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见 | 郝铁川：中共百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是什么？
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
作者：郝铁川，河南大学教授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摘要:本文认为，坚决反对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探索并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思想史的一条主线。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实质都是要把中共和中国变成苏联和西方的附庸。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全盘苏化的两种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斗争中，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纠正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两种错误倾向的历史。
关键词:全盘苏化 全盘西化 独立自主 中国特色
目录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克服全盘苏化错误的结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肇始于对全盘苏化倾向的纠正
三、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全盘西化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实质是让中国沦为苏联或西方的附庸
结语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政党，它百年来的政治思想既体现在它的一系列决议、决定、报告等文献中，也体现在它的政治实践中。那么，贯穿中共百年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主线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学术界无人深入研究，实务部门也无人提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国情出发，既反对全盘苏化，也抵制全盘西化，辛勤探索并最终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习近平在强调“四个自信”时说过，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以一以贯之地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我认为，这段话完全可以被作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思想史的一根主线。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克服全盘苏化错误的结果
在过去的研究论著中，还没有人明确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克服全盘苏化的结果。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抹杀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帮助、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第一，我们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及共产国际推动下成立的。第二，我们不会忘记，苏共及共产国际促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三，我们不会忘记，苏共及共产国际推动了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四，我们不会忘记，苏共为中共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和军事人才。第五，我们不会忘记，苏共及共产国际在中共早期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高度集权的组织管理模式、过分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立场以及无视中国国情而对中共的武断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中国共产党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第57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其指令。加入国际的各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该经常地向共产国际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才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各支部必须立即执行；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出特派代表，参加被派往支部的中央和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实践证明，共产国际章程的这些规定，否认了各国共产党拥有独立自主处理本国问题的正当权利，极容易产生苏共及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瞎指挥。
（一）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
1.苏共及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无力承担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只能由国民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就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斯大林多次强调中国革命不能越过国民党主导阶段。苏共及共产国际高估国民党能量和作用、轻视共产党力量及发展的错误几乎贯穿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始终。
虽然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指示中共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但共产国际所说的领导权有如下两个缺陷：第一，中共的领导权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的影响力。即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而不是在重要事项决策和组织人事方面能对国民党产生实质性的制约作用。第二，中共不能脱离国民党，离开了国民党，中共无法发挥作用。1926年6月，维经斯基来华，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全会精神，纠正中共党内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在他的参与下，中共中央于7月召开会议，提出“我们只能扶助（国民党）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国民党）中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会议在蒋介石已背叛革命的条件下，不但不对汪精卫的背叛加以提防，反而要求中共必须坚决反对党内一些同志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同汪精卫等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合作。用鲍罗廷的话来说，现在正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
2.苏共及共产国际为了不得罪国民党，不让中共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虽然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提出要开展农民运动，但到了同年10月，斯大林又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前，中共暂时不要开展农民运动，这让中共无所适从。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虽然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了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但却要求中共照搬苏联实行土地国有化，而且必须依靠国民党广州政府来进行这项工作；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其驻中国代表和中共两次发出的“五月紧急指示”，再次强调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必须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苏共中央政治局甚至致电汪精卫说“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支持土地革命。岂不知武汉国民政府是顽固地反对开展农民土地革命运动的，十足地表现了苏共对中国国情的无知和盲动。
3.苏共及共产国际长期不主张中共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通过的国共合作的第一份文献《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没有提出中共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的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也没有提出中共应建立自己的武装；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还没有提出中共应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问题；1927年共产国际 “五月指示”虽然提出“建立绝对忠诚的革命部队”，但前提条件竟然是要在保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联合条件下进行。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明显地是受到了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两者是外因与内因的关系。虽然个性比较倔强、能够独立思考的陈独秀，在某些问题上对共产国际的一些瞎指挥有所抵制，但总体上还是接受了苏共及共产国际高估国民党力量、忽视共产党独立性的那套“二次革命”理论，不重视开展农民运动和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没有较早地开展与国民党右派的坚决斗争，犯了一定的右倾错误。苏共及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二）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是中共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
1．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和罗明纳兹“不断革命论”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特点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
在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应该从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命论”。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会议形成了认为革命形势处于高涨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到来、城市暴动为中心等“左”倾盲动主义主张。
2．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时代和共产国际任务的“第三时期”理论。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苏联十月革命为第一期（1918—1923年），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第二时期（1923—1928年）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稳定时期；1929年则进入无产阶级可以进行革命的第三时期。在这次全会前后，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发来了多封指示信，要求中共“与富农斗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创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等。192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执行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的决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李认为中国革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间势力也是革命的对象等。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前夕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才得到纠正。为什么李立三执行了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决定，后来还遭到共产国际的撤职呢？这是因为李立三要求共产国际以中国革命为中心来调动各国共产党力量，违背了共产国际须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而被共产国际和苏联所不容。
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
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六大以来的“左”倾决议，撰写了《两条路线》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中的每一个观点，都可以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找到出处，是最典型的全盘苏化。它错误地认为近代中国的封建剥削关系已是余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有相当畸形的发展。中国可以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它强调在湘鄂赣各省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它还强调反对一切资产阶级,鼓吹下层统一战线，打击中间势力。它把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的地步。
