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雷霆：我与大学的擦肩而过与相伴而行

作者简历

作者知青时期雷霆，北京101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2连务农。后调入团政治处任报道员，兵团撤建后在司令部打杂。于1976年底病退回京，后修学电子技术应用专业，成为清华大学机械系高级实验师，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书。现已退休。

原题

宝贝，非那根是甜的

作者：雷霆

1977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年份之一。“文革”刚刚结束。千疮百孔的文化教育领域开始了拨乱反正，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就是中断10年的高考宣布恢复！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于1977年10月21日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同时刊出的。这个消息冲谈了半年前父亲去世带给我的悲伤，使返城待业的我有了新的希望。

我和妈妈说起了打算参加高考的想法，我自知初中毕业后下乡务农整整8年，数理化早就清空了。所以理工科不能考虑了，但考文科我还是有优势的，毕竟我在兵团当过报道员，有过写作的实践。

妈妈听完我急急地诉说后叹了一口气说："你是老大，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你爸爸去世后家里什么积蓄也没有，老二老三还不能完全独立，你现在去上大学是没有工资的，谁来负担你的生活费？"

妈妈的一番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是啊，我都已经27岁了，快到了而立之年，除了让父母惦念，从没为爸妈分担过什么。怎么能给年过半百的妈妈再增加负担呢。我把上学的愿望藏在心底，去爸爸以前任教的机械系，在铸工实验室当了一名工人。

作者青年时代

“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于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开考，共570万人报考，录取近30万人。我的两个远在甘肃矿山的表姐，用我寄给她们的高考复习资料复习，一举中的，两人双双考上了大学。而我此时，虽然怀揣着心心念念的文学梦和大学梦，却必须沿着生活的轨道，先把工人的活干好再说其他。

上班时我卖力地打扫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擦拭显微镜硬度计等仪器设备，费力地读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介绍和使用说明，那些和数学物理有关的知识，本来学的就不多，又有10年的隔绝，读起来十分难解。

有一天，一位做实验的工农兵学员随口对我说：“师傅，你帮我把这个平均数算算吧。”这是小学课本里教过的知识，我觉得自己应该没问题。我拿起纸笔埋头演算起来，可是算来算去就是算不出结果，他过来一看，指着我的算稿说，“你怎么把分子分母弄颠倒了？”“啊！是吗？”我愣住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无地自容啊！

我自问，这就是我吗？27岁了，连求平均数都弄错了算式！那个以数学满分考入北京101中的好强的小姑娘哪去了？那个因为物理成绩好被无线电小组吸收为第一批女组员的女生哪去了？那个曾经立志要报考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初中女学生哪去了？

我意识到，“文革”浩劫，8年下乡，我们知青被劫去的不仅是青春更是知识、文化、眼界,还有本应该属于我们的探究科学的能力。留给我们的是被清空了的大脑和在现代科学面前无所措的双手。

不，我不甘心！时代之错，错不在我，但空发幽怨毫无用处，我明白要追回失去的年华只有一条路：就是从头学起。

我不再想着文学梦了，我发誓要把数理化补上，使自己具有最基本的科学知识。

1970年代末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人们从“文革”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焕发出勃勃朝气。一旦走出文化荒漠，大家对知识的渴求呈几何级爆发。除了那30万被大学录取的幸运儿，“文革”10年被耽误的上千万的年轻人也需要接受教育。

为满足年轻人的学习要求，各个大学纷纷办起了免费的初、高中业余补习班。之前，大学老师们要为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补习中学课程，所以教材和讲义都是现成的。大学的老师们满怀热情走上了夜校的讲台。

各校的补习班办的如火如荼，清华大礼堂东面的新水利馆有近百间教室，一到晚上整个大楼灯火通明，每间教室里都坐满了来自各个区县的在职青年，没座位了就站在教室后面听课记笔记。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可容纳上百人听课，这里大都安排英语补习班，也是堂堂座无虚席，晚到的只能在教室外的楼梯上听课。

夜校开课分为初中数学物理，高中数学物理等班级。英语有起步班，提高班等等。每个人可自由选择。

我毫不犹豫抑或说是无比珍惜地投入到重新学习的大潮中。买来初中高中课本，一页一页苦读，一道一道题演算，不觉得枯燥而是如饮甘露般满足。补习排满了我的所有业余时间和全部假日。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是久违了的升级版的幸福。

