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鲤鱼洲干校

┃Personal History

鲤鱼洲干校

© 丁石孙／口述

1971年丁石孙（后排右一）与德安化肥厂部分人员

　　访：文革中，全国很多单位的干部都下放去了干校。北大教师下干校是什么时候？您也去了吧！

　　丁：1969年的第四季度，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就是要战备，北京人要疏散，要求我们在一周内搬到江西鲤鱼洲。北大有两千多人下放江西，只有老弱病残或被认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留下。数力系主任段学复就没有去。

　　访：为什么选择去鲤鱼洲？

　　丁：鲤鱼洲这个地方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去找的。那时大概中办（中央办公厅）的干校在江西，他们在附近给北大找了块地方。实际上，北大在1969年第三季度就决定在鲤鱼洲搞干校，并派了一批人打前站，到那里做准备工作。我们快要动身时，从江西传来消息，说打前站的死了几个人。死的人有物理系、化学系的，名字都记不得了。死的原因是：鲤鱼洲全是荒地，他们吃菜要乘船通过鄱阳湖去买。在买完菜回来的路上，遇到风浪，他们认为菜是国家的财产，不能受损失，舍不得把菜扔掉。结果船翻了个底朝天，有几个人爬上船底。晚上湖里特别冷，他们冻得受不了，有的就落水被水冲走了。化学系有个职员也在这条船上，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访：这个职员能活下来真是万幸。死了几个打前站的人，是否使您觉得鲤鱼洲是个不祥之地？

　　丁：有一些。但我还是去了，而且是全家三口一起去的。走的时候，我们把衣服全装了箱子，没有准备再回来。在北京的亲属也认为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我妹妹丁永宁全家和桂璐璐还到火车站送我们。在车站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我妹妹的两个孩子刘迅、刘卫东也一起来送站。刘卫东才四五岁，在车站上跑丢了，大家都急着去找他。本来有很多离别的话要说，因为这个小插曲没有来得及说，这倒冲淡了我们离别时的伤感。
　　我们乘火车到达南昌站已是下午。当时北大在南昌有个办事处，负责接待来往的人。办事处的人很快把我们送到鄱阳湖边。我们乘了一条很小的船去鲤鱼洲。这条船篷子很矮，人根本站不起来。同船的人中，有我的老师王宪钧和他的两个儿子。王宪钧四十几岁才结婚，他的两个儿子都比较小，才十一二岁。他夫人是北医三院的大夫，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来。
　　在船上，我根本想象不出鲤鱼洲是什么样子，等上了岸，才发现完全是一片荒地。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住的房子是个特别大的草棚，可以住几百人。草棚四周的墙还没砌好，只有一个房顶。棚子里边有很多柱子，柱子间钉上木板，可以在上面睡觉。

　　访：这里的生活条件够艰苦的。

　　丁：确实很艰苦。而且，鲤鱼洲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买。买菜要坐船到周围的农村去。买个冬瓜回来，就是一天的菜了。

　　访：一般的干校都是按连队编制分成连、排、班。你们在鲤鱼洲干校，也是这样的吧！

　　丁：也是按照部队的规矩，搞成连队编制：党委机关是一连，物理系是二连，化学系是三连，数力系与技术物理系合编为四连。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种水稻。每个连有一个种菜班，我就在种菜班。

　　访：种菜很讲究施肥，您挑过粪桶，给菜上过粪吗？班上有多少人？

　　丁：挑过粪桶，也给菜上过粪。种菜班的人很少，只有几个人，班长是我的学生、出身比较好的石生明。我们不跟大队一起行动，比较自由。过了不久，干校从各个系抽了点教员，在鲤鱼洲成立了小学。校长是教务处的一个干部，叫孟广平。丁诵青就进了这个小学。因为老师都是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还不错。丁诵青在这个小学读了一年多。因为大学老师讲课讲得比较快，所以他1971年回到北京，就跳了一班。小学本身也是个连队，也有种菜的，丁诵青在小学里干的活也是种菜。
　　当时我们一家分在三个连队。只有每两周放一天假时，才能聚在一起。通常放假这天，上午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买点糖果，给丁诵青吃，中午回来，又各自回各自的连队吃饭。如果我们两个大人的连队的菜比较好，可以打完菜，把孩子叫来一起吃。好在过了一段时间，工宣队讲一家人都在这里的应该让团聚，并给每家分一间草房。这样，我们一家三口才住在了一起。这间草房很简陋，江西多雨，雨天连床上都漏湿了。我们买了很多塑料布，搭了个棚子挡雨。

