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 | 郝铁川：元曲中的法律意识

元曲中的法律意识

作者：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原载《法治日报》2022年6月8日蒋安杰主编《法学院》版。

元曲又称词余、乐府，分为散曲和杂剧两大类。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指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随时代变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元曲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模式，是与元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统治者改变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格外注意打压控制，科举制度为之中断了长达78年之久，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被降到比娼妓还要低微的地位。同时，元代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外来文化的输入，加上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喜爱载歌载舞，统治者排斥诗文，因此戏曲为代表的市民文学就风涌而起，使得原来诗文为主的正统文学湮没不彰。诗文作家或不满现实，留恋“不杀士大夫”的宋王朝，向往山林隐逸生活；或追求耳目声色口腹之乐，构成了元代文人从愤世、叹世、隐世到玩世的特殊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和市民文化土壤相结合，就催生了市俗化程度较高的元曲。

与唐诗宋词比，元曲在数量上是不多的，唐诗宋词的数量以万为计，而元曲则不然，即便是小令的也不到4000篇，杂剧100多部，散套近500套。但就在这极少的元曲，也跟唐诗宋词占有相等的地位，而且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元曲，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都讲了个遍，对明清诗词小说等皆影响深远。元曲的特点，一是民间性。它主要是表现市民和农人喜怒哀乐的艺术，与圣殿神曲、宫廷诗剧反映达官贵人生活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元曲题材不限于达官贵人争权夺利的家事之类，还涉及士农工商、妇幼老弱等各色人等的烟火生活。二是典型性。它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样而复杂。既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又有人间普遍的理想。三是艺术性。它有大悲剧，也有大喜剧。悲喜相互转换、涵融，追求团圆结局。它以唱、做、念、打等艺术硬功，将歌、话、舞、斗紧密结合，虚拟与实演相生，形态与神理兼备。

既然元曲比大部分唐诗宋词更具有民间生活烟火味，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元代散曲这色出来的法律意识，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本意识。民本意识是古代执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思想的根源，是走向民主理念的前奏。元代发生了千年未遇的游牧部族统治农业民族的社会变化，其中最为苦逼的还是百姓。在阐发民本思想的元曲中，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最具代表性：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 百姓苦！

张养浩从秦汉宫遗址经过，目睹早已化为尘土的万间宫殿，心生无限感慨。但同一历史题材的其他作者的感慨，往往都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佛教思想的表露。如元代陈草庵的《山坡羊·叹世》“江山如画，茅檐低凹。妻蚕女织儿耕稼。务桑麻，捕鱼是，渔樵见了无别话，三国鼎分牛继马。兴，也任他;亡，也任他。”元代赵庆善的《长安怀古》“骊山横岫，渭河环秀，山河百二还如旧。狐兔悲，草木秋；秦宫隋苑徒遗臭，唐阙汉陵何处有？山，空自愁；河，空自流。”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而张养浩与这些人不同的是，他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为全曲之眼，深刻体现了民本、忧患情怀。“亡，百姓苦”的道理容易理解。因为刀光剑影的王朝灭亡，带来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但何以“兴”也是百姓的“苦”呢？这是因为：王朝之“兴”必定大兴土木，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才出狼窝，又入虎口。“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黄钟大吕，迄今余音绕梁，告诫人们不要瞎折腾。

据《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张养浩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天历二年（1329年），因关中旱灾，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他隐居后，决意不再涉仕途，但听说重召他是为了赈济陕西饥民，就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应命。他命驾西秦过程中，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感慨叹喟，愤愤不平、遂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终因过分操劳而殉职。他死后，“关中之人，哀之如先父母”。《山坡羊·潼关怀古》便写于应召往关中的途中。《元史·张养浩传》说：“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车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在“关中大旱”之际写下了这首《山坡羊》。应该指出的是，这首散曲也是对他的同类作品的升华。张养浩途经骊山时创作的一首散曲是：“骊山四顾，阿房一炬，当时奢侈今何处？只见草萧疏，水萦纡。至今遗恨迷烟树。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这首散曲着眼于土地的得失，意境当然抵不过《潼关怀古》对民间疾苦的揪心。

第二，宣扬法家“罚不择骨肉，赏不避仇雠”、“移孝作忠”的理念。女真族人李直夫创作杂剧《便宜行事虎头牌》，写女真族人山寿马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银住马抚育成人，后以军功升任兵马大元帅，掌虎符金牌，有便宜行事、先斩后奏大权。银住马镇守夹山口，违反军令，贪酒失地。山寿马拒绝婶娘、妻子和部属的求情，依法惩罚叔父，事后又同妻子牵羊担酒去给叔父"暖痛"，得到叔叔谅解。

