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职场 | 李南飞:国企“大锅饭”的滋味,我们受够了

李南飞 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在南口厂


李南飞,笔名“埂上草”,1947年生于四川乐山,汉族。1967年高中毕业后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8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内燃机车专业。机械工程师,在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制方面小有建树。国家注册的质量管理体系高级审核员。

原题

工厂的故事之一二三

35岁的“老学徒”




作者:李南飞



走进工厂


1982年夏末我从北方交通大学毕业,为尽早领到养家糊口的工资,放弃了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率先到“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工厂”报到。

“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俗称“南口大厂”,是伴随中国第一条国有铁路—“京张铁路”诞生的,自詹天佑先生1906年创建到1982年,历经76年,已发展成拥有几十个车间,员工达七、八千人的“副局级”单位,翻燕山山脉进京的最后一个隘口——“南口”也随之发展成繁华的小镇。

同其它铁路大厂一样,南口工厂拥有自己的居民区、医院、学校、车队、油库、甚至专用的火车线……南口镇有很多人在工厂上班,老同事之间甚至有着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

“南口大厂”除了历史“老”,规模“大”之外,“文革”中的名气也很大,老人们会记得,“文革”中红得发紫的8341部队,他们“支左”的典型一个是“新华印刷厂”,另一个就是“南口大厂”,“文革”时期的报刊上经常登载这两个单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事迹。

“南口大厂”显著特点之一是“通勤职工”多,厂里的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外来户”,家住北京城里,每天早晨六点多坐从西直门始发的火车来南口上班,下了班再坐通勤车回城,整整一趟列车上,除了数量不多的昌平桥梁厂的职工外,几乎都是南口大厂的。

这些“通勤职工”,一般早6点出家门,晚7点后才能重进家门,每天“离家”的时间长达13小时,回家后扣除7小时睡眠和吃饭时间所剩无几。通勤车上,女同胞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男同胞除了打盹就是下棋、打扑克,我学会打桥牌就是在通勤车上。

“通勤职工”除了星期天,无论寒冬、酷暑、刮风、下雨,每天都准时出现在西直门火车站,人人手提饭盒,行色匆匆,动作一个比一个麻利,那时除了火车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到南口,谁都不敢错过火车的发车时刻,动作快才可能在火车上占个好座,好歹歇一歇。

碰上节假日,工会常常整车皮地拉副食品进厂,当作职工的福利发放。家住南口的职工欢天喜地,可通勤职工不免骂骂咧咧,因为他们不得不大包、小包地往北京家里背。记得发带鱼那天,人手一捆带鱼,整个列车充满鱼腥味,把从八达岭返京的游客熏得够呛。还有一次厂里发从新疆运来的西瓜,每人200斤,我楞是往家背了十天才背完。

1982年到南口工厂报到的77、78两届大学生合影,前排左四是笔者


35岁的“老学徒”


78届大学毕业生在1982年的8月下旬陆续进厂报到,加上半年前进厂的77届毕业生,南口大厂新来大学毕业生二十多人。

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是“稀有资源”,入厂后极受未婚姑娘们青睐,随后恋爱故事此起彼伏……

我进厂“插队”已经35周岁,在所有入厂大学生中又当上了“老大哥”。最初被分到“技术科”,准备去车间“实习”一年,之后根据本人表现再确定工作岗位。

指导我实习的老师也姓李,50岁了,中专毕业后一直在南口厂上班,工作勤勉,待人诚恳,多年从事“非标设计”练得一身好功夫,是全厂公认的技术能手。

他安排我的实习计划前约我谈话,我表态除了学过些书本知识,我对机械实际上“一窍不通”,上大学前干过11年牧业,现在从“零”开始学机械,请他安排我的实习计划时不要顾忌我年龄大。

我的“实习”几乎全在“工具车间”,这是个200多人的大单位,前身是军工企业,技术力量强,设备新、齐、全,从军工转出后负责生产全厂所需的工艺装备,不久前从德国、美国进口的货车轴承自动生产线所需的模具、量具、钻卡具、刀具等等都在这里生产。

