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国栋，老三届，下过乡，当过兵，在检察官岗位退休。
原题
求学时代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主席的这八个字的名句，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读书人。我的小学是哈尔滨市道里区顾乡小学（至今依然还存在），离家也就五分钟的路程，下了坡，上个坎，即是小学的大门。一个大院落，三排整齐的草房，装填了我许多的快乐和梦想。那时入学面试很简单，把1至100的数流利地背出来即可。一到三年级，我的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挺淘气，有时逃课， 回家喝水或与小朋友到草甸子去玩。上课时也不注意听讲，在下边和前后桌同学唠闲嗑，学校课间集体出大操时，躲在教室里看小人书。三年级时还受到一次口头警告的处分。到四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了我二姑的同学，对我管教很严， 常吓唬我说：“不好好学习，我就告诉你姑和你奶奶去。”此后我还真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先后当了组长，小队长，学习委员，中队长，大队委员，学习的兴趣和成绩都很不错，班任老师和课任老师都挺喜欢我，常安排我去参加学校组织的打乒乓球、朗诵诗歌、运动会前列队的活动。五六年级时，班主任换成一个男的姓李的老师，外号“大发糕”，但我从来没叫过。他对我很好，上课时总提问我，常拿我的学习成绩要求同学们向我看齐。李老师挺信任我，常常让我去他媳妇工作的国营食堂去给他取午饭。那时，我们和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建立了工学关系（这个单位还在，与现在的哈师大对门），他常安排我去研究所联系勤工俭学的事。来回坐车可以报销两角钱。有时，我会用一角钱买些零食吃，然后走半程， 坐半程车回来。六年级时，学生多了，有的班级挪到二里地之外的新亭小学去上课。有个挺好看的女老师在新亭校上课，李老师让我给这个女老师送过好几次折成纸条的信，还说：不许看呀！我还真没看过。文革期间，有次我去看李老师，还曾问过：“你那纸条写的什么呀？！”李老师问我：“你当时真没看？”我说：“真的，一次也没敢看呀！”李老师笑了：“约她跳舞，看电影，后来让我媳妇知道了，就没再联系。”有一天，学校看门的老李头被派出所抓走了，听说是因为祸害学校的女同学，还好，我们班没有受害的。小学同学间的感情比较淡薄，除了三五个同学有联系之外，其他的看照片连名字都说不出来了。2.三十三中学
初中开始是在 15中学，离家比较近，也就20分钟的路程吧。上了半学期，把我们排在后边的 6个班，分到新成立的 33中学去了，离家远，得走一个小时的路程。进入初中，学习上开始有竞争性了，大家都很看重成绩单和名次。我的语文成绩总是领先，特别是作文，每次都是85 分（那是最高分了）。作文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或校报上展示，何建永同学的数学成绩在全班最好，我们俩的名次常在头二名中窜动。有次，平均分一样，均列为第一名。33中是个寄宿学校，有些外地同学吃住在学校。有个姓陈的男同学，家里很穷，每天只有七分钱的伙食费，经常吃一顿或两顿饭。有时，我把他带回家中，让他饱餐一顿，没啥好吃的，窝窝头他一次能吃四五个，吃完还给他带几个回去。初中毕业我上高中，他考取中专，以后再未见过面。初中时期，男女两性的意识和界限增强了，也有了朦朦胧胧的爱情的意识流。初三的两位男女同学，有天晚上到15中学的一个教室里同宿，被校方发现了，学校里搞了次教育，对当时我们初一的学生们震动很大。这两个同学迫于压力，自动退学回家了。到了初二三时，我们班也有些绯闻了，说谁和谁好，谁和谁看电影去了。一次一个姓王的男同学在教室里大骂一位姓赵的女同学，说她传瞎话，破坏他的名誉了。也有偷偷的给女同学塞纸条的，有的女同学气得把纸条当着那个同学的面撕得粉碎，还骂他不要脸。初三上学期，我和三班一个姓林的女同学，被学校安排当广播员，每天上课前，去广播学校的好人好事。那个女同学有时到班里来找我，商量稿件的事，我班的同学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作鬼脸。听到一些非议后，我找到教导主任，坚决不当广播员了。有位作家说的好啊：“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班里边对男女事虽然传言不少，但实际上最后没有结成一对夫妻。我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和生活委员，那时，只知道好好学习，争取最好成绩，思想上不怎么要求进步。所以，直到初三快毕业时，才被发展加入共青团，当时班里也只有三四个团员。初中毕业报考时，我本想考个中专，以便早点工作为家里减轻点负担，可是爸爸坚持让我考高中，将来上大学。