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王广宇：我是怎样被调进中央文革小组的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王广宇，1958年8月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66年6月由马列主义研究院调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曾任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9月回原单位；1968年3月因受江青、陈伯达诬陷迫害遭逮捕关押，蒙受七年牢狱之灾。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得以平反；离休前为《求是》杂志编审。

原题

我是怎样被调进

中央文革小组的

作者：王广宇

1966年春夏之交，在神州大地，政治风云变化莫测，批吴晗、点邓拓，捣"三家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看来，新的一轮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我所在的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大部工作人员还在天津等地搞城市"四清"，只留下少数人在家作研究课题的准备工作。我们政治组的召集人支部书记刘枫渔带领大部同志去天津搞“四清”，家里只留下我们两个支部委员谢平仄和我，草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一书的提纲。由于研究院当时的领导还没有来得及把精力转到搞业务上来，我们起草这份《提纲》只打印出一个初稿就搁置下来。

五月间，在中央上层开始提出了彭陆罗杨的问题，尽管尚未在报刊上公开披露，但从党内的渠道已经层层传达下来，这预示着，党内即将开始一场新的斗争。这个时候，在北京西郊的西颐宾馆，除了马列主义研究院住了五六栋楼以外，其余的第一、二、三单元的房子还空着。大约三、四月间，西颐宾馆先后神秘地住进了两个班子，一个是《红旗》杂志编委兼哲学史组长关锋的和他所领导的一个组，他们是：林杰、阎长贵、周英、靳殿良、滕文生和社科院马泽民等；另一个是以康生控制的中央理论小组为主的一个班子，领头的是康生的妻子曹轶欧，这个组的人有《红旗》杂志社的陈展超，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何天齐，马列主义研究院哲学组的张恩慈，还有一两个人我不认识。

上述两个班子的成员绝大多数我都认识。尤其是《红旗》哲学史组的人还比较熟，有的人同我一起在通县翟里村搞四清，靳殿良、滕文生在“四清”时和我在一个组。他们进入西颐宾馆二单元来研究什么问题，准备什么文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关锋当时正受毛泽东青睐，并在政治圈中频频亮相。由于人熟，我在西颐宾馆的院子里或食堂常碰到他们也打招呼，但他们到底来干什么，都守口如瓶，讳莫如深。有一次，我好奇地问滕文生他们在研究什么问题。他说，领导上不叫说。问过一次周英，她说，搞点资料，准备写文章，再具体的东西就缄口不言了。

大约五月初，光明日报以头版整版发表了署名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靳殿良、滕文生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材料，摘录了《燕山夜话》的段落，并加了按语。此文发表，我才释然，原来是准备这个"重型炸弹"，这是继姚文批《海瑞罢官》后，理论界、文化界又一政治理论动向。当然，这篇材料矛头所向不只是邓柘。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连续发表戚本禹、林杰等的批判北京市委的文章，和高炬、何明的文章，大批判开始了。

这个时候，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人对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因为院长陈伯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来研究院讲话、发指示了，只好随着舆论导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转，跟着批“三家村”，由于不得要领，很难拿到报刊发表，只好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发些批判文章。

大约六月初，正在这场风暴面前，不知所措的我，也和研究院的其他同志一样，跟着风跑。突然有一天，在院子里碰到了周英，她是我在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的同事，还谈得来。她见到我后问我：“忙什么呢？”我说：“跟着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抓不准要害，很难写。”她说：“我们现在也在批'三家村'，正在搞资料，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写些文章，我们搞资料需要人，你如果愿意参加，我跟柴沫同志（马列主义研究院秘书长）说一下，你到二单元来，咱们一起搞批判文章"。紧跟形势，生怕掉队的我，对周英的提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经过柴沫批准，我不参加研究院的运动，转到二单元同周英等人一起搞资料。林杰当时主要精力是在陈伯达、关锋指导下写大块文章，他不参加我们搞资料。我记得当时写批判文章，除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之外还批谁似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旧北京市委有问题这时已成为定论。我的主要的工作是翻近年的报纸杂志，找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大约有一个多星期，也没抓住什么题目。后来翻北京日报发现了一个杂文专栏叫《青春漫语》，作者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这个栏目同《三家村札记》有许多共同点，于是，大概周英请示了关锋，定下来批杨述的题目。

