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史记》及其著作人
中古史·编者按：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秦汉史），师从林剑鸣。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出版《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史新识》、《秦汉交通考古》、《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秦汉名物丛考》、《匈奴经营西域研究》、《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秦汉儿童的世界》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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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原先题名《太史公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因史识卓越、记述真实、文笔醇朴、体例严整，而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卷，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开始，到汉武帝执政时期，记述了从文明初期到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帝制成熟阶段的历史。《史记》被史学界和文学界共同尊崇，将其看作具有经典意义的伟大论著。《史记》开创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记述历史的体例，开拓了史学撰著的新境界，后来被《汉书》的作者班固所继承，成为历代正史的撰作定式。
一、圣人将有取，圣人之耳目
《史记》一经传播，就受到社会的广泛肯定，占据了史学学术的制高点。扬雄《法言·君子》写道：“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认为即使是被尊为“圣人”的人（包括成功的政治领袖、道德导师和文化巨匠等），也会在《史记》一书中得到教益和启示。《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也有这样的判断：“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藂残小论。”指出才识通博的学者的论著数以百计，只有《史记》是视界广阔、建构宏大的作品，其他都只是发表了片段的、局部的、点滴的认识而已。班彪曾经赞誉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班彪传上》）。这是肯定《史记》引导人们认识历史、理解历史的作用，足以充实扩展“圣人”之学。《论衡·案书篇》又有这样的评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赞美《史记》是浩大江河，其他论著，则只相当于其支流而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称美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驰骋古今”。后世又有朱熹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风格“粗率”“疏爽”（《朱子语类》卷一三四），欧阳修称司马迁“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欧阳修全集》卷四一）吕祖谦则肯定其“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黄震也说“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史惑》，《黄氏日抄》卷四七）。又如钱谦益所谓“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牧斋有学集》卷一四）;陈子龙所谓司马迁“卓识远见”，“不拘牵于世俗之论”，“立意深长”（《史记测议序》）;徐孚远所谓“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举广矣”（《史记测议序》）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评论。历代评价中所谓“千古之至文”（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群史之领袖”（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等，都体现出《史记》深刻宏远的文化影响。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承受酷刑、身负屈辱的情况下完成的。班固曾经说，司马迁因为身陷严刑，于是与最高权力者立场不一，能够以文笔发泄怨愤，刺讥帝王，“贬损当世”（《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有人因此称《史记》为“谤书”。汉末权臣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传》）以所谓“谤书”批评《史记》者，又如李晚芳《读史管见》等。其实，《史记》作为史学名著，其文化品格的卓越，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对于君心的迷妄、帝制的残暴、权争的阴险、战攻的惨厉，《史记》都予以勇敢的揭露和严厉的鞭挞。尤其是司马迁写当代史时，多有清醒的历史判断以及大胆的历史批评。读者通过《史记》的文字，往往为其中体现出的史学之良心和史家的骨气所感动。
与“二十四史”中其他诸史不同，《史记》是一部体现出鲜明文化个性的著作。李长之曾经评价《史记》：“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可能正是因为表现出了这样的“个人色彩”，“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我们捧读《史记》，好像在与这位文化伟人交谈，可以亲近他的文化人格，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精神，可以体会他的文化智慧。
二、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所载录的文字，其实并非完全出自司马迁之笔。
《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行封禅之礼，司马谈身为太史令而不能随行，“发愤且卒”。司马迁受命奉使回报，父子相见于河洛之间。司马谈执司马迁之手，垂泪诉说其家族“上世”“后世”历代为“太史”的光荣和责任，说《春秋》之后“史记放绝”，而“今汉兴，海内一统”，看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精彩的历史表现，感叹道：“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随即嘱托即将继任太史令的司马迁：“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传递、学术的接替、史笔的继承，是通过这样心与心的交孚感会，得以庄严实现的。
司马谈说的“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完全领会，又有“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的承诺。可知司马谈“所欲论著”的史学志向，司马迁是决心继承的。宋代学者苏颂在一篇碑铭文字中写道：“叙曰：在昔官以世称，而其事著见于后者，独史氏之载籍存焉。司马迁论著先人所次旧闻，班固奉诏续父所撰前记，皆因其绪业，卒成大典。”（《苏魏公文集》卷五一《碑铭》）他对于所谓“先人所次旧闻”的理解，是和班固继承班彪事业之所谓“父所撰前记”形成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所谓“先人所次旧闻”中，可能也包含了“父所撰”的文字。
那么，今本《史记》中，哪些文字是“先人所次旧闻”呢？
历代《史记》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已多有思索。例如《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司马贞《索隐》：“盖杨恽、东方朔见其文称‘余，而加‘太史公曰也。”指出“太史公曰”数字，是后人杨恽、东方朔为对应下文“余登箕山”而添加的。清代学者张照说：“按史家所为史赞者，自东汉后渐有。其称马迁之时，恶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传，全以议论行文，与别传迥别。何独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见许由冢者，盖司马谈。迁盖述父语云尔。”（《史记考证》）他认为，《伯夷列传》《管晏列传》等篇，从“行文”风格看，都是司马谈所撰述。
