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轶中：被扭曲了的时代

┃Personal History

被扭曲了的时代
东风农场二十一年

© 张轶中／文

　　东风农场位于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南部，俗称南乡坝，是很干旱的地方，土地方圆几十里，以粮食和油料为主。农作物以玉米为主，花生和老鼠豆也有名，后来地改田后，又种植水稻甘蔗桔子和葡萄。以前是弥勒县办的可容纳百人的劳改农场。所谓“劳改”即对犯罪分子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当时很小，没几间房子，耕种着周围200余亩土地。1958年元月以后，这里聚集了云南省各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400多名“右派”和部分下放干部，1959年7月后下放干部绝大多数离开农场分工走了，开远卧龙谷农场被处以监督生产戴着右派等帽子的人员近300人并入东风农场，1962年首批个旧知青几十人来到农场，接着又有州劳教所转来200余戴右派等帽子的人，后又与当地农民和玉溪移民（文革前一年）组合成21个生产队，七十年代初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来了昆明、上海、重庆、成都知青共有2000多人的著名农场。
　　我194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是积极分子。1949年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冒着风险做了一些工作。上海解放后，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西南服务团，徒步行军七千里，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长征，解放重庆。后又响应中央号召，到云南大学森林系读书，成绩优异。还担任过前后三届云大学生会主席，一直是积极向上，听党的召唤，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云大林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在昆明工学院进修六门工科课程，然后到南京林学院进修森林工业的专业课，于1957年11月回到昆明，立即投入教学中去，为1958级讲授森林利用学（接汪朴的班）。学期即将结束，云大副校长杨黎原找我谈话，要我下放锻炼，我接受组织安排是没说的。我爽快地收拾行装就走到弥勒县东风农场，就这样在那里一干21年，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那片原始荒漠的土地上。
　　1958年1月28日我们云南大学约40余人（有教师、学生和职工，有下放的和右派）那天早上天刚亮在操场集中，天气阴冷（送行的不少，可都是垂头丧气，无热烈气氛）。乘卡车从昆明出发先到宜良休息，在宜良先我们下放的云大同事来看我们，我记得张瑞伦总务长在我背后一下把我抱起来转一圈才放下，使我不知所措。下午5时左右到了弥勒县城，住商业局办公室的地上。第二天一早就徒步向农场走去，行李由马车运去（我的全部行李是一只皮箱和二只木箱，只少数的衣被和书籍，其余不急需的全送人了，如网球拍、皮鞋等），路很难走且远，老走不到似的，很多人脚痛，已不能走了。我还算好，能坚持，到底是当过兵，行过军，吃过苦的，还得扶别人。到傍晚才走到农场。劳改犯还未走，有的还带着脚镣啷咣作响。我们只好又走3公里，到米以则村子才算宿营地。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房子已安排好了，就住下。我和一位云大总务处的女同志同住一间，房子阴暗潮湿地面坑坑洼洼，我把木箱放在地上，把皮箱放在木箱上就算是桌子了。