参加搞《青春漫语》这个题目的有阎长贵、周英、滕文生和我。开始是分头看材料一起讨论文章提纲，然后我们四个人分头起草，最后交给滕文生统稿。

我们三人的草稿交滕文生统稿时，对我们原草稿采用的不多，基本是他另起炉灶重写的。初稿写成后，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南海去了，我和滕文生最后作了一点技术处理，核对引文之类。在一天夜里，滕文生抄清后立即送关锋审阅。我同滕文生一起乘车去了钓鱼台，滕文生一个人进了钓鱼台十五楼，我坐在车上在马路边等他。约莫半个多小时，滕文生出来对我说关锋同意了，改了几个字，马上送光明日报发表。我们连夜把稿子送到光明日报。

第二天一早排出了清样，我和滕文生又去看了一遍校样，于是这篇文章以《揭露“三家村分号”——杨述〈青春漫语〉反动实质》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1966年6月7日第二版。文章发表后，我就回到马列主义研究院。过了几天，关锋找我和滕文生要我们写一个关于通县翟里“四清”的材料，反对和批判北京市委组织的复查组为翟里“反动富农”邓庆福翻案。关锋还提出让原翟里“四清”时的一队工作组副组长吴传启也参加。

第一天，由吴传启执笔写了一个提纲，关锋看了不满意，让我们重新来，关锋又叫我执笔写提纲。第二天，我们三人在一起，一段一句地凑，由滕文生执笔搞成了一个提纲。因为材料要得急，第二天中午关锋、戚本禹二人一起顺路来审查我们起草的提纲。关、戚看后，基本同意，就叫我们按这个提纲写成两千字左右的材料。这是需要高度凝练的文字，既要抓住问题，又要有材料说明问题。我们又奋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写成，我和滕文生去钓鱼台，送给关锋审阅，他基本满意。这样我们就算交了差。后来听说，这份关于通县翟里"四清"旧北京市委如何翻案的材料，登在中央办公厅由戚本禹主编的《文化革命简报》上。

这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党内已明确地否定了彭真等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又在党内传达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这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预兆。这时，彭、陆、罗、杨的问题已经在党内公开了，斗争对象明确了，但他们的问题毕竟还是党内问题，要打倒他们，并进而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是我没想到的。

1966年6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我正在家看五岁的儿子。《红旗》杂志社的一位专给关锋开车司机小施，突然跑到我家，——我家当时住在中宣部的宿舍楼的小灰楼，他手里拿着一封尹达（马列主义研究院新任副院长）的亲笔信，是给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赵易亚的，信的内容是：调你院王广宇同志到中央文革做秘书工作，见信后马上通知他本人，速来钓鱼台十五楼报到（大意）。

通知火急，司机要同我一起去马列主义研究院（在西颐宾馆）找赵易亚，我把孩子托付给邻居，立即同司机去研究院找到赵易亚。赵易亚看过调令，遵旨要我马上去钓鱼台报到。我马不停蹄地又跟司机到了钓鱼台十五楼。

在十五楼接待我的是秘书矫玉山，他在钓鱼台作机要秘书工作已经多年。由于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在，矫玉山告诉我明天马上来上班。他说现在他一个人忙得连觉都睡不成。他还告诉我到了钓鱼台工作，平时晚上就不能回家，因为这里没有上下班之说。

我向他解释，我妻子在河北宣化搞“四清”，孩子周末要从幼儿园接回来，怎么办？我五岁的儿子当时在中宣部幼儿园全托，但星期六晚上要接回家，星期一早晨再送。矫玉山说，这个困难你回单位说，和幼儿园讲一下，看能不能不接。他还说到了钓鱼台工作上班就很难脱身。他说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回家了。