学校老师和领导也劝我，成绩这么好，还是考高中吧！报考哪个学校呢？当时我标准不高，按顺序排，有3中、6 中、1 中三个重点校，我想第一志愿报1中吧，能考上1中也就不错了。何建永同学就来劝我，第一志愿报6中，第二志愿报1中，让我和他报一样的，我想了想，行吧，咱俩报相同志愿，将来还可以在一个学校，但我对考取6中，确实没有报什么希望。考场设在16中还是18中，我忘记了。当时只考语文、数学两科，数学挺难的，但我还是把所有考题都答上了，语文作文的考题是：“给越南青少年朋友的一封信”。当时还是抗美援越时期，这篇作文，我自感写得很好，出了考场，心里挺踏实和高兴地。发榜时，学校领导兴奋地通知我，何建永，还有一班的王国庆，我们三个人被6中录取了。我颇感意外，自然也非常高兴。校长胡毅骄傲地对学校老师们讲：我们33中有3个人考到了6中，15中一个也没有，这三个学生真是给我们33中争光了。我们这个班有近一半的同学落选了，什么也没考上，气氛有点压抑，所以，毕业照片也没照成，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临别赠言，就此匆匆分手了。家里人非常高兴，爸爸那时在群力大队当会计，特意领我去和大队的领导见面报喜讯。还请了几个好友到家里喝顿酒，2个姑姑也都给我买了新书包，钢笔等学习用品。初中时期的同学、老师间的感情就要比小学时好多了，至今我们10 几个同学和老师，每年都要聚餐几次。33中如今还在，但校址迁移了，说回去看看，至今也未成行。3.第六中学
哈尔滨六中始建于1920年代，当时叫女一中，是条件最好的中学。3层楼房的教室很明亮，有宿舍，食堂，运动场，还有个室内体育馆，进入校门是一条两排高大白杨树簇拥的甬道，起名为红专路。校长叫王又生，是个13级的老干部。一入校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每天8节课之外，晚上自习课到九点才能回宿舍睡觉，宿舍是大通铺，上下两排，能睡20人。食堂饭多是粗粮，做的很不好吃，经常是夹生的高粱米饭，没蒸熟发粘的发糕。为此，文革造反开始时，首先把学校管后勤的领导批斗打倒了。由于生源好，所以班里的学习气氛浓烈，竞争性也更强了， 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除数学成绩分靠前，其余学科成绩都是中等，尤其是化学和外语，70多分，心里很是焦虑。那时没有任何辅导，老师讲完课就走，完全靠自习，初中时期的优越感渐行渐远，偏科现象在我身上表现明显，如果不是文革中断学业，清华北大等一类院校我肯定考不上，也就是考个二类的文科重点院校吧。1966年3月，第二学期开学后，社会上，学校里有关“教育革命”的传言逐渐多了起来，学校里有许多高干子女，经常带回一些小道消息，大家都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到6月1日，中央台广播了毛主席批示的聂元梓造反的第一份大字报。校园里终于沸腾起来，教室的楼道，食堂的墙壁， 贴满了大字报。校领导、老师，一个个地被揪出来示众，班与班之间也开始串联，成立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运动逐渐扩展到校外，记得我与班里同学到“八区体育场”“哈军工”“外专学校”参加了好几次造反大会。当时，哈尔滨的大中学生成立了对立的两大红卫兵组织，一个叫“八一八红卫兵”，另一个叫“红色造反团”。之后又分裂成“炮轰派”和“捍联总”。我们学校和班级也分成了两大派， 我虽然也带上红卫兵的袖标，但哪个组织我也没参加。心里想， 闹哄一阵子过去，还得回到教室里上课学习，干么分成两派成天斗、斗、斗的呢。8月20号吧，我从家里回到学校，看到校园空荡荡的，一问，说都外出串联，到北京看毛主席去了，不用买票，从学校开个介绍信即可。我与班里剩下的几位同学一商量，走吧，咱们也别呆在学校里，到北京闹革命去吧。火车上的人还真多呀！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是外出串联的红卫兵。到北京出站口时，有北京的红卫兵在出口处盘问：“什么出身？”“贫农”。即放行出站。如果答是“富农、地主、资本家”的，一声吆喝，“狗崽子，不许进北京，从哪来回哪去！”入京后不久，8月30日晚上吧，通知我们明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家一阵欢呼，当晚激动得谁也睡不着觉。晚上11点钟就开始集合了，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一根香肠，一瓶水，迷迷糊糊的也不知把我们集中到什么地方。第二天八点钟开始步入长安街，依次经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一路上高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前拥后挤地走过天安门，大概到十点钟才散场。据说，挤掉的鞋与语录本等装了几十车才拉走。