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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郝铁川:我与华政法史“三老”

法律读库 法学学术前沿 2022-06-14

我与华政法史“三老”

作者: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全文转载自公众号“法律读库”。


华东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有我尊敬的三位老前辈。如果按照去世的时间顺序,他们是原全国外国法制研究会副会长徐轶民教授(1925.6.——2007.7.)、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王召棠教授(1926.11.——2017.7.)和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儒学和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陈鹏生教授(1932.12.——2022.3.),我尊称他们为华政法史“三老”。本、硕、博一路走来,我学的都是历史学专业。但因深感法治的重要,我常常独自一人穿过法桐茂盛的中山北路,从华东师范大学来到苏州河三面环绕的半岛——华东政法学院,旁听他们的法制史和法理学。法史“三老”的课,我都系统、认真地听过,他们就是我的法学启蒙老师。古人曾云:“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我已奔赴古稀之年,每每漫步于晚霞满天、绿树葱葱的夕阳小道,回首往事,最不能忘怀的便是那些关键时刻给我指点迷津的“师者”。

从徐先生的旁听生到徐先生的入党介绍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黄金年代,与之相应,学术界掀起了研究西方学术文化热潮。我当时意识到,虽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知彼”应该是“知己”的前提,只有在“知彼”中才能“知己”,“知彼”比“知己”更重要。我来到华政,正好遇上徐先生在给中外法制史的研究生上课,我当即请示是否可以旁听,徐先生看我如此爱学,便欣然答应。课堂上,我怕当众出丑,不敢随便提问,但课后却跟随他回到家中,问问题,谈收获。徐先生非常有耐心,不仅一一解答我的各种问题,还经常转身去书架上抽出书来,边翻边讲,并让我带回去细心研读。师生谈笑间,时光飞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中。有一天,徐先生突然对我说:“这辈子问心无愧,早年参加进步运动,满怀革命热情,如今到了夕阳年代,得实现早年萌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方可撒手而去。”我听后马上向校党委书记陆庆壬同志作了汇报,陆书记非常重视。鉴于徐先生德高望重,她表示徐先生的入党介绍人也可以由校一级领导担任,请徐先生考虑决定。但徐先生坚持让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理由很简单——“咱们挺谈得来。”是的,我和徐先生交往十几年,从来只谈学术,他没说过一句别人的“是非”。见了面,我总是先鞠一躬,道声“徐先生好”,他回一句“小郝好”,然后就开始讨论法史上的问题。有一次,徐师母生病,住进我太太所在的同仁医院。她二人相处交谈甚欢,徐师母便提出要认我的太太为干女儿。太太回家征求我的意见,我赶快去向徐先生报告,徐先生笑了笑说:“这挺好的呀,今后你就是我的干女婿了。”从此,逢年过节,我太太总是以干女儿身份到徐先生家问安。我因不好意思,从未和她一道去过,但和徐先生的感情明显浓烈了许多。徐先生外表清癯俊朗,不苟言笑。他喜欢文学,我总觉得他举手投足间颇有“五四”风采。有次夜里做梦,梦见自己穿越时光隧道,走进了“五四”时代。而徐先生站在韬奋楼二楼走廊上,向聚集在楼下草坪上的学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台下的我热血沸腾,和他一起挥舞拳头,一次次地高呼“民主万岁!”“人权万岁!”我最大的遗憾是,徐先生去世时,我在外地出差,没有来得及与他做最后的告别。

喜欢河南人的忠厚长者

王先生来华政旁听之前,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找到人事处人事科,刘忠英科长说,你要去拜访副院长陈鹏生老师、系主任张国权老师和教研室主任王召棠老师,如果这三位老师同意了,人事处就马上给你办手续。我先到法律系拜访张老师,他说陈院长刚给我打过电话,说有位博士要来我们学院工作,我欢迎你来,但你要设法得到王召棠老师的同意,他原来是系主任,现在年龄大了,不再担任系主任,但仍然是我们的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德高望重。我们一般都听他的。我要了王先生的家庭住址,就来到王府拜访,王先生先问了我的博士导师、博士论文答辩等情况,然后说,听你口音不是南方人,好像是北方人。我说我是河南人,他站了起来,问道:“你真的是河南人?”我说:“百分之百的河南种。”王先生兴奋起来,连连说:“河南人好,河南人好!我遇到的河南人都非常好!”然后把他认识的河南人一一道来,称赞河南人朴实厚道、吃苦耐劳,把我感动得快要流泪。要知道,当时因为河南经济落后,一个又一个的嘲笑河南人的段子在大江南北播撒,我在上海多少次因为外地口音和籍贯河南遭受白眼,万万没有想到在华政的第一天,就因为我是河南人,反而被籍贯浙江富阳的王先生所喜欢。他说,你中午别走了,就在我家喝两杯。我高兴呀,激动呀,那天和王先生喝了一瓶半白酒。从那以后,只要我想喝酒了,就故意快到饭点时去王先生家“汇报”事情,然后蹭顿午饭,师生相对,喝半瓶酒。那时我收入并不高,王先生家的酒我买不起,却喝得起。王先生是个忠厚长者、传统的读书人。粉碎“四人帮”后,他在复旦大学工作,招收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了国家领导人。但他有事情从来不去找这位学生帮忙。他的儿媳妇是市委一位副书记孩子的数学老师,这位孩子经常到他家补课,副书记多次来看望他,询问有什么事情,他也从不张口。他对我说,我就是个教书的,不去打扰人家。王先生的厚道还表现在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写的一些文章上。当时几乎大家都要奉命撰文批判右派,但我写《杨兆龙评传》时,发现他和叶孝信教授的批判文从不进行人身攻击,完全是学术商榷的口吻。我是跟着王先生学习唐律的,他的刑法功底非常厚实,最大特点是用刑法的概念知识讲授唐律,比如刑种、刑格、犯罪构成、犯罪类型等。而且令人想不到的是,王先生的英语和法语都很好,翻译出版过一些外文著作,因此,他上课时会突然把唐律和外国刑法的某一条文作比较。后来,我从香港回来之后,发现他有点糊涂了。我请他和他的儿子王申到文史馆吃饭,他站在院子里说,这都是你的家产,很不错呀。我和王申相视而笑。吃饭时我频频举杯敬他,他又似乎很清醒,说道,铁川,我老了,喝不动了,你多喝几杯吧。我一开始强忍住没落泪,但接着想起几十年前每每在他家不醉不归的往事,竟止不住泪流满面了。王先生住院后,我去看望他,他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我只能用善意的“谎言”告诉他,问过大夫了,您的病是小病,住两天就好了。我也拜托医院领导尽力救治王先生,可医院领导却语带悲音地说,会尽力,但毕竟年龄大了。王先生追悼会的那一天,我因工作上的事情未能参加。后来办完事后,遥想已在天国的王先生,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王先生,我敬您一杯!