从车工开始当“徒弟”,师傅是班长,小我几岁,没插队而是入了工厂,十几年磨练下来的技术相当过硬,可能我比他年长的缘故,虽然诚心实意拜他为师,但他似乎总有些隔阂,他的那位已经出徒,有插队经历的女徒弟则非常乐意看我的笑话——“我们车工班来了个老‘大学生’,可笨呢,什么都不会!”有意思的是,其他年轻工人却普遍愿意与我交流,而且主动帮我熟悉机床。

两周下来,俺的“笨劲儿”消褪,师傅的手艺也揣摩出了“一、二、三”,我车出的活儿拿得出手了。

这期间我对刀具的奥妙产生了浓厚兴趣,恰好指导老师是国内著名刀具专家,从他那里得到很多非常宝贵的教诲。

车床、铣床、刨床、插床、磨床……一路下来,我逐渐深入“机械门”,对工厂和机械加工越来越熟悉,与师傅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在“无心磨床”上,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工艺思路,依仗对“无心磨床”机械原理的理解,成功解决了该设备的一个技术问题,从此增强了自信。

在“超精磨床”实习时恰巧碰上工厂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卡在这里。当时这台磨床正在为轴承自动生产线加工“标准滚子”,是磨削轴承滚子时所必需的“仿型样板”和检测依据,须臾不能离开。“超精磨”是最后一道工序,形位精度和尺寸精度非常高,几年了,这个产品的成品率从没有超过20%,现在更要命,已经一个多月没磨出一件合格品,眼看生产线没得用了,厂里着急,工具车间更急。

开“超精磨”的是一位从技校毕业的年轻师傅,他操作磨床非常专业,也非常敬业,执行工艺一丝不苟,但横竖就是磨不出合格品,急得嘴上直起大泡。

我在旁边仔细观察了两天,发现问题总是出在最后一刀上。由于“标准滚子”的精度要求高,工艺文件上严格规定在精磨最后一刀前,操作工自检合格的半成品必须送计量室作“同温检测”(工件温度升至与仪表同温时检测),同温过程大约需要两小时,操作工待同温测量的结果出来后才能决定最后一刀的进给量。

在等候“同温”的两个小时里,磨床处于停车、静置状态,两个小时内自身状态能保持丝毫不变吗?它太精密,用手拍打床面都会导致参数变化,更何况几十米开外就是去八达岭的铁路线?!床子的地基经过隔震处理,但很难阻断重载列车的低频震波(我在毕业设计时做过测试)的影响,窗外火车刚过,小师傅与我一同检查了刚才的设备参数,发现“基数”已经明显漂移,“基数”变了,错误的基数加上正确的进给量,结果仍然是错的!

找到原因,解决的办法就有了!既然以往的自检结果与同温测量结果只存在一个很小的误差,我算出中间值来当“修正值”,建议小师傅不要等候计量室的测量结果,把自检结果加上修正值当作最末一刀的进给量,趁机床状态没变,一股脑把这批活全加工完再去做同温检测。

小师傅上过技校,是出名的好学生,他能够听明白其中的道理,也相信这样做至少会出现一些合格品,虽属违规操作,但只要能磨出合格品,哪怕一件,都能缓解燃眉之急。我给他又添了一颗“定心丸”:“别害怕,万一报废,你就说是我干的,实习生不挨罚。”

最后的结果好得出奇,产品合格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创造了工厂几年来的最好成绩。小师傅为此受到了车间和工厂的嘉奖,他到处找我非要请客吃饭,但我此时已经提前结束“实习”,紧急召回技术科了。
 

华盖运


我这辈子交上了“华盖运”,“天上掉馅饼”肯定不砸我,倘若“天上掉砖头”,那一定砸我!

入厂实习刚半年,正在工具车间的“模具工段”潜心琢磨“电加工”工艺,车间调度突然来找我,说技术科长来电话,要我午饭后立即回技术科。

这天是周六,我下午回到技术科,先找指导老师探底:“是什么事把我紧急招回来?”可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再三叮嘱:“你同科长谈话一定要耐心!”

