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 | 农民政权的阴谋内讧。

文章选自《权利玩家》，骆玉明著。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与《投名状》剧照。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落，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它的失败，源于一场充满阴谋的尖锐的内讧。说到底，农民政权本不具备根本上区别于封建政权的“质”，封建政治模式的一切弊病，都渗透在农民政权的政治生活中。

狂风暴雨横扫半个中国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正月二十八日，数十万太平天国农民军四面围困了江宁城。江宁，也就是明朝初期的首都南京，城墙建筑的异常高大坚固。太平军在城外安营扎寨，与守城清军相持多日。一条地道，悄悄挖到仪凤门下。

二月初十，太平军再次逼近城下。忽然间“轰隆隆”，一阵巨响，惊天动地，砖石飞崩，烟尘冲起数十丈，城墙炸开一个巨大的缺口。硝烟未散，成千上万名战士大声呼喊着，向城内冲去。守城的清军人心溃乱，抵挡不住，坚固的外城很快全线失守。第二天太平军更加狂风暴雨，从四面八方攻入内城。各军都扎着红头巾，身穿短衣，像一片片漫卷的赤色云霞。攻克江宁后，太平天国就定都于此，改称为“天京”。

十一年过去了，天京即南京城下又重演了当年的一幕，只是攻守双方改换了地位。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指挥的清军挖地道轰塌太平门，大军蜂拥而入。太平军被困多日，毫无斗志，四处奔逃。清军兴高采烈地，呼喊着，叫嚣着，见人就杀。一具具尸首横倒街头，鲜血汨汨，流淌不息，在夕阳下凝结成一片黑紫色。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落，犹如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公元1851年1月11日），广东一位私塾先生洪秀全利用耶稣教部分教义混杂中国民间迷信组织起来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不到两年时间，发展成近百万人的队伍，从广西攻入湖南、湖北，然后沿长江东下江南，攻克南京。在南京建都以后，继续派兵北伐、西征，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清朝的统治，在这一场风暴的冲击下，摇摇欲坠，几乎崩溃。然而，就在太平天国面对一片大好形势的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在南京城内，领导集团为争夺权力，爆发了一场充满阴谋的、狂暴的内乱。从此，这一场农民起义就开始走向衰亡的道路。尽管几位优秀将领竭尽心力，又苦苦支撑了多年，也无法挽救它的失败，终于导致曾国藩攻破南京的一幕。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这里需要作一些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代表了广大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的要求，实际也就是改善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这归根结底是封建生产关系自身的调整，本质上不具有任何反封建的意义。而历史提供给农民政权的唯一政治模式，就是封建专制的模式，这个模式的一切基本特点，都渗透在农民政权的政治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农民政权“变质”的理论，完全是非逻辑的理论。——因为农民政权本来不具有根本上区别于封建政权的“质”，也就不从“变”起。相反，农民政权除了失败以外，只有一条正常的道路：尽快适应历史所提供的封建政治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发展壮大，取代原有的国家政权。这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归宿，而不是它的失败。

太平天国较之过去的农民起义，尽管多少有一些新时代的因素，但这些因素过于微弱，不足以改变它按照封建政治模式运动的基本方向。对此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几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耶稣教义，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但它完全不具备近代西方社会中自由平等思想的内涵，而只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一贯存在的、士大夫和农民所共有的平均主义幻想的翻版。因而它只能是一种发动民众的号召，而无法成为政治现实。封建等级制度，仍然是太平天国政权的实际政治制度。甚至，其上下之分的严格，忌讳的繁多，礼制的琐碎和滑稽，比清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国男女平等的思想，曾经受到人们的热烈赞扬，然而其实质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普通男女群众一律平等地依附于天国政权，与现在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绝不是一回事。而事实上，上层领导集团照样妻妾成群，无所顾忌。太平天国惩处自身成员的刑律，其野蛮程度也是惊人的。点天灯、剥皮、五马分尸等残酷的刑罚，明白记载于正式的刑书。口出怨言、见到长官不及时回避或跪倒路旁，按规定就得斩首。总之，这个政权的封建性质，从一开始就是清清楚楚的。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太平天国起义，也不是要指出它的所谓“局限性”，只是为了澄清一点基本的事实。既然太平天国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政权，那么封建政权中必然出现的权力斗争、阴谋活动，在它的内部也是必然要出现的。问题在于：当一个政权还处于外敌的强大压迫下时，它的领导层理应约束自己，至少是暂时避免内部冲突；即使内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应当找到必要的调整手段，补救方法，以减少它对整个政权的影响。而太平天国的领导层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过早且过于激烈的陷落于抢夺专制权力的阴谋斗争中，才葬送了本来极有可能获得的成功。

