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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王若飞: 党内客观公正对待陈独秀的第一人
徐则浩（1932～2013），江苏常熟人，1952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工作。先后在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教育局、省委宣传部、省社科院任职。退休前为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党史研究专家。
原题
王若飞：中共党内客观
公正对待陈独秀的第一人
抗战胜利时的王若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过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尤其是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问题文献翻译成中文出版，使陈独秀的研究逐步取得了新的进展，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陈独秀的功过是非，趋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近二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从事王稼祥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王稼祥同王若飞在军委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合作共事，他们共同听取各根据地的汇报，共同为中央决策提出建议，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实际上，王若飞较之王稼祥在党内的资历要老得多，经历的考验也丰富得多。我在研究王稼祥的过程中，也注意收集了相关人物（包括王若飞在内）的史料。
年轻时的王若飞
回顾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内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陈独秀的，王若飞称得上是第一人。王若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他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巴黎参与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称秘书部主任）。那时总书记是陈独秀，而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很不健全，中央组织部根本无专人负责，连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秘书部成为陈独秀领导下的主要工作机关。王若飞统揽处理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成为陈独秀的重要助手，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杨尚昆曾说，王若飞是我们党的第一任中央秘书长，而且是政治性的秘书长。又说，他同陈独秀是有斗争的，他敢发表同陈独秀不同的意见。（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而王若飞在延安整风期间的《自传》中说："应该承认我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的信仰执行，自己应当负一部分很大责任。"
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1927年大革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从大的方针政策到具体事件的对策，都有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联（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先后派出驻华代表到中国来，督促中共实施这些指示。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基本事实，但大革命失败后，考虑到既不能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也不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担责，便一股脑儿推到总书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
张国焘回忆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表示他有几天在庐山同鲍罗廷做过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是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瞿秋白更具体地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则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09页）
同当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陈独秀的态度绝然相反，王若飞顶住压力，敢于采取了客观公正的态度。他以这种态度，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作了公开申述。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前，中央决定要王若飞参加，他一开始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呢？据他在《自传》中说："因为我当时的工作颇受中央责难，同时鉴于许多有问题的同志都以送莫解决，因此提出一定要允回国工作以示不是处罚。"经瞿秋白、周恩来等批评后，"自己很快就认识此种提法错误，无条件接受去莫。"
王若飞既已决定去莫，中央还要他帮助动员陈独秀去莫参加六大，说共产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回答说，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批评他的错误，都不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认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坚持不去。王若飞认为陈讲的这些有部分理由。后来在六大会议期间，王为此受到了指责和批评。
王若飞在六大期间，由他的战友和夫人李培之当他的俄文翻译。李培之，1925年夏在郑州从事工人运动，与当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来河南郑州检查工作并筹建豫陕区委的王若飞相识、相爱并结婚，婚后不久，李培之即由组织派遣经上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六大期间，中山大学派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到会上服务，主要担任俄文翻译。中共开代表大会为什么要有俄文翻译呢？李培之解释说，因为中共六大有一些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参加。
1928年6月21日，王若飞在六大作了发言。现摘录其中几段。王若飞说："说到过去失败的责任问题，整个指导机关都应负责，无论当时表现的或是左倾或是右倾，或是上午左倾、下午右倾，同样的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样的是不懂得。不过独秀同志为总书记，当然他的责任要负得多一点。同时还要注意的，即历来派到中国的国际代表之幼稚与糊涂，中国同志是最迷信国际指导的，过去所以不能忠实执行国际的策略，由于国际代表之错误解释与错误应用有严重关系。"
由于王若飞对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不要陈独秀参加提出了意见，受到一些代表的指责，王若飞在发言中说：“这几天来常常有同志来问我：你是否代表陈独秀同志？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他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是不是他反对国际？我回答说：我都在大会时声明，第一，我先声明我不是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的意见，现在我所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的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言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且坚决声明不发表什么政治意见，使党内发生影响。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到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亦未必能到大会。第三，所谓国际牺牲他的问题，大家不当纯从坏的方面去推想．....．现在我们都知道国际对于独秀同志的希望，并不如独秀同志自己所想像一样。独秀同志知道这种实际情形后，就看他能否接受国际的政治路线，若果接受，国际自然不拒绝他回党工作；若不接受，当然不客气地要他出去。”