科长大人召见,先夸奖一通,说我实习期间认真、刻苦,上上下下对我反映很好等等,之后关心地问我来南口大厂工作有什么自己的打算。

科长的关心虽有“客套”之嫌,却击中了我的“要害”。我非常崇拜居里夫人,“要么当科学家,要么当工程师”,这是我既定的人生目标,即便去草原插队也没有放弃过。

在草原时我想到食草动物胃里的细菌和酶,能把纤维素转化为醣,幻想用“发酵”的方法提高牧草的营养价值。回京探亲我钻进图书馆查阅国外有关“醣化饲草”的资料,日本在六十年代已经开始进行工业化试验。回草原我偷偷做试验,试图筛选出能够分解纤维素的菌种……虽然因工作调动试验不幸夭折,但我一直保留着资料,直到参加高考后因“政审”与“北大生物化学系”擦肩而过,才断了这个念头。后来阴差阳错地开始学机械,现在只想当个优秀的工程师。

科长听我说认准了专攻技术,话锋一转,开始论述南口大厂的宏伟前景,他不愧是“文革”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我一边耐着性子听,一边暗想:这哪儿象搞技术的?当宣传部长挺合适。

谈话好不容易转到正题,原来他要提前结束我的实习,下周回科里接手“工装计划”工作,以后每月安排全厂工艺装备(钻具、卡具、模具……)的生产计划。

搞生产计划不仅严重背离我专攻技术的初衷,甚至当个好工程师的志向也可能泡汤,所以我当即表示难以接受!

 “工装计划”的原主管工程师性马,几十年厂龄,经验丰富,老同志人脉广,又熟悉各条生产线的情况,所以干起来得心应手,但他血压很高,不久前退休,由他多年的副手接替,科长说这位替补的女工程师身体欠佳,急需帮手,所以科里选中了我。

我拒绝接受这项工作,谈话变成了“唇枪舌剑”。科长说我年龄大,适宜做管理,我说我以前是放马的,从没在工厂干过,“年龄大”不起好作用;科长说提前上岗是领导对我的器重,我说实习期未满直接走上管理岗位太难为人,工厂大部分车间我甚至没去过,让这样的新人来编制全厂“工装生产计划”不合适……

争辩时音调拔高,我感觉到相邻办公室的人们都在注意听,“这个老大学生,初来乍到竟敢“犯上”!

我不是任人摆布的“螺丝钉”,可是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能力需要用日后的事实来证明,眼下仅凭一己之力想改变“组织决定”,不大可能。

下班铃响了,技术科的通勤职工纷纷从科长室门前走过,我知道该妥协了,科长郑重答应了我的上岗条件:1、两年后找人替换我;2、返聘“马工”指导我半年。我才答应两年内兢兢业业搞好计划工作。

长达五小时的“马拉松谈话”,害得我没赶上当天下午的通勤火车,幸亏从兰州发北京途经南口的火车晚点,我才从北京站绕道回了家,到家时孩子早已入睡。

周一上班,刚进厂就听说上周六答应“返聘”,准备来技术科指导我的“马工”,于昨天(周日)突患脑溢血去世!真正是个“晴天霹雳”,我的“华盖运”交得也太离奇了!当我默默地走进办公室,桌上已经堆满各车间送来的工装申请单和待审的图纸,足有半米多高,我真的发怵了!