装神弄鬼提高地位

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创立拜上帝会的洪秀全，以及最早入会、帮助洪秀全从事宣传活动的冯云山，都是广东花县人。但他们进行活动的根据地，却是广西桂平县的紫金山一带。中国农民向来有狭隘的乡土观念，这种情况势必引起领袖与群众的疏隔。因而，在紫金山从事组织民众活动的主要人物，是当地烧炭工杨秀清。

杨秀清出身贫苦家庭，幼年丧父母，曾长期离家游荡，结识了许多江湖上的好汉，熟悉民间帮会上的一套规矩。虽识字不多，但阅历广，胆气壮，谋略多，敢作敢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拜上帝会与桂平县地主武装发生冲突，冯云山被团练逮捕，送入县狱。洪秀全以去广州营救为由，也离开了桂平。当地烧炭工人凑了一笔钱，贿赂官员，结果冯云山坐了九个月大牢后，于第二年被当做无业游民押回原籍。拜上帝会经过这一次打击后，人心动摇，出现离散倾向。

一天，杨秀清的结义兄弟、曾当过保镖的萧朝贵召集一帮会众，商议日后的办法，杨秀清也到了场。众人意见分歧，各有主张，闹哄哄乱成一片。突然，杨秀清直挺挺扑倒在地，不省人事。大家围上来一看，见他口吐白沫，两眼上翻，手足抽动，面色怪异。同伴们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但对这种情形，还是熟悉的。在中国各地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巫教，有一套“降神”即神灵附身的花样，就是这幅模样。在浔州地区，叫做“降僮”，当时很流行。所以大家也并不惊慌失措，只是有些紧张的等待着，看是什么神灵附到了杨大哥的身上，要对大家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只见杨秀清站起身来，举动缓慢，神情肃穆，说话的声调也和平常时大不一样：“我乃是天父（上帝）下凡，有要紧话对你们说。”萧朝贵急忙召集身边几个人跪下，众人一起跟着跪下，恭听上帝圣谕。拜上帝教会虽然信奉耶稣教的上帝，其实很多人对耶稣教义毫无所知，只知道上帝是最大的、主宰一切的真神。看到上帝像关帝、太上老君一样附身下凡，他们并不怀疑。

附在杨秀清身上的“天父”继续说：“你等既已信奉我教，就该忠心不二，怎可忽生疑虑，竟要背教而去？”萧朝贵连忙代表众兄弟回禀：“并非我等敢有二心，实因会中今日有许多大难处，大家因此有些担忧。”

天父安慰众人：“上天要派你等做成一件大事，故此要设些难处磨炼你等。如是忠心不二，大事必定成功，生时享受富贵，死后上天堂，无穷快乐；如敢背叛真教，或为蛇虎所伤，或得恶病而死，死后下地狱，受尽无穷苦难！今日姑念你等初犯过错，暂不处罚。日后如有此种事情，定不轻饶。”众人听了，个个不住磕头。

天父对大家安抚、恐吓一番，又答应了许多好处，看大家心意已定，才升天而去。这时杨秀清好像睡着了一般，毫无知觉。过了一阵，他才醒来，对刚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说：“天父如此降恩，教导我们，我们必要听天父的话，不可违背，自寻死路！”