矫玉山的话，当然只是从当时工作考虑和以自己亲身经验对我讲的。为了党的工作，只好牺牲个人利益。当时想，这也是一次机会，到中央文革工作，这在当时中央文革刚刚在党内宣布成立，当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它还说明组织上是信任我的，机会难得。况且，组织调动，也不能讲价钱，再大的困难也是小家的，“小家”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从接受调令到去钓鱼台报到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这个星期日就是我政治命运的转折，我别无选择，也无退路了。

说到这里，我必须向读者交代一下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马列主义研究院是当时全党的最高理论研究单位，在那里有不少知名的理论家，一大批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为什么马列主义研究院二百多名业务人员中把你王广宇调到中央文革工作呢？是谁推荐你去的？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是从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一个调到中央文革工作的。这也是时代和机遇的巧合，偶然中的必然。

调我去中央文革的原因，我自己认为，我还能干点事，尽管水平不高。其次，组织上信得过我，我历史上没有污点，参加革命后没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家庭出身不属剥削阶级，在历次运动中表现还可以，紧跟形势。

具备这样低标准条件的人多得很，怎么就轮到你王广宇了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后面要回答的。

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认识我、了解我的只有两个人，即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虽然一直是政治研究室主任、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我这个小干部，只是偶尔听他讲话，同他很少有直接工作接触，只在1960年夏，陈伯达在天津霸县堂二里搞一个公共食堂调查，我和郑公盾后来参加了这调查组，在堂二里同陈伯达见过面，聊过几句。但他并不认识我，至于新任副院长尹达，虽知道他是著名历史学家，但过去未曾谋面，只是在他就任副院长以后到研究院在中层干部、小范围内讲话时见过面，他也不知道王广宇是何许人。

推荐我去中央文革工作的只能是关锋、戚本禹。这完全是我的推测。我调到中央文革后，关锋从未对我谈过是他推荐的，倒是戚本禹流露过说调我到中央文革是因为忠实可靠，纪律性强，为了说明我的推测，我交代一下同关锋的关系。

1958年7月底8月初，我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夏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四个专业，在二百个研究生中，挑选出三个人，即政治经济学班的徐国喜，哲学班的刘宏林，马列主义基础班的我。

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有背景，完全是政治研究室组织部门在从中国人大提供的候选人中选出来的。当时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那也是令许多人羡慕的岗位，一是党中央机关，二是理论研究的最高权威单位。它的领导人是党内著名理论家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这样一个环境，应当说是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难得的好机会。

我刚到政治研究室的时候大约是七月底、八月初。当时政治研究室的地址在万寿路十三号。我们被告知政研室还没向社会公开，给外边写信不要把地址和单位同时写出，只能单用地址或单位。当时，由于政研室人少，没有办食堂，职工除有家属的在家吃饭外，都在政研室对过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食堂就餐。在万寿路大约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准备搬家，因政研室的一部分同志正在下放劳动锻炼，机关人少，我们新来的三个研究生是当时的年轻人，就成了壮劳力。每天到图书馆捆书，搬大件家具。

大约八月底，政研室就搬到《红旗》杂志社合署办公，那时《红旗》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人也不多，其中好多编辑都是从政研室调来的。政研室和《红旗》合署办公，据说是为了领导管理方便，因为《红旗》总编辑是陈伯达、副总编辑胡绳，（那时邓力群还没调来）他俩同时兼政研室正副主任。

我刚到政研室时，这个单位的人数不多，一批人下放劳动，在家的业务组只有两个大组，即思想界动态组、历史组（主要搞党史），还有图书馆、资料室和行政后勤一共也不过三四十人。还有一部分人不在机关，是反右派以后下放到安徽无为劳动锻炼的大约有十多人。历史组由田家英管，人数不多，我记得的有逄先知、缪楚黄、王仲清、王士豪、陈铭康、刘立凯，后来黎澍从安徽下放回来任历史组长。他是历史组资格最老、资深研究人员，行政九级干部。

