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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阎长贵：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阎长贵（1937~2021），山东聊城人。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退休前为《求是》杂志社编审，出版有《阎长贵学术文集》《问史求信集》。
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做中国第一夫人江青的秘书。这是历史的安排，是历史点的“鸳鸯谱”。
有的书上说，江青的秘书姚文元，有的书上说，江青的秘书戚本禹，还有的书上说，江青的女秘书，等等，这都不符合事实。我负责地说，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的江青第一任秘书或首任秘书（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在我之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许有人（如警卫员）称过秘书，也做过一些秘书工作，但其身份和职务不是秘书，只是人们的一种称呼法。此外，也确有人给江青做过一些秘书工作，如戚本禹帮助江青看过群众来信等，但他主要的不是给江青做秘书，只不过是顺便代劳。
一句话，我是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的第一任秘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江青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前，除了给毛主席做一些秘书工作外，没有什么实际职务，因而办公厅没有给她配备专职秘书。顺便说一下，江青在"文革”十年中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现在说说我是怎样成为江青第一任秘书的。
我担任江青的秘书，不是江青指名要我，也不是我毛遂自荐，而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即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陈伯达被审查时写的材料中说我给江青当秘书"可能是关锋介绍的"。这个推测事出有因（因为"文革"前我一直在关锋手下工作，是关锋的学生），但不对；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担任江青秘书后，他有次见了我，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说我“政治上弱"指什么，关锋没详细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极力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的是戚本禹，——这是戚本禹当时亲口告诉我的。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聊天，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荐你了。”
当然，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话；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还要过中央办公厅这一关。无疑，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还是江青同意和愿意接纳我；而在这方面，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当时，就了解我而言，在我高一层的人当中，除了关锋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当时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十天或半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戚本禹到我当时工作的房间来（其实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兴冲冲地跟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一下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从这时起，我离开工作了五六个月的钓鱼台十六楼，搬到江青当时住的钓鱼台十一楼，开始了给江青做秘书的工作和生活。
有人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哪！同样，给江青选秘书大概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而在选我担任江青秘书的过程中，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审查和决定过程，具体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听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29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5年），干部级别最低的（22级），工资最少的（56元）。为什么这份“美差”居然落到我头上，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去知道。
只是30多年后，即准备写回忆录时，才想了解一下，戚本禹究竟怎样向江青推荐和介绍我的。我拨通了家住上海的戚文（这是戚本禹1996年刑满释放后改用的名字）的电话，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具体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也记不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怎么说，大概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少不了的。
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
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
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我认为这样说符合实际。关于“政治”的含义和界说，现在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和根本的变化。而“政治可靠”，就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而言，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内心十分虔诚，其中包含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成分。我个人这些条件，再加上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我被选做了江青的秘书。
在我成为江青的秘书后，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七楼看电影，曹轶欧（康生妻子）见了我，说"噢，你到十一楼工作了！"——似有赞扬、又有惊讶。听到这话，我笑笑，但并不以为然。心想，“十一楼”（江青住的楼）和“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地）有什么分别，还有多大分别，没感到有什么变化。——事后想想，这大概也是我的迂腐之处，因而终于没有讨得江青的欢心，结果被她以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入牢狱，关押七年半。
林青山著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说在监狱中审讯时，提审人问我：“你是怎样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办事机构里来的？"我回答说："我给江青同志当秘书，是通过组织上认真审查之后，又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正式和我谈了话，我才去的。这是组织上的分配和决定，根本不是钻进去的。"提审人又问：“你过去认识这位办公厅负责人吗？”我说：“不认识！”审讯者以为“抓住辫子了”，“冷嘲热讽、阴阳怪气地反问”：“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如果你和办公厅负责人素不相识，他怎么会想到你头上呢？为什么他偏偏把你分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让你给江青同志当机要秘书？"又说，"我不是小看你，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你是有德，还是有突出的才华？我看这两个条件你都不具备……"如此云云，完全是瞎编。我在七年多的监狱生活中根本没有过这样的审问。