就这样，我重学了初中数学课程，补上了高中课程，从因式分解到高次方程，从三角函数到解析几何。在夜校的课堂上我遇到过中学的学姐、小学的同班，碰到过幼时的邻居、久别的闺蜜，还和弟弟妹妹的同学坐过同桌。可见当时全民学习的热潮是怎样的广泛深入。

半年过去了，1978年9月大学迎来了第2批高考入学的新生。而1979年大学招考将限制年龄，老三届大部分失去了进入大学校园的最后机会。

此时，中央电视大学应运而生，并于1978年年底招生考试。这是通过电化教育进行高等教育的平台，考生没有年龄限制，可以在职报考。这无疑给无缘于全日制大学的年轻人又一个学习机会。

电大当年录取学生41.7万人，其中全科生11.5万人，单科生30.2万人。设有计算机，英语、法学等专业以及数学、物理、外语等单科学习科目。全国各地的学生按照统一的课表收看电视。各地均建有电大工作站，电大学生设班并配有班主任，除了通过电视听课，还安排有课外面授辅导等。每学期期末到指定的考点参加统一的考试。这个庞大的电化教育体系成为了没有围墙的大学，满足了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的大学实验室里技术人才断档，在岗的年轻人最低的小学文化，初中生可见，高中生是稀缺资源。为了提高这部分人员的文化水平，学校借助电大的平台，成立电大数学班。我通过考试成为第一批学生。

中央电视大学于1979年2月6日正式开学，第一节课由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开课。这给我们数学班的学生以极大的鼓舞。我考上的数学班共有30多名学生，年龄最大的40出头，最小的刚满20岁。每到上课时间，我们就聚集到主楼的指定教室收看电视，下课后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上班。

经过之前的补习，我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对高等数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数学书和算题本随身携带，开会及政治学习时，我总是选个不起眼的角落，偷偷地做题。我决心一定要一雪曾经算不出平均数的耻辱。

功夫不负有心人，期末的高数微积分考试中我拿到全班唯一一个100分，这是我人生第2个数学满分。我被评为优秀学生，老师通知我到首都体育馆电大学生表彰大会上领奖，但我没有去成。因为此时，30岁的我已有身孕6个月，行动很是不便。

女儿出生的不是时候，数学单科顺利结业后，我正在备考清华大学刚开办的电子技术大学专修班。家里人劝我说，本来30岁才有孩子就够晚的了，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想上学？这不是异想天开吗？我却没有过一丝动摇，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苦学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我奔来的那张学历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脑海里就是一个念头：“文革”夺去了我第1次学习的机会，我绝不能错过第2次。

这第2次的不能错过，真的好辛苦。女儿3个月时我坐进了清华大学电子技术专修班的课堂，成为班里唯一一位妈妈大学生。第一堂课我就遇到了极其尴尬的事情，那时还没有冰箱可以保存母乳，而在哺乳期，母亲的乳汁会按时分泌。上了半节课，我上衣的前胸被就被自己的乳汁渗透了，只好不停地用纸去吸。后来接受教训，每到上课那天我就在内衣里垫上很厚的脱脂棉。即使这样，胸前也经常会留下奶渍。转眼到了冬天，棉衣也时常被乳汁浸湿，穿到后来，棉衣前胸的棉花结成了硬板。

白天上班上课晚上带孩子做作业，日子过得很狼狈，忙乱得有时都忘记了洗脸。用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形容那段日子一点也不过份。我几乎成了清华园里最邋遢的女人。我妹妹相亲的男友，正好有朋友是我的同学，那个同学对我妹妹的男友说：“不行不行，你不知道她姐是什么样子，头发乱哄哄，衣服上还有一块块的污渍。”好在妹妹的男友理解我的付出和努力，这门亲事才没有因为我受到影响。

忙乱紧张马不停蹄形象塌陷我都不在乎，随着大学基础课专业课的推进，借助清华大学教师和实验室的优秀资源，我和同学们的学习突飞猛进，为了验证我们的学业水平，我们的期中大学物理考试用了和本校自动化系本科生同一张考卷，我考了85分，是班里的第二名，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说这个成绩在本科生里也算是优秀的！优秀不优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的滋养使我们感到充实并充满希望。