经过这一次扮神弄鬼，解救了拜上帝会的危机。后来，洪秀全从广州回到桂平，杨秀清灵机一动，又当着他和众会员的面，重演了一次天父附身传旨的旧戏。在当时的情况下，洪秀全毫无办法，只得规规矩矩，和大家一齐跪倒，聆听天父的教训。这样以来，杨秀清就找到了一种抑制和挫辱洪秀全、提高自己地位的特殊办法。

杨秀清手中的傀儡

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军打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在这里驻留半年，确定法律规章，建国规模大体具备。洪秀全以创始者的身份，被推为天王，再由天王分封官爵。王是最高爵位，又分成三等：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为一等；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为二等；翼王石达开为三等。同时还规定，以上所有封王，都受东王节制。从这里可以看出杨秀清地位的特殊和广西派势力的强大。后来萧朝贵、冯云山早死，能够与杨秀清抗衡的人就更少了。

定都南京以后，正式建立国家政权，整套制度是由杨秀清主持订立的，军国政权也完全掌握在杨秀清一人手中。按照规定，凡军机大事，各军各将禀告韦昌辉、石达开，他们认为可行的，再上报杨秀清，即使韦昌辉、石达开的的奏事，都不能直达洪秀全。洪秀全最多拥有否决权，但连这否决权也是无法行使的。所以，洪秀全虽然号称“天王”、“万国真主”（耶稣算是天父长子），实际不过是个空架子，是杨秀清手中的傀儡。在南京城中，下层军民甚至这样传说：洪秀全早就死了，现在只是照他的样子刻了一个木偶，穿戴着衣冠，安放在天王宫中，杨秀清每隔七天入朝一次，其余官员都见不到他。这虽是谣言，也可以看出洪秀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

即使如此，杨秀清也不容洪秀全安闲自在，常常找机会羞辱他，有一次，洪秀全下令杖责了一个女官，被杨秀清知道，他就假托天父下凡，责骂洪秀全处事不当，要打天王四十杖。韦昌辉等人苦苦哀求，愿意代天王受责，都不准。洪秀全没有办法，伏倒在地，准备屁股挨揍，“天父”也就是杨秀清才说：既然已经认错，接受处罚，这顿打可以赦免了。洪秀全还得磕头谢恩。

为了树立个人的威严，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夺取洪秀全仅仅是名义上的最高地位，杨秀清对天国其他领导成员也施加压迫，想迫使他们俯首听命。韦昌辉身为北王，金田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论爵位仅次于杨秀清，只因部下一个将领叛变，被杨秀清打了几百杖，打的站不起身来。韦昌辉出身富家，读过书，懂得权力斗争的奥妙，不管杨秀清怎样教训他，总是柔顺服从。论事不到三四句，就跪下磕头，说：“非四兄（杨秀清算是天父第四子）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乎不知道。”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小老婆的哥哥争房屋，触怒杨秀清，问韦昌辉该如何治罪？韦昌辉回禀说，非得五马分尸，否则不足以警告大众。而实际在韦昌辉心中，对杨秀清已经恨之入骨。

另外有件事情，杨秀清的处理更为暴虐，得罪的人也更多。燕王秦日纲手下有个牧马的，因为遇见杨秀清的一个族叔时没有起身，被东王的这位贵亲抽了二百皮鞭。他还不解气，又把牧马的送交秦日纲处罚。秦日纲将牧马的转交给翼王石达开的岳父、主管天国法庭的黄玉昆处理。黄玉昆认为既已抽了二百鞭，可以不再处罚了。这事告到杨秀清那里，东王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敬。结果秦日纲被打一百杖，黄玉昆被打三百杖，牧马人被五马分尸！这种以暴行积威的做法，当然要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何止称九千岁

