奏。历史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直接催生了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划时代讨论。

他一生信奉独立思考，30年前蹲在医院走廊，一边照顾病妻，一边思考着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最终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35年，胡福明出生于江南水乡无锡，自小就信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做事素不盲从。他于1955年9月考人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但翌年又转入自己更喜欢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他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历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他那篇后来引发思想理论界轰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天的胡福明，已经从工作岗位引退，之前他是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虽然现在无官一身轻，但江苏省政协仍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而他也习惯每天早饭后来这里看书、读报、写写文章。作为一位思想者，著书立说，探究问题本源是他热爱的工作与事业。他不喜张扬，更不愿在聚光灯下露脸，如果不是这样特殊的日子，他是不打算走出他的书斋的。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真理标准”大讨论30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领域一位特殊而重要的人物，他无法保持沉默。

他原本是希望做一辈子教师工作的，但30年前，受良心与责任之驱，他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呼唤时代，从此命运转航，他汇入了时代发展的滚滚洪流。

他一生信奉独立思考，也许正因如此，30年前才得以蹲在医院走廊，一边照顾着病妻，一边思考着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并最终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如果没有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的这篇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如果没有旋即成为拥邓力量的这第二次呐喊，中国的1978会比后来证明的可能逊色许多。言及写作此文的初衷，胡福明说，1977年秋他写这篇文章并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出于历史责任感，是自觉自愿去做的，因为“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但是，一切并不像老人说的那么简单，1978年的中国，仍在动荡与分化中徘徊，虽然这篇文章最终被证明成为时代的号角，最终广纳人心，汇成时代最强音，但就当时而言，它也有可能成为“极左”力量攻击胡福明反党的罪证。胡福明显然从来没有更多去考虑个人的安危，几十年过去，他一直认为，他只是做了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1979年，胡福明在南京大学给哲学系学生讲课

2008年，为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他又马不停蹄奔忙在全国各地，2月21日刚在广州“青年论坛”发表题为《解放思想，青年先锋》的演讲。4月11日又赶赴在杭州发表题为《“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的演讲，4月18日再赶往深圳发表题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演讲……

自建国以来，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出自民间，却引起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如此重视和多次修改的文章，至今无出其右

1976年金秋十月，十年“文革”正走向尾声，虽然前途依然不明，但毕竟让人看到希望。这一年，横行一时的“四人帮”倒台。胡福明立刻积极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斗争，在南大和江苏省召开的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登台发言者。作为一位思想敏锐的哲学教师、一个立场坚定的中共党员，胡福明预感到“中国已经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然而，没等到全国思想理论界理出一个头绪，中央已推出“两个凡是”的口号，一下子使刚刚开启的拨乱反正又举步维艰了，揭批“四人帮”的热潮一下子降下来。胡福明清醒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必须要抓一个核心问题来推动拨乱反正。“要撕开一条口子，打开一个缺口，工作才能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当时的形势异常复杂，找准问题的关键并不容易。一直到1977年3月，胡福明才总结出：“两个凡是”正是症结所在。因此，唯有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否定“句句是真理”，否定“天才论”等错误思潮，才能让思想涤清，并重归正途。

“两个凡是”是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社论中提出的，反映了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观点。因此，批“两个凡是”必然要冒很大风险。胡福明斟酌再三，决定从批林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下手。因为此时批林彪无人可以反对，而林彪的“句句是真理”与“两个凡是”实为“一母同胞”。

但如何批“两个凡是”?胡福明又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宣传“实践论”，二是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1个多月分析比较，1977年7月初，他最终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基本论点来批判“两个凡是”，“因为这样有针对性，有吸引力，同时也无懈可击，这原本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7月的南京，酷暑难耐，偏偏胡福明的妻子这时候又患病住院。他只得把写作的小板凳搬进江苏省人民医院，每天晚上陪护妻子的同时看书写作。这期间，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大致又翻了一遍。他一边看，一边写，然后修改，然后再看、再写、再改。五天后，妻子出院的同时，他的提纲也成形了。

这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初稿近八千字，大约在1977年7月底完成。胡福明第3次修改后，于9月初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

然而文章寄出后4个月没有任何消息。一直到1978年初，胡福明收到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样，他又先后对文章作了3次修改。王强华说，文章本来要在4月初《光明日报》的哲学版发表，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在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使文章更加联系实际，更具战斗性，4月中下旬，胡福明去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时，又应杨西光之邀，留京十多天，继续修改。

胡福明强调，这篇重要文章，杨西光、王强华，包括中央党校的吴江、孙长江等多人参加了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杨西光在题目上加上“唯一”二字，以增强理论力度。

1978年4月29日胡福明离京前，杨西光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杨西光强调，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所以“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审阅后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杨西光还同胡福明商定，为加重文章分量，发表时不以个人名义，而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杨西光说，虽然我们没有邀请你写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作《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胡耀邦亲自审定了这篇文章，批准先由内刊《理论动态》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最后才由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自建国以来，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出自民间，却引起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如此重视者，至今无出其右。这样的殊荣，也许正是因为至今也难有哪篇学术文章能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深远且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演进。

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胡福明的思维仍然清晰敏锐。他说，改革开放30年，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以解放思想做先导。譬如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制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等。

胡福明不喜欢讲空话，也不喜欢听没有新意的讲话和观点。他说，人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人云亦云，讲空话、套话是要害人害己的。但他认为讲新话以及讲新观点、新思想，必须要有言论自由，要有表达权。“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没有表达权行吗?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怎么解放思想啊?”

在胡福明的眼里，邓小平是讲真话、办实事的典范，同时也是最讲民主的。他说，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民主运动?1978年的那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建国以前也没有这种规模的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更成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全国一边倒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狂飙突进、一骑绝尘的30年。“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思想解放是内容，民主是权利。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权利，是无法实现思想解放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当然没有思想解放，也不会有民主，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当记者请他就2008年初发端于广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作更多评价时，胡福明比划着手说，思想解放必须经历这样几个步骤。首先，要有少数人勇于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敢冒风险，敢于实践；当然，这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也可能遭遇传统或习惯势力的打压甚至扼杀，但是必须坚持；其次，在实践中总结，当年深圳建特区就是这么个过程，但它在实践中站住脚了。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乡镇企业。如苏南乡镇企业的崛起，很多人说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挖计划经济的墙脚，是祸水。实践证明，苏南农村富起来了，崛起了。于是邓小平在苏州有个讲话，对它进行了肯定。温州模式同样如此。从老人飞扬的神采中，记者感受到了他对中国前景的乐观与从容。

伟人曾言，改革路线要100年不动摇，如今30年过去，中国各地再一次自觉掀起突破思想禁锢的浪潮。与30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争论不多，且应者云集，俨然改革之思想已成中华民族主体意识，沉淀于我们的血脉，编织入儿孙的基因。

正如胡福明所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一系列的解放思想，一系列的探索，一系列的总结积累所构成。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中国人的不懈努力，一个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终将耀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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