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百年潮 | 陈独秀胡适:两位安徽同乡的激情岁月

张家康 新三届 2023-04-16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原题
陈独秀与胡适

两位安徽同乡的激情岁月





作者: 张家康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安徽人,一在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一在徽商徽文化发源地徽州。百年前,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发动新文化运动而鼓荡起一段激情的岁月。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因价值观的一致而志同道合,又因价值观的歧异而分道扬镳,然究其一生,他们终不失为一对相知有素的老朋友。


陈独秀: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就在陈独秀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兴起新文化运动时,大洋彼岸的胡适也跃跃欲试,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提出“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文学革命的口号由此响起。

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陈独秀又是汪的好友。汪孟邹受陈独秀委托,只要《新青年》出版,便寄予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代陈独秀向胡适约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时间久了,不见来稿。汪孟邹去信已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即汪孟邹,作者注)将穷于应付也。”  

第二年,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来往。胡适告诉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将胡适所译俄国短篇小说《决斗》在《青年》刊出,并致信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文学革命是他们信中所讨论的问题,胡适提出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陈独秀连去二信,表示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盼望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对八项主张作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陈独秀十分赞赏《文学改良刍议》,只是改良并非本意,革命才是他的初衷。唯此,他发表《文学革命论》,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只能隔岸观火了。况且,他的文学革命的声音,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已到了不依不饶的程度。胡适胆怯了,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陈独秀则不然,他义无返顾、一往无前,明确答复胡适: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他甚至感叹道:“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上任之初,便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任文科学长,并致信胡适:“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时,胡适虽已完成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可导师杜威是位实用主义大师,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史不甚了了,因此要想顺利地得到学位,至少也得等两年。

恰恰此时的胡适为文学革命,已和朋友们处的很不愉快。如今,照陈独秀的意思,只要他愿意回国,北大教授的头衔就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胡适是个聪明人,立即作出了既便宜又明智的选择。他向导师杜威告别后,便踏上回国的路程。

胡适任北大教授时,只有二十六岁,可谓翩翩少年,英姿焕发。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

《新青年》作为北大同人刊物曾有约定,那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可当陈独秀面对实际政治问题,又怎么能“装聋作哑”呢?那么,怎么解决这一矛盾,而又不违背不谈政治的约定呢?于是,便有了《每周评论》,照胡适的说法,这是尊重他“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陈独秀、李大钊等才又重新创办“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的《每周评论》。

这一期间,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多是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的《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的长文,肯定和赞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 

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他担心陈独秀将会走得更远,《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将仅仅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一起

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发表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在上海为他的导师杜威作翻译。陈独秀来函通报时,胡适很不高兴,反对采取罢课的方式,一再要求学生复课。

此时,北大正处在新旧斗争的风暴眼,胡适为避事端又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起征求意见签名时,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对这一举动非常不满,但是,碍于情面,不便与胡适争执,只得将傅、罗叫去,批评了一顿。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后经多方营救,终于释放出狱。这位民主与科学的斗士,稍事休息后,便又投入战斗。他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真正的民主政治”即“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也在这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面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一面又说:“十篇《赢余价值论》之类,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显然,胡适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旧译赢余价值,作者注)的理论,不是“输入”,而是排斥。他所不屑的《全民政治论》,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所张扬的“民众运动”论。胡适信奉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不主张人民参与社会变革。当然,他也呼喊“改造”“解放”和“进化”,但那都是“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不是除旧布新的革命。

陈独秀: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

陈独秀因新文化运动而为旧派人物所不容,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必欲将其排挤出北大而后快。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让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职。胡适时在上海,没能参加会议,对此做法极不赞成。

他对蔡元培偏信“小报所犯,道路所传”的谣言,以所谓“私德太坏”将陈独秀逐出北大而惊诧不已。时隔十六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新青年》随陈独秀由北京又迁回上海,已不仅宣传民主主义,还宣传社会主义,读者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胡适对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实在推脱不了,也仅仅是写几首应景诗而已。

《新青年》的政治倾向已如磐石之坚,如蔡和森所说“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这里说的“美国思想”,指的便是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新青年》作为同人刊物,昔日志同道合的愉悦时光,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

陈独秀试图维持《新青年》现状,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对《新青年》提出三条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北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陈独秀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新青年》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这确实出乎胡适的意料,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针对陈独秀的三条意见,胡适回信答复:“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个办法。”   

胡适要另办杂志,陶孟和要停办《新青年》。陈独秀生气了,立即给陶孟和去信,宣布和其断绝朋友关系。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的分裂,已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了。

