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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 | 郝寒冰:进出拖配厂,用青春热血证明自己的红是黑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原题

走进拖配厂




作者:郝寒冰



一直以来,就有人问我:当初你不是被学校分配到宁夏电影机械修配厂了吗?怎么很快又到了银川拖拉机配件厂?是你自己不干了,还是被人家给开了?


这话说的,让我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1970年深秋,正当我在历经下乡拉粪车的艰苦磨练之际,父亲的政治问题总算是有了“结论”,在被群专几年后走出牛棚,重新分配了工作,尽管连降三级。


我的母校银川二中密切掌握学生家庭的动向,不久把我和其他九名同学分配到了新成立的自治区电影机械修配厂当学徒工,地址就在银川新华东街当时的“人民影院”、现在改称为“金凤凰”的电影院旁边。


一开始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这么幸福的事情咋能落到我的头上?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家就倒了邪霉,没有摊上任何一件好事,69届中学毕业生虽然不用上山下乡而是面向工矿了,但眼看着一批又一批家庭出身好的同学进了铁路和工厂,我却因为受到“假党员”父亲的株连,迟迟不予分配。在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学校突然通知我去工厂报到,全家人因此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当时电影机械修配厂在银川市名气很大,曾经是许多同龄人为之向往的地方!社会上对这个厂传闻也很多,而且说的也很悬:这个厂地处市中心,工作轻松,有发展前途,看电影也不花钱。总之一句话是大有前途,向心力很高,所以许多人都想方设法把自己家的亲戚弄进来,好几个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儿子女婿都在这个厂里。我进厂之后也经常有人向我打听“是谁把你弄进来的?”我如实相告没有什么门道,可是没人相信,都说“溜你的溜吧!”还有的人说“别迷糊人撩,你娃娃一看就是个小贼逼,不说俺们也知道,组织上都掌握着哪!”对此我只能以苦笑而报之。


但进去之后才发现,这个厂的来历似乎不明——“文革”之前,国家执行计划经济,电影因为是宣传舆论重要喉舌,所以由当时的自治区文教厅统一管理,全区20多个市、县(区)几十家电影院任何一台电影放映机坏了必须送到文教厅宣传处下属的一个技术点里统一修理。开始是两三个老师傅,时间一长人越来越多,等到“文革”爆发,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干脆就把这个房间扩大为一个车间。再往后,各地“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宁夏也不甘落后,索性把这个修理车间扩展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小企业,还是以修理电影放映机为主。


到了70年代初,该车间几个领导觉得这名不正言不顺不是个事情,为了改变现行体制、进而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居然对外宣布要生产8·7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这种型号的机器当时只有美国和日本能够生产,别说小小的宁夏,就是偌大的中国也生产不出来。可是那个年代工人阶级不信天高地厚,说行就行,谁敢抗衡?其时该系统掌权的领导,是一帮子在“文革”中靠造反当上官的土鳖,跟着疯子扬土,立即跑到上面请愿。经自治区革委会最终拍板决定“立即上马”!于是,所谓的“宁夏电影机械修配厂”就这样挂牌成立了,属于自治区文教局下管的正科级单位,编制60人——这就是它的来龙去脉。


既然正式建厂了,首先就要招兵买马。所以我们那批学徒工一次就进来40名,加上原来10多人,一共有50多人了。我们一进厂面临的任务便是盖厂房,这个厂原先没有地盘,就在“人民影院”右侧有几间沿街的平房。现在扒了盖一座和电影院同样大小的二层小楼,下面是机械加工车间,上面作为办公室、会议室、宿舍什么的。由区建一公司负责施工,我们跟着当搬运工。每天一上班要么就是扛水泥、背砖,要么就是用凿子在墙壁上打洞通电话线,又脏又累。但是大家心里都很舒坦,眼看着从自己手中一座现代化的厂房拔地而起,觉得“劳动光荣”这四个字的滋味是真切的感受到了!


元旦一过,分工种,我被分在钳工组。紧接着,厂里说因为不具备技术力量,要把大家分别送到有关单位培训。我们特别高兴,以为会去送到外地工厂参培,岂不是可以趁机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谁知到头来却是“猫咬尿泡——空欢喜”一场:领导宣布:XXX等到新市区长城铸造厂,XXX等到银川拖拉机配件厂,我和二中同学“老羊头”等三男三女到吴忠仪表厂,时间为半年。大家就有些垂头丧气,特别是我,觉得与其到破旧的吴忠县里呆6个月,还不如不去!可是也不能不去,只好走吧!