山寿马的叔叔银住马特权思想严重，别人劝他执行军务时不要饮酒，以免误事，他却说：“俺那山寿马侄儿，做着兵马大元帅，我便有些疏失，谁敢说我?”婶子亲自到讼厅上向侄子求情：“想你叔叔带了素金牌子，因贪酒失了夹山口子，透漏贼兵，掳掠人民，元帅见罪，待要杀坏了。想着元帅，自小里父母双亡，俺两口儿抬举的你长立成人，做偌大官位。俺两口儿虽不曾十月怀耽，也曾三年乳哺，也曾煨干就湿，咽苦吐甘。可怎生免他项上一刀，看老身面皮，只用杖子里戒饬他后来，可不好也?”侄子说：“婶子请起，这个是军情事，饶不的。”山寿马坚持“罚不择骨肉，赏不避仇雠”，要处叔叔斩刑，后了解到叔叔丢失夹山口子后，又帅兵杀到敌营，将“夺的人口牛羊马匹回来了，这等呵将功折过，饶了他项上一刀，改过状子，杖一百者!”杖责一百后，山寿马夫妇二人到叔叔府上喝酒“暖痛”，解释说：“非是我全不念叔侄恩情，也只为虎头牌法度非轻。今日个将断案从头说破，方知道忠和孝元自相成。”这部杂剧阐释了法家“罚不择骨肉，赏不避仇雠”、“移孝作忠”的理念。

第三，批判皇权。蒙古人在元朝当了皇帝，这让习惯汉人做皇帝的中原人真正感受到了秦人陈胜说过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此，这一点歪打正着地使一些人敢于点着过去皇帝的姓名来嘲笑、谩骂。

《中吕·朝天子·志感》（无名氏）：“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呆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鸦青钞。”在中国历史上，读书人在元朝大概最不受重视。汉朝、唐朝、宋朝这样的时代，读书人不仅写出了最华丽的汉赋唐诗宋词，而且大多文人还对出将入相有着相当的渴望。而在元代，读书人虽然也有追求兼济天下的，但更多的则是想要隐居世外，做个逍遥的高人贤士。

不忽木（1255一1300）系蒙古贵族出身，他身为朝廷重臣，也深得重用。但在《仙吕·点绛唇·辞朝》却写出“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这样追求自由、对抗君权的文字。他还写道：“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明放着伏事君王不到头，休休，难措手。游鱼儿见食不见钩，都只为半纸功功名一笔勾，急回头两鬓秋。”无论是关汉卿的“叹功名似水上浮沤”（《越调·斗鹌鹑·女校尉》，还是白朴的“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双调·沉醉东风·渔夫》），亦或是卢挚的“为功名枉争闲气，相位县官高待则甚底，也不入麒麟画里”（《双调·沉醉东风·退步》），甚至阿里西瑛的“醒时诗酒醉时歌，瑶琴不理抛书卧”（《双调·殿前欢·懒云窝》），贯云石的“竞功名犹如车下坡”“避风波走入安乐窝”（《双调·清江引》），这些文人在元代的复杂政治条件下，心向山林，烟波钓叟渔樵话是他们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这实际上是对君权的一种疏离和抵触。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散曲就是江苏扬州人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此曲以嬉笑怒骂排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成了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你本姓刘，您老婆乃姓吕，把你两家的底细从头数：你原来当泗水亭长有点酒量，你岳父教私塾读过几卷书。你曾在俺庄的东头住，也曾和我一起喂牛切草，锄地拽耙。你春天偷采我的桑，冬天向我借了粟，零碎拿走的米麦多不胜数。换田契强秤了我麻三十斤，偿还酒债偷量了我豆几斛。有什么糊涂的地方？账簿里都记着呢，借条都存放着呢！你少了我的钱，却在官差内立刻找还；欠了我的粟，又在税粮中暗地扣除。我说刘三啊，说不定谁会上来把你一把揪住，问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改名换姓，叫什么汉高祖！”点着汉高祖刘邦的名字骂，揭露他一系列压迫剥削人民的虚伪可恶行径，这在封建专制社会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呀！

当然，出现这类批判君权内容的作品，与元朝特殊的历史也有关。元朝统治阶层文化水平不高，带有草原民族粗㹰豪爽的特点，不太懂得控制思想控制与巩固专制统治的关联性，对于文人通过文艺作品讽刺政治黑暗不太敏感。魏源《元史新编》说“自塞外3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谬之主，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外无强臣夷狄之扰，其肃清宽厚，已过于汉唐。”过去一些封建王朝出现的中央或母后外戚干政、或宦官把持朝政；地方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等弊政，元朝则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元史.刑法志》记载：“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上。”喜欢宽仁慈厚，不搞严刑峻罚，倾向于“风俗统治”，刑事法政策带有随意性，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太平策》之谣。《草木子》里说：“元世主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50，止笞47。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政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这几乎接近于废除了死刑。

1903年5月，《苏报》上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1903年6月29日，《苏报》上摘刊留日学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斥光绪皇帝为“载恬小丑，未辨菽麦”。载恬是光绪帝的名字。清政府认为，两千年来，像章太炎这样对皇帝直呼其名地咒骂，从未有过。因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 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等逮捕。还“屈尊”以一原告身份，出席洋人把持的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要求洋人严惩邹容和章太炎，震动了上海滩。我过去以为章太炎是有史以来直呼皇帝之名而咒骂的革命家，读了元曲后，方知元朝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已开了先例，再后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民主”精神的光芒，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了。

元曲中的法律意识还有其他内容，限于篇幅，我将在《窦娥冤案的形成与平反》一文中再加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