但是，离开课堂面对生活时，我接受着更大的考验。我爱人在派出所工作，几乎全天候在岗。照顾女儿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每天下班后把女儿从托养的老师傅家接回来，我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住在筒子楼里，一层楼只有一个水房，一个男女共用的厕所。厨房也是6家共用一间。烧水做饭接水倒水倒尿盆，一晚上出来进去在楼道里穿梭，不知道得跑多少路，给女儿做饭喂饭洗澡讲故事，直到她玩累了睡着了，我才能胡乱吃几口饭，再洗完她的衣服收拾了碗筷，这才开始写作业，每每要写到深夜甚至凌晨。第二天一早又要早起送孩子然后上班，从女儿几个月熬到了女儿快2岁时，我觉得自己快熬不住了。

女儿大了入睡晚了，而我的学习进入专业课阶段，写作业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有时我困得趴在作业本上就睡着了。醒了也不管是几点接着把作业写完。如果女儿晚上迟迟不入睡，我急得会打她几巴掌。怎样才能让女儿尽快入睡呢，我知道绝对不能给孩子吃安眠药，这时我想到了女儿咳嗽时服用的“非那根咳嗽糖浆”，这个药有镇静作用，不妨试试。

那天晚上，我一看到8点钟了，就倒了一勺咳嗽糖浆给女儿喝。女儿摇头说不要不要！我说“宝贝，非那根是甜的，可好喝了，不信你尝尝！"女儿伸出小舌头舔了舔，没有拒绝，我趁机把糖浆喂下去，接着又喂了一勺。两勺药水喂下去，过了10分多钟后女儿就沉沉睡着了。果然有效，我暗喜。

以后的日子里，这成了女儿睡前的必修课。一看我拿糖浆药瓶，女儿会用稚嫩的声音说："非那根是甜的，宝宝喝喝。"这个屡试不爽的办法，终于使我可以喘口气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邻居大姐偶然见到我给女儿喂了两勺糖浆，她吃惊地说：”不到3岁的孩子喝糖浆5毫升就差不多了，我看你喂了有20毫升，太多了吧。” 我回答说：“我这是为了让她早点睡觉我好写作业，我都喂了好几瓶了。”

大姐一听眼睛都快瞪出来了，指着我说：”你也太糊涂了吧。这么小的孩子，喂这么多镇静药，你就不怕伤到孩子的神经？要我说你够残忍的了！”

大姐的一席话仿佛在我头上炸了一个雷，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长期超量服用镇静类药会对身体有伤害！我太无知了！我连忙抱起女儿，试图让她把刚喝进去的药水吐出来，女儿却吐了吐舌头，冲着我笑了，躺在我怀里没一会就睡着了。

那夜我没有写作业，一直抱着睡得沉沉的女儿，想了很久。为了学习，多苦多累我都能承受。我坐在课堂上的快乐和掌握知识的满足会让那一切付出都变得有意义。但是，我不能为此搭上心爱女儿的健康！

一时间内心百感交集，首先是深深地自责和悔恨，女儿跟着我这个痴迷读书学习的妈妈真是她的不幸，好多次我把她刚接回家就送到别处，自己赶着去上晚上的实验课辅导课，她哭着紧紧拽着我的衣襟不让我走，我狠心掰开她的小手推门而去，任凭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每次我给她喂咳嗽糖浆，她都乖乖地张开小嘴一口气喝下去。

人生谁无小儿女，世间皆重骨肉情。我又何尝不爱自己的孩子，我又何尝愿意30岁才开始读大学？我也自怜，初中没有毕业就被上山下乡，青春年华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却完全被隔绝于学校之外。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又如何补偿？好在好在，“文革”翻页，改革启动，我怎么能不珍惜这迟到的春天。

虽然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无知，但我也绝不想放弃学业，那样我同样要遗憾终身！两难之中我该怎么办？我最后想到的办法就是坚持上课，晚上没时间就不做作业。

从此我成了班里公开抄作业的学生，同学们向我伸出热情之手，作业做得最工整的小安妹妹每次课间都早早把她前一天做好的作业塞给我，我紧赶慢赶抄一遍，基本能按时交给课代表。就在这忙乱之中，我有时还会发现她作业中的疏漏之处。

