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飞，笔名“埂上草”，1947年生于四川乐山，汉族。1967年高中毕业后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8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内燃机车专业。机械工程师，在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制方面小有建树。国家注册的质量管理体系高级审核员。
作者：李南飞
这是我生活了11年的牧场
告别生活了11年的宝日格斯台牧场，我日夜兼程赶往北方交通大学报到，终于在1978年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清晨，敲响了北京的家门。匆匆啃了口干粮，喝碗白开水，顾不上休息，立刻蹬着哥哥替我保养好的旧自行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前往“北方交通大学”。我怎么也没想到，刚到机械系的报到地点，劈头就遭“班主任”一通训斥。他是工农兵学员，比我小七八岁，被推荐上完大学后留校当了助教，负责管理我所在的班。此刻他西装革履，端坐在办公桌前，“大义凛然”地批评我这个黑不溜秋、衣衫褴褛的“老家伙”：“你怎么迟到这么久？人家集训、劳动搞完了你才来，怎么这么会掐时候？……”我撇了他一眼，心想：“老子下乡干了11年，会逃避一个礼拜的劳动？！”不过，嘴上没功夫搭理他，赶快办入学手续要紧。我从内蒙古草原直接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所以学生宿舍里有我的床位，但是刚走进宿舍就被系主任召见，他是交大老教师，认识我父亲，同情我家遭遇，也知道我家被逐出北方交大之后就住在学校附近。当时学生床位非常紧张，得知我报到，马上动员我走读，腾出一个床位帮助系里解决眼前难题。我答应“暂时走读”，见办公室只有我和系主任两人就问主任：“我的第一志愿是建筑系，根本没报过机械系，怎么让我到机械系来了？”他告诉我：“你知道咱们学校建筑系历来比电信系和机械系的收分低很多，你分数高却没有报好的专业，估计是受父亲问题影响不敢报，学校很同情你，经研究把你调整到机械系内燃机车专业来了。这个专业今年收分与清华、北大在同一个水平，学校事前没征求你的意见，不过，这是在照顾你。”我听后心里叫苦连天，我不适宜读这个专业，以31岁的年龄初学机械，若以前在工厂工作可能有根底，可我一直在草原放牧，从未见过“车、铣、刨、磨”，这个专业正好戳在我的软肋上！但是，事已至此，如果要求调换专业肯定给系里添乱，也辜负了领导的一片好心，算了吧，不喜欢也得喜欢，咬牙从头学吧！77级”的平均年龄比78级高不少，其中从工厂、农村来的学生多，大龄学生比较多。而我们78级工科生则不同，应届高中生占了大多数，普遍十八九岁，比我整整小一轮，最小的刚十六岁，我完全有资格当他的学叔而不是学友。同班还有一个66届老高三的，他来自无锡的工厂，且没有家庭负担，比我轻松得多。我的年龄在班里乃至系里都排“老大”，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念书之外的时间都用于帮母亲照料女儿，相对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学子，承受的压力可谓不小。我是从小在北方交大家属院里长大的，1966年8月那个“红色恐怖”月，已经退休在家的父亲突然在家属区遭到交大红卫兵游街、批斗，之后被逐回河北老家，一个月后悲惨离世，我们家随后被赶出北方交大，迁到四道口类似“工棚”一样的简陋平房里居住。1967年11月我去内蒙古牧区插队，1978年10月回京上学，11年时间里家里居住环境毫无变化，简易平房是在木头的屋架上苫上油毡直接铺瓦，所以冬冷，夏热，漏雨，透风，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煤气，甚至连上水道、下水道都没有……我回京后哥嫂搬到京郊农村安家，为我腾出一间房。那时做饭、取暖全靠烧煤，但煤本上只有母亲一个人的定量，现在三个人用，于是被迫进入“低碳时代”。