郑樵《通志·总序》说：“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也明确说司马谈是有一定篇幅的论著留存的。清代学者方苞《书史记十表后》写道：“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认为《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惠景间侯者年表》都在序文的开篇言“太史公读……”，介绍此表的文献基础。然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文开篇称“太史公曰……”，下文说“余读……”，以为与前说几种言“太史公读……”有所区别，或许有意标示了作者的不同。类似的情形，又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其序文开头也说“太史公曰……”，下文则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说明是司马迁自己所“记”“谱”。方苞又说：“其《自序》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而本纪、八书、世家、列传，无称其父者，故揭其义于斯，则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方苞集》卷二《读子史》）即以为“文景”时代以前的记述都是司马谈所为，也就是所谓“先人所次旧闻”。这样的判断，未免有绝对化之嫌。
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分析，“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功、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票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功、董生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自冯遂以下，皆与公同时”（《观堂集林》卷一一）。他说，《史记》说到与史公交游者，《刺客列傳》中的“公孙季功、董生”，《樊郦滕灌列传》中的“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中的“平原君子”，生活的时代与司马迁相距很远，大概都不可能见到司马迁。王国维于是推测相关内容可能是司马迁“追纪”父亲司马谈的话。对于王国维“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一句中用“或”字表达的推测性意见，顾颉刚则以为“此非或然，乃必然也”。他指出：“谈于赞中自称曰‘余，《荆轲传》曰‘为余道之如是，《朱建传》曰‘平原君子与余善，《樊哙传》曰‘余与他广通，著传文之来源，作一篇之总结，则此三传成于谈手无疑。”判定这几篇“必然”“无疑”为司马谈所作。对于王国维以为“皆与公同时”的“史公交游”关系，顾颉刚也提出若干异议。如《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冯唐事迹，写道：“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顾颉刚分析：“按武帝初立，唐年九十余，推其生年，当在秦王政十年左右，犹是战国末人。其子遂生年虽不可知，而补父官职，当是长子，父生三十而生之，至是亦六十余矣，迁时尚未生也。及迁生而长，遂已耄耋矣，岂真有此忘年之交耶？是亦其父谈之事也。”《游侠列传》写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顾颉刚说，郭解入长安时，司马迁不及十岁，怀疑他不可能见到郭解。见到郭解而有“状貌不及中人”印象的，是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生平经历，有“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随后“年十岁则诵古文”的回忆。则“十岁”之前，司马迁尚在家乡河山之阳耕牧，还没有到长安。
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于是指出：“《史记》一书，其最精采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世，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色绘声，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史林杂识初编》）。顾颉刚就《史记》记述时段“楚、汉之际”和“汉武之世”分别认定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史学著述。早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太史公释名义》是这样分析的，“《史记》之事，大半谈著，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他认为，史事记述，“大半”是司马谈所著，而“驰骋议论”即有关历史评判、历史感叹的文字，则出自司马迁笔下。
就《史记》一书的总体设计来说，顾颉刚认为：“谈之为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体例创定于谈亦可知。及迁继作，因仍其文，盖与尔后班固之袭父彪作者同。”（《司马谈作史》，见《史林杂识初编》）司马谈“创定”了“《史记》体例”，司马迁“继作，因仍其文”。尽管司马谈于《史记》体裁创制有主导之功，但是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又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其精神力量的强韧，是成就《史记》为史学经典的重要原因，这显然是不可否认的。对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强权人物的勇敢批评，也是使《史记》文化形象高大的原因之一。
司马谈与司马迁两代史学大家生活在中国文化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前后历史体验的交错，当然会导致文化理念的差异。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八《遗言》曾这样分析：“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千万数，不如《老子》之约，司马谈之言也。司马迁之书，继《春秋》而作，子长盖儒者也。子云言之不分别，班固亦然，何也？谈生汉景之世，时尚黄老，故其言如此;子长在武帝时，则不然矣。”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政策的历史变化，司马谈没有能够亲身体察，而司马迁“则不然矣”。
三、继世汗简
虽然对《史记》中司马谈所著及司马迁继作部分的明确分辨有着许多困难，但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完成的这部史学巨著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并不因著作权的疑问而有丝毫影响。
人们在总结史学史时，对以“父子组合”形式呈现出的两代史家崇高地位这一情形的关注，似乎正是从司馬谈和司马迁的继承关系开始的。宋代学者黄震写道：“司马谈之子迁，刘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铨之子隐，姚察之子简，李药（大）师之子延寿，刘知幾之子，皆继世汗简。”（《黄氏日抄》卷六五《读文集七·题跋》）明代学者徐应秋列举“父子史官”，也说到“司马谈子迁、刘向子歆、班彪子固”等人成为“继世”史学大家的情形（《玉芝堂谈荟》卷二“父子配享庙廷”条）。清代学者孙承泽则又讨论了相关制度问题：“史贵世官，官废则贵世才。司马谈之子迁，刘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后尚有王铨之子隐，姚察之子简，李（大）师之子延寿，刘知幾之子（），以后更无闻矣。史之职坏于宋之李昉、宋琪建议复时政记，自送史馆，先进御，而后付有司。史遂不敢有直笔。”（《春明梦余录》卷一三“皇史宬”条）按照这一说法，所谓“史馆”制度的出现，几乎灭绝了司马谈、司马迁当年“直笔”的可能性。
《太平御览》卷六〇四引《西京杂记》的这段记述，也许可以为我们在讨论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史学贡献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读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如果所谓“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符合历史真实，那么“使”的主体是谁呢？也就是说，是谁“使”司马迁“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呢？从前句“子迁”理解，应当是司马谈。分析司马迁获得史学成就的因素，不能忽略司马谈用心引导的作用。如果不取《西京杂记》之说，而《太史公自序》中说到的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的史学考察实践，当然也是得到司马谈支持的。
《史记》保留了司马谈“发愤且卒”的心灵史，而司马迁言“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使用“发愤”二字。“发愤”所体现的明确志向和顽强毅力，父子相继，共同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学术精神，是我们在阅读《史记》的时候应该细心体会的。
（来源：《月读》， 2019年09期）“中古史研究”《史记》修订本找茬系列（均为百无一用先生原创，侵权必究）
找茬儿：修订本《史记》之三找茬儿：修订本《史记》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