我的“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应该被否定,那是指用虚报的数据编制成糊涂计划用以指挥“国民经济”,错误不在于“计划”,而在于“盲目”。

好企业内部管理必须依靠科学、务实的“计划”,如果“计划”不切实际必定引发内乱,到烽烟四起时,以厂长为首的“救火队”往往疲于奔命。自动化程度越高的大工厂,对设备,包括工艺装备的依赖性越高,“工装计划”如果出现疏漏,未能及时满足需要,直接威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搞不好的话,我可能变成罪魁祸首。

马工的突然去世让我陷入近乎“无师”的困境,虽然名义上我是马工女徒弟的副手,但由于她经常请假,许多时候我不得不独自担纲,多亏我的实习指导老师“雪中送炭”,在技术类问题上始终能及时给与我帮助。


2007年好友聚会,居中者是我工厂时的导师


为了快速熟悉业务,及早摆脱被动局面,我获得家里支持,在工厂申请了单身宿舍,除周六回家,其余时间全泡在厂里“攻关”。白天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跑,一条生产线、一条生产线地看,了解工装需求,摸清工装的使用和损耗状况,晚上则有的放矢地琢磨图纸、阅读资料,凡有不懂的地方第二天请教李工……这三个月学到的知识远超大学两年的专业课,从此以后再也不是门外汉了!

我的女师傅(主管工程师)大我几岁,对他人挺谦和,对我却例外,我小心翼翼去请教她却常遇冷脸,我一直没搞明白,是因为我顶撞科长让她误以为我狂妄自大?还是我拒绝长期干这项工作,妨碍了她另谋高就?还是……反正关系一直不顺,她极少主动告诉我该怎么做,每月计划刚编完她就离开办公室,偶尔留在办公室时也总是一副娇滴滴、病歪歪的样子。鲁迅先生说: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咱这个草原来的马倌又岂能喜欢“林姐姐”?维持普通工作关系罢了。

每周一工装计划员要去参加全厂生产调度会,老马工退休后,技术科屡因工装未能满足生产需要而遭批评,女师傅每次开会回来必定先进科长室哭诉,埋怨车间不配合,抱怨厂长乱批评……

她领导编制的“工装计划”,基本是将各车间报送的“需求计划”机械地汇总而成,这样做有重大隐患——倘若车间的“需求计划”是虚报、乱报的呢?但女师傅坚定地认为那不关我们的事,车间自己报的,出了问题车间自己负责!

在“计划经济”年代,铁路系统各大工厂的车间只关心按时完成任务,对成本控制、资金周转率等经营问题几乎不操心,有的车间担心工装短缺可能影响生产进度,于是在“工装需求计划”里蓄意多报;有的车间不经核查,只是将各工段草率报送的需求集中起来直送技术科;还有的车间管理不善,忽视工装的维护与保养,严重降低了应有的寿命……

如果不除掉“需求计划”里的水分,不区分轻重缓急,工装的主要生产单位——工具车间就难以科学、高效地安排生产,甚至“着急的没做,不着急的做了一大堆”。由于工装产品批量小、材料特殊、加工难度大,铸造、锻造、热处理车间很不愿意接工装的活,若不是急用,主产品任务繁重时,工装生产计划经常被挤压,以致拖累后面工序,造成工具车间不能在三个月周期内交付成品。

我私下里悄悄把工作的重点前移到车间,每月月底,我逐车间协助他们清查工装库,了解生产线的真实需求,务必把数量、质量以及时间要求摸准确,然后再把这样的“需求计划”带回科里汇总,用以编制我们的工装计划。坚持几个月之后效果非常明显,工装计划的兑现率越来越高,当“救火队员”的次数越来越少,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与此同时,我与各车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与工具车间的关系更是好上加好,万一我出了差错他们也能谅解,愿意出手相助,我感觉自己从空中落回了地面,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

没过多久,技术科每周一去厂部开调度会的变成了我。凡在国营大厂干过的人都知道,各车间的调度都是些“老江湖”,没完成任务推诿责任时个个是高手,“工装出问题影响生产”,在以前常常是主要借口,但我把工作重点前移到车间后,此类事情很少再发生,总调度非常满意,批准我不必每周出席调度例会,需要时通知我再参加。

搞“工装计划”转眼已经一年,这个岗原来设定为二~三人,现在实际上只剩我一人,每天忙忙碌碌,从来没有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品茶、聊天,不过心理压力已经大大减轻,有精力聚焦技术类问题了。