每天必须按最低数量烧蜂窝煤做饭，倘若煤的质量不好，前一块蜂窝煤的余火引不着第二块时就会熄火，重新点燃则要使用锯末压制的引火煤和劈柴。因为我家炉子经常熄火，所以每个星期我都要跑煤厂两次去买引火煤和劈柴。冬天取暖、做饭改烧煤球，定量更不够用，我们每天要把没有烧尽的煤核捡出来，除去外面的灰烬再与新煤球混起来烧。破碎的煤粉决不敢丢，掺进黄土和水，我自己动手制造煤球。家里买了口水缸，每天早晨我从公用水龙头那里往家提水，下学后再去那里倒污水。洗衣服，洗被褥，即便冰天雪地也得我穿着胶鞋去水龙头那里洗涤，幸亏在草原上久经锻炼，手、脚经冻。那时报刊上把大学生捧为“天之骄子”，管我的“老天爷”显然把我给忘了。居民区很破旧，几十户人家共用一块电表，由于容量不足，加上偷电现象严重，所以居民区经常跳闸、停电。我晚上看书如果碰上停电，要么骑车去学校图书馆里寻找光明，要么第二天凌晨起床恶补功课。我户口在学校集体户口上，孩子生母的户口也在呼和浩特某大学的集体户口上，唯有两岁女儿的户口留在了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母亲从小学校长位置上提前退休帮我照顾女儿，我带着薪金上学，维持家里的简朴生活没问题，但是由于缺布票买不了新衣服，女儿的衣服都是别人家孩子穿剩的。家里花生油不够用就用猪油炒菜；没有棉花票就翻新旧棉套；所幸全国粮票尚能及时地寄到我手里，粮食够吃。日子一天天过，虽然有些艰难，但妈妈精神很好，有儿子和孙女陪伴身边，已经苍老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和满足。过去她常被号称“工人阶级”的街坊欺负，我回来后他们再也不敢了。女儿很懂事，从不闹着买新衣服，周日我带她去交大操场上玩耍，被班里女生撞见，领回宿舍里玩耍了一番，给孩子留下深刻记忆，十几年后，她还记得那个笑呵呵的胖阿姨。大一课程不紧，高等数学稍难，但我在草原上已经自学过，所以不觉得吃力。英语课从ABC字母开始教，而我在中学已学过六年英语，不过申请免修英语时又遭班主任训斥：“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学习纪律！”无奈，上英语课我只好躲在旮旯偷偷看英文科普书，幸亏英语教研室主任是父亲的老同事，非常了解我家情况，他嘱咐英语课教师不要约束我，“左派”班主任也没有再找我的麻烦。有些大龄学生上体育课是难关，但却是我的强项，别看年龄大，单、双杠、鞍马动作可以给小同学们做示范，参加班级间足球赛时还能踢主力。大一上基础课比较轻松，我能腾出时间为父亲平反准备申诉材料。12年了，父亲的死就像是一副花岗岩打造的枷锁，沉甸甸地锁住我们家，一定要卸下这副枷锁！上午我在学校上课，下午则骑车东奔西走，找我意想的“有关部门”申诉。此时，那些“文革”冤案的制造者，曾经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全都销声匿迹了，为了推卸责任，各个衙门敷衍、推诿，把我支使得团团转......不过，这也大大丰富了我的“社会学”知识，迫使我认真研究我家“特色难题”的解法。我是认真听政治课并且积极找老师答疑的少数学生之一，尤其近代史部分，希望从中为淤积多年的疑问找到答案。我的问题常把政治老师难住，他有时不置可否，看得出他自己也处于困惑之中。相互熟悉之后，政治老师认真向我推荐了几本非正统的课外书籍，我自己手里的“课外读物”还包括父亲逝世前的十几本日记，那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微版。父亲早年接受并信奉苏俄社会主义，是最早的CY成员，追随孙中山，后在叶挺手下参加北伐。在保定师专他领导过反对国民党的“学潮”，之后带学生奔赴延安，恰逢延安“整风”，一行人被邓颖超拦在了武汉。为了谋生，父亲只好进入文教界供职，与胡风等进步文人很熟悉，他非常尊崇郭沫若，记得文革初期老郭连续发表几篇肉麻的表态文章，我大加贬损，但他竭力为郭老辩护。日本投降后，父亲在四川鼎鼎大名的民族资本家侯德榜的工厂里负责职工教育，这段历史有过当年中共地下党的证明材料，可惜文革中失去了联系。父亲因“劳资纠纷”中替工人说话，被老板扣发工资，解放后打了场官司才把欠薪追回。 