我和徐国喜、刘宏林一起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就是关锋，他同时兼《红旗》编委，当时《思想界动态组》的人共十来名，除关锋外，有史敬棠、黄绍湘、李洪林、丁伟志、石峰、于佩秋、周英、史学勤、李吉兴和我们新调来的三个人。此外，由胡绳直接管的专门研究逻辑学的三个人，即朱波、郑惠、王忍之同我们思想界动态组组成一个党支部，在一起过组织生活。

直到1958年底，一直是关锋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思想界动态》是党内高层刊物，它的发行对象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大区和大军区的第一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内容主要是反映国内、国际（指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动向，思想界动态半个月一期，我们动态组年轻人自己发行。

为了这一期几千字的刊物，全组要夜以继日地找材料，翻报纸和刊物、新书。每个编辑从翻材料到定题目到写稿交稿，大约七天左右。从编辑小组审定编排约两三天，印出校对，直到发行，这个过程叫“上马”。刊物出来后有几天时间，开会总结，布置下一期重点，这四五天称之为“下马”。我们刚刚到中央机关工作，而且这个刊物的内容要求极严，不但内容不允许有差错，连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毛病也不允许出现。在发行前，印出来后，编辑小组的领导通读，发现大问题不发，或改排，有小错全组出动用钢笔改错，很多期最后完稿时是胡绳同志发现问题后退回的。

我自己对这个工作，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自己出错。我负责东北、西北大区的各省党报、省党刊、还有几种理论刊物，《解放军报》等中央级的学术理论报刊。工作要求很急，在十天内，必须看完半个月的十几种报纸和十几种刊物，而且要看出问题，所谓问题就是什么动态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理论观点是新提法，或错误观点；以及某报、某刊在这一时期所反映的内容有什么倾向，某名人或某理论家、学者及文化界人士有什么活动和新著，范围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在学术理论界则包括文史经哲、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要在众多报刊中发现问题，没有一定的知识面，没有基本理论修养，不了解某个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没有对某一专题的日积月累，没有敏锐的嗅觉，想要发现问题，是非常难的。

我刚到动态组的初期就感到很吃力，而且很难适应这个快节奏和高要求的现实。这时才深深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虽然在大学、研究班学过一些课程、四大理论课，专业课、而且都是同马列主义沾边的，但这些知识实际上都是条条，都很肤浅，没有对一个问题作过深入探讨和研究，加之受当时盛行的苏联教条主义影响，对任何问题都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思想界动态的工作逼得我不得不加倍努力才能勉强应付眼前的工作。同时要补课，特别是文化课，文学、历史对我来说等于空白，许多知识必须从ABC开始学。我现在回忆起来，我现在所以能掌握的一点点知识，绝不是在大学、研究生阶段学的，主要是在工作中学的，这就使我体会到在干中学的意义，在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否则必然落伍，进而被社会淘汰。

在动态组，我的顶头领导就是关锋，但他兼职多，很少同我们年轻人直接接触。编辑领导小组里有李洪林、丁伟志等同志和我们直接打交道，他俩都是学有所成，理论造诣比较深的理论工作者，而且笔头子也快，在当时的理论刊物和报纸上常常发表文章。应当说，他们在五十年代就有了一定知名度。

我们所写的短稿（几百字，最多不能超过千字）都要经过他们初审。开始时，我的稿子也常被打回来重写。但这两位同志把稿子打回来都给指出稿子毛病在什么地方，怎么改才能改好。稿子一旦送上去，他们通过了，只是画龙点睛地改几个字，立即使稿子增色；都是在关键问题上修改，绝不大改，更不把自己习惯的思想和文字强加于原作者，而且最可贵的是他们治学态度严谨，对下边同志客观公正，绝不感情用事，不搞亲疏那一套。我对他们改的稿子，心服口服，每写一篇稿子，改回来后都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1958年，虽然在紧张中学习适应工作，有些长进，几乎每期都可上一篇我编写的稿件。工作虽然很紧张，很吃力，但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后生，心情还是舒畅的。

