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 | 刘素英：我用失去的大学换来一个儿子

作者简历

高三时的刘素英（1966年）

刘素英，1948年生，江苏省泰县溱潼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企业会计师，现居南京。

原题

一位“老高三”的高考

要大学还是要儿子？

作者：刘素英

我的家在苏中里下河水乡的溱潼古镇，在镇西南边的湖心里，有一座教室宽敞而明亮、环境优雅而宁静的美丽校园，她就是我的母校——江苏省溱潼中学。她师资力量雄厚，学习风气浓厚，每年都向大学输送一大批优秀学生，为祖国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材！

1966年我读高中三年级，全班52名同学，来自溱潼镇及周边各公社。高中三年，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全班同学团结得就象兄弟姐妹一样。在老师的精心教导下，个个品学兼优。当年从校长、教导主任、到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我们这个班将是历届大学录取率最高的一个班。

那年6月，全班同学个个都鼓足了劲，信心百倍地准备参加全国高考，心里想的是，向祖国汇报学习成绩时候到了！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时候到了！到自己理想的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时候到了！然而，全国高考突然停止的消息在校园内炸开了锅，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炸懵了：美好的大学梦就这样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紧接着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在校闹革命，一个班分成了几派，成立了名字不一的红卫兵组织。先是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取经回来后批斗“牛鬼蛇神”的老师，运动深入批斗“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主任李节之，批斗“假党员”的校长陈万庆。没日没夜地写大字报、跳忠字舞、上街游行、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在校内校外闹了二年后，同班同学连一声“再见”都未讲就离开了学校，“返乡的返乡，回镇的回镇”，就这样散了，走上了社会。

我离校后成了一名社会青年，到镇上的河南居委会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居民一起学习党的最新指示，宣传中央文件，想上大学的梦想仿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貧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我们镇大部分青年都戴上大红花下乡插队，被敲锣打鼓地送往远近的各公社、大队、小队安家落户去了。

我家姐妹3人，大姐早已结婚生子，家中只剩下二姐和我，二姐比我高三届，1963年高中毕业后在河南居委会做主任。下乡运动一开始，她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带领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到农村锻炼自己，镇党委批准了她的报告，承诺让她下乡锻炼一年后调回镇政府工作。这样我父母身边只有我一人，按政策我被留在城镇，成了待业青年。

时间一晃我已二十一二岁了，没有正式工作，整日在居委会搞宣传，读报纸、画墙报，其余时间无所事事，感到很迷茫。那个年代，待业青年结了婚就能安排工作，母亲就为我张罗对象。我姐夫有一姐姐在县城，她同事的儿子，刚好从北京回来看望父母，经亲友介绍，我们见了面，相互介绍了各自的家庭、学习情况。他是1964年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史无前例”期间，周总理亲自过问，从他们中挑选出出300名学生送湖北农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将人才保存起来，准备以后分配到国家各个部委，现在是带薪在校继续学习等待分配。

这次见面，我特别强调我是一个待业青年。不知道他看上我哪一点，也许我当年那单纯、孝顺、乖乖女的样子？也许他父母经过大革命，“看透”社会，不让他留北京工作，找一个老家儿媳，好让他回来？总之，我俩就这样认识了，并开始了书信往来。1972年年底，他在分配工作前夕，我俩结了婚，婚后我仍住在溱潼娘家。

在学校，他拿着《结婚证》，请求院党委把他分配到江苏来，最后他被分配在邮电部，争取到一名到南京邮电学院任教名额，成了一位大学教师。同年我也就业，到了溱潼镇的综合工厂，做了一名政工干事，负责全厂的宣传、人事工作。这样我俩如同电影《李双双》中俩主人翁一样先结婚、后恋爱，过起了牛郎织女夫妻分居两地的生活。1974年我们生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让我们平淡的生活增加了新的乐趣。

1977年深秋，听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凡下乡插队、参加工作的、结婚生子的“老三届”学生都可以参加高考。我一是不相信真的会录取“老三届”学生，二是因女儿小，没有报名。而我们原来高三班有好几位同学报名高考，果真不少人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很羡慕。当时我因工作单位属“城镇小集体”性质，文件规定不好办理工作调动，我爱人努力过几次都未成功。我想，要是我参加高考，考取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我就能争取分到南京，从而解决夫妻分居问题。1978年3月份爱人回来探亲，我把这些想法说给他听，他很赞同，要我立即行动。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沉睡多年的书本，与我的侄儿刘宝民（插队知青）一起复习。