　　一开始我是下放的，还担任小队长，是三大队二中队十小队。至于中队长已不记得了，大队长姓陈是师院的一个湖南人，毛胡子。下来没几天就是春节，是怎么过的也记不得了，反正冷冷清清。开始，我们修路拟和弥勒至开远的公路相接（是抗日战争时修筑的），其中要通过一条河，就挑河卵石来填河床，成天泡在冰凉的河水里，有一天终于汽车能从河中开过来了。三个月的修路结束后，我们就搬到黄家庄（紧靠场部旁边），虽然不远约三公里，可那点行李就不好搬了，挑又挑不完，抬又抬不走，真是苦不堪言，最后不知怎么搬走的也不记得了。我们住在一个牛厩的楼上（在1993年元旦我们还去照了相），是草房，两边很矮要低头才能行走，约十二人一间，楼梯口是一个洞口，用一只直立的小梯子和下面相通，必须扶着才能上去。有次我抬着饭上去，一不扶好，就连人带饭和梯子一起向后翻跌下来，两眼直冒金星，饭也吃不成了，那时的饭是太金贵了，正是饿肚皮的年代啊！
　　在黄家庄我们是搞备耕工作，每天到朗才（离场部约公里的村子）去割茅草并挑回来，托土基盖房子，到地里敲土块，（当时还闹了笑话：队长说今天是敲阀陀，大家不知是何工种，就问带什么工具，答是锄头，到了地里也不知它在那里，只好坐在地上等队长来，等到队长来看到大家没工作就发火了，问大家为什么没干活，大家说找不到阀陀，队长就气火火地用锄头敲土块说：这就是阀陀。）大跃进开始，挖草煤，（据说是上品肥料可作化肥，实际是未变质的泥炭层）挑灯夜战，没有工具将每人的脸盆作传递，排了长长的队伍，每个脸盆都砸得扁扁的了。我们的袜子是外边干净里边脏，因为刚睡下去，又吹哨起床出工，来不及洗脚，就睡一下是上上策。还要拾粪，有次到鸡街铺松林里看到树枝上有一包东西，有的好奇，用扁担将其捅下来，结果是个死孩子，以后死的愈益增多了，随处可见，有时大人的也不掩埋，被野狗拖得七零八落，这时农村已是没有吃的，死人的事已经很普遍了。这就是大跃进的结果，甚至发展到母亲为大人活命煮烹自己已死的幼儿，未到嘴被发觉，开斗争大会逮捕判刑。
　　五月一日放假，要大家为“双反五打”写大字报，号召党员带头，我本来不想写了，我曾在全国各地看得多了，但既然要带头，就勉为其难地开始考虑了，用一个星期天时间写了九条意见，原文如下：
　　1、自“双反五打”以来，全国形成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我们虽然是一个大跃进的一环，但却无跃进之感，大家都在沸腾，而我们却平平静静，好像生活在河流的弯处一样，当然最近是有所好转的。
　　2、下来后，党委很少抓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上除了考虑生产的那几个项目以外，其他的则很少考虑或不善于考虑或根本不考虑，党委书记，场长很少下来和大家谈谈，有时来到工地，也只是看几分钟和大中队长谈谈后就走了。
　　3、“双反五打”动员大家贴大字报，但领导没有带头写大字报引火烧身，是否这是上级布置了不得已而应付一下而已。
　　4、在三月份就看见米以则老乡把肥料往地里送，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心里真着急，是否把生产抓迟了，而产量指标亦订得低，如报上红薯一般是几千斤到万斤，花生是上千斤，而我们只是300斤干红薯片，220斤的花生，这样能否保证30万元的收人。
　　5、全国都在进行工具改革，消灭人背人挑现象，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简单而落后的加班加点来提高工效，应改良这种原始的运输方式。
　　6、农场在对待劳动力调配上亦是极端浪费的，如农场中各式各样人才应尽量利用起来，不能仅仅停留在填表调查上面，应根据每人的专长，以及身体条件分配到最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去，是否认为这些是不要工资的，所以表现了不是精打细算，而是大手大脚的。
　　7、全国都在搞试验田，场领导是否亦种了试验田，请答复。
　　8、农场应开展除四害，扫盲，绿化，业余学校等活动。
　　9、我们到朗才挑茅草，那里大片松林被松毛虫危害得快死了，应及时通知农业社或组织力量扑灭，挽救国家宝贵森林资源。
