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oad and 3D-Print 18,000 Artifacts from Art History through Scan the World
文/ Laurent Ferri 法国国家档案馆遗产管理员
译/ 成家桢 复旦大学-巴黎高师联合培养哲学博士生
组织这样一个研究日，尤其还是在国家文献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事情。这样做是直面根深蒂固的偏见，让我们从对巴塔耶的偏见开始。一方面，这位“火药味十足”的作者在神经兮兮的黄书和超级法西斯主义【1920年代末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对巴塔耶的批评——译注】之间徘徊的名声让人对他退避三尺，或至少也是冷笑相待：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某些同事（未来的职业历史学家）不希望记得巴塔耶也曾是一位学生，随后则是一位思想家，甚至是比他们更聪明的档案管理员。然而，声名显赫的文献学院图书馆，尽管抱怨巴塔耶“对语不惊人死不休抱有过度的喜好”，却也从1964年起就夸赞他是“文学的伟大仆人”。与这种胆怯的态度相反，某种批评则强调了写作和色情的“同延”特征。这种批评关注的是十分过时的宗教神秘主义背景中的极端且恭顺的体验，它使得这一批评忽视了巴塔耶写作与反思的某些方面，即属于理智实验或“快乐知识”的一面。“博学之人”常常同“思想家”相对立。巴塔耶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写作，还有关于艺术的论文就这样不加审核地在最近的一本书里被抹掉了。但是，巴塔耶并不能被简化为叙述的僭越性激情。这些方面我们不会忽视，它们有其意义、力量，以及痉挛性的美感。这些方面不幸地产生了许多陈词滥调。最糟糕的情况是，巴塔耶的风格被简化为性狂欢和排泄物迷恋。就像安德烈·马松【超现实主义画家，后加入巴塔耶的团体，为《无头者》杂志绘制了无头者的形象——译注】讽刺且悲伤地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一样，“对于巴塔耶来说，色情并不是一种‘特殊性’，然而，人们却想把巴塔耶囚禁于此”。巴塔耶也不能被简化为某些激进的陈述，因为那些陈述必然会把他放置在异域的不可化约的孤独之中。
Anon, Group Photograph
从左至右依次为：罗贝·德斯诺、乔治·巴塔耶、加斯东-路易·胡、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米歇尔·莱里斯、维贡特·德·诺阿耶、乔治·儒里克(Robert Desnos, Georges Bataille, Gaston-Louis Roux, Alberto Giacomelli, Michel Leiris, Vicomte de Noailles，Georges Juric），1925摄于诺阿耶在巴黎的家门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避免小帮派念头，避免一时兴起，避免否定一切将巴塔耶同科学环境对立起来的差异和晦涩难懂，为了更好地为乔治·巴塔耶平反，至少，追问“历史学-巴塔耶”是合理的，我们要为他穿上“历史的大衣”。这个标题可能是个恶作剧。先不说严肃（巴塔耶的特质）是否是恶作剧的必须，也不说恶作剧是否同严肃的意图不匹配。恶作剧，哪怕没有穷尽笑声的形而上学意义，也的确构成了巴塔耶的宇宙，但它也让严肃精神的拥趸不爽。当然，巴塔耶不是一位传统的研究者。尽管他拥有正统的教育经历，但他的方法同历史学-战争没太大关系，我所说的是关于重大政治、外交、军事事件的所谓的实证主义或“历史化的”历史学。这种历史等同于编年史，等同于由某些有意且可读的文本所记载的背景提示。巴塔耶知道这种历史学，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说他蔑视这种学问。一般来说，他甚至对此是接受的，并将其当作我们现代西方社会的“客观”运作的结果。比如，在从1953年开始写作的《色情史》中，巴塔耶解释说色情位于“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或政治历史的边缘处”；但他也补充说“如果历史最终得以完成，甚至自行完成，那么色情就不再处在历史的边缘”【我的翻译：如果劳动和政治斗争都不再吸收人类能量】然而，乔治·巴塔耶抢在了黑格尔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科耶夫版本）实现之前，他的历史终结由广岛之后的“最终灾难”的视角所加强：在与其关于普遍历史（l'histore universelle）的写作计划相关的各种笔记中（他为该计划设想了各种零散的规划），他并不是毫无理由地在谈论“被揭示的历史”，启示历史——也就是启示录的历史。