那时过黄河没有桥,汽车在仁存渡要上船而过。印象最深的是过河的时候,一个闪忽,汽车没挂住档,差点开进河里,全车男女老少当场受惊,至今想起后怕不已!


长话短说,总之到了“吴仪”厂后,我们很快适应了马达震天响的车间生活,颇有信心的跟着师傅学习技术。还意外的参加了一次发生在仓库的救火行动,差点被烧伤,受到表彰。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时间,电影机械修配厂突然派车来“吴仪”接我们回去,说是立即停止培训接受新的任务,把人还吓了一跳!回到厂里后,领导直接宣布:把我和外号“猴双喜”“老羊头”等10人调到市属拖拉机配件厂去工作!


1972年的作者(后右一) 

我们十个人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单位,好像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学徒工调动”这样的先例,而且是从省级单位调到市级单位,路数也不对接呀。那时虽说没有《劳动法》,但肯定会这方面的规章制度,调动学徒工是不是违反有关规章制度?我们不知道,有的说违反,有的说不违反,因为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旧的规章制度全都被砸烂了。讨论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最后壮着胆子问领导为什么要把我们调出去?


领导嘴里叼着个烟屁股,带招不理的回答:“因为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几个大眼噔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傻眼了——敢情大家全是从各个中学分来的,走后门进来的一个也没有!彼此心里似乎都明白了些什么,又都说不出口。那个时代,人都很老实,话说到这个份上,谁也不敢再多嘴了,只好听天由命吧!


但是有一个外号叫“癞呱呱”的就不同了,这嘎子死活不去,抱着“一把手”的裤腿满地打滚,时哭时笑,时而还掏出水果刀在他的裤裆上比画两下,把领导吓坏了,说“你想干啥?我可是造反派,谁也不怕!”“癞呱呱”说:“‘造反派’咋地?我还是‘割蛋派’哪!”整整缠了一天一夜,最后逼的领导改变了主意:把他留下,其他9人谁不服从调动,立即开除!我们全被吓住了。


厂里还开了个“欢送会”,“一把手”假惺惺的说“你们都是我厂最优秀的人才,实在舍不得放你们走……”“猴双喜”毕竟年龄大我们大几岁,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就问:“既然说是最优秀的,为什么让我们走?”对方一楞,支吾:“我就是那么一说,其实你们也一般般。”“猴双喜”等的就是这句话,立马质问:“说我们‘一般般’根据是什么?”对方答不出来,“猴双喜”进一步追问:“进厂三个多月,我们哪件事情上拖了厂子的后腿?旷过工还是迟过到?你交办的哪件事情没有按时完成?还有——”


“猴双喜”指着我和“老羊头”说:“这俩嘎子在‘吴仪厂’参加救火,悬乎乎把命都搭了进去,感谢信都寄来了,为电影机械厂争了光添了彩,还‘不咋的’?XXX嫖风、XXX偷东西你知道不知道?你咋不调他们?不就是他们的‘后门’硬,我们都是学校分配来的没有‘后门’吗!”


作者和师兄“老羊头”  


对方恼羞成怒,拍起了桌子,“猴双喜”的“老江湖”本色在此发挥的淋漓尽致:“你满嘴跑火车,自相矛盾,既不符合逻辑,也没有半点人味!K司令(其时本地最高领导)瞎了眼,咋就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一把手急了“你怎么骂人?”“猴双喜”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回敬他:“骂你?那都是轻的,老子还想打你!你以权谋私,溜官害命,为了吃三个卵子籽害两条人命,你没有好下场!”


最后,被大家拉开,共同骂了一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他娘的!”