　　当时大字报交大队部，统一由病号抄写，我的由陈敏达抄的，她还说：“写得好极了，我都想签名的，但没经你同意故没签”等。但现在看来大字报内容是极幼稚和有左的倾向的，这是后话。两个月后就开始批判我，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大跃进的了，对领导的意见上纲为反党，对河流弯处上纲为反社会主义，对加班加点意见上纲为反大跃进等不一而足，总之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论，在党的队伍中打着灯笼已找不到张轶中了”。到9月24日那天他们下午开会不要我参加，我就觉得不对劲，晚上开大会，宣布右派名单时，我有预感，心怦怦都快跳出来了，果然就宣布我是右派并开除党藉，留农场监督生产。这时我不知怎么度过那几秒钟的。我从16岁参加革命，一直是积极的和受表扬的，现在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是天大的冤屈。散会后我在塘子边徘徊了不知多少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投水是淹不死我，因为我会游泳，这时有个巡逻叫武尚的走来，他说：“日子还长着呐！想开点。”平时他好像是吊儿郎当的样子，想不到会这样说，我就慢慢地平静下来去适应这种命运。可以后的日子就苦了，受尽了种种磨难和屈辱。我在劳动上是没有说的，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如玉米地锄草比赛，我是第一名，日锄4亩，但右派们每月搞一次“查评”分为一二三类，由于我不认错，劳动再好也只能在三类，这我无所谓，就是打在四类五类或等外类也在所不惜。在蔬菜队，蒋春堂当队长，是个煞星，他为了惩罚我，要我挑粪桶为宿舍晚上接小便，粪桶比我肩头高，我挑不起来，只有拖着走，空桶还可以，装有小便的就不行了，只有一路泼洒着走；菜地重活就是我的差事，如翻地，挑粪等，而什么摘菜，间苗就没有我的份，有一次黄家庄组长李长兴叫我去冬瓜冲赵体恭组学番茄打枝，他们的番茄是从小苗时就只留二三枝，而我们的已很大了，都是七八枝，且已开花结番茄了，我汇报了，李仍说要照此办理，我只有执行命令，最终剪下了不少枝条，有人去告蒋，蒋就说我破坏，将我捆着，把枝条堆在我胸前，在食堂前开斗争会示众。后来调我去冬瓜冲蔬菜组。
　　有一次下放干部罗某某（名字记不起了）命令我给她擦背，我就说：对不起，这不是监督生产内容。这样以后的苦头有得吃了。什么重活都是我的任务，但我就不讨饶，咬着牙挺过去。下大雪，大家在室内剥花生，则派我去莱地干活，不久，饿肚子的日子也来了，每人打饭时要交“代食品”一公斤，什么都可以的，如红薯藤，南瓜藤，山毛野菜等，凡是没有毒的都可以，它们就掺在饭里，所以饭里有各种各样的“代食品”，尤其是花生壳是洗不净的，吃起来总是泥沙很多，喳喳发响，难吃得很，还不能说不好吃，那是“资产阶级”思想，有次吃饭时我吐了点老蚕豆壳，这就铸成大错了，还说了“反正吃下去也是就拉出来没营养的，过一下肚子而已”。蒋又开斗争会斗争我，说我是资产阶级。总之，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在饿肚子那年月，日子是太难过了。活很重，收工后，每人还要剥4公斤的花生种，规定要交70%以上的花生，交不够的算偷吃，被打得半死；完不成的不准睡，要剥到深夜三四点钟还完不成。饭菜又没油水且吃不饱，苦不堪言，很多人得了水肿病，脚和脸浮肿，没力气。最早得此病的是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镜如，他看病回来说是水肿病，问他给什么药吃，说是每天半口缸红糖煮花生，还洗蒸气浴（就是现在的桑那吧！）我说那太好了，对一般人来说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人人都是有气无力，脚提不起来，嘴特馋，肚子是胀得很，可嘴还想吃东西，山茅野菜用口缸在两块石头或砖头间一煮就塞进肚子。农场邮局接到从全国各地寄来各式各样的食品包裹以维持生命，有的只是一包小米或炒米粉而已，我母亲在上海彻夜去排队购得有限的食品，自己不吃寄给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家的侄子们为了分一只锅贴而赖在地上哭了一整天，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农场少数人为了活命去偷点红薯或花生吃，或其他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打死或开斗争会逼死或升级送去劳改。饿死的则更多了，如有一位是省委农场管理处处长，来时已六七月了，他年纪较大，我是组上分饭人，用竹竿做的小称分，开始时他说吃不了七两饭，要我分给别人，我劝他还是自己吃吧！后来他不说吃不了，再后来他就不够吃了，就去煮野菜吃，来农场不到二个月就中毒身亡，家属来收尸，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真是惨不忍睹。那个年代的记忆将永不磨灭。