虽然，在封建专制性质的政权中，权力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有经验的政治家，至少会注意两点：一是绝不在日常琐事上发生冲突，二是绝不把权力斗争看作是个人的恩怨。但太平天国政权，毕竟是一个幼稚的政权，它的领导者带有过多的农民的狭隘心理，还没有学会封建统治阶级调整内部关系的一套方法，才会发生杨秀清那样为了小老婆的哥哥跟人争房屋、族叔未受到别人敬遇之类的琐事，而任意责罚高级领导人的行为。太平天国的内讧，本来也可以是正常的、较有限制的权力之争，却因为其中夹杂了过多的个人怨恨，变的越来越不可收拾了。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8年），直接威胁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在这之前，虽然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接连受挫，西征军却获得辉煌胜利，自南京至武昌的长江两岸，大部分控制在太平军手中。整个形势对太平天国十分有利。于是，杨秀清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夺权活动。

他没有多少新花样，仍然是装神弄鬼，假托天父下凡附身，召见洪秀全。这时候，洪秀全就变成了杨秀清的臣民和儿子，规规矩矩从天王宫殿赶到东王府，磕头如仪。“天父”和天王开始了一场对话。

天父说：“你与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如此大的功劳，何止称九千岁？”

洪秀全回答：“东王打江山，理当也是万岁。”

天父又说：“东王世子岂止称千岁？”

洪秀全回答：“东王既称万岁，东王世子也便是万岁，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万岁。”

天父欢喜的说：“我回天上去了。”

这是杨秀清明白告诉洪秀全：他不能位居洪秀全之下。洪秀全也明白：“天父”虽不曾取消他的“万岁”称号，但东王不“万岁”已经比他这“万岁”还厉害，一旦“万岁”起来，他还算什么？

人们可以指责杨秀清不应谋图夺取洪秀全的地位，但是，对杨秀清来说，打天下，他的功劳最大，天国的权力又掌握在他手中，凭什么要尊奉洪秀全为主子？人们可以要求洪秀全让出自己的地位，但是，对洪秀全来说，他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已经坐到了“万岁”的宝座上，怎么可以让出来？谁又能保证他日后的安全？总之，这一场内讧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考虑的，只是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和采取何种手段来控制动乱。这两点，洪、杨二人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做好。

天京城几乎成了屠宰场

洪秀全回到天王府，立刻下了一道密诏，分送在江西前线的韦昌辉和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命二人火速回天京，除灭东王。韦昌辉久有此意，接到密诏，带一支人马，星夜赶回。进城时，正是深夜时分。守城将士见是北王回京，也没有谁起疑心。

韦昌辉入城，找了已在城中的燕王秦日纲，刻不容缓，立即发动。他们布置人马，占据了京城中各处要害，控制了通往东王府的所有街道，而后由韦昌辉率一队亲兵，直闯东王府。

这一次行动，如迅雷不及掩耳，东王府中不多的值宿卫士，哪里能够抵抗？杨秀清正在做着他的“万岁”梦，听到响动，急忙起身，出房察看，当场被擒，押到韦昌辉面前。见韦昌辉手执长剑，身后随从个个满脸杀气，吓得他心惊胆战，连忙求情：“你我同在金田起义，你现在不能杀我！”韦昌辉到这时，还不忘演戏耍弄杨秀清：“你要篡位，我奉二兄命来杀你，今日之事，不能两全，如不杀你，只有我死！”说着提剑就要自杀。杨秀清愣了一愣，还没来得及反映，韦昌辉手中的剑已被随从夺下，同时，乱刀齐下，将杨秀清杀死。杨秀清的家属和王府中的侍卫、仆役，总数不下千人，被杀的干干净净。昔日煊赫无比的东王府，变作尸身相枕、血流满地的恐怖场。

直属东王府的官员、士兵，总数有两万多人，大多不住在府中，其中有一支五千人的精锐军队，驻扎在府外一座营房里，第二天，东王被杀的消息传来，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也有人愤激不已，主张举兵造反，为东王报仇。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有一位天王的使者来到营房，对军官们传达了诏旨。大意是说：东王谋反，故令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加以处置。原来给他们的诏命，只许杀东王一人及其兄弟三人，与其他人无关。如今北王、燕王滥杀无辜，违背了天王的命令，使大家恐慌不安。现已将二人逮捕，各处四百杖。命东王属下都去观刑，以示天王办事的公正。