亦师亦友的华政“少帅”陈先生

3月初,小过说陈先生摔了一跤,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想看看文史馆办的《世纪》杂志,我马上让办公室的同志奉上了近期的几本。我说要去医院看望,小过说医院防疫,只准一人陪护,其他概不能视。3月29日上午,陈先生的入室弟子和闽南同乡华昌告诉我,陈先生走了。至此,华政法史“三老”都走了。我觉得应该写下他们对我的提携和帮助,但有关资料都放在江苏路上的工作室里,身边已无片纸。政府要求大家“足不出户”,我无法走动,只好致电香港的朋友,请他帮我查找陈先生八十大寿时,我在2011年3月19日香港《明报》上发表的《每临大事有陈师》一文。还好,朋友不到一小时就传来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把它摘录如下:我到华东政法学院任教,最后是陈先生促成的。华东政法学院人事处的同志觉得我是来华政求职的第一个博士生,非常重视,就迅速向时任副院长的陈先生作了汇报。陈先生第二天就约见了我,他看了我在《法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又问了我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点的看法,他当即表态,很欢迎你来华政工作,没有法律的政治是最危险的政治,没有民主的社会最终是死路一条。你能从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走向研究民主、法治、人权,这符合学术研究的路向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就这样,我成为华东政法学院的第一个博士。我的妻子调到上海工作是陈老师一手促成的。当时还是“不找市场,找市长”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工作需要组织统一安排,全然不似今日“不找市长,找市场”的自由流动市场体制。我到华政工作刚刚一个月,陈老师就从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了。我每个星期都要把他散在院办、教研室等处的邮件搜集起来,骑自行车送到他泰兴路的家里。风来雨去,他感到来自中原的我土气但仗义,我感到陈师蒙冤多年之后(他被错划为右派, 从市检察院发配到安徽工作),思想愈发敏锐,奖掖后进愈发积极,有华政青年教师“少帅”之称。陈先生还向我引荐了一位令我敬佩不已的前辈:他的同乡、复旦大学叶孝信教授。记得1989年那一届法律史硕士生毕业答辩,陈先生让我担任答辩委员会秘书。我骑了两个多小时自行车,把几位答辩生的毕业论文送到答辩委员会主任叶孝信教授家里。叶教授与我进行了交谈,告诉我此前陈先生曾把我的《周代国家政权研究》送给了他,他甚为称赞。此次相见的第二年,我晋升副教授时,院方恰巧找他作学术水平鉴定专家,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好像说了句“学界青年人研究法史如此功力之深,甚为罕见”),并从此每次都邀我参加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我得以认识了现在的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袁兆春、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季诺等众多才俊。叶老师是认我这个私淑弟子的,让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几个项目的研究。叶门聚会,也邀我参加了几次。陈先生和我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但却胜过亲故;不是己出(我只是陈师的私淑弟子),胜似己出。原因何在?我想,这源于陈先生的爱才之心。我虽自感不才,但陈老师视我为才,觉得我敬业上进,爱发奇思,笔端常带感情,颇具性情中人的放达飘逸,也许有那么几分似他吧!我深感愧疚的是,我一直没能为陈先生做些什么。我对自己总是不满意,觉得自己各方面做得都不好,见了老师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汇报,所以平日联系不多。心中情意纵然波涛万丈,但身体外表却总如一汪静谧湖水。我觉得,延续生命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通过子女来延续血缘的生命,另一种是可以通过学生来延续思想的生命。陈先生,我会默默地、九死而不悔地做第二种:延续您思想的生命!     


我尊敬的法史“三老”都走了,他们留给我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句话:真诚地爱学生!像我这样一个负笈沪上、举目无亲的学子,最后能够融进这个大都市,如果不是法史“三老”等前辈的提携,就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对自己的研究生要好一点、再好一点!尽管“学生虐我千万遍”,也要“我待学生如初恋”。每次修改学生论文,怒其不争而发脾气之后,我也后悔,想起这辈子包括“三老”在内的前辈对我总是循循善诱、从未暴怒时,我深感羞愧,甚至比学生还难受。我最愿意自己的结局是:站在课堂上,为心爱的学生传授知识时,或在给学生修改论文时,突然倒下,一去不起。这样既可弥补我的缺点,也可减去亲人的照料,节约医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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