　　1960年底，开始大量地摘右派帽子，并集中学习要分配工作。我是“老三类”，反正没我的份，但我是羡慕不已。不久接云大朋友来信祝贺我摘帽子，我正在奇怪，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有许多一类的还没摘帽，是轮不到我的。可不久真的在全场宣布摘帽大会中有我。这样我也就参加集中学习，但还未分配工作时，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工作的事就泡汤了，就这样在农场“生根”干了21年，到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为右派改正后，才离开那里回到原来的岗位，这是后话。
　　摘帽后，将我调到六队法宝村，离场部就很远了。卧龙谷农场来了许多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红河州各县市的摘帽右派，以及和并入农场的当地农民在一起劳动，成天仍是挖老板田、插秧、种包谷、花生、锄草、收割、备耕积肥，就这样周而复始，年年如此而已。我们已经能很熟练地完成所有定额，但我觉得什么工作也没有农业劳动艰苦，那种成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弯腰的日子，搞得我现在老是腰痛，得了腰肌劳损的病。这样的日子似乎没尽头。农场里单身汉纷纷找对象结婚安家的大趋势下，我和王从皎还在学习班时就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我们也结婚了。从皎原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成员，是1951年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是国家第一批统分配来到云南工作的。他高高的个子，一脸的书生气，秀气的脸上有着高高的鼻子。他是因对钱伟长、曾昭伦的科学纲领有同感；觉得马寅初的人口论也没什么不对的：还说锄草时不免会伤害着苗等话语，而被打成右派，其实他一直是认真负责，积极钻研，工作很出色的一个知识分子。我们都是从事生物科学的，有许多共同语言。那时都30多岁的大龄人结婚是被照顾的，我就被调去七队新房子队，给了一间土基房，算是很不错的了，算有了自己的家了。结婚时，很多人来帮忙和祝贺，还是那些纯朴的农民，使我分外感动，那时物资仍很匮乏，只有一鸡一兔和一点捞沙糖而已。为了喜气洋洋，我还写了一副门联是：“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办喜事因陋就简，适逢个人改造之时遇新婚苦中有乐”以表兴奋之心。可不几天又集中到三角地生产队学习阶级斗争，那副对联就成了批判内容，是“发泄不满”。当时新房子就传来消息，说我家的门被撬，东西被盗，让我们立刻回去，我们其实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偷了算了，但能离开那儿，我们是高高兴兴地走了。倒是那次学习又有许多人被升级离开农场去劳教或劳改，我们仍在农场劳动。来农场后王从皎学了一门手艺，就是打砖、做瓦、烧窑、建砖窑是远近闻名的王师傅，因此周围农村来请他帮忙的不少，后他调到普龙去从事砖、瓦生产。那时普龙还未并入农场，我们就住在水电站。这是很小一个单位，只有三个老右，他们从事发电和碾米，再加我们二个，其余均为农民，还比较自由。我就是磨面，用水力冲大伞盘来带动石磨，一边磨，一边筛，虽然混身是白，鼻子塞满粉，但还是比大田生产轻松多了。后来我怀孕了，水电站地处农场与弥勒城之间，没什么交通工具，都是走路，一般要走二个多小时才能抵达。我就到城里的县医院去检查，反正生个孩子要不了多少钱，也未到农场医院去。待到临产时，王从皎送我进医院，他身子有点不适就回家了。不料医生来检查说：骨盆太小要剖腹产，要家属签字，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自己签了，在县医院这算是大手术了。他们很认真负责，顺利地产下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取名小慰，那是1964年5月25日。