总之,我们9人到了拖拉机厂后才知晓其中的奥妙所在:当初,文化局批准电影机械修配厂的招工指标是30人,市劳动就业局把这些指标全部下达给了银川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和宁大附中,每校若干人头。可是,厂领导为了巴结权贵、照顾关系,硬是多招了10名。


市劳动就业局知道后非常生气,坚持原则,限令电影机械修配厂在年底前把多招的10人辞退,否则停发工资!这就好比让人把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既难受又丢脸,厂里一直拖着不办,企图赖过去。但最终还是没有扛过劳动就业局,只好乖乖的执行。可是辞退谁又成为一件头疼事——从后门进来的当然不能走,那就只好让学校分来的走,但是这些学生又是合理合法分配来的,无法辞退……最终经某个“高手”指点迷津,有人牵线搭桥,采取了以“交流”为名,实则是“交换”的办法,用我们10名学徒工(实际9人)与拖拉机配件厂3名熟练技工做了交易。


那么,大名鼎鼎拖拉机配件厂的人为什么愿意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来哪?”也有其中的名堂:这个厂历史悠久,是解放前宁夏土皇帝马鸿逵的修枪所,属于“军工”类,情况比较复杂:要进厂就必须入党,当然是国民党。绝大多数工人哪有什么政治信仰?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入就入呗。1949年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个厂,委派了一位曾经在天津卫搞过地下工作的秦老革命担任“一把手”。


此公治厂有方,人也威严,坚持原则,得罪过不少人,所以“文革”中被打咂了。70年代伊始,随着落实政策,眼看着秦老革命即将东山再起,有些人的心就慌了,生怕今后不会有好果子吃,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反弹琵琶、倒挂金钩,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故事就发生了,按照1:3的比例,我们9位学徒工就像货物似的被交换了!


也就是当初人老实或者说是傻,除了“癞呱呱”耍无赖、“猴双喜”口头抗议了两句之外,再没有人敢言喘,若是放到今天,谁敢把人当成货物交换?老子就不走,有本事你把老子的那半截子咬掉!惹急了老子到法院去告你违反了《劳动法》,准赢!


对电影机械修配厂来说,总编制控制住了,又增添了技术力量;于拖配厂而言,既卸了包袱、又添了活力,于是,双方互赢,皆大欢喜,一笔可口可乐的买卖就此做成!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喜欢说“‘改开’前如何清廉,没有后门”,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当得知事情的真相后,我们都有一种“被叛徒甫志高出卖”了的悲伤感。更叫人想不到的是:拖拉机配件厂决定把我们全部分配到铸造车间干翻沙工,最初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像当头挨了一棒,情绪沮丧到了家。


大凡在工厂呆过两天的人,都知道当初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紧车工,慢钳工,吊尔浪铛干电工”。其实这是老油子的顺口溜,而在学徒工里最流行的口头语是:“车钳铣,没法比;锻热焊,凑合着干;叫翻砂,就回家!”没人愿干翻沙工,都觉得这活计又苦、又脏、又累不说,也没有技术含金量(实际上技术性极强),名声还不好听也就罢了,而且最容易得肺矽病,连对象都不好找。


走进偌大的铸造车间,望着脚下成堆成堆的黑沙子,觉得理想一下子破灭了,前途与这黑沙子一样黯淡无光,我忍不住就抽泣起来。已经在拖拉机厂培训了两个多月的师兄“老梅豆”劝道:“先罢慌,听我说”——其实这个厂也有比电影机械修配厂强的地方,1000多号人,名气大影响更大,连对象都好找;其次是福利待遇好,有食堂、澡堂、卫生所、图书室、单身楼,结婚还能分到房;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虽说拖拉机厂是市属,但它是重工业单位,电影机厂名义上是省属,却是轻工业单位,同样是二级工,这边是43·3元,那边是41元!计划经济年代,每月2块多钱的差异着实大不相同。


作者和师兄“老梅豆”  


这个消息着实让人感到几许振奋。老江湖“猴双喜”拍着我的脑袋说:“你哭个球?树挪死,人挪活,‘老梅豆’说的对——从长远的观点看,电影机械修配厂绝对比不过拖拉机厂。为什么?电影机械修配厂想自己制造8·75毫米放映机纯粹是‘瓣着尻子上天——自己抬举自己’,因为这是世界先进技术,咱们国家目前掌握不了,闹不好就黄了——还真让他说准了——仅仅一年之后,8·75毫米放映机项目就下马了,为了生存,厂里改做游标卡尺,但技术仍然不过关,度日如年,勉强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倒闭了。而此时,为农业机械化热情所鼓舞的拖拉机厂的势头正如日中天!