新中国成立后我家迁来北京定居，“肃反”期间父亲任职于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前身），给予父亲的正式结论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不予追究。”循着父亲日记里的线索，我寻觅并拜访了一些当事人，搜集到的证据足以证明“文革”中给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毫无根据。父亲在北方交大供职期间，一向低调，1957年整风反右没有受到冲击，只是被调离北方交大去南口铁路技校当了两年语文老师。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从南口技校退休，赋闲在家，除了读书看报，偶尔做些英俄文翻译，或者摆弄房前的一小片菜地，彻底与世无争，唯一发生过的冲突是北方交大房管部门要求我们搬离家属院，遭父亲严词拒绝，“官司”打到校方领导那里，房管科败诉，从此当事人记恨在心，一有机会就刁难我家。1966年“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中国骤然掀起“红色恐怖”，北京率先大规模游斗、遣返“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摆弄菜地的父亲，突然被北方交大红卫兵戴上“反革命”高帽游街，并被限期遣返，紧接着，房管科将我们赶出了北方交大。母亲始终怀疑父亲之死与房管部门间接有关，这并非空穴来风。北方交大的学生“红卫兵”怎么可能了解家属院里的一个退休老人的历史？这个老人住在哪里？若无人指引学生不可能找得到啊！是本地派出所在“8·18”之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辖区内“地富反坏右”的名单以及各种“问题”人员的信息，随后红卫兵出面驱赶这些人。父亲的遣返书上，派出所擅自加载“历史反革命”字样，在当时“红色恐怖”的氛围里，这五个字如同死亡判决书，这是派出所脱不掉干系的确凿证据，解题的钥匙就在这里！1979年我的第一个暑假，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家去享受家人团聚的快乐，我则独自离京去河北省公安厅上访，为父亲的平反做关键一搏。省厅信访处的大房间里气氛森严，上访人员都与“文革”冤案有关，进入大厅后个个都揣着想讨公道却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历史往往不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白，死者身上有时背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死者辩护时，万一说错话很容易就被扣上“为反革命翻案”的帽子，“红色恐怖”的余悸尚存，接待厅里的上访人员都很紧张。轮到我了，对面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警官，血气方刚，说话很冲。我刚简要地说完父亲在县公安局里死亡一事的梗概，他立刻板起职业面孔，凶巴巴地大声质问：“不是！这里有肃反的结论可以作证；他是正常公民，这里有选举证作证。”我出示了证据。“我是死者的儿子，北方交大的学生。”我把学生证和户口本递了过去。“什么事没有就给抓啦？没通知过家属？死后也没通知？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忽然变得气势汹汹，“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我告诉你，你必须对你说的话负责，如果这一切不是事实，你要负责任！”他这一吼，把我这个“牧马人”的火腾地点着了！我也提高音量回应他：“我现在是在校学生，公安局找我算账太容易了！