　　访：您能回忆一些数力系其他教员在干校的生活细节吗？

　　丁：可以。记得为了照顾一些老同志，连里找一些比较轻的活让他们干。比如让程民德喂牛，他跟牛住在一起。廖山涛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年纪也稍微大一点，就让他养猪。这两个老同志都非常认真。当时马希文还编了一个相声，内容是教授养猪、放牛，就是讲的廖山涛和程民德。这个相声在干校很受欢迎，后来还被拿到北大演。当时姜伯驹是做馒头的。和姜伯驹一起干活的炊事班长是郭仲衡，曾在波兰留学十年，是学力学的；这个人也很老实，后来评上了院士，现在已经去世了。还记得鲤鱼洲的土很怪，一下雨路就滑得很，在这里走路是一关。一些老教授雨天不敢在路上走，只能沿着田埂走。当时我们体会不到他们的难处，还觉得他们娇气。
　　干校的伙食条件很差，能吃一次肉卷，就是美味佳肴。当时有个教员一口气吃七个，一个至少有二两多，于是这个人就得了个外号，叫“七笼”。教员中有些农村来的，特别是南方农村来的，很会干水田里的活。比如，有个教员叫林源渠，身体特别好，干活谁也干不过他，插秧谁也没他插得快。所以我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三猛”，即“猛吃、猛睡、猛干”。
　　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还觉得很有意思。尽管这一阶段很苦，但大家都过得还算愉快。干校大部分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成堆，可以发点牢骚；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人数少，我们基本处于无人管的状态。

　　访：除了农活，还干其他活吗？

　　丁：记得1969年底或1970年初，领导决定抽调北大化学系的一部分人跟清华的一部分人，到德安修建化肥厂。1970年四五月份，桂琳琳就跟三连一起去了德安。有一次丁永容来看我，在我这儿待了大半天，帮我把箱子里的衣服拿出来晾晒一遍，把脏衣服全给洗了。
　　南方种庄稼，一年两季，最忙的时候要数夏天，叫“双抢”，即抢收抢种。因为南方经常下雨，收割晾晒要抓得很紧，晚上我们都睡得很少。我跟丁诵青睡一张床，蚊帐里经常进来大量的蚊子，要起来打。“双抢”之后，大概是夏天刚过，化学系的军代表回到鲤鱼洲办事，碰巧看见我。他比较关心我们的生活，就对我说，你的两地分居问题我给你解决一下，你干脆跟我去德安。那个军代表姓范。我们都喊他老范。他让我整理一下行李，下午跟他走。我征求丁诵青的意见。他说鲤鱼洲有很多小朋友，他不走。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就一人留在鲤鱼洲。由于从小经受过很多考验，丁诵青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

　　访：德安的情况如何？

　　丁：德安当时有两个连队，北大一个连队，清华一个连队。他们还按工种来分，盖房子的是泥瓦匠，还有木工。张孝文那时是木工，后来当过清华大学校长。因为有人带了小孩来，还临时办了个托儿所。桂琳琳当过一段托儿所所长。

　　访：住宿条件比鲤鱼洲有改善吗？

　　丁：比鲤鱼洲好些。工厂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在附近买了一些房子。因为是花了六千元买的，大家就把它叫作六千号。从六千号到工厂，只需翻过一个山头。这些房子过去可能是教室，我们用水泥袋和竹子，把它隔成一些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间，每间住一家人。房子之间根本不隔音，讲话邻居都能听得见。那时我正好有两个木头箱子，就摆在我的床边，作为桌子。

　　访：您是和大家一起修建化工厂吗？

　　丁：我到德安，开头是和大家一起盖厂房。不久，领导考虑到化肥厂盖完后需要一批工人，就提前派人到附近的农村招工人。新招来的工人编为第三连。因为我是学数学的，不懂化学，三连成立后，我被分到三连当司务长。三连食堂边上有一间小房子，是我的办公室，里边还有张床，可以睡觉。