可是我依旧迷恋于电影机械修配厂和曾经干过的钳工,整天无精打采····见我情绪不佳,从中蒙边境回来探家的我父亲开导我说:既来之则安之,翻砂就翻砂,你不愿干我不愿干总得有人干,累不死。再说了,你还小,情况总是在变动中,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发生的事情。听他这么一说,觉得心里舒坦了不少。


对没有在工厂呆过的人来说,“翻沙工”不过是一个含混概念而已,所谓的“翻沙工”其实可以细分为清沙工、造型工、打芯工、浇铸工、炉前工和滚筒工等不同程序。


具体到我,被分到了造型组,每天干的“活儿”,就是把东方红-75型号的拖拉机水泵模型装进能够上下分离的大铅箱适当的位置,然后用铁掀铲上沙子填满箱子,再用沙冲子将沙子捣瓷实,小心翼翼地把沙箱上下分离,取出模型,重新合上,留好浇铁水的开口。再用多余的沙子把所有的“活儿”围起来,形成“报团取暖”阵式才能撒手。其实这是一个高精密技术活儿,干这活儿必须也得先由师傅教,不过那时师傅也都热心造反,干活心不在焉,对技术也不讲究,反正铸出来的是生铁毛坯,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后期加工,所以简单一教也就放手让你去干。


但这又是一个超强体力活儿。按照车间工时的计算法,一个“活儿”定时为20分钟,8小时工作制,就是8x60分钟=480分钟,480÷20=24,所以每天的工作量不能低于干出24个“活儿”,超额了没有奖金,但是脸上很有光彩,完不成也不会扣工资,却是要挨尅的。当然,学徒工每月才挣18块钱,也没法扣。我那时个头长过了160,体重100斤多一点,一个填满了沙子的大沙箱足有六、七十斤,每干好这样一个“活儿”,就得手脚并用,马不停蹄。我这人好强,也怕丢面子,加上毕竟手生,所以干的很卖力,永远都是浑身发热,口干舌燥直到有一天累的头晕眼花,瘫倒在地····


恍惚之中,听见一个声音在说:嗨,这些干部子弟娇气的很,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快打发走!我的心里就像被扎了一刀,挣扎着站了起来,暗中发誓:即使点子再背,我哪也不走,就这干了!


之后的两年间我在铸造车间经历了许多事情,翻砂工中藏龙卧虎,不乏能者。时间一久,大家越处越熟,彼此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打打闹闹,处出了感情,让我对翻砂工这个具体行业产生了某种微妙的感情,所以才有了之前发表的《穷开心》!


2022.6.26.


进厂25周年聚会 
  
   外一篇
告别拖配厂


作者:郝寒冰



从1971年初到1978年秋,整整八年时间里,我在与母校银川二中一墙之隔的拖拉机配厂当了2年翻砂工、6年车工,虽然在常人眼里,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自己并不开心,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自己的兴趣不在马达轰鸣的车间。这到不是看不起工人,文革年代,工人的地位还是蛮高的,不过我有我的理想——当兵去,从小我就在作一个美好的梦——长大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可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我的国防绿之梦,因为祖父的历史问题(死于1930年代初陕北红军肃反运动),我被人民军队拒之无情地拒之门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无疑是对你的人格时莫大的羞辱。

我是一个嫉恶如仇之人,眼里揉不得沙子,加之年轻不成熟,考虑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一直以来对看不惯的事情敢说敢怼,所以无形之中惹过一些人,现在就到了他们落井下石的时候,一时间狼烟四起,让我生不如死,痛苦不堪。当时的我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差点从锅炉房35米高的大烟囱上一跃而下回归自然!

于是,就幻想着忍辱负重、拼命工作,用青春和热血证明自己的骨头究竟是红是黑,最终被人理解。但是因为大环境所致,总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瞪你,加之自己年轻浮躁,也不可能把事情处理的面面俱到,所以历经努力,尽管入了团,而且还担任了厂团委委员和车间团支部书记,但就是入不了党,成为团支部书记中唯一的“民主人士”!

算啦,认命吧,既然好事样样轮不到我,那就只能捡能做到的事吧。那么,什么才是能做到的事呢?那就是当个草根作家,不过我也清楚,就算是“草根”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但我却也不怕,心说,自己从小就爱看书,特别是爱看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沈虎根的作品,尤其是《金枝玉叶》《过年》这两篇小说。听说他们也是学徒工出身,文化水平不是与我也差不多吗?他俩能成,我为什么不能?