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情愿承担所有责任，但是，如果我说的都是事实，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xx县公安局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对话的声音很大，引起大厅内所有人的注意，这位警官没想到我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他一军，瞪着我愣了一会儿才用和缓的口气，请我坐在一旁的凳子上听候他处理。说实在的，我喜欢这样的警官，直截了当，敢于作为，比那些满嘴空话不干实事人的官僚强多了！他再一次认真审阅我的证件和相关证据，然后走进里屋，约一刻钟工夫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封了口的省公安厅公函：“你敢不敢直接去大名县公安局，把这封信当面交给他们，然后等待处理？”“当然敢！”我大喜过望，父亲的案子终于被省厅受理了，只要有人管，此案本来很容易解决！至于信封里装的是吉还是凶，我一点儿不担忧，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警官对我的态度变得平和，“那很好，你带着这封信直接去找xx县公安局，有事的话再与我联系。”离开大厅的时候，从排队等候的人群中传来低声的议论：“敢和省里警官吵，这小子胆子够大！”我听在耳里，心里则充满希望，离开省公安厅找到长途汽车站，连夜赶往大名县。论祖籍，大名县是我的老家，但我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造访。为避免旁生枝节，到县城后没有去找亲戚，而是直接走进县公安局大院，省厅的公函是通行证。一个小县的公安局，办公室是一排平房，关人的牢房就在大院里，有警卫守护，我望着那些牢房，心中骤然升起无尽的悲伤。不出所料，省厅的公函立刻在县局引起骚动，第一把手回避，让一名副手客客气气地接待我，几句寒暄的话过后他让我在县城小住几天，容他们研究后再做处理。在停留的几天里我走访了亲戚，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见面，同辈人都已过世，在与晚辈的交谈中我屏蔽了带来公函的事情。亲戚们这些年在政治上受父亲一案牵累，日子过得都不轻松，1978年之后才有好转。我家祖宅尚存，因我辈份大，留有我的宅基地和房子。在老宅我四处看过，当即表示把我那份房和地全部送给受我父亲牵累最深、遭罪最大的远房侄孙。晚饭时听亲戚说，我来县城的消息已经传开，县领导很紧张，连夜开车去了地区专署，面见文革时的当政者商讨对策。几天后我被请进公安局，由时任领导出面，交给我一份“平反证明”。在我强烈坚持下，他们被迫对原文做了改动，虽然最后的文字中仍留有自我开脱的文革语言，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毕竟公安局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公开承认了错误，恢复父亲的名誉，并给予了“适当”经济赔偿。几百元的经济“赔偿”与一条性命，十几年的冤屈，数十人受株连而遭受的损失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但这个钱我必须要，它是父亲得以“平反”的确凿的、可以追溯的证据！为消除父亲问题给亲属们造成的不良影响，我要求把盖红章的正式文本给我十份，以便寄发给各地亲属，十几年了，亲属们都祈盼着这份平反证明呢！回到北京家中，父亲被平反的证明进入母亲、哥哥、我的档案之后，中央党校派人来家慰问，谈话中说到：如果他不改名字能很容易查到他的“革命史”，或许不会发生这场悲剧了……母亲不予置评，平淡地接待来客，同时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其实父亲被平反之后还遗留“落实政策”问题，尤其住房，但此事涉及我正在就读的学校，母亲担心我受连累，所以忍了。虽然她最大的愿望是我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但她要求我学好本事，凭自己的本事去争取。父亲被平反虽值得庆贺，但没有高兴可言，更谈不上感激谁，只是由于卸去了套在头上十几年的枷锁，略感轻松而已。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的闹剧和悲剧，毁掉了无数美满的家庭，生生把曾经万众一心、欣欣向荣的新中国逐渐拖入泥潭，这到底是为什么？