（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同全盘苏化的斗争中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时，坦率地批评了民主革命时期苏共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瞎指挥错误。他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做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要开始讲了。中国共产党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由于最初时期的幼稚和缺少经验，总是“左”右摇摆，时而犯右倾错误，时而犯“左”倾错误。这都是苏共以老子党自居，把中共视为儿子党，然后对中共瞎指挥的结果。虽然苏共口头上也称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为兄弟党，但事实上，苏共可以凌驾于其它党之上发号施令，不管对否，其他党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的党去听从，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用一个党的利益去代替另一个党的利益呢？血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毛泽东还说，共产国际做了许多坏事，前后两端还好，中间有一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托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日本投降前，共产国际解散了。中共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开展了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是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但当时我们没有点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名字。其原因有二。一是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去犯“左”倾错误呢？二是不愿引起我们和苏联之间的不愉快。苏联、共产国际自己并没有检讨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闹翻。
毛泽东还说，中共内部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后一种人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同志。不管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全盘苏化表现形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最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了战胜全盘苏化倾向的重要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左”倾判断，认为整个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在中国革命对象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不加区分、不分时期地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都划定为革命的对象，认为资产阶级可以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部分,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两面性。当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大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可以分化出来,成为既团结、又斗争的的对象。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在抗战时期它们中的一部分愿意抗战,可以成为统一战线范围的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虽有一定缺点,但总体属于革命阵营；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以城市工人起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苏俄十月革命模式,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中共不要保持自己组织独立性,不要积极争取能够掌握革命方向、从组织人事方面可以把握大局的领导权，不要努力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坚持坚持联合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过去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没有充分揭示它是纠正全盘苏化的产物，这是遗憾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肇始于对全盘苏化倾向的纠正
由于中共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不可避免地出现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1960年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这里是指照抄苏联的经验）。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之后，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中共开始思考如何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
（一）毛泽东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俗称《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违反法治、党规，造成大规模冤假错案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秘密报告》表明苏共及斯大林并不是处处、时时都正确，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再照搬苏联的一切，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会议上提出，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是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不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第一，不能照搬苏联的农业政策。《论十大关系》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中国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中共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第二，不能照搬苏联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做法。《论十大关系》指出，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权力都集中到中央，地方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第三，不能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一党制，认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苏联的一党制好督。
第四，不能照搬斯大林一些对待镇压反革命的办法和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处理办法。《论十大关系》指出，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越来越多，这是不对的。过去，王明照搬斯大林打击中间势力那一套，对同志搞残酷打击。中共今后在社会上镇压反革命时要少捉少捕少杀，在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分子时要贯彻“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
第五，要区分苏联的长处和短处，取其长，避其短。《论十大关系》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照搬。对于苏联的经验，也应当如此。
从《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共有了经过独立思考、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路线。
2.1956年中共第一次对苏联经验作了科学分析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该文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它把苏联的经验分为三种：一是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确经验；二是虽然正确，但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三是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对苏联经验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容，各国也不能照抄照搬。因为苏联的一切经验都是同其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否则，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纠正全盘苏化错误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国家体制存在不少需要改革的问题。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在所致的开幕词中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共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显然，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主要是为了消除苏联模式的弊端。
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独立自主”列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指出，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显然，这是反思过去全盘苏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三、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全盘西化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盘西化最早的倡导者是陈序经先生。他认为，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世界的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中国文化则是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因此，只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提倡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学界一般认为，全盘西化只是近代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文化思潮，一般说来，它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动性两重属性。
新中国成立后，全盘西化有了特定的含义，即：其核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后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全盘西化必然坚持反对的态度。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的历史。
（一）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要反对全盘西化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表明了反对全盘西化的态度。他说，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应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要正确对待外国文化，一方面对外国文化不能采取排外主义的方针，应当尽量借鉴吸收其进步的内容；而另一方面盲目搬用外国文化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全盘西化的含义定为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1956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而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后，国际社会出现了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潮。毛泽东据此作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和敌我之间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判断。对于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毛泽东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则是反党反社会的反革命事件。