因此我便开始留心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每天晚上将自认为有用的素材记在日记中,以防备用。我的一个发小作文写的好,我特佩服,他当兵走后我俩经常通信,互相畅谈人生和理想。我把厂里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若干年后我写《穷开心》《人比人 活不成》《条绒帽子》《干私活》《赛诗会》《遇鬼记》等作品的素材)告诉他,说可以写成小说。他却说文学是要反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以你现有的思想水平和文字能力根本就抓不到事物的本质,你遇到的这些事情多半都是消极现象,完全代表不了真正的工人阶级高、大、全形象。这些东西写出来自己乐乐可以,别让人看见了,否则会惹祸。

他的话犹如当头一棒,打的我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但是细想一下,有他的道理,就我这模样,真可谓是“臊头烂鸡巴——要哪头没哪头”,还想当“作家”,做梦去吧!

作者和师弟“小油子” 


理想破灭了!只剩下唯一的幻想——读书!我那时“二”也罢,但酷爱看书,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可是赶上破“四旧”,一度除了《毛选》之外,可看的书只有两本:“鲁迅”和《艳阳天》。没书看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总想到哪找本好书解解心慌,为看书那是绞尽脑汁、煞费心机、无孔不入、不惜贻笑大方!偶儿听说谁手里有本好书,立马就像苍蝇闻见了腥气扑过去就追,不搞到手决不罢休。

从拖配厂大门出去现在叫“湖滨街”,那时叫“尚勇巷”,我们那时动不动就翻墙进到二中去踢足球,累了就坐在操场上海阔天空的谝闲椽、讲故事。累了,就躺在操场上胡思乱想,一任思维的老牛拉破车在想象的天空里自由驰骋,多年前在校读书时的情景就不由自主的又浮现在脑海之中,男女同学那一张张极富个性的面孔一一在眼前闪回,忽然觉得那时的一切多么美好,那么值得流恋,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让我重返1969,再当一回中学生,那么即使是每天痛打我一顿都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有多少次,都心如潮涌、泪不能禁,甚至派生出就地放声大哭一场的冲动……

有师兄弟指着一座古庙式的建筑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是二中的图书馆,“文革”伊始就被封闭了,所有的窗户玻璃都被红卫兵砸碎,学校又用五合板给钉死了。有人就问:那藏书一定很多吧?我说尽管现在已经损失了不少,但十几万册随便!说到这里,我的脑袋瓜里一个灵光:哎呀,我傻逼啊——为什么不到这里“顺”点书哇!

从此,我便产生了“找机会钻进去捞一把”的念头,并且越来越强烈,不可抑制!有时下了班从厂里往出走,迎面望见校院里的古庙飞檐便触景生情,就想起那其中的书。我经常在下了夜班,也就是凌晨时分翻墙过去围着图书馆又转又看,寻找下手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扇窗户上钉的五合板有些松动,使劲一推,就别开了一条缝,发现在胳臂够不着的一张课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几本书。我不动声色离开,回到单身宿舍喊上翻沙车间的师兄“小油子”,从炼铁炉旁边操起的一米长的火钳子,重新回到二中图书馆,顺利地窃出一本早已被查禁的蒙古族作家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尽管已被撕得没头没尾,但总是一顿盛宴!几天之后重操旧业,之后一米长的火钳子够不着了,就改用两米长的。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里,我先后从二中图书馆里“顺”出了包括苏联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青年近卫军》《士敏土》以及纪实作品《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法国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北朝鲜作家同盟委员长李箕勇的成名作《土地》,还有国内出版的《1956年短篇小说集》等二三十本书。

再往后,两米长火钳子的也够不着了,就想干脆钻进去得了,无奈窗口太小,我钻不进去。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约了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小师弟Z(若干年后的自治区某厅厅长),拿着一个蛇皮袋子,准备翻进去大干一场,不曾想那扇窗户已被钢筋焊死,我俩一声长叹:“唉,鸡巴掉进水缸里——毬湿了!”