根上的问题出在哪里？……我的大学还需要继续读，课上读，课下也读，学校里读，学校外还得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用于给父亲平反，第二个暑假则处理自己的婚姻和办理孩子入京的户口，两场官司一先一后。1979年，女儿的户口从牧场迁到呼和浩特，可以领到全国粮票，吃饭问题因此解决了一半，可是还有另一半呢！副食本和煤本上没有女儿的定量，生活必需品紧缺造成日常生活窘迫，此外，没有北京户口导致孩子不能上托儿所，以后也不能上北京的小学，其中的每一件都是寻常百姓家的头等大事！孩子的生母1977年先我上大学，我们在草原上已经事实分手，但是没来得及办离婚手续。八个月后我考上重点大学，并且直接考回北京，完全出乎她家的意料。我的“身价”提高会不会给婚姻带来转折？为了孩子，我曾想过破镜重圆，但事情不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她在呼和浩特上学，暑期回京探亲却不来看孩子，不进我家门，我带孩子去她家邀其面谈，又遭到极端的冷遇。她要求维持纸面婚姻，等毕业后再说……她的冷漠连她姐姐都觉得极不正常，不久我从她的大学同学处得知，她已在同学中另有“知音”，因行为出格已被系里公开批评。1980年暑假末期，我到呼和浩特求见她的班主任和系领导，全面核实情况后决定在当地法院起诉离婚，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归我之后，才能把孩子户口迁到北京奶奶这里。“两个大学生打离婚官司”，一时成了当地法院的头条新闻，学校出示的公函以及我提供的证据令她无力辩解，只希望我把“法院判决离婚”改成“协议离婚”，在她班主任的见证下我同意了。离婚协议很简单，原因：“感情破裂”，无需分割财产，孩子归我抚养，她每月负担10元抚养费。当时最紧迫的事是安顿孩子户口，本来需要我回京办妥落户手续后才能拿走，但是孩子的生母逼我立刻拿走。我的兵团战友听到消息后纷纷出手援助，尤其我的副班长，尚未结婚先当了我女儿的“干爹”，孩子的户口暂时落在了他家。呼市战友见我心情不好，再三、再四地劝慰我，其实摆脱失败的婚姻对我是一种解放，但孩子不行，她今后难免会受到不良影响，想到这些我无法轻松，心情不好时又偏偏遇上抢劫。1980年的呼和浩特治安情况很不好，战友要我把证件和钱包封进内衣口袋，傍晚送我到了火车站。呼市始发北京的火车停在一号站台，我的硬座车厢正对检票口，我把刚检过的车票和准备车上零花的两元钱放进上衣口袋，系好扣子，手提战友送的土特产，夹在人流中排队上车。刚踏上第一阶踏板就发现车厢连接处站着七八个年龄20岁左右，匪气十足的家伙，我情知不妙转身想下车，但被后面人拥堵着下不去，只能被人流簇拥着往车里面走，我瞅空把右手的东西转到左手，腾空右手准备自卫。在车厢的最窄处，两侧各站着三个匪徒，每名旅客想进车厢必须从他们的中间挤过去，由于旅客手里大都提着东西，在两边人的夹挤下抬不起手来，这些家伙乘机放肆地公开掏取旅客外衣口袋里的所有东西。轮到我了，解我上衣口袋纽扣的贼手被我用右手打开，哪知他们不甘心，在我快要挤过去时，一个人用臂肘抵住我下巴，另一个人强行解开我的衣服口袋，把车票和两元钱掏走了。挤进车厢后，我的座位恰好在右侧第一排，只坐两个人，这排座的对面已坐满三个旅客，我的邻座是个脸熟的交大校友，前后三节车厢里的乘客多是暑假后回京上学的学生，我放下手里东西，托校友照看一下，然后转身面向车厢进口，审视周边环境。离开车还有十分钟左右，旅客正从车门口不断地拥上来，掏我东西的歹徒很瘦小，穿一件蓝色长棉大衣，离我很近，背对着我露出细脖子，正忙着掏旅客兜呢。我旁边是车厢，背后有同学和小桌板，头上则是行李架，这个位置，只有正面来人才能接近我。三四个穿铁路制服的人正在对面车窗下“维持秩序”，检票口也有几个铁路员工......我正犹豫着动不动手时，突然看见本列车的乘警恰好出现在车厢内不远处,“机不可失”，我迅速出击了！我伸左手牢牢卡住小歹徒的脖子，把他倒拖过来，挡在我正面，同时贴着他耳边说：“还我车票！”见他挣扎手上加了劲，他那小细脖子没我胳膊粗，没有反抗余地，但是他一呼救，五六个歹徒放过旅客向我扑了过来。