第一次享受“公费医疗”

我没有“公费医疗”的年月里,没得过什么病,第一次享受公费医疗是在南口工厂。

医院救护车多是从外往里送病人,我的“第一次”却是被救护车从里往外拉。

有人形容国营企业里“忙人忙死,闲人闲死”,虽然有些夸张,但绝非无中生有。“精兵简政”的口号在老国企里喊了多年,到头来却是“精”不了,也“简”不了,“滥竽充数”的“混混”们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基层领导常常拿他们没辙。

不过自动生产线上有另一番情景,只要机器在转,就没有扯皮、推诿的功夫,出问题必须当即解决,稍一拖延就会造成巨大损失。这是真正“较劲”的地方,领导不敢用“混混”,“混混”们也不来这种地方。

“奖勤罚懒”行不通,领导只得“鞭打快牛”!

1984年前后,我厂生产任务加重,各车间对工艺装备的要求包括交付周期越来越苛刻,生产线上只要出现“疑似工装问题”,我立刻就会被BB机呼叫,每天上班就像上紧发条的陀螺,一刻不停地在各个车间转。

每月发布工艺装备生产计划的最后期限是5号,绝不能拖后,铸造、锻造、工具车间拿到我的计划后才能安排他们自己的生产计划。工装所用钢材数量不大,但都是特殊钢种,物资部门也需要收到我的计划后再安排采购。

月初的头几天我都住在厂里,加班加点编制计划,有一个月连续忙乎几天几夜,刚把计划发下去突然发起高烧,强打精神坐中午路过南口的火车赶回城里,家住积水潭医院宿舍,却来不及通知我爱人就晃晃悠悠地进了急诊室,一测体温,护士当即扶我躺下,马上召唤医生急救。

医生赶来紧急注射退烧药,但是不管用;打激素,还是不管用。我的体温接近42摄氏度,浑身火炉一样,脑袋昏昏沉沉却睡不着觉,用冰块冷敷也未见效果 …… 急诊室医生一面火速通知我爱人,一面当即安排我住院。

各种化验都做了,仍然找不出高烧的病因,西医退烧办法在我身上不起作用,紧急会诊时大夫建议改用中药“紫雪”试试。

这个“紫雪”简直神了,刚用到我身上体温立刻降下来,我终于能睡会儿觉了。

连续两天住院检查始终没找出病因,生化指标全正常,唯独体温不正常,服用“紫雪”可以迅速退烧,但停用后马上又升了上去。

住院第三天,技术科科长从南口工厂来积水潭医院看我,郑重转达了南口厂财务科的通知:“必须立刻从积水潭医院出院,回南口铁路医院治疗,否则不予报销!”

听说工厂逼我出院,主治医生被激怒,她找到我们科长:“虽然这个病人的爱人是我院大夫,但他来看病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层关系,他当时高烧已到42度,任何一个接诊大夫都会立刻收他住院,根本不存在走后门住院的问题…… 我知道铁路系统规矩,但急诊是可以在地方医院看的啊!”然而科长说:“我厂财务制度严格,不能通融,请医生协助办好病人出院手续,明早厂里派车接病人出院。”

第二天10点左右,南口厂医院的救护车驶进积水潭医院来拉我,车上没有医生和护士跟随,我爱人只好请假护送我去南口。

救护车驶入南口工厂医院大门的时间是中午,司机卸下我就走了,正值午休时间,急诊室无人值班,住院处无人接待,我躺在候诊室外面的长凳子上,又发起高烧…… 我爱人愤怒了:“你们工厂太差劲了!这地方不能呆,咱们得想办法调走!”

积水潭医院大夫给我开的诊断书上写着“高烧待查”,南口医院大夫看过化验单,除了安排静脉注射葡萄糖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退烧的办法只是继续使用积水潭医院开给我的“紫雪”。

还好,两天后高烧自动消退,我的体力开始恢复,立即办理出院手续回北京家里休养。

令人气愤的是,我报销医疗费时,“紫雪”竟被剔除在外,财务科长不容辩驳的理由是:“从来没听说过急诊用中药!”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公费医疗”,也是第一次知道财务科长比医院大夫更有权决定急诊用什么药!