当时，关锋是组长，我们工作人员不大直接同他接触，只是"上马"开一次会。他主要是出思想，确定每期重点，动态稿子由编写小组编好，送他审定，最后送胡绳同志批发。对关锋的学识我是很佩服的，他的风格是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准拖拉，但感觉有时他过急过激。这是我当时的看法。

从1958年8月，我同关锋相识，直到他于1959年初离开思想界动态组，到《红旗》作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组长，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关锋离开思想界动态组以后，《红旗》哲学史组不在中宣部大楼办公，而在南小街，平时很少见面，偶尔开会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没什么来往。

1964年9月，《红旗》杂志和马列主义研究院联合编组到通县翟里和高各庄搞“四清”，《红旗》在翟里大队，副总编辑邓力群带队，工作队员以《红旗》杂志的人员为主，马列主义研究院调来一个组，即我们国际共运组，由郭冲带队，任队委兼第四组组长，新调来的十多个大学生都分配在四队，我则被分配到一组。一组的工作队员基本上是《红旗》杂志社的人，加上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和他的三个研究生，即章士嵘、何天齐、李敏生。《红旗》的人有卢之超（哲学组）、杨纪元（国际组）、肖祝兰（校对组），刚来的大学生靳殿良、滕文生，还有原来北京市的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的王老民（首钢）、王小林（北京某医院司药）。一队工作组组长是关锋兼队委（队委会即作工作队的高层决策机构，基本上由《红旗》杂志的编委和组长组成）。

我同关锋在"四清"中因在一个组接触比较多，刚开始把我编入《红旗》杂志为主的组时，我还不太知道原因，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是关锋点名要的，要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到中央机关前，在地方做过几年基层工作，有点基层工作经历，可能是调我到政研室时，审查我的档案了解的。从1964年10月进村开始“四清”，直到1965年6月工作组撤出翟里，我在关锋领导下工作，因为搞“四清”住在农民家里朝夕相处，天天开会，谁的工作情况，关锋都清楚，加之，邓力群就在我们一组蹲点，重要工作组会和群众大会，他都参加。一组被认为当时开展工作先进的组。尽管在队委会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但邓力群始终是指导并支持一组工作的。

关锋在一队"四清"，是最早"挖出"了原翟里大队副大队长邓庆福是“漏划反动富农”，清查出了一批原来的小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当时翟里"四清"虽然是中央机关的"四清"工作队，但都在北京市委统一领导下工作，我们第一生产队斗争了邓庆福并宣布逮捕法办，把邓庆福送到通县公安局关押，随后，向北京市写了一个简要报告，列举了邓庆福的"罪行"并请北京市委批准逮捕。

这时，北京市委对斗争邓庆福并要求法办，同工作队发生了分歧。关锋派我去通县"四清"工作团找了工作团和通县公安局有关人员了解邓庆福案件判刑问题，从通县公安局有关人员了解到，由于逮捕邓庆福的证据不足，传出了可能要把邓庆福放回来的风声。认为工作队搞邓庆福的罪行材料不实，有水分，要重新写报告。关锋为此事心急火燎，他为此在几天内口述了邓庆福罪行的报告材料。

当时关锋住在"四清"积极分子邓仲田的家。那些日子在邓仲田西屋炕上放一张炕桌，由滕文生执笔记录，关锋口述的报告写成后，经邓力群审定，并写了结论部分。这份十几万字的邓庆福罪行报告印成十六开本的小册子，分别向北京市委、通县四清工作团及有关部门发送。可能是这个报告的缘故，北京市委和通县"四清"工作团没有释放邓庆福，作为一个疑案，继续复查。