东王府的官兵们也不敢完全相信，因而都带了兵器，在军官的统一指挥下，整队去观看行刑。果然，韦昌辉、秦日纲都被带到了刑场，规规矩矩的伏倒在地，接受刑罚。行刑的人毫不留情，木棍有力的打在二人的屁股和大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打了一阵，木棍都打断了，又换上新的。大家这才觉得出了一口气。

行刑后，韦昌辉、秦日纲不能走动，被人抬了下去。而后又有天王的使者传达旨意：东王已经伏罪，东王府的军队着予分散，分插到其他各军中。这听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大家遵从命令，放下武器，被带到两座大房屋中，等待安排。等到所有人都进了房屋，开始百无聊赖坐着闲谈的时候，两支军队分别包围了两座房屋，手持大刀的士兵们从大门冲进来，见一个杀一个。众人这时才知道上了当，有的抱头躲藏，有的徒手反抗。然而手无寸铁，又被关进房中，还有什么生路？五千精锐，顷刻之间化作一堆血肉。

这也是韦昌辉的毒计。他一心要取代韦昌辉的地位，不杀尽东王余众，是不敢放心的。所以宁可受皮肉之苦，也要消除这心头大患。等到东王府的军队被他设计消灭之后，那些文职官员更不足为道了。他派出军队，满城搜捕，凡是东王府系统的人员，以及平日与杨秀清关系密切的人，包括他们的合家老小，连婴儿在内，一律屠杀，鸡犬不留。这一杀杀了二三万人，杀了三个月的时间，一座天京城，几乎成了屠宰场。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当然不能说是洪秀全的意思。但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受了他一定程度的纵容。或者换一句话说，至少其中一小部分人，也是他想杀的。所谓只杀杨秀清和他兄弟三人，不过是场面话罢了。

翼王石达开听说在京城大开杀戒，大吃一惊，知道这样杀下去，必然导致人心溃散，急忙赶回京城，去见韦昌辉，要他立即停止屠杀。韦昌辉当面不说什么，等石达开一走，大发脾气，发誓要连石达开一齐杀掉。辛亏有人透露消息给石达开。他连夜逃走，不敢出城门，只好用绳子从城墙上缒下去。韦昌辉得知后，派人追赶，赶不上，就把他留在城中的全家老小杀尽。

韦昌辉杀得天怒人怨，最后城中其他几支力量联合起来，把他也给杀了。但这事在有关记载中非常含糊。《李秀成自述》中关于此事只有很简单的几句话：“（韦昌辉）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重。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但这事做起来，又岂能如此容易？其中难免也有一场密谋。主持大计的人，应该是洪秀全。当日天京城中，除韦昌辉、秦日纲，没有几个地位高的将领，若非洪秀全主持，韦昌辉不是那么好杀的。杀了韦昌辉后，洪秀全把秦日纲也处死了。这样，所有的罪恶，都有人担负了责任，天王圣明，依旧如故。这个考不上秀才的洪秀全，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而后的事情，是石达开回京辅政，受洪秀全猜疑和牵制，愤而出走，带去天国一大批精兵良将。至此，金田起义的主要将领，除了死于战场的萧朝贵、冯云山，杀的杀，散的散，只剩洪秀全一人了。太平天国的生气，也已自我摧残的差不多了。虽然，后来又有李秀成、陈玉成两位后起之秀苦苦支撑了几年，无奈洪秀全除了信洪的谁也不相信，也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前面说过，在封建政治中发展成熟，是农民起义的历史归宿。但这个过程也是相当艰难的。太平天国开始的几年势头很猛，许多积累着的矛盾来不及解决，其高层领导心胸过于狭隘，缺乏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所以一旦发生权力冲突，就难以控制。这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重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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