同样，1957年4月中共发动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后来出现了少数人利用整风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发起猖狂进攻，从而使一部分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向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根源；他们企图用否定成绩，夸大缺点的办法来诋毁我们的国家制度。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邓小平说，1957年， 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冒出来一股核心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潮，对此不加以反击是不行的。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打击面扩大化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当时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进行坚决的反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如果不加以反击，必然会带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但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同志逐渐认为我国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确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以致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文革”动乱，给我们留下了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率先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多次强调以下几点：
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伴随整个四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
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任务，一是因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企图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二是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而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全盘西化。三是我们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这就容易在一些人中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
2.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思想教育和依法处置相结合。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不可靠能搞一场运动一蹴而就，而必须依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加上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3.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左”是反对改革开放，右是搞全盘西化。
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惧怕西方某些人士的攻击。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才会有希望。
5.不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三）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注意防止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活动
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会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党内少数同志也受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有的公开鼓吹“全盘西化”，主张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有的在经济上宣扬私有化，主张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有的在思想文化上提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价值观上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等等。这些言论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绝不能让它们泛滥起来。
1995年7月21日，胡锦涛同志为中央机关部(委)、局(司)级领导干部上党课时强调，我们要大胆吸收、借鉴、利用世界各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
（四）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注意防止西方的颜色革命、掉进“西化分化陷阱”
1.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
2.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中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区别。
3.要警惕西方策划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
总之，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全盘西化问题上一脉相承，坚定不移，对全盘西化在不同时期的各种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分化”、颜色革命等），都给予了坚决的斗争，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避免了苏东剧变在中国的发生。
四、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实质是让中国沦为苏联或西方的附庸
对于不能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这一问题，过去学界只是从国情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论证，而忽略了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实质不是让中共和中国强大，而是让中共和中国沦为它们的附庸。
（一）苏共及共产国际长期把中共视为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
中共、苏共、共产国际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即最终都是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由于国际共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三者的利益也会有一定的冲突。苏共从根本上维护的是苏联国家利益，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一方面注意共运在全世界的普遍性开展，另一方面由于苏共毕竟握有领导共产国际的实权，有时它也不得不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而作出牺牲别国共产党利益的指令。中国共产党夹在苏共和共产国际之间，是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一切听命于苏共和共产国际，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的实际问题，抵制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为了使中共丧失独立自主性而成为共产国际、苏共的附庸，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即在中共里选拔对他们言听计从的领导人。当共产国际文过饰非，完全就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身上，要求陈独秀到莫斯科负荆请罪，陈断然拒绝后，共产国际就让曾在苏联逗留经年的瞿秋白代替了陈。尽管瞿秋白贯彻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他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对武装暴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具体政策进行了微调，提出了共产国际尚未提出过的发展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有益见解，结果不被共产国际欣赏，就让向忠发代替了他。向忠发实在没有什么能力，实权被李立三所掌握。共产国际远东局不能容忍李立三有独立见解，对李立三等在中东路事件上徘徊于维护苏联利益和中国利益间的态度进行了批判，要求中共坚决贯彻“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指示，毫无保留地“捍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一切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面对中国国土的损失，共产国际不允许中共党员有丝毫的爱国念头。李立三有一些独立思考的言论，诸如“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这些话被共产国际领领导人知道后，认为李立三严重违背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根本立场，这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1930年底，李立三奉共产国际之命到莫斯科接受了长达15年的指责和批判。同时，共产国际米夫等人采用不正当手段把王明推上了中共领导人地位。王明最听共产国际的话，最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最大。
最能表现苏共把维护苏联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与中共关系的原则的事情，就是斯大林要求中共在解放战时期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因为他这是怀疑毛泽东会成为不听话的“铁托”式人物。
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苏联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国家利益是情有可原的，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没有矛盾。但是苏联和中国毕竟是两个国家，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能指望中国共产党人牺牲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去维护苏联的利益。但苏共基本上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去的态度，所以引发了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有过亲身经历的邓小平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二）美国绝不允须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国家综合实力上超过自己
为什么中国不能全盘西化？邓小平较早提出了不少人忽视的一个观点，即：如果中国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西方的一个附庸，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张宇燕等部分学者提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结果，美国就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打压。美国强迫日本与其签订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以增加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并使日本产品的价格优势减弱和国内泡沫急剧扩大，出口大幅下降，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美国拖垮苏联经济的办法，是提出针对苏联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准备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旷日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而苏联在发展太空武器方面起步虽然比美国早，但由于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毫无节制地发展下去，因而主张禁止太空军事化，要求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则以“星球大战计划”作威胁，逼迫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让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美俄终于在1993年达成了对美有利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1993年5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星球大战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放弃在空间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密件曝光，人们发现“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
尽管美国对苏、日采取的手段各不相同、实施的打击强度各不相同，但结果却是相同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大大拉开，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
2020年中国GDP占美国GDP将从67%提升至73%，最快在2028年中国名义GDP将超越美国。因此，美国不会不阻挡中国的超越的，近年来美过不管是民主党人当选总统，还是共和党人当选总统，喊出的一个口号都是“美国第一”。说穿了，就是要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
结语
综上所述，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一条主线，就是既不能全盘苏化，也不能全盘西化，必须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全盘苏化的两种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斗争中，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