因为是剖腹产要输液，我是单独一间病房，孩子在对面床上，我怕她被苍蝇叮，就请人盖一块纱巾在脸上，岂知她一哭，就将纱巾吸进嘴里，周围又没人，我就不顾一切将输液管拨掉，爬下床将其抱到我的床上，真是有惊无险。后来护士来还怪我为什么要拨输液管，殊不知，如孩子窒息而死不是太惨了吗？她爸三天后才得知赶来，我流泪了，他可高兴了，小家伙长得挺漂亮的。半个月后出院了，手术费就20元，当然也不贵，但那时我的月工资仅14元，农场以未通过它而不予报账。出院时从县城走回来，还闹了个笑话，从皎抱着孩子走着走着不知头在那里，打开来一看是脚朝上头朝下抱颠倒了，真是没经验的爸爸！当时物资匮乏，三十多年后，从皎才说出来，当时他买了二只鸡，被没收了一只，因为市场规定每人只准买一只之故。水电站也有农田，要到田里去劳动，小孩没人领，只好放在田埂上，所以危险得很，后来办了托儿所就好些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又怀孕，要搞“红海洋”，我抬了个大肚子，每天爬在梯子上写大标语和毛主席语录。1967年初，到农场医院去检查，要我在那里手术，其实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只会给猪割耳朵和尾巴，以加速猪的生长（而且我也怀疑其科学性），只是把我作练手艺的试验品，后来还是在穿麻布衣的邓世佳医生坚持下，才同意我到弥勒医院去生产。我第二次住进弥勒医院，肚子还没痛，医生说要过春节了，如果情况紧急而又没人就麻烦了，最好年前先作剖腹产手术，比较安全，这时有技术的医生护士都是专政对象，他们都认真负责地为我作手术。从皎也守着，物资也较前丰富些了。1967年2月3日就顺利地产下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叫小弟。当时弥勒街上，许多红卫兵要过路人背语录，游行时将像章别在胸部的肉里，这使我想起小时在家中看到城皇出游，一些善男信女将玻璃灯笼用铁钩挂在手臂的肉里是同样的；龙壮图在大红坡生产队小组会批判刘少奇时，发言错说成：“毛主席的黑修养”后，就被吊在食堂里打得要死；大家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这又使我想到，教会学校的吃饭要祷告，请主赦免的样子了。不久，“文革深化”，从皎被派往很远处挖水沟，放假天也回不来，我一人领二个孩子，还要照样出工，有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治保委员（叫文保良是当地农民）来通知我明天去积肥铲草皮，我问明天放假吗？他说：“放”。我又问：“哪些人去劳动”？他说：“地富反坏右”。我就说：“知道了”，第二天我没去，他就来大声喊我去劳动，我说：“没有我”，他说：“你是右派，就有你”。我说：“中央说：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最后我们找支书杨宝光，周围有人说：“张轶中嚣张，把她捆起来”，我背着一个抱着一个孩子就说：“来捆吧！”杨则说：“我觉得没有她吧！其实劳动是光荣的”。我说：“我是不怕劳动的，只要支书去，我就去。”他说：“那我就去”。我说：“那要托儿所开门才行。”为此托儿所只好来人。这样我们去干了十分钟左右，也算大家都能下台了。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摘帽右派的处境了。
　　不久，1967年5月我请假回上海探亲。我背一个牵一个，带着一个小包就启程。到了昆明，就住塘子巷的“昆明旅馆”的一个小房间，离火车站近些。昆明由于文革乱烘烘的，公交车不开了，那时南窑车站刚建不久，连站台也没有，我将孩子锁在旅馆去买票，孩子小，心里很急，步行还是很远，有一骑车的中年人看出我的难处，帮助我，带我去到车站，顺利地买到票。回到旅馆，小的滚下了床，二个哭得泪人儿似的。上火车由于背着孩子，又没站台，爬不上去，有个解放军帮忙才上去了。当时没有到上海的直达车，中途要转车，我就选了衡阳站转，岂知到了衡阳局势更乱了，每列到上海的车都满满的，挤不上去，就这样在衡阳滞留七天，而且每天给上海打电报说：“明天到，盼接”。到第七天，我是拼命也要挤上去的，我背一个拖一个很难地赶到车门口，列车就要开了，我还挤不进去，我只好最后一个把小女推在前，我拉着扶手车子就启动了，背上的小儿还在车外。这时列车员看见了，说：“太危险了！”就挤过来帮我，抱起3岁的小女，领我挤进车厢内，但也无落脚处，就带我们到餐车内找个坐位安顿好，餐车内也塞满了老人孕妇等需要照顾的人们。