作者(后左一)所在的车工组

时事造英雄,一点不假。就在此时,手抄本悄然出现在了中国大地。什么《303号房间》《梅花党》《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等等,水平参差不齐也罢,总归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现在反思,应该是那个时期许多比我更渴望有好书读、而且极具文才的青年人对那场名曰为“文化大革命”、实为“大革文化命”的否定与反抗。通过“我想咋写就咋写”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对“帮派文艺”的强烈不满情绪,写出的作品新颖、通俗、耐看,人物性格鲜明多样,似水柔情,堂堂铁打。特别是大胆涉及到了当时的禁区——爱情,与当时流行的“样板戏”宣扬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中体现的“英雄人物”个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套路完全不同,深受大家的喜爱,每看完一本,我就把它的故事情节认真的反思再反思,心想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也可以写出同样的东西来。
 
“文革”中流行的风气是“学生也要学工”,都开了一门叫“工业基础”的课,动不动就把大批的学生拉到市里的几家大工厂学工,说白了,就是跟着工人师傅干活,一般都是十天半个月。但是工人根本就不指望学生娃娃能帮上什么忙,不添乱就烧高香了。

几年间,我先后带过数十位学生娃娃。这其中不乏银川二中的师生。此时的我早已经变了模样,不仅体高威猛,满脸络腮胡,而且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也算是个 “人物”,许多跟我干活的学生都害怕我,特别是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女生,甚至不敢正视看我。

为消除尴尬,我就告诉他(她):五年前,我也是银川二中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愈发怀念在校期间的时光,当初巴不得早点逃离学校,现如今只恨当初读书太少,时不时的有一种齁得人想扣腔子的感觉,你们真幸福——因为还有书读!

学生娃娃大吃一惊,想不到工人师傅居然还羡慕他们?在他们眼里,读书无用,年纪轻轻能当工人阶级应该是无比辉煌,万万想不到原来也有自己的苦恼,而且是为没有书读苦恼,简直不可思议。直到听我详细解释之后才似信非信、若有所思。

有了共同的话题,后面的相处就顺溜了,边干边聊,把他们听的如痴如狂,不少学生成为我的粉丝,有个女孩子走的时候甚至哭得稀里哗啦,引起车间主任的强烈质疑:小伙子,你是不是把别丫头放翻啦?当心别捅乱子哪!我竟无言以答。


重返故地

这时,一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出现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神州上下乱成一片,武斗的炮火映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早在1966年各个大学就统一停止招生了,歇了好几年的大学校门洞开,对年轻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烈了!

每年总有几位身边的师兄弟姐妹佩戴红花离开工厂走进全国各地的大学。特别是1973年深秋,金工车间的杜XX、严XX两位老哥被推荐上了陕西机械学院、1974年小师妹王X到清华大学,去火车站送行的人头攒动,那一幕对人的震撼力实在是太强烈了,让我当即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欲望:上大学!但那阵子能够“上大学”也有许多门道,虽说从理论上讲我也是一名符合条件的人,好几次,都说我“今年差不多”,到头来却总是“陪绑”,最终只能望洋兴叹、骂上一嗓子:“他奶奶的,老子还不稀罕上哪!”

所有的理想全都宣告破灭,彻底没戏了······等到1975年末、1976年之初的时候,我已经万念俱灰、百无聊赖,长期以来压抑在心底的那口窝囊气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股冲天的怨气,逮住空子就得发泻出来,潜意识里也很担忧搞不好回捅娄子,但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周恩来总理逝世,我组织发动全车间团员青年(后来冲破了车间的范围)不顾有关方面的禁锢走上街头游行,产生了轰动效应,“批邓”开始后,受到追查,虽说最终有惊无险,但是在此期间,车间内外一些人的做法让我看到了人性最险恶无耻的一面。我对继续在厂里呆下去已经完全没有了念想。

不过,我仍旧贼心不死,虽然客观上不具备“硬件”,但并未丧失信心,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什么在等着我,虽然迷茫,但给我希望!在最苦闷的日子里,我与Z师弟相互打气,彼此给力: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要兑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是个“理工男”,上班干钳工,下班一头扎进高等数学。我则继续观察身边的人与事,经常在脑海里“过电影”筛选素材,分析比较,捋顺头绪,构思情节,不停的写作,不停的投稿,不停的退稿······