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晚上女儿睡了，我才能复习功课，精力实在不足。我爱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回南京前就与我商量，要把女儿带走，我怎么舍得？经他多次劝说，为了上大学，我就狠下心来答应了。谁知，临行时，4岁的女儿声嘶力竭哭喊着“妈妈”抱住我的腿子，死死地抱着，我怎么也拽不开。我知道，我不狠心，女儿就不可能离开我，不离开我，我的复习就不会有大的效果，没有大的效果，我的大学梦就会再一次破灭。于是，我淌着泪使出了很大的劲把女儿的小手掰开，被掰开手的女儿哭了一声，接不上气，我吓得魂飞魄散……待女儿缓过气，我叫爱人赶紧抱走，不然我真的要改变主意了。……女儿走了，我的心仿佛也被神灵掏空了。

两天后，我才缓过神来，再一次拿起了课本。去南京的爱人一边教学一边带女儿，真是苦了他。几天后他又给我寄来许多有用的复习资料，对我迎考作用很大。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正当我定下心来复习了3个月，十多年前的知识都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越来越没劲，渐渐吃不下东西，呕吐得很厉害。坏了！难道我怀孕了？去医院一查，果然是。开始我不理会这些，仍坚持看书学习，但渐渐不行了，整日吃不下一点点东西，吃啥吐啥，终于倒下了。

“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为了上大学，我决定去做人流。当我有了这个“决定”时，父母急了，坚决不让我去医院，还把我的书藏起来，要我好好保胎。因我爱人是长子，我第一胎生的是女儿，他父母脸色就不太好看，一心要长房长孙。那时国家政策只允许生两个孩子，但第二胎必须有计划指标才行，如没计划指标怀孕了，必须去医院流产。好不容易那年我有了二胎生育计划，正好我又怀上，母亲见我这次孕症反映大，而且与上一胎的“胎气”不一样，认定这次是个儿子，当然死活不同意我去医院。公婆住在县城姜堰，听到风声，也急急忙忙赶来溱潼，说，已为人妻而且有了工作，还要去读什么劳什子书？当然要以生儿子为头等大事！说着说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去流产。我两个姐姐也不息事，特地跑来吓我：这次有二胎计划，让你生你不生，听说国家政策紧了，马上不让生二胎了，你以后怎么向婆家交待？

一边是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两个姐姐的“警告”，一边是复习迎考实现我的大学梦，我的思想乱极了，内心矛盾重重。人人都会背诵“下定决心”，事情到了跟前，瞻前顾后，不少人说不起嘴来，我就是这种人。最后拗不过父母、公婆，为了孩子我妥协了没去做人流。2个月后的7月20日是高考第一天，当侄儿喊我与他一起去高考时，我躺在床上痛苦地摇着头说道：你去吧，我起不来了。侄儿走后，我挣扎着爬起身，痴痴地端详着自己的准考证。看着，看着，我看到自己的准考证在流泪！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哪知道，我的泪湿了准考证，一滴、一滴……

我一躺就是3个月！身体反应正常后的秋天，当侄儿告诉我，他已接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笑着笑着却流下了眼泪，是为他录取的“高兴泪”，还是为自己永远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懊悔泪”呢？那种滋味真是说不清楚！我不由得低头看了看腹中的孩子，心里想着：孩子啊，妈妈一切都是为了你，我把上大学的愿望留给你来实现啦！紧接着的1979年国家果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我也如母亲预言，果真生了一个儿子。这样一来，我似乎用失去的大学换得了一个儿子。人生无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刘素英与儿女（1982年）

十多年后，我女儿考上了南京邮电大学，儿子考上了南京林业大学，他们算是圆了我的大学梦。可是多少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我似乎心里仍然不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女儿和儿子真的圆了我的大学梦么？

作者在南京梅花山（1996年）

作为1966届的高中毕业生，我的人生曾经面对3次高考，第一次是1966年，国家取消高考，我与全国上百万考生一样“没想到”；第二次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没上心”，失去了机会；第三次是1978年，我怀孕反应大，不能进考场，是“没办法”，又一次失去机会，我终究没有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如今每年看到年轻人进考场参加高考，我的感慨是，他们是多么幸福啊！

作者在南京宝船公园（2012年）

作者在吴哥窟（2018年）

（本文选自高泰东等著《1966年我们读高三》）

文图由作者授权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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