我在做江青秘书前，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江青办信组这个组织并不是“文革”一开始就有，是渐次发展起来的，大概到1966年九十月份，扩大到七八个人，由我负责。人员构成：红旗杂志社2人，马列主义研究院2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1人，军队干部2人，其学历大多数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军队干部一个是连指导员，一个是大学二年级服兵役的。从人员构成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办事机构。
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独立的组织？一方面，是当时江青确有这种需要，另一方面也表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的特殊。
在"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虽然也有信件，恐怕多数属私人性质，数量也不会太多，自己看和处理就行了。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后情况不同了，除了她个人亲戚和朋友的信件外，社会上群众给她写信的就有了，并且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江青本人看不过来，可能首先由戚本禹帮助她看和处理，到1966年7月中下旬，是不是戚本禹觉得太忙，又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的梁川借来帮助他。
“文革”初期，6月3日，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办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时间不长，梁川就回秘书局信访处了，由我独立承担江青的群众来信的处理工作。
但是，群众给江青的信越来越多，特别是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更是猛增，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到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群众来信如何处理？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们，基本上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原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3～5封；
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林彪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这是最大量的，大概占所有信的99%以上；
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
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他特别嘱咐，江青同志的群众来信一定要处理好，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光荣任务。
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对待这项工作的，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中央部委和各大行政区，每人负责一处，平均说，每天每个人要处理二、三百封信，当然绝大多数粗粗一看就能定了，比较仔细看的也就几十封。信的内容很庞杂，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伸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有私事，有大事有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记得当时，我分工处理中央各部委的来信，除此之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3～5封作为送给江青看的。当时，在“文革”过程中，尤其是初期，我们所实行的并不是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甚至加班到十一、二点钟，十分紧张。而当时在一种政治狂热情绪支配下，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什么，都觉得是应该的。
在我负责江青办信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没受过江青的批评（也不记得是否受过表扬了），大概她还比较满意，这恐怕也是她接受我给她做秘书的一个原因。在这一段时间里，还值得说一说的，就是我结识了李讷，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我和她年龄差不多（我长她3岁），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学哲学，一个学历史，有共同语言，关于"文革"观点也一致，谈话很投机，经常在一起聊天。
我因为给江青办信，信中谈到江青的某些情况（仅限于某些，决不包括骂江青的）我也有时跟李讷说一说。有一次一封信中（记不起谁写的了）寄来一张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不是剧照），我拿给她看，她脱口即说："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看来，妈妈比她长得漂亮。这恐怕是事实。从形体和相貌讲，李讷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她还跟我说：“别人是严父慈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时却怕妈妈。"
1966年，周总理和李讷在城楼上
我对李讷印象不错，她对我印象大概也可以。直到后来我做了江青的秘书，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现在只说选我做江青的秘书，李讷恐怕起了推动作用。这从她很关心给江青选秘书这件事情可以知道。
后来听说，1966年冬，有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里，她对另一个预作江青秘书的备选对象王某从家庭出身、工作经历以及爱人的家庭情况都问得很详细，办公室的另外一个同志笑着说：“肖力（按：李讷的别名，当时叫她肖力的比较多）干什么，你对我们老王审干哪！”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把我列为给江青选秘书的考察对象；同时我也不知道，江青没有秘书。
当时江青身边有个叫孙立志的同志，大家都叫他孙秘书，我也叫他孙秘书（实际上他正式职务是警卫员，即警卫秘书），因为是山东老乡，我们还一起聊过。有一次，他跟我说："江青同志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我当时不知道孙立志说这话什么意思，没有也不可能往江青选秘书问题上想，只说谢谢江青同志。这个活，江青在我成为她的秘书后，也亲自跟我说过。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对我很高的政治评价，恐怕也是她接纳我做秘书的重要原因，根本原因。
我和李讷结识，完全是因为当时都属于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观点一致，情趣相投，属一般交往，我决没有攀龙附凤的意思。但在选我给江青做秘书的事情上，我相信她是为我说了好话的。至于由“好”事变“坏”事，即后来因故遭到江青的迫害，与李讷毫不相干，我也一丝一毫没有怪罪她的意思。直到今天我和李讷仍保持着交往，逢年过节我还去看她。
九十年代的某个春节，我去看她时，见了我，寒暄后，她立即向她丈夫王景清介绍：“他是给母亲做秘书的人。”王景清接着说："你吃苦了！"看来他也知道我受江青迫害的事情。往事如烟，弹指一挥，40多年过去，我和李讷都是年近或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在我成为江青的秘书以前，江青已经对我不生疏。从我的家庭社会情况，历史表现再到现实表现，她可能都比较满意，再加上戚本禹的极力推荐，汪东兴的档案审查，江青终于选我做了她的秘书——揭开了我生平的"新"的一页，给我平凡、平淡的人生增添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
（本文摘自阎长贵、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出版。原载湖南《湘声报》200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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