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怎么可能不撕裂？I E闻美政（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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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怎么可能不撕裂?
By | Eric
周二晚间，一名亚特兰大市的枪手连续攻击了三个按摩场所，共杀死 8 人，打伤一人，其中六名死者为亚裔女性，而枪手是一名白人男性，已被警察逮捕。因为处于疫情期间，美国社会存在一定的对亚裔有偏见的情绪，这一案件引发了公众对种族主义和族群攻击的担心。但据警方透露，在押嫌疑人认为自己有“性瘾”，而这些按摩场所对他诱惑太大，他杀人是为了去除这些诱惑。警察截住他的时候，他正在去佛罗里达的路上，他表示说，他还想去佛罗里达干同样的事情。
这起攻击案是否与族裔矛盾有关，目前没有定论，但这起事件在亚裔社区中引起不安，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反应。川普四年，一直被美国的政治正确传统压制的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美国总统居然可以公开称新冠病毒为“功夫病毒”，这使得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受到歧视和攻击的频率呈上升趋势。释放一种恶很容易，将之装会瓶子里，却需要时间。这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责，他需要重塑美国的政治正确。拜登总统在上周四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攻击亚裔社区，这种行为不符合美国人的价值观un-American，这种行为必须被叫停。”
这让我想到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美国的劳工阶层陷于贫困。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这里我介绍一本耶鲁法学院教授 Daniel Markovits 出版于 2019 年的新书 “精英制的陷阱” The Meritocracy Trap，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在美国的错误信仰是如何滋生不平等，摧毁中产阶级并吞噬精英的”。
在书中，Markovits 教授以美国最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为例，讲述了美国从 90 年代开始，公司管理形态的改变。
在上个世纪的美国公司，尤其是大型公司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有上升机会的。曾经有一种说法叫 “从传达室到办公室” ，指的就是普通员工的晋升之路。美国的大型副食品连锁店 Safeway 的经理，很多是从收银员干起的。麦当劳 60 年代的 CEO Ed Rensi 是从最基础的烤面包开始做起的。1952 年的财富杂志统计当时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发现他们 2/3 都是在自己的企业里服务了 20 年以上的。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企业有一个内部的上升渠道。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庞大的中间管理层，他们构成企业金字塔的主体部分。工人只要服务的时间够长，往往也可以走上管理岗位，因为他们大约有 10% 的工作时间，是公司提供的带薪培训。请注意，这个时候的企业很少辞退工人，这既有工会力量的原因，也有员工在公司内部向上层流动的原因。
中层管理力量在当时的美国企业，有很大的权重，无论是收入上，还是地位上。这被美国的法院认为是一种企业内部的民主制衡。哈佛商业评论曾经研究过 GM 的组织机构，从 1939 年到 1950 年，工人工资的增长，是管理层收入增长速度的三倍。对于一个公司管理的权力，是被分散在不同层级的中层管理人员手中的。请注意，这个时候，像麦肯锡这样的商业管理咨询公司，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的戏份并不多，而且那时候他们大多数时候只是帮助现有管理层更有效地组织资源生产。
但从 1960 -70 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商业咨询公司开始精英化，他们招聘最优秀的商业人士，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结构上的改动。这个时候，备受美国商界推崇的，就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提高自己的利润”。换句话说，企业唯一需要追求的，就是增加自己的利润率。
显而易见的是，传统上那种大家庭式的、金字塔权力结构的企业结构，虽然对企业的员工更加友善，但却不能最大效率地增加公司股东的收入。到了 80-90 年代，整个美国都开始了企业结构的调整，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
这个企业结构改革的战略，就是要促进公司管理的扁平化和管理职能的外包。他们将一个有机的有组织结构的大型企业分割为一个一个的功能团队，基本上消灭了中间管理层，由处于管理层最高处的公司精英，直接下达命令给功能团队。这样既提高了效率，又节省了人力资源。据估计，这种转型导致 70%-85% 的中间管理层被消灭了。这一过程相当痛苦，AT&T 将自己的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的比例从 1：5 提升到了 1：30，而 IBM 公司 90 年代因裁员太多，甚至要求其总部周围的枪店关门，以避免出现流血。
公司和员工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很少有人再像在传统美国企业那样干上一辈子。快递业巨头 UPS，从 93 年开始大力雇佣临时工替代全职工人，引起工人的大罢工。而工会的力量也因此越来越萎缩，1960 年代美国大约有 1/3 产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现在已经不到 1/16 。
原来稳定的工作和可预期的事业晋升逐渐消失了。请注意，这个时候中国的 GDP 在全球占比还不到 3%。公司也不再对员工的晋升和事业负责，劳资的关系越来越简单化为买卖关系，如果有人说 UBER 的司机应该可以通过公司内部培训走上管理岗位，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差距就这么大了。
不难看出，这种结构性改变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资本一方越来越占据优势。弗里德曼所说的“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 就实现了。企业的利润确实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的包袱越来越小，对员工的责任越来越小。从 90 年代开始，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出现了停滞。请注意，弗里德曼还极力推崇小政府。也就是说，企业不再管员工，政府也不再支持工会。大家都各凭本事吃饭，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这一观念已经成为目前中国人的神圣信条）。这种优胜劣汰的体系，只可能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马太效应。
在美国企业进行这种结构改革之前，一个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人员工资，大约是普通员工的 20 倍，而现在这一比例接近 300 倍。当然，当年美国法院认为的美国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现在连影子都看不到了。高层管理精英对于企业有巨大的执行力，因此他们的收入呈指数级上升。虽然爆发了严重的疫情，美国经济严重滑坡，大量美国人连房租都交不出来了，但顶级 CEO 们的收入，从 2018 年到 2019 年，上升了 300%。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社会怎么可能不撕裂？怎么可能不分层？怎么可能不出现严重的对立？弗里德曼一直声称的 “市场有着神奇的纠错能力”，到底如何体现呢？市场能纠正这种严重贫富差距吗？让事实来说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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