那时，红卫兵串联，吃住行通通免费，我们几个同学一商量，继续革命吧，又先后到西安、兰州、重庆转了一大圈。这年年底，我们五个同学又串联到上海，从元旦那天开始步行串联，向韶山走去。为的是学习红军的“长征”精神吧！开始时，有10几个人的队伍，其中有上海的、江苏的红卫兵。愈走人愈少，有的是累得走不动了，有的是想家回去了，后来只剩下我们四个人，历经一个月零五天，行程2550 里，于春节晚上赶到了韶山冲。韶山的红卫兵太多了，排二个小时队才吃上一顿饭，又排三四个小时领取韶山制的毛主席像章。第二天，简单的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就让我们返程了。本想从韶山再到遵义去观看革命圣地，由于中央发了通知，停止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只得从衡阳途中转道回到哈尔滨。两次外出串联共计50多天吧，见识长了不少，革命也不知是否成功。国家不堪重负，交通几近瘫痪。回到学校，既未复课，也未继续闹革命。每周回学校逛一圈，平时同学间相约游松花江，打扑克，看电影，很是无聊，也很是无奈。那时回6中学校，要从顾乡坐5线车到道里再坐2线无轨车，来回得2角钱。我和何建永灵机一动，自己作月票吧！找来二张过期的月票，我们把日历牌上的本月份的数字小心抠下来，再把月票上过期的数字抠掉，用新数字贴上去，严丝合缝地真看不出来。就这样，我们俩用了四五个月吧，直到有一天，何建永被乘务员发现不对劲，带到终点站审查，小何机灵，说，我是学生，没钱，使用的是我爸的月票。乘务员把月票给撕了，才放小何走，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造假月票了。1968年10月，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沉寂后，又转换成更加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我告别了正规的、在校的学习生活。4.吉林大学
再次踏入校门，并圆了我的大学梦的，那是 1983年的5月份了。我1982年底转业分配到省检察院农林处不久，吉林大学法学院到黑龙江来招生，是函授生。当时文凭热才刚刚兴起，院里许多人争相报名，征得院处领导同意后，我也报了名。刚到新岗位不久，加之处领导分配我不少工作，也就没好意思请假（当时院里规定，对考生可以给予二个月假期备考）。只得在晚上和星期日（那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复习高考大纲，好在有多年自学的底子，我很少死记硬背，注重把握要点，注重条理性和纲目性，在加深理解上下功夫。实践证明，这个方法不错， 理解了的东西往往记忆深刻。高考大纲复习过两遍后感到挺有信心的。吉林大学法学院当时是很知名的院校。入学考试很严格， 淘汰率也很高。考试分为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科三张试卷，史地为一张卷，每科考试时间为三个小时。由于心理准备较好，所以考得比较顺利，有些试题在高考复习大纲之外，我还是靠着平时的积累，加上现场的分析与理解，把题目都答上了。考试成绩公布后，如我预料中，语文72分，政治77分，史地69分，总分218分，在全院3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共有8人被录取。入学后，记得每学期集中面授教学为10天，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科允许补考一次，如再不及格，即取消学籍。面授教学和考试多数在哈尔滨，到吉林大学校园集中教学只有二次。头三个学期我还能坚持参加集中面授教学，1985年1月我被提拔为研究室副主任后，工作异常地繁忙，只好借助同学们的教学笔记在考试前突击复习上几天，争取及格以上即可了。三年的学习，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坚持下来，获得了大学的毕业文凭，按理讲，还应该再坚持二年，把大学本科的文凭拿到手，可是，一来工作实在忙，不能舍本求末。二是从内心里对当时官场上单纯追求文凭，不讲能力水平的风气很反感。所以，我就此“罢学”了。
后来的若干年里，特别是走上院领导岗位后，很多院处领导借助各种关系，念硕士、念博士，轻而易举地成为硕士生，博士生。有的人，包括一些熟悉的院校领导也动员我，报个名， 拿点钱，整个博士学位吧，我极为反感地拒绝了。
我曾经接触过许多博士学历的领导，有的真行，有的就是狗屁。毫不讳言地讲，那些在职取得博士学历的人中，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名符其实就不错了！
在中国，特别是有些领导者，所津津乐道的在职博士文凭， 何以如此不堪！如此廉价！如此不耻！
老三届之歌
韩贤强：大山的故事还在继续
雷霆：我与大学擦肩而过相伴而行
刘素英：我失去大学换来一个儿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