自此,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明确提出反对的意见。胡适坚持“联省自治”,以为是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他告诉陈独秀,军阀割据的根子在“集权主义”,要解除中国的病根,就“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 

陈独秀自然不能同意胡适的观点,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评胡适的观点说:“拿联省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他们两人针锋相对,再也走不到一起了。

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友一道前进,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陈独秀: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经《新青年》发表而风行上海,哄传全国,使他成为蜚声遐迩,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何以能英年盛会,青史留名。正因为这样,胡适十分珍惜这段友谊。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四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让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他不因陈独秀是政治犯,而改变对其历史活动的公允评价。在北大国文系专题演讲会上,他仍然坚持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陈独秀正愁气没处出,竟在回信中怒气冲冲地说:

“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谈谈气候后,便拿出汪精卫的信,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次年8月,出狱后的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困境况,早在一年前,便想让他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此时,陈独秀已是老病之身,既携家带口,又无家资财产,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在心,只得给胡适去信说,希望胡适能在美国想些办法,让陈独秀也来美国,“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1941年2月25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其实,胡适早就给老友出了摆脱困境的良策,那就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却遭到一再拒绝,胡适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了。 

胡适盖棺论定陈独秀,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陈独秀逝世后三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会上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独秀的遗著,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便是《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何之瑜接受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

1949年4月,胡适飘洋过海去美国当寓公。这夜,海面上风平浪静,舱内明亮的台灯下,他聚精会神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读着读着,不禁站了起来,踱着方步,嘴里不断地嘀咕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然后,伏在案上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写道: 

“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沈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胡适说,陈独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这便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这便是被称之为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它之所以如此牵动着胡适的心,就是因为它让胡适明显地感觉到,政治上早已是风流云散的老友,竟然在晚年又和自己心心相印。胡适毕生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即全盘西化,好象在老友这里得到了回应。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他们的政治理念似又会合了,这怎能不让他感慨系之呢?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胡适也已近古稀之年了,老人最爱回忆那已然逝去的沧桑岁月,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相识相知的故交挚友。1959年10月,他和友人谈话时又重提北大话题,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奋发、激情的一段岁月,他已把它深深地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胡适与蒋介石,1958年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在晚年也没有放弃对陈独秀的政治成见。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开始,胡适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买到《独秀文存》。后来,胡适仔细思量,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收集齐全的,就是收集齐全了,那些讨伐国民党、蒋介石的文章,在台湾是不可能印刷出版的。况且,陈独秀的许多政治观点,他至今也没有认同。想到此,热情锐减,又去信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李孤帆依然不改初衷,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胡适却没有这种热情,还是认为现在“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8月28日,他在致李孤帆的信中,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胡适如此盖棺论定陈独秀,不免失之偏颇,有失公允。陈独秀真的是“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吗?他生前的文字学研究及专著,其中尤以集半生心血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最为学界称道,梁实秋称此专著“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学有独到之研究,有许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他还是位杰出的诗人,有方家称“他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诗宗。”他的书法作品更彰显着坚实的学识根基和过人的才情底蕴,风帜独标,名重一时。

陈独秀“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吗?恰恰相反,陈独秀的思想太活跃了,如他所标榜:从“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只注重我自己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时地否定历史,否定自我,是个“终身反对派”。考其一生,他所缺乏的恰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仰,和为理想信仰而去践行的脚踏实地的策略和手段,这也大概是造成陈独秀人生悲剧的症结之所在吧!


张家康专列

胡适:陈独秀离开北大更左倾了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张家康: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张家康:另一个汪精卫
鲁迅兄弟失和为哪般
张家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吗?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名人传记》2021年10期

插图选自网络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创党那拨人

张家康:毛泽东在北大

图书馆受了多少委屈?

毛泽东起家的部队: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传

毛泽东是怎样以“内参治国”的

陈独秀出走北大与缺席"一大"之谜

陈独秀的晚年由谁供养

陈独秀晚年:傲骨凛然,

拒受蒋介石5000大洋馈赠

陈独秀晚年如何看待苏联

胡适:陈独秀离开北大更左倾了

陈益民:萍乡山明村张国焘故居

蒋鼎文力助张国焘"脱共"真相

张国焘:从"学运领袖"到"反共强人"

1950年代张国焘三次欲回大陆

周佛海: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投机者

刘仁静妻子史静仪的爱情与信仰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光阴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职业  学术  家国……40后、50后、60后的光阴故事这一代人的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