世上还是好人多呀！车内水泄不通，天又热，没有水，上厕所极不方便，小孩的屎尿只好连尿布一起扔了。那时是蒸汽机车，所以满面是煤灰，黑呼呼的，而且这列特拥挤的车到站都不再开车门，不让再上车了。可站台上的旅客就要上车，许多大胆农民用扁担打破玻璃窗就爬进来，情景可怕。所以车是停停开开，多走了好几天。车到上海，一阵拥挤，我想，反正家里是不会来接我的，就等别人都走了，再慢慢地下车吧！这时听到我母亲的声音说：又没来！我一下就大叫起来说；“我在这里！”就哭起来了。想五十年代，我不知为了出差走过多少地方，但从来没有这样的出门经历呀！出了车站，由于我背着孩子，人又很脏，这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就引来许多好奇的孩子跟着我们看热闹，我妈才让我把孩子放下来。上海也是乱烘烘的，成天武斗，成卡车的人手持木棒来往于各条主干道上。我有时住在二姊的公寓楼里，楼梯上经常砰砰作响，有点恐怖气氛，后听说是抓“腐化”，实际上是谈恋爱的，都成了非法。我的假期是40天，待到接近时，火车就停开了，这样就耽搁了4个月。我就买第一列从上海开出的火车回昆明，并请火车站出具证明，证明火车停开的日期，以避免回场挨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我记忆中所留下的印象。
　　农场开始抄家了，我们当然是对象。我问：“凭什么要抄？”答复是：“省里规定：凡1952年云南土改时，年满18岁，家庭出身地主的就要抄”。据说这是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的旨意。这样家中仅有的衣被连同二个皮箱一起抄走，还有许多工具书和文学书籍。至于科技书他们不要，要打封条，我说：“不行，我有小孩，万一撕了，不好交代，你们搬走。”这样，他们不搬也不封，我要他们将抄走的东西出具收据，他们也不给就走了。据说二个队长（玉溪移民）要分我们的东西，一人一箱，一人一件大衣。这样我到场部军宣队去反映：“我16岁参加革命，我又不是云南人，没有理由抄我家，他们又不给收条，我已无法正常生活，连换洗衣服也没有，据说还要分掉。”答复说：“不准分的，待他们研究后再说”。这样一家四口只有一床被子，只好又来买布自己缝二件换洗衣服，勉强对付，当时我不会做针线活，还是在当地老乡指教下才勉强缝制成功，尤其是做鞋，是用脚量大小，然后做出来的鞋，像盒子一样，只好用带子拴着才不会掉，但总算渡过了那个年代。过了几个月，东西发还，可已不成样子了，箱子和大衣均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其他也发霉不堪，至于工具书和文学书则未还而被私吞了。有一次，农场要开大会通知我们参加，我们夫妻俩各背一个孩子跟着队伍向农场进发，走到半路又不要我们参加，只好往回走，这时我们是逆队伍而行，许多人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而无可奈何。
　　我们家住在水电站的水磨边，紧靠无遮拦的水沟，是独家，周围没有其他人居住，房子非常矮小，从皎都要低头才能进去，但倒也清静。有一个星期天，从皎也从水利工地回来了，我腰痛得很，早上起来，我在水沟边漱口，小弟刚学会走路，也跟着我学刷牙，一不小心，就落水，他穿着红色棉衣，我只看见一团红色的东西，呼的一下立即被水冲进磨坊下面去了，当我反应过来，就只会喊；“啊呀！啊呀！”从皎听到后，立即出来，问什么事，我都不会说了，只会指指水沟，从皎理解了，立刻跑到后面，淌水进到磨坊下面，那里伸手不见五指，后摸索到孩子挡在伞盘上，幸好没有开磨，否则没命了，抱出来时，小手还紧握牙刷不放呢！口缸是冲走了。
　　有一次去薅秧，都是跪在水田里，去除杂草，我位置在埂边，秧苗已很旺盛了，头都埋在里边，突然我看到有毛虫在稻杆上，嘴红红的，我从小就怕这种虫，我退了一下，想避开它，不料左边也有，又看到右边也有，我吓得跳起来，在里边乱跳了，别人就说：“张轶中疯了”。其实我是什么幼虫都怕，就是米虫和蛆之类都怕它们的，想当年刚到四川时，下雨天厕所里蛆爬出来，我就不敢进去。