这件事让我想起两年前来南口大厂报到那天,在昌平火车站遇到一位南口厂下夜班回城的老师傅,他听说我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去南口工厂报到,竟毫不犹豫地告诫我:“别去报到!赶快回家想办法换单位,千万别进这个泥坑,跌进来就难出去……”

深受“极左路线”之害的人对“左”有种本能的敏感,我闻听师傅此言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当时我唯有报到才能把工资和人事关系从千里之外的“宝日格斯台牧场”转来北京,没有其它选择。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印证了那位师傅的忠告:后来南口厂发生技术人员“大逃亡”事件,1982年后进厂的大学生几乎全部走光,开除团籍、开除党籍、开除厂籍的处罚都没能阻止得了。


“大锅饭“的滋味


1984年前后,国营企业的“大锅饭”现象愈演愈烈,业绩考核没有可操作的科学办法,工资都按级别发放,干好、干赖一样,只是每月奖金稍稍拉开了一点儿差距,厂部按平均每人十几元的基数把奖金划拨给科室,科室再按自行规定的标准进行二次分配,级差往往超不过两元钱,我由于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月奖金提升一级,能多领一块多钱。

没想到我拿到一点儿奖品并增加了一块多钱的月奖,竟招来嫉妒!技术科负责分发奖金的是位半老徐娘,这位“统计员”曾是厂里出名的交际花,与各位老领导非常热络,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串门聊天。“无偿献血”活动刚开始,她在科里到处嚷嚷:“李某某刚来工厂就当上先进,应该让先进分子无偿献血去…..”,对此没人反对,科长也不置可否。

无奈,我在月初最忙的时候放下即将投产的工装图纸,去参加体检和验血!无偿献血者有几天公假可以休息,但我的工作没人接替,如果献血的话我只能放弃公假。

体检结果出乎意料,可能我患了感冒的缘故,转氨酶超标,本次献血突然把我排除了。

机会难得!凭化验单我立刻申请病假,科长极不乐意也只能批准,我加班编完工装计划后开始歇病假。

从1983年开始,为改善家里居住条件,我一直筹划往院子里引入上、下水,再盖一间9平米的厨房 。

每天下班回到家差不多七点,匆匆吃过晚饭立刻登上三轮车到处搜罗建筑材料,运回来的砖头都是拆楼后的建筑垃圾,一块一块地除去上面的水泥,再码放在后院备用,每天忙到午夜才能休息…… 经过一年的准备,砖头、木料、水泥、沙土已经备齐,正准备破土动工,我恰好有了病假!

作者近影


李南飞专列

我在锡林郭勒草原的两次高考

两个新三届在校生打离婚官司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职场风云

宋毅:一辆桑塔纳,

吸引我调出农业部机关

严向群:进出农业部,
经风雨见世面的两年
夏良才:在特区办学的“拓荒”岁月
周连春:穷而下海,悟而踞岸,
兼职儒商的人生感悟
王勤学:被“下海”的新华社记者
张善炬:跟着锦涛书记跑乡下
孟国治:我宁愿没有这个一等奖

刘澜昌:罗湖桥那边的记者生涯

李培禹:我在《北京日报》三十年

陈锡文:我与中国农村50年

林晨:我在新华社三十年

张岳庚:在北极守望北极熊

张岳庚:我两次从南极归来 

人民大学统计班78级同学侧写

新华社记者内参

让副总理公开做检讨

中央由此取消副总理级专机

 曾经有这样一位新华社女记者

新华社记者"跨界管闲事"

还真管用了

宋毅:初到中央团校的日子

周小六:我在北京当医生的日子里

严向群:北京二外的"研究所"生涯

曾昭宏:大学里"江湖",差点呛了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光阴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职业  学术  家国……40后、50后、60后的光阴故事这一代人的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