这几个打手被刚上车的旅客和小歹徒阻隔，靠近不了我，其中一个家伙比较灵活，从临近隔箱扶着行李架踩着椅背，探出身子从旅客头上向我打来一拳，不过由于重心不稳，被我用右手架开时差点没摔下来......混战中，校友被挤得半蹲在座椅上，我则退守到行李架正下方，全神贯注地躲闪和招架，以前的体育功底全派上了用场，身边旅客则抱住脑袋拼命躲闪。在人挤人的车厢里格斗谁也施展不开，我用右手应战，左手仍然死死卡住“人质”的脖子，用他当我的“盾牌”，此时我已经感觉不出他的挣扎，颈动脉被我紧捏着，估计快晕了。我立刻对歹徒大喊：“钱我不要了，还我车票！”几乎同时，开车铃也响了，只听一声口哨，武斗随即停止，几个歹徒把兜里现金以外的东西纷纷倾倒在我面前地板上，一个家伙扒拉着找到车票，检起来递给我。我右手接票，左手松开“人质”，旋即又听得一声哨响，隔着窗户看见总计有30多个歹徒，在洗劫过三节车厢之后，一窝蜂地下车跑了。火车开动，我毫发无损地坐下，看到危险过去，车厢里走过来几个人，从散落在地上的物品里找寻自己的东西，多数是学生证，有一张军官证，惟独没有钱。不知为什么，车厢里安静得有些沉闷，我歇息了一会儿，回想刚才的一幕也有些后怕，我问那位校友，“刚才打起来的时候，乘警跑哪儿去了？”他说没看清楚，反正是不见了。我离开座位，满怀怒气地一路寻找，走过多节车厢后终于找到了他。乘警把我让进一间小屋，很关心地问我受伤没有，我说没有，他批评我说：“你也太胆大了，丢张票算什么，我给你开张单子就能出北京站！好家伙，你竟敢动手自己把车票要回来，你就不怕被他们用刀子捅了？！那伙人有火枪呢，警察都不敢惹......”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胆大？要不是看见你过来我哪敢动手？！本指望你干预，谁想到你比谁都跑得快......”“老哥，老哥，您别生气，跟您说实话，只要我当时一干预，火车没到北京我家就被砸光了。那些家伙是铁路子弟里的流氓团伙，互相都认识，我不敢动啊！你看看车厢里的人，谁敢反抗？”听警察讲这种话，我除了叹息还能说什么呢？可是，我应该埋怨自己冒失？应该感谢歹徒对我“手下留情”？......呜呼哀哉！在歹徒行凶的现场，百姓急需保护时，“执法”人员却临阵脱逃，任由百姓自生自灭，留给百姓心理上的何止是失望，那是绝望啊！（备注：1980年之后的内蒙古，经历几次“严打”之后，治安状况极大好转。）
大一、大二学基础课我比较轻松，个别科目甚至有突出表现，但到了大三专业课阶段感觉有些吃力。完成“机械制图”课的作业极费时间，往往需要在制图室夜战，我在学校没有宿舍，每晚必须回家帮母亲照顾女儿和家务，时间实在不够用，所以我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图纸正确表达上，对图面的美观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可偏偏赶上制图课老师对精美制图有浓烈的“嗜好”，笔道粗了不行，细了不行，铅笔道的光泽差了也不行，当我被罚用仿宋体抄写文章时，脑袋一热写了篇“手工制图即将被计算机制图取代，花大量时间练字得不偿失”的仿宋体小文，惹得老师大动肝火。上“机械工艺”课更要命，我对工厂的“车、铣、刨、磨”一窍不通，甚至不晓得长什么样，在这方面我不仅比来自工厂的同学差很多，甚至比从中学直接上大学的小学友都差，因为他们好歹上过“学工课”，去工厂参观过，而我从来没进过机械工厂，彻底的“一穷二白”！老师干巴巴念工艺课教材，我恍若听天书，枯燥的教学让不少小同学选择“逃课”，我不得不缺课的原因则是为了女儿户口迁来北京而奔波，不过制图老师不知情，认定我经常“旷课”，伺机拿我做典型予以惩戒。期末考试前，小同窗们靠死记硬背应付工艺课考试，我没那个时间，自知通过工艺课考试困难，考试前就去找老师申请参加暑假后的补考，利用暑假自行补课，但我的要求被老师断然拒绝，他早就看我不顺眼！考试成绩出来后全班哗然，够六十分的仅一两个人，学生代表与老师协商后降低了及格线，但老师非要保留我的“不及格”。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考试“不及格”，身为班里“老大哥”，心头升起“奇耻大辱”的感觉，看到老师有意逥避我的目光，我没做申辩。古人云“祸兮福所倚”，想想自己放马时曾摔成脑震荡，也摔裂过锁骨，咬咬牙都一一挺了过来，既然命运安排我尝一下“不及格”的滋味，坦然面对就是，权当又挨一次摔！