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 | “我们是末日前的最后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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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期待、意志、意愿等等”：对个人来说，构成其未来地平线的一切，由其主张构成的一切，都被自动化的前摄（protention）所超越和取代，这些前摄是由密集型计算系统产生的，它们比精神个体的神经系统快一到四百万倍。
破坏的速度比任何意愿都快，无论这些意愿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从消费者到“意见领袖”），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正如它通过数字替身或档案来超越个体，并在此基础上满足人们很可能从未表达过的“欲望”——但实际上是羊群效应的替代品，通过总是先于他们的意志而剥夺了个人的存在，同时掏空了他们的意义，并为数据经济的商业模式提供支持——，破坏也超越并克服了社会组织，但后者只有在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总是太晚。
破坏使一切意志（无论其来源是什么）都提前过时了：意志总是来得太晚。由此达到的是合理化的一个极端阶段，它形成了一个门槛，即极限。在这个极限之外的东西仍然是未知的：它对理性的摧毁不只在于理性知识发现自己被无产阶级化所毁灭，还在于失去了存在之可能性（因为他们的存在取决于能够表达他们的意志），并因此失去了所有活着的理由的个体与群体变得真正的疯狂，并倾向于蔑视生命：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其结果是全球社会爆炸的风险，这最终会使人类陷入无名的野蛮状态。
在网状和自动化破坏的时代，因失去存在感而诱发的“新型野蛮”不再只涉及孤立和自杀的个人，无论是理查德·杜恩（Richard Durn）还是安德烈亚斯·卢比茨（Andreas Lubitz）（他把满载乘客的飞机撞上了山），或911事件中的自杀者。2014年12月22日，塞巴斯蒂安·萨隆（Sébastien Sarron）驾驶他的面包车撞向了南特圣诞市场的人群。当理性丧失时，所有那些被我们作为“文明进步”而握在手中的技术力量都变成了毁灭的武器，通过这些武器，这种“文明”揭示了它所包含的野蛮性。这是混乱时代需要解决的关键的药学问题。
存在感的丧失，表达自己意愿的可能性的丧失，所有活着的理由的相关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本身的丧失，这种丧失被克里斯·安德森颂扬为“理论的终结”，而在现在则是打击了整个群体和整个国家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极右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特别是在欧洲，自从希腊的悲剧和法国的大屠杀以来，欧洲正在经历着显著的恶化。
但这些丧失也特别打击了整一代人：弗洛里安（Florian）这一代人。弗洛里安是一个15岁的年轻人的名字，他的言论被发表在《时代的崩溃》（L’Effondrement du temps）上：
你真的没有考虑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我和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聊天时，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我们不再梦想着建立家庭，不再梦想自己有孩子，不再梦想自己有职业，不再梦想有理想，就像你们自己在少年时所想的一样。所有这些都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确信我们将是在末日之前的最后一代人，或者是最后一代人之一。
译文出处
The 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
Bernard Stiegler
© Polity Press, 2019
Part OneThe Epokhē of My LifePhilosophizing So as Not to Go Mad
I Disruption: A ‘New Form of Barbarism’
5. Always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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