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 | 日本政治转型的四条经验

现在说起日本，大家首先想到钓鱼岛。由于中日之间的复杂关系，要想客观地评价日本殊为不易。《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说，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日本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国家：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但正是日本，成为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跻身世界一流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国家，堪称后发展的奇迹。

通常认为，日本尽管是最富裕国家之一，但是其政治并不令人倾慕，显而易见的原因恐怕是日本首相的频繁更迭。据说，某位美国总统无论如何都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原因很简单：每次当他记住的时候，日本又会换一个新首相！这大概意味着日本政制模式存在某种缺陷。但是，如果从更基本的方面来考虑，日本无疑也是世界上政治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尽管如此，如同很多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日本的现代政治转型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就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幕府将军独揽大权、各地大名控制地方、天皇有名无实的传统国家。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经过短暂的惊慌失措和内部纷争之后，日本从1868年开始了史称“明治维新”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启动了日本的工业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现代政治转型。那么，一个过去长期以中国为师的国家为什么能后来居上？日本的现代政治转型又有哪些经验呢？

第一条经验是从低头学习西方开始。日本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好学生，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就是一次仿效唐朝制度与文化的变革。19世纪中叶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日本很快意识到欧洲在技术、制度与文化上的优势。向欧洲国家低头学习，很快成为日本社会的风尚。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这样说：“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那么，怎么办呢？他接着说：“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这就是“脱亚入欧”论的由来。在驳斥了部分人的“日本国情论”之后，他更直接地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对福泽谕吉来说，既然不如欧洲，低头学习是很自然的事情。

日本向欧洲低头学习的一个重要事例，是1871年12月向西方派出的仓岩使团。使团由仓岩具视右大臣率领，包括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在内的明治政府几近半数高官同行，使团访问考察欧美诸国的制度和设施达1年10个月之久。伊藤博文后来用“首惊、次醉、终狂”来形容此次欧美之行。仓岩使团的欧美之行促使日本高层下定了以欧美为师的决心，而不少使团成员后来成为日本改革的直接实施者。另外一个重要事例是，为了起草宪法，伊藤博文于1883年3月专程赴欧洲考察各国宪法，在欧洲停留达13个月之久。考察期间，他形成了以德意志帝国宪法为样本起草日本宪法的想法。因此，日本的首部宪法亦是向德国低头学习的产物。

第二条经验是诸种政治改革的齐头并进。现代政治转型通常有三个维度：一是现代国家建设与政治体系能力的加强，二是制宪与立宪政治的发展，三是公民参与程度的提高。与中国晚清立宪改革的虚情假意和裹足不前相比，日本在上述三个维度上做到了有节奏地齐头并进。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治的第一件大事是强化国家权力，打破封建格局，废藩置县，跨出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坚实一步。随后，日本从1879年开始设立府县议会，其初衷固然是为了协商税费征收问题，客观上却促成了日本地方选举的开始。当时，全日本每届选举2000位左右的府县议员，每郡产生约1-5名。凡20岁以上、年交纳田赋5日元以上的男性公民均拥有选举权，这样，全日本约有4%～5%的公民首次获得了地方选举的选举权。

此后，日本的政治转型继续有节奏地推进。日本于1885年形成内阁制度，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1889年颁布宪法，确立了立宪政治的原则与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框架；1890年开始举行首次全国大选，并成立帝国议会，约有1.1%财产较多的成年男性公民获得了全国议员的选举权。全国大选的举行，又促成了政党政治的发展。这样，当时的日本慢慢形成了两党主导的多党竞争格局，并在1918年出现首个政党内阁。上述诸种政治改革的展开，最终使得日本25岁以上的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在1925年获得了普选权。这样，日本在1930年左右就成了世界上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尽管政治抗争此起彼伏，日本政治总体上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动。但是，日本政治改革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诸种改革做到了齐头并进，初步确立了现代民主的政治框架。

第三条经验是正视制度缺陷与重视制度建设。日本的现代政治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一幕幕的政治悲剧。特别是1936年的民主逆转以及明治维新之后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都给日本现代政治史打上了痛苦的印记。这种政治悲剧的酿成，离不开日本首部宪法及其政治制度模式的严重缺陷。日本首部宪法的制度缺陷之一是，在承认君主立宪制框架的同时规定了天皇和议会的双重主权，其初衷是为了平衡天皇权力与议会统治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政制模式使得帝国议会很长时期内不能决定内阁（政府）的组成，无法真正塑造基于议会主权的现代政治。第二个制度缺陷也与此相关，即宪法规定军队统帅权属于天皇，这使得军部对帝国议会和内阁具有了独立性，从而构造了一种危险的军政关系。从各国经验来看，凡文官政府无力控制其军队的，军队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反过来控制文官政府。这种危险的军政关系既强化了日本军部主导的对外扩张势头，又在1936年“二二六事变”中导致了民主政体的垮塌。

酿成日本政治悲剧的两个制度缺陷，在战后日本民主重建过程中最终得以解决。1946年新宪法打破了天皇主权与议会主权并存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议会主权的原则，并建立了明确的责任内阁制，即内阁只向议会负责。此外，新宪法第九条还声明：“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样，日本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调整了军政关系。二战以后，经过重大的制度调整，议会主权、责任内阁和文官统治才最终成为日本政治的常态。

第四条经验是把苦难转化为机遇。“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了日本，美国驻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在华盛顿的指示下对日本举行战后改造。这种改造的核心是去军事化和推进民主化，具体做法包括修改宪法、审判战犯、解散军队、解散财阀、土地改革、扩大民权和妇女平权等等。对日本来说，为别国所占领，当然是民族的苦难与国家的屈辱。但是，日本最终却把这种民族的苦难转化为了发展的机遇。

1945年，裕仁天皇在战败演讲中说，日本要“堪其难堪，忍其难忍”，“倾力将来建设……不落后于世界进运”，并呼吁其臣民“牺牲一如往昔”。后来的事实亦证明，日本人并没有把外来统治者麦克阿瑟将军视为仇人，不少日本人反而视其为恩人。所以，当麦克阿瑟由于政见不同而被华盛顿免职时，他在日本国内甚至被视为“殉道者”。宫泽喜一的回忆称，送别麦克阿瑟的当天，“从东京的日比谷到羽田机场的街道两旁都挤满了人，其盛况可以说是空前”。时至今日，据说日本人游历美国时，有人仍然喜欢参观麦克阿瑟的墓地，并献上表示感恩和纪念的鲜花。尽管日本战败了，但美国的占领客观上却促使日本最终完成了现代政治转型。日本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苦难转化为机遇。

当然必须看到，日本在此过程中曾给周边国家的人民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今天，日本在“二战”认罪和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摇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内阁的不稳定与随之而来的可能的政治领导力不足，以及政府公债的居高不下，都是该国政治的现实问题。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日本就像一位曾经与我们一度交恶的邻居。但如果只关注中日之间“罪与罚”问题，那么中国将无法从这个邻居身上学到任何东西。若以更开放的胸怀来对待历史与将来，就应承认，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日本这个邻居的现代政治转型可以带给中国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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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选自：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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