心定之后，暑假里除了做家务，推辞所有其他活动，潜心补课。大学的第三个暑假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发愤苦读的日子，“从零开始”的恶补让我受益匪浅，所奠定的基本功，不仅帮我真正迈入了机械行业门槛，也为后来在工厂里的技术革新铺平了道路。补考轻松通过，分数创造了机械系历次“工艺课”考试的最高分。毕业后的两三年，北方交大来我厂考察毕业生表现。不久，我受到北方交大工艺教研室主任的邀请：“回校教学，主讲‘工艺’”。后因我没有“硕士”头衔被学校人事部门否决，不过丝毫没有影响我的高兴，因为这证明我的第二次“插队”获得成功。专业课全面展开后，我把学习目标修订为：求懂不求精，关注边缘科学以求突破。毕业设计的题目我选择的是“改善内燃机车振动和噪音途径的探索”。做这个课题要吃苦，不仅需要长时间跟随不同型号火车，为获得第一手数据更要守在内燃机旁边做测试，闷热的机房里充斥着污浊的空气和震耳欲聋的噪音，每天下来头晕脑胀，以致有些同学没能坚持测完全部数据。但是这个苦对于咱“老插”不算什么，我尽可能多地搜集到了中国各型号内燃机车噪音的第一手数据。在京广、京山线上我跟着火车跑了近一个月，拿到十一种车型的资料，课题老师准备结束测试，可我觉得不够，申请再测试几辆电力机车和蒸汽机车，以取得机车噪音的多种曲线进行对比。我的申请挨了导师批评，不过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一个来月的接触我已经知道这位导师秉承的是“先立论后找论据”的“科研”老路，他认为自己的论点“成竹在胸”，学生们搜集数据只为证明了他的“论断英明”而已。一贯“本本分分”的几位同课题的小同学心领神会，跟随老师回学校写论文去了，只留下我和另一个长春同学继续背着仪器沿铁路线到处跑。回校后我得知，先行返校的同学在老师指导下已经完成论文的大部分，所有文章的核心观点都是老师圈定的。我对自己测试的所有数据独立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让我颇感为难，因为这与导师的观点很不一致，但我据实完成了论文。论文初审阶段，其他同学顺利过关，惟独我的论文被导师全盘否定，他用不屑的语气责令我重写，要求我向他的得意弟子好好学习。与此同时又告诉我，本课题和相应的论文答辩得到校方大力支持，论文答辩时将邀请全行业知名专家参加，论文的优劣由专家们当场评定。回家后我左思右想，既然论文答辩会上有行业的专家参加，并且由他们直接打分，我深信，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们一定会欣赏有根有据、对解决问题有现实意义的论文。于是我加班加点搞了两个版本的论文，一个应付导师，顺着他的观点写以此获得参加答辩的机会，另一个则藏起来直到答辩会上再宣读。这就像我当年在草原上套马，纵马冲入马群，先用“套马杆”对假目标虚晃一下以麻痹对手，然后再直取目标马的马头。论文答辩会上出现精彩一幕，导师的得意门生按导师观点撰写的论文受到严重质疑，本人的“忤逆之作”却被所有专家当场评为优秀，甚至铁道部某研究所所长当即向我发出工作邀请。事后，本人“忤逆之作”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被导师采纳，发表在1983年的《北方交通大学学报》上，论文结尾处导师向学生表示了感谢，我排在他的得意门生之后。离开大学前，我被叫到某研究生院的导师家，他的大儿子与我是“发小”，一样在牧区插队多年，一样刚刚大学毕业。这位科技界老前辈摘掉“右派”帽子后首次获准带研究生，他想选我俩做他的“关门弟子”，要求我们报考他的研究生。前辈的好意被我俩谢绝，理由很简单：我俩已经35岁，先得养家糊口，边干边学可以，不能再当“专职学生”了……老人闻后深感遗憾和惋惜。我是“老三届”，1966年的老高三，亲历了“文革”与“插队”，又是“新三界”，当上1978年的“老学生”。古人云“三十而立”，我却是“三十伊始”。毕业后在机械工厂干了七年，转战IT业干了11年，再进入“认证行业”又是11年……我把这概括为：十年“被插队”，一辈子是“老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