　　访：司务长要解决好吃饭问题，不容易。您主要干些什么工作？

　　丁：主要任务是买菜。每天早上，我推个两轮车大概走两三里的路到城里买菜。那时我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当地的人说我根本不像个知识分子。如果哪天能买到豆腐，我就很高兴，大家喜欢吃。所以，有空的时候，我就跑豆腐房，跟他们说点好话，请他们抽烟。他们高兴了，就卖给我一些豆腐。
　　当司务长有个好处，可以经常到南昌去买东西。有时我和二连的司务长搭个卡车就去趟南昌，偶尔在那儿能买到糟鱼，一坛子一坛子的，大家都很高兴，能买到油渣也很好。我想方设法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在南昌，落脚地是北大的办事处，旁边有个刀削面馆，我有时去吃一碗。南昌还有个野味餐厅，我也光顾过，是为了解解馋。
　　德安离庐山很近。1970年11月，厂里组织我们去庐山玩。我和桂琳琳就提前写信把丁诵青从鲤鱼洲叫来一起去玩。去时乘坐的是厂里的卡车，卡车和司机都是北大的。记得我们一家人在仙人洞前合了影。除了这一次，我还单独去过一次庐山，任务是买肉。我想庐山是旅游胜地，东西可能多些，结果一无所获。1970年春节，想改善伙食，我买了条狗。那年春节三连吃上了狗肉。

　　访：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许多干校就撤销了。北大在江西的干校是何时撤销的？

　　丁：庐山会议召开时，我们并不知道，只看到那段时间飞往庐山的飞机很多。等庐山会议结束后，我们才知道会上批了陈伯达，批了天才论。那时我们还不了解这实际上是针对林彪的。
　　1971年，我的印象是在夏秋之交，北大干校撤销。我是最后一批离开德安的。我们走时，德安化肥厂还没完全盖好。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就吃得很好了。据说，在鲤鱼洲干校的人吃得更好，因为他们养猪，走之前把猪都杀掉吃了。北大的人在鲤鱼洲两年，把那里建得相当不错，盖了房，修了路，拉了电灯，还能做冰淇淋，生活比较舒服。
　　我离开德安大概是9月。我们一家三口是分3批离开江西的。丁诵青是跟着中学从鲤鱼洲走的。桂琳琳因为感到身体不舒服，以为病了，所以稍早一点回去，先到了上海。我在德安时收到她的信，说不是生病，是怀孕了。后来我和桂琳琳商量，因为没什么事，决定把孩子生出来。这个孩子就是丁干。
　　在我走之前，我们剩下的这些人去了趟井冈山，游览了黄洋界，玩得比较仔细，坐卡车来回走了6天。9月底，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团聚。当时我们都很馋，专门去了趟全聚德，要了半只烤鸭，好好吃了一顿。
　　记得我在鲤鱼洲时，做过一件傻事。有一段时间我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有一天军宣队通知我，要把扣发的工资发还给我，大概有八九百块钱。由于我对扣发工资很生气，当场就跟军宣队的人讲，这些钱我不要，全交党费。其实，那时的账目管理非常混乱，这些钱我不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等到丁干出生，家里的钱一度非常紧张，生活很苦。这时我才想到，如果有那八九百块钱，情况会好一些。

　　访：离开北京去干校时，您说过没有准备再回来。这次回京，一定很有感触吧！

　　丁：我回到北京时，林彪已经出事了，就是“9·13”事件。有一段时间，林彪的事情没有公开。国庆节时，新华书店的橱窗里还挂着林彪的照片。10月10日左右，17级以上干部到工人体育馆听报告。我们根本没想到林副主席会出事，觉得事情太奇怪了。因为那时纪律很严，当时桂琳琳还没有资格去听，所以我回到家里也不敢说。
　　林彪事件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由于它的影响，我的思想开始发生转折。在这之前，尽管文革搞得乱七八糟，自己也吃了很多苦，但总以为自己错了，没怀疑过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反右、文革，总是很真诚地检查自己。林彪事件以后，我才想，毛泽东也犯错误了。这个弯转得太厉害了，因为林彪做接班人已经写进了党章。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讲一下。从干校回到北大，我感到不适应。在江西时，虽然比较苦，但比较自由，心情还比较好。从江西回来，我发现学校里的人说话都很谨慎，不像我们在江西时比较随便——可以经常发点牢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而且，1970年北大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这批学员有个任务，叫“上、管、改”，就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要批知识分子。回到学校，我们发现日子不好过。据说上课时，有的学生水平很低，听不懂高等数学，就站起来拍桌子，说：“你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唬人，故意让我们不懂。”这样，学校里的人胆子变得非常小。

　　本文选自《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丁石孙／口述，袁向东 郭金海／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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