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成也自由,败也自由?
英国率先进入工业时代,造成了英国史无前例的竞争优势,这个优势比荷兰当年的成本优势要大得多得多。
在工业革命之前,国际贸易主要还是互通有无,将各地的土特产相互交易;而工业革命之后,国际贸易就成了生产力水平的竞赛,主要表现为工业国的产品向农业国倾销,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产品向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倾销,通过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源源不断地从相对落后的国家汲取财富。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当年搞贸易保护比谁都积极的英国人,开始比荷兰人更加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贸易秩序。
工业革命对于世界历史的意义,超过了其他任何事件,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尤其如此。
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世界最高,几乎是一个常量条件。所谓的国际贸易,主要就是将中国的各种商品作为奢侈品,卖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中国是世界贸易的核心,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那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
说全世界围绕着中国转,似乎有点不太谦虚,但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事实就是如此。
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周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国家组成朝贡体系;更远的国家则通过其他国家作为中介,与中国进行间接贸易。所谓争夺贸易霸权,就是争夺中国商品的销售代理权。
这些国家必须依赖贸易之外的手段,强行制造有利于本国的贸易秩序,才能取得贸易优势。
这些获得贸易优势的手段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地理位置,这个基本是天生的。比如说,在新大陆发现之前,中东地区、黑海及东地中海沿岸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地缘优势,因此在这些地区出现过波斯帝国、穆斯林帝国、东罗马帝国、威尼斯共和国等贸易强权。发现新大陆之后,伊比利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就成了新的贸易枢纽,因此西班牙、英国崛起。
其次就是武力。位置好只是先天潜力,武力才能将其变成实实在在的贸易优势。
工业革命之后,整个贸易流向都发生变化,哪个国家生产力高,它就变成新的贸易枢纽,世界各地的原材料流向这一枢纽,然后再流转到世界各地。
生产力发达国家的产品自然质优价廉,因此只要存在一个“对等的”国际贸易秩序,该国商品必然横扫各国,挤垮对方的相关产业,赚取巨额财富。
理论上说,如果没有贸易保护,后发国家相对弱小企业与先进国家的大企业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将始终处于技术劣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甚至差距越拉越大,弱者永远没有生存空间。
如果再考虑到,国际间的竞争优势,主要是由国家间的相对差距决定的。那么,从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看似公平的“自由贸易”,实际上就是只对生产力最高的那个国家有利,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看似“蜜糖”,实则“砒霜”!
这就回答了前文中提出的,相距万里的雅典和齐国,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倡导自由贸易的问题:因为作为当时的地区贸易体系内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自由贸易将有利于各国财富向其流动,进一步巩固其霸主地位。
看到这里,你的心中一定浮起关于自由贸易的一大谜团:既然自由贸易规则只是对生产力水平最高的英国有利,那为什么这一规则还能在其他国家顺利推行呢?
难道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傻子吗?
这一谜团,是掩盖在自由贸易之上重重迷雾的最重要的一层,揭开了该问题的答案,就会直达自由贸易的本质。
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各国都存在那么一批“聪明人”,自由贸易规则才会畅通无阻!
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群体,而且这一群体依靠的就是信息以及技术不对称。他们获利的难易程度,与国内外的技术水平差距成反比。也就是说,其外国靠山实力越强,本国民族资本越弱,这一群体越容易赚钱。
在中国,这一群体有一个专门的名词——买办。在利益的驱使下,各国的买办阶层与英国自然会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无需英国人亲自出手,买办们自然会尽力消灭本国的民族资本,以便自己发财更加顺当。
与洋老板觥筹交错的中国买办们
本文开头提到的15世纪之前的欧洲,威尼斯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就是一个总买办。虽然并没有一个外国势力进行策划,但是威尼斯就是利用国际贸易中的不对等地位,对欧洲进行经济殖民,封锁欧洲各国的民族资本与自己竞争的可能,使该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各国的买办集团与威尼斯勾结,大发其财的同时,也会不遗余力地打击本国的竞争对手,遏制民族资本的发展。
所以说,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是天然的死敌,这对矛盾在任何历史时期,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普遍存在的。
钳制欧洲数百年,使欧洲长期陷入中世纪黑暗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以威尼斯金融资本为代表的买办势力!正如近代的中国,伤害中国最深的,其实是那些背靠外国人,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一心追求私利的买办阶层和买办政府!
买办中也有个别转变成民族资本家的爱国者,但是整体上这么评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谜底昭然若揭:正是这些买办阶层自觉自愿地配合,这一明显对其他国家不利但是对英国有利的“自由贸易秩序”,才能长期稳定地存在。也正是由于各国买办阶层的存在,英国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建立日不落的大英帝国!
这就是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中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的历史背景。自由贸易理论,也就成为将买办阶层洗白的冠冕堂皇的理论武器。亚当斯密的这套经济学理论,也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自由主义者奉为圭臬的“圣经”。
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始祖的亚当·斯密,
他也是配合大英帝国输出帝国秩序的最巧妙的“洗脑者”
亚当·斯密揣着明白装糊涂,公然忽悠道:在国际分工之下,依靠农业的法国和依靠工业的英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现代人只要不是被忽悠傻了,当然能看出其中的巨大陷阱,但是当时真有不少法国人对此深信不疑。
自由主义者未必是买办,但是买办一定是自由主义者。有的人当买办是有利益关切,但有的人不收一分钱,居然被洗脑成自觉自愿地配合,那就是真正的可悲了。
在如今的中国,仍然存在大量将西方的一切奉为圭臬的人,在西方自己都开始怀疑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当下,仍然有不少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大力鼓吹。这些自诩“自由”的人,才是真正跪着的人,才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奴隶。
从客观角度说,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起到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标志着依靠武力的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时代的结束,世界的主流博弈开始围绕着“自由贸易”这杆大旗进行。
辩证地说,如果将买办一律理解为卖国者,其实也是有失偏颇。“买办”这个词本身其实是中性的,只和利益相关,和是否卖国关系不大。
买办只是靠不同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差距牟利,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本国实力越强,外国实力越弱,买办也越容易挣钱,只不过贸易方向变成把国内商品卖向国外,而这些行为显然对该国十分有利。在这种情况下,买办就成了大大的爱国者。
于是,围绕着国际贸易这一核心,每个国家都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主要群体: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当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时,两者的利益是有交集的,因此这些国家内部的两个派别可以做到友好协商,民主自由想怎么玩怎么玩,只要高兴就好;但如果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居于不利的位置时,两派将失去利益交集而走向对立。
这就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于自由贸易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根源。
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如果不能保持生产力水平的优势,则必然遭致自由主义的反噬,这也是被历史一再证明的铁律!
考虑到生产越来越依靠高度的组织化和纪律化,自由主义泛滥一定会瓦解生产力,造成制造业空心化,因此就可以直接简化为:
成也自由,败也自由!
这也是欧美各国右翼民族主义思潮,在自二战之后偃旗息鼓几十年后,在近期重新泛起的总根源。
可能有读者认为,本作者对于自由主义持否定态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下一篇中,将揭露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真相,令你看清自由主义面具之下的真实面目。
这个真相说不定会让某些人惊骇到怀疑人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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