巴塔耶揭去了世界的面纱，因此也揭去了他本人的面纱。毫无疑问，历史在他看来实际上乃是生命和写作的本质维度，而非其外在的维度，或者说不是在同生命和写作保持合理或“科学”的距离时发展起来的，哪怕写作在他看来似乎超越了“语境”（语境不等于“历史的意义”）......否则，他就不会在最后一期《无头者》（1939）中写道：“我自己就是战争/我是猎物和下颌骨”，这是波德莱尔式自我折磨者（heauton timorumenos）的回音。一般来说，巴塔耶只是想以某种方式从体验出发来写作，他由此同推荐给在校学生的保持科学和专业距离的做法决裂了。因此，这次会议名称的选择并非不合情理【指“历史学-巴塔耶：巴塔耶作品中的历史写作”这个标题——译注】。根据直觉，剩下的问题是：巴塔耶在什么方面上可以被视作一名历史学家？他的写作或论文是否排除了专深的研究和对真理的顾虑，它们此外是否意味着对正在形成（或瓦解）的大写历史的介入？可以说：对于巴塔耶来说，没有什么人性的，甚至还有非人性的东西是陌生的。伽利马出版的十二卷巴塔耶作品全集的目录从这个观点来看就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折中主义。对于巴塔耶而言，如果是历史运动或视角赋予外在现象和内部争论之整体以意义，那么就没有人会说是历史学家最能够认识或修复这一运动和视角了。说实在的，巴塔耶的作品系统性地僭越且改变了传统的知识领域，它拒绝专门化——这也解释了对某种过度专门化的批评的拒绝和抛弃。因此，《被诅咒的部分》既像文化史，也像社会学、人类学、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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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扩展了他的好奇心，以至于将异质学也理论化了。异质学是关于陌异于知识之物的学问，比如身体实践，性行为，丧葬仪式，奇怪的、不可理解的、混乱的心理活动，因为它们释放了一种本雅明意义上的神圣光晕（aura）：“涌现之物的纯粹力量”。然而，某些委托出版的书（也许要更加经典？）出自一个更明确的领域，比如“艺术史”，尽管巴塔耶早年对这一学科的陷阱持有保留态度（传记，形式主义，对被称为艺术品的“档案”的夸张神圣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个领域中，巴塔耶没有时间完全展示自己的观点和直觉。此外，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巴塔耶的作品是否遵循了米什莱的计划：写一部“总体历史”（l'histoire totale），它由巴塔耶个人的神话学和方法论上的固执组成，同时也接受自己被非理性所征服。我们也会想到年鉴学派：它可能一开始就表明了新兴学派对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批判。和吕西安·费弗（Lucien Febvre）一样（呼吁一种关于邪恶、爱、死亡的历史学），巴塔耶大量使用了非文字且“无意识”的档案（由此说明了古钱币学、图像学的重要性），相邻学科的方法论和事实论据的成果（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社会学），当然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然而，年鉴学派也在巴塔耶那里沉默了。布罗代尔在历史-地理学中看到了包含一切的超级学科。关于巴塔耶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了：他是一位悖论性的“历史学家”，因为他先后是以“神圣社会学”为目标的社会学学院（1937）的创始人，普遍经济学的思想家（《被诅咒的部分》出版于1949年，副标题是“普遍经济学论文”），还有以提出“非知识哲学”（une philosophie du non-savoir）为由头的《无神学大全》的作者。至于杂志，它们本身都不是历史学的：《无头者》的副标题是“宗教、社会学、哲学”，《创世》被格诺（Queneau）定义为“关于色情和性学的杂志”.因此，我们最好坚持谨慎的说法：巴塔耶很容易被解读为历史学家，哪怕是那种奇怪的历史学家。这一怪异是否意味着对专深博学的放弃、否认或悬置？巴塔耶同这种富有成果的狂热的关系首先属于知识社交实践：正是通过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他才认识了米歇尔·莱里斯和莫里斯·布朗肖（间接认识）；正是通过文献学校的课程，他才遇到了民族志学者梅特罗【Métraux，莫斯的学生，巴塔耶通过他的介绍了解并参加了莫斯的课程——译注】和古钱币学家巴贝隆【Babelon，后成为《档案》杂志的委员之一——译注】。
Antoine Caron,Massacre under the Triumvirate, 1566 (detail)