　　不久我也调去瓦窑，砖瓦生产是重体力劳动，每月定量粮食为42市斤，而农业上为38斤。我负责码砖坯，就是将刚打出的砖坯把它分开，以便干燥后进窑烧制成砖，每天定额为2000合即6000块，这种工作是不断弯腰工作，初时甚觉吃力，熟练后也就适应了，一般七八小时就能完成。其实各种工作也没农业上大田劳动更累，就说插秧，算是轻活，每天定额为半亩，那一直是弯腰劳动，工作时间最少要十个小时才能完成。我现在老腰痛，就是当时太劳累引起的腰肌劳损所致。至于出窑那是更难了，那工作是冒着高温把砖瓦拿出来，有一次我当时就休克了。从皎更是吃苦，他要打砖做瓦，定额很高，要将一大块牛踩好的泥巴高高举起，砸向砖模内，如果力气不够就砸不满，得重来。还有烧窑，要不断地将几十公斤的湿煤块送进炉膛，到大火时热得连饭都吃不下，满面满身的黑煤灰，满脸的疲惫和无奈摊坐在地上。从皎还学会了盖房子，有一次在大红坡盖大仓库，正值风季，一根工程线长几十米，风大，中间略有弧度，说是故意破坏，要斗他，并让我带孩子先回去，我听说了，就不走，最后又说会不开了，我们才回去。当时我们夫妻两人每天4点多钟就起床，将孩子吃的米粉和尿片都准备好，然后两人换着挑着孩子，正点到达工地上班的。那种艰辛是别人所不理解的。一次孩子还不太会走，我们把他放在草席上，一不小心，拉动旁边的自行车，倒下来打在头上，鲜血直流，我就立刻背到十多里外的弥勒医院抢救才算度过难关。后来农场又要盖瓷厂烧胶杯，为橡胶生产服务，要我们两口子负责设计并建瓷窑。我们没见过瓷窑是什么样的，就拖儿带女到个旧瓷厂去参观，然后回来设计绘图，特别是窑拱的耐火砖，每块形状都不同，都要计算好，绘图后订制。从皎施工，还建成25米高的大烟囱，当时没有安全设备，在顶上工作真是提心吊胆。40多年后，现在仍屹立在那里。以后又让我当瓷厂会计，那是工业会计，要核算成本。我说：“不懂，没学过”。他们说：“大学生，应该没问题”。不得已，就到处找资料学着做吧！不久又要兼职去地改田。指挥十多台推土机推土。没有测量仪器，用针水瓶做成土平板仪，改了几百亩土地为良田，农场就有大米吃了，以前我们是吃玉米。还出了这样一件事：有次瓷厂的烤棚失火，为了重建，向普龙各队借了木料和瓦，并已和各队都说好了赔还的办法：可以自己去买后转帐或付现款均可。有一天，分场开各队干部会，所有的队长会计出纳都参加，我由于先去地改田工地后再去开会。一进门，普龙分场党委书记满廷贵（是本地农民），就向我大吼说：“张轶中你借了帐，还要我来给你揩屁股吗？”我有点莫明其妙，不知指什么事情，后来才明白是指借用木料和瓦的事，我就说了情况。他依然发吼说：“你这个右派分子不要嚣张”。当时我刚进去，草帽还背在背上，并挎一个小包。就说：“我摘帽已十多年了，中央明确规定：摘帽后就不再是右派了，别的人说还可理解，你一个党委书记这么说是不对的。”他就更跃武扬威地说：“你不要以为摘了帽子就不会再给你戴上的，而且你还翻案。”我就很生气地说：“党章规定：对处分有意见可以申诉”。他把党章啪一声放在桌上说：“在那里？”我就说：“党员权利那一章。右派帽子不是像这个草帽那样，说戴就能戴上的。”说罢我就走到中间去说：“是不是要开斗争会，来好了。”后来与会干部都劝说“算了！算了！”才算了结。总之，在农场不论工作再好！再卖力！仍是受人歧视的。
　　不久，学校发调函，要调我回去。但是农场不放；说：不可以，农场是铁板一块，谁都不许走，只要一个走了，那就打开缺口都要走了。
　　1978年邓小平复出掌权，给中国几乎全体右派“改正”，要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地委领导来到农场说：“大家都是宝贝，就确定全部留在红河州了。”我们想：我们在农场已二十年了，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回事，今天变宝贝了，真是可笑。这时蒙自师专来一辆吉普车到处找我，要我去蒙自师专教数学。我说；“不行的，我不是学数学的，隔行如隔山，我不能误人子弟。”以后他们就不让我走，说她已分配工作的了。要走得有省委组织部的调令才行。王从皎原单位是植物研究所，他们立即将其调回去。这时，农场大部份的人已走了，不得已，我来到昆明，向学校说明情况，这时学校也比较乱，因为北林的要回北京去了，乱哄哄的，但是在任玮先生的帮助下，还是到省委要了调令，学校派了部车子，才得以离开农场，回到学校，那已是5月份了，就这样告别了生活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年龄，又刻苦地恢复自己的知识，以跟上时代的脚步。

　　本文选自《二十一年：纪实文集》，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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