3年多寒来暑往，终于迎来了毕业典礼，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高景德先生亲自与我们首届毕业生合影留念。而我也很快利用学到的知识，参与筹备和建立了本专业第一个计算机房并向大学生开放。

不久，我和实验师主任闫德老师开设了一门新课《微机专题实验课》，系里拨出专用经费支持这门机电一体化的实践性课程。我写了教学大纲，设计了多个实验内容，并亲自授课。电子技术知识在机械类热加工专业的应用，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极大兴趣，课程获得同学们的认可，并获得了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讲课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一次上课时我请一位同学到讲台上介绍他的实验方案，这位同学的实验电路设计得非常完美，看得出他下了功夫，我为了赞许他，在黑板一角写了一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刚写完课堂上就爆发出笑声和掌声，原来讲台上这位同学叫刘兴亚，绰号就叫“鸭子”，我连忙向他道歉，小刘笑着说：”没关系，老师不和我见外我很高兴！”在此之前，我已经由工人编制转成了教学编制。

我的经历在实验室青工中也有了积极的反响。他们大都是70届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5年级。但是在“文革”中他们都是可依靠的工人阶级，是批判知识分子的骨干。

我刚到实验室时，政治氛围还留有“文革”的遗毒。小青工对五六十岁的老教师竟然直呼"小于""大黄"，令我吃惊。我对此也有本能的反感。

当时清华有名的学者邢家鲤先生还在我们实验室改造，邢先生无儿无女，只养了一只猫，“文革”中诬蔑他"养猫反党"。我到实验室时，他还没有得到平反。平时没有人和他打招呼，开会也是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我知道他很有学问，内心对他很是崇拜。见到他我总是恭敬地喊一声"邢老师好！"开会时我坐到他旁边，和他聊天。

记得有一次我说起了中学英语课本的一篇文章，题目是"The sky is falling down"我随口说出的这句英语，邢先生马上听懂了，他笑着说"天掉下来了！"我又惊又喜，感觉和邢先生成了知音。邢先生说小雷，你要好好学习，不能荒废了光阴。我记下了邢先生的勉励。后来，邢先生升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我们还有来往。

不仅对邢先生，我对身边每一位老师，也包括工人师傅都是非常尊敬的态度。随着教学科研的恢复和开展，知识越来越被尊重，无知将寸步难行。慢慢地实验室里的青年工人态度有了转变，大家都开始参加业余学习和进修。我因为先行一步，有时还可以给他们做些辅导。他们中有的经过几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学历学习，进入教学编制，有了很好的发展。

1995年，我受到日本日立公司邀请，赴日参加可编程控制器的研修，研修时间为三个月。回国后我把学到的专业知在教学中加以应用。我在同学中率先获得副高级职称。学校又给我颁发了高校教师资格证书，我从一名知青正式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一次，校工会召开了一个有关继续教育的汇报会，会议在第二教学楼二楼举办。我在会上发言，介绍了自己作为大学生妈妈，在三年的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努力，讲到给女儿喂咳嗽糖浆的情节时，我忍不住泪洒讲台，哽咽难言。也许是听众们也受到触动，会场上鸦雀无声，直到我汇报结束，才响起了掌声。会后，时任校工会主席的刘泰老师特地握着我的手，关切地说“小雷，你太不容易了。你的女儿还好吗？”我回答说女儿还好，他似乎才放下心来。

有一年校庆，我在校园里游览，看到路边有一个展台上有一摞可自取的图书，我拿了一本来看，书名是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先生题写的(可惜我记不清书名了)，我翻开书浏览了一下目录，竟然发现有一篇是介绍我坚持学习工作取得进步的文章，这令我非常意外。我完全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只是依稀记得系里曾经为我上报了一份材料，好像是为了评选什么积极分子。想起来我很幸运，在清华园特别是机械系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关爱支持下，赶上了知青上学的末班车，迎来了自己生命的春天。

我的女儿也慢慢长大，勤奋努力的她最终考上了大学，又先后到韩国、美国、英国留学及工作。后来回到国内，从事一份她喜欢的工作。回首往事，我更加感到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几代人都有着关乎生命价值的重大意义。改革开放必须破浪前行，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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