终于,在投到第五十六篇时,以我一个家住新城的哥们儿每天骑自行车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为素材的短篇小说《追汽车的人》在《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发表,一时间也算是产生了轰动效应,熟悉的人向我表示祝贺,但也有人说我是抄袭的,就地把我惹毛了:操你家先人,你抄一篇试试?!很快第二篇小说又发表了,那些人才把嘴窝住了。

作者和Z师弟

1978年早春二月,我和Z师弟参加了十年浩劫后的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巧合的是,考场就在银川二中,时隔多年之后,又一次坐在母校明亮的教室里,激动心情不必再说。

当时的情况非常原始:每个人发两张白纸,老师把题目写在黑板上,然后开始答题。当政治、语文、史地试题展示在眼前时,我感到并不很难,甚至有点简单,游刃有余,发挥得心应手,尤其是作文,题目就叫《难忘的一天》,令我大喜过望,两年前上街游行悼念总理的情景历历在目,用不着打草稿,1200字一挥而就。

那次的高考成绩没有公布,因为当时“政审”依旧是相当严格的,我祖父的问题还是影响到了我,名落孙山。但是有知情者后来告诉我说,你的作文有血有肉、激情四射,得到了一致好评!而Z师弟被国家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录取。分别之际,他说我先走一步啦,在大学里等你!

可是,新的矛盾又出现了:1978年10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10年前的1968年,赶上大动乱,武斗的炮火映得全国山河一片红,谁还顾得上纪念?眼下就不同了,十年浩劫结束,民心亟待安定,“5·1”一过,厂里就传达上级指示:为了隆重纪念20年大庆,中央已决定届时派遣高规格慰问团来宁与民同乐。因此从现在起,全区各行各业都要进入一线状况,取消公休假,礼拜天不休息,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苦战下半年,报答党中央!

具体到拖配厂,就是要打一场翻身仗,彻底扭转自文革以来连年完不成任务的被动局面。而具体到我们,那就是:想参加高考,当然可以,但全凭业余时间自学,请假复习没门,你操作的那台车床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拉了车间后腿的话,即便考上也不放人!

你还别说,这一招把人吓住了,有人还真退考了。因为谁也没有那个把握敢说自己十拿九稳,万一学考砸了,把领导也得罪了,以后还怎么在厂里混日子?

但是我不放弃,和几个师兄弟相互打气,决心血战到底!

7月7日,骄阳似火,热不可耐,我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态再次参加了夏季高考,因为是首次全国统一命题,二尺多长的卷子正反两面都是题,密密麻麻,把人都看傻了,不过静下心来也就不慌张了。唯数学让我头痛不已,迟迟不能下笔……

师兄弟姐妹又相逢

这次的成绩张榜公布,考生不服可以查询。我所在的那个考场30个考生,上线的仅我一人,已经是够侥幸的了。尽管总分已经达到本科录取线,而且 “(历)史地(理)”这门单科考了85分,但仍被包括“宁夏大学”在内的本科无情地拒之门外,最终还是新组建的银川师范专科学校看在我曾经发表过作品的份上勉强将我录取。

这时有人劝我说:师专那是匹“三等马”,不去也罢,再复习一年,没准考个重点大学哪!还有的说“师专以后得到基层当老师”。我的回答是:此言差矣,那种“傻婆姨等汉子”的事我是不会干的!因此别说是什么“三等马”,就是头“驴”我也先猴上去再说,因为我已经24岁了,再不读书,这辈子真格就应了老宁夏人常说的那句歇后语:“瘸子撵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了!”至于毕业以后的去向,那时几年之后的事情,顾不了那么多啦,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去了再说!

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了:车工三组小夜班的6个哥们同时考大大学,金工车间北侧6台朝鲜C-630车床同时爬窝,齁的车间主任一点智都没有!为了多少表达一下歉意,我们几个相约在办理完粮户关系之后,再上了一个大夜班,人人都使出吃奶的劲儿,我加工的“东方红-75”型号水泵体,按9分钟一个工时计算,每班应该干54个,但我一口气干了120个。

当我最后一次提起离合器,卡盘停止了旋转,卸下工件时,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情素蓦地涌上心头,别了,拖配厂!那一瞬间,眼窝发热、泪不能禁……

2022、6、28

新工连50周年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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