"四清"结束后，工作队撤离，北京市政法委又派了一个复查组，由姚克明（北京市高级法院审判员）、刘长春（北京市公安局）、季学全（北京市高级法院）三人来翟里复查。这时是1965年7月，工作队在翟里只有一个留守组六七名原工作队员（主要是《红旗》杂志社的），留守组长苏思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邓力群、关锋。关锋找邓力群商量，应当派原工作队员共同参加复查。北京政法委同意后，曾在北京市开过一次复查组参加人的会，有北京市政法委的领导和《红旗》的关锋，我也参加了。关锋把一队留守组的工作队员滕文生抽出来一起参加复查。双方就复查问题共同商量复查方法。

北京市的意见是可以共同复查，但由姚克明领导，工作方法是对复查所列举的问题，分工复查，各查各的。对此，关锋回来后嘱咐我，既然市委要撇开原工作组，工作组必然处于一个受审查的地位，我们原工作组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一方面参加复查，一方面留心市委复查组怎么复查。关锋还叫留守组和新队干部掌握复查组的活动。北京市复查组复查了一段也撤回北京市委。

后来，北京市委始终也没有作出邓庆福无罪的结论，当然也没有释放邓庆福。这件事一拖就拖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市法院匆忙判了邓庆福有罪，处以十二年徒刑。

我推测我到中央文革工作是关锋推荐的。其主要依据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只有他和戚本禹认识我，并对我有所了解，我同关锋在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共事约有半年，后来“四清”中又共事差不多一年。文化革命开始后，关锋又让我写了翟里“四清”问题的报告，和他们哲学史组的人一起发表了批判《青春漫语》的文章。

我认识戚本禹是1961年7月初，当时在田家英领导下，从中央办公厅、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有全国妇联共同组织的到天津市城市调查组，主要是调查工厂和城市人民公社的问题。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带队的，队员中有一些同志是犯了所谓“反左扶右”错误的，此前戚本禹等“左派”被中央办公厅打成了“右派"被批判了，后来田家英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支持了戚本禹等人，并称他们为“八司马事件”，为他翻了案，中央办公厅为此事似乎在1961年还发了一个文件。

在天津调查时，认识了戚本禹，我的印象是，戚本禹年轻有为，对中国历史有研究，敢说敢干，和同志相处很随和，没什么架子，爱和同志开玩笑。由于不是一个单位的，只不过是点头之交。1964年，他调到《红旗》新成立的历史组，后来又任组长。我们又在一层楼办公，加之在天津已认识，便成了熟人。

1964年戚本禹刚到《红旗》不久，就到翟里搞“四清”，关锋是一队工作组长，戚本禹是五队工作组长，并且都是工作队队委。戚本禹和关锋在工作队里观点一致，都“左”，并都得到邓力群的支持，但其他队委和组长对关锋、戚本禹的“四清”搞法则不以为然。时常在明里暗里有些议论，但关、戚相互支持。在1965年春夏，关锋被毛主席召去讨论哲学问题，对我们工作队是保密的。他短期离开翟里期间，委托戚本禹关照一下一组的工作，嘱咐我（我当时已被任命为工作组副组长）遇有重大的（问题），拿不准主意，找戚本禹商量。不过他离开十天八天，没有碰到大的问题，就没去找过戚本禹。“四清”工作队撤回来后我就回了马列主义研究院，同戚本虽没有什么接触，直到文化革命开始后，我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我调中央文革后，有一次戚本禹透露出是他提议调我来的，我以为这是合乎逻辑的。

后来我才听说，调我到中央文革前，是经陈伯达、尹达等人先审查了我的档案后，才决定调的。尹达以副院长的名义直接从研究院调人，也是少见的。但这也符合组织手续，陈伯达是院长，尹达是副院长，调一个本单位普通干部到中央文革工作，也是容易理解的。况且他们两个都是双重身份，既是研究院院长、副院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长、小组成员。在当时那个气候下，调我去中央文革工作，我当然感到光荣，尽管我当时家庭有困难，还是按要求及时报到，到钓鱼台就开始工作。

（本文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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