历史学家（或文献学家）的反应在巴塔耶那里一直存在着，和他对于诸多事件的历史深度的兴趣一样。至于后一点，我提请各位注意：同《现代》这份创办于1945年的萨特式时事杂志相反，巴塔耶在1946年以17世纪的《学者期刊》（Journal des savants）为典范创办了《批判》（Critique）杂志。最终，巴塔耶选择了需要博学的主题：因此就有了同朋友克罗索夫斯基共同编辑和评论的吉尔·德·莱斯案件。巴塔耶承担着自己接受评审的风险，不仅仅是因为可怕的亲缘性，也是因为缺乏科学上的严肃性。在实证法律主义和个体幻想（或集体幻想）之间，巴塔耶难道没有重写历史，难道没有向我们讲述历史？可人们却老是害怕被无礼的天才愚弄......真正的欺骗难道不是来自主观自发性的崇拜者吗？他们把过去变成了白板。批判的、认识论的经验，颠覆，从已知跳入未知，都没有系统性地排除掉博学以及对传统的借用，哪怕论证的欲望、肯定普遍性的欲望有时会同它们产生冲突。事实上，我们伟大的现代人往往都是博学者，甚至是“文档主义者”（archiviste）：杜尚、毕加索、勒·柯布西耶、布勒东、沃霍尔等等。显然，这种博学绝对不是随意的掉书袋。它没有把创造者、学者关在象牙塔里。由此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巴塔耶的历史学家手段，和他的历史介入（或非介入）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巴塔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在介入（主要是1932-1939年）和非介入之间摇摆。冷漠，甚至是对献祭的着迷，这都是他饱受指责的地方，在占领期间，甚至是在1958年戴高乐将军上台时都是如此。从那一刻起，问题就蜂拥而至：我只保留了其中的三个。
Ancient Skeleton Mosaic Uncovered in Turkey Reads “Be Cheerful and Live Your Life”
历史书是否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想要理解法西斯主义之真相的巴塔耶所作出的反应很关键。在1933年1月之后，他向国家图书馆借来了当时的历史著作（日耳曼主义者Vermeil的著作，Sforza伯爵的回忆录，Benoist-Méchin的《德国军队史》）。但也有Verhaeren关于蚂蚁和白蚁的书，以及精神分析的论文：他发表在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批判》上的演讲，题为《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它在Wilhelm Reich的分析之前就构成了弗洛伊德主义在政治分析方面的应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生活之自主性的问题。凭借非凡的判断力，茹连·格拉克（Julien Gracq）指出，“革命对于超现实主义者来说似乎总是取代了平常的日子，清楚的是，人们永远不会允许革命侵占生命中真正的安息日”。当观点的变化，以及对人类真理的不懈追问，都拒绝当时的独裁的时候，那我们是否还要同萨特这个巴塔耶的敌人一起，嘲笑“图书馆里的职位”？最终，如何明确我们的情感、欲望、神经质和其他幻觉在我们介入过程中的分量？正是这些东西过滤、制约，有时甚至预测了我们每天的历史感知。也许只有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他的《日记》中才像巴塔耶一样让我们察觉到了这一现象。比如说，问题不在于将《天空之蓝》简化为“一出由历史推动的政治戏剧”，但它的魅力不会因此蒸发，只要我们同德尼·奥里耶（Denis Hollier）一样意识到“政治动机和色情动机的同时性有多么引人注目，它们从未相互混淆，但却相伴而行，互为回音”。因此，“托普曼的性欲不断陷入死亡，它在很多方面都是革命能量的寓言，而这种能量从1933年起也陷入死亡的泥潭了”。历史只是底布，是装饰：人物应当同历史一起行动。更糟糕的是：在某些时刻，比如在爱情中，民族间和两性的冲突是无法分离的：仪式（方法策略、疏远策略、战争画面......），以及游戏的本质（占有自身/自我散失，肉欲同厌恶的一致）难道不是相互重叠的吗？在书贩的摊位上，数以千计的书还在试图给出答案；而巴塔耶的书还在不断提问。
Laurent Ferri et Christophe Gauthier (dir.)Histoire-Bataille: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dans l’œuvre de Georges BataillePublications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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