关于八七会议，王若飞在发言中既肯定了在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作用，"把党从危险动摇涣散中挽救出来"，同时也指出了八七会议以来三个重大危险倾向，一是盲动主义，二是形式上的改组，三是指导机关领导的动摇。并联系自己在江苏省委工作，参与领导一些地方农民暴动中的错误倾向作了自我批评。
在六大期间，王若飞还提名陈独秀为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当然这个提名不仅未得到同意，而且在后来被指责为他的又一个错误。
王若飞在莫斯科
六大后，王若飞被留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副团长张国焘）工作。他要求进列宁学院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此时，李培之也由中山大学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所高级党校。院长基里桑诺娃是参加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王若飞进列宁学院，因陈独秀问题的牵涉，经历了曲折。入学考试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潘家辰代表瞿秋白到场，向考试委员会要求反映意见，李培之记下了考场上的对话：
潘家辰：他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
若飞：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也犯过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
主考人：好一位勇敢的同志！
潘：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
若飞：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秘书。
主考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若飞：革命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主考人：您被录取了。
一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王若飞，对于潘家辰作为瞿秋白的代表，在考试委员会面前说的那些话心中愤懑不平。过了几天，他见到瞿秋白时，对瞿当面提出质问，李培之也记下了当时两人的对话：
若飞：你们这样对待我，难道我是反革命？
瞿秋白：那倒不是，你是忠于革命事业的。但你对陈独秀有感情，并且老认为革命失败似乎我们都应当和陈独秀一样地负责。
若飞：我反对人们自封布尔什维克，反对事后诸葛亮。
瞿秋白：唉！你实际上是个忠诚的人。（李培之：《飞渡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1982年4月8日《人民日报》)
尽管瞿秋白说了上面的一些话，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王若飞在列宁学院学习期间，还担任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但他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者。1929年，苏共进行清党，列宁学院也进行清党。当时张国焘仍在莫斯科，除了在中共代表团工作，还不时到列宁学院听课。尽管张国焘权势好大，王若飞见到他时，仍然在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原则问题上同他争论，有时还很激烈。
王若飞在清党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清党委员会曾给他结论，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赞成陈独秀的领导，在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在六大仍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等等，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这个结论曾经征求过各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的意见。
王若飞对结论不服，据理力争，提出上诉。在列宁学院支部局会议上，院长基里桑诺娃表示同意并支持他上诉，并说："他在我校学习期间表现很好，根据我们的了解，是个好同志。"支部局通过向共产国际上诉。上诉的结果，改变了原来的处分，变为严重警告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于是，王若飞到镰刀斧头工厂做铁工。半年后，193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通知他回国工作，从事陕甘宁绥一带的农民运动，这是一项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同年11月下旬，在包头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在国民党归绥第一监狱。
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定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坚持狱中斗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王若飞在狱中》，展现了这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这本书成为对广大共产党员、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好教材。
1937年，王若飞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8月到延安。他在延安，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络部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召开七大前，中央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毛泽东说：王若飞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王若飞出席七大，并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王若飞、李培之和儿子王兴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并为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就停止内战、召开政协会议等问题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多次进行谈判。1946年4月8日，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同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全党悲恸不已。史称王、秦、叶、邓等为"四八烈士"。
王若飞一生忠诚于党的事业，为此经受了各种考验。我以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控制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错误路线占上风的情势下，仍然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总结失败教训时，绝不文过饰非，坚持说真话，客观公正地对待陈独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光彩照人的。
原载《江淮文史》200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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