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丨“商务”并非唯商是务，“印书馆”并非仅仅印书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125年华诞。商务印书馆在其125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各种方式参与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了个人的生活。商务印书馆的作者、译者、读者和员工以“我与商务印书馆”为题讲述他们与商务结缘、交往与合作的经历和感悟。
“商务”并非唯商是务，“印书馆”并非仅仅印书
——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25周年
文丨李宇明
每次走进商务印书馆大门，门厅墙上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八个大字，总是让我驻足凝视。走进大厅，商务印书馆早期创办人张元济“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的对联，总是让人留步思索。“读书”“民智”“教育”“积德”与百多年的商务是个什么关系？与百多年来的中国是个什么关系？
初识商务人
我与商务人第一次接触，是二十多年前在华中师范大学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和毛永波先生的见面。那是20世纪末的一个中秋节，杨总和毛永波两位到武汉拜望我的导师邢福义先生，事先与我联系，让我做向导。商务印书馆是出版界的皇皇殿堂，杨总当年是驻德国、瑞士的外交官员，还做过新闻出版总署外事司领导，却如此尊重专家，这给我留下了特殊印象。他温文尔雅，博学多闻，我们很是投缘，一见如故。在以后与商务的交往中，我深切体会到，“尊重专家”是商务印书馆的馆风，而这馆风也特别能够赢得专家信赖。自杨总与邢福义先生见面之后，邢福义先生把他的重要著作都交给了商务出版。据我所知，商务还在筹拍陈章太、邢福义、戴庆厦、陆俭明、王宁、江蓝生等先生的学术人生。由此可见“印书人”对写书人的真实情谊。
助力研制“规范汉字表”
2000年底，我奉调入京，担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兼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语信司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和维护国家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制定“规范汉字表”成为首当其选的任务。这是因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于2000年发布，法定的国家通用文字为“规范汉字”，为了很好贯彻这一法律，需要有一个“规范汉字表”做支撑；自从1955年我国开始简化和整理汉字以来，发布过多个字表和汉字规范，需要进行整合归一；语言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用字需求，需要有一个新时期的字表。
其实，规范汉字表的研制也曾经立过项，但终未有果。把语用所的汉字研究力量动员起来，再次上马，也是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寻求课题经费，我求助于商务的杨德炎总经理，没想到杨总竟然一口答应，说商务是用字大户，应当支持国家的这项事业，并派周洪波等人跟踪支持，条件只是课题组要多与商务通气，免得商务贯彻国家的文字精神不及时！
字表研制采取“稳扎稳打”的工作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先听取意见，围绕“异体字”“简化字”“印刷字形”“人名地名用字”等问题，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且利用会议之便也听取港台、海外学者意见，情况明了才有利于决策。这些会议成果编为“汉字规范问题研究丛书”，2004年由商务出版。这套丛书是对几十年来汉字整理、简化的经验总结，为字表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商务是《新华字典》的出版者，当时《新华字典》修订出版在即，修订主持人程荣教授不仅把字典用字情况与字表研制者充分交流，而且在字表研制成功后的上报过程中，《新华字典》就率先贯彻字表精神，是字表的第一个实践者。这是《新华字典》的编纂者和出版者的担当，也是对字表的贡献。
新华字典（第12版）（单色本）
字表最后定名为《通用规范汉字表》，从2001年立项到2013年6月国务院批准发布，前后十余年。此后，商务第一时间出版了王宁先生主编的《通用规范汉字字典》（2013），以及语信司组编的《信息时代汉字规范的新发展——〈通用规范汉字表〉文献资料集》（2015）。
左图：《通用规范汉字字典》（2013）
右图：《信息时代汉字规范的新发展——〈通用规范汉字表〉文献资料集》
出版“皮书方阵”
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正式成立，逐渐建起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材、民族语言、华语、开发应用等分中心，用动态流通语料库的理念和方法，对主要领域的语言生活进行长期的监测研究。当时学界对语言生活的研究也有较多成果。这些数据和研究成果需要有个发布载体。《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绿皮书”）就是这样的一个载体。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为打造这样的载体，商务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洪波、余桂林等商务人一直参与绿皮书的谋划，商务的工作远远溢出了编辑、出版者的职责。在皮书临近出版的那些天，商务的会议室成为皮书工作的研究室和编辑室，灯光照着一群彻夜不眠之人。在教育部、语委关于语言生活新闻发布会的前后，绿皮书印了一版又一版，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如此现象，实不多见。
绿皮书出版之后，以绿皮书为“学术底盘”，在商务支持下，相继形成了反映中国语言生活的“皮书方阵”：2015—2017年，《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俗称“蓝皮书”）、《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黄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俗称“白皮书”）次第创办，国家语委这四大皮书年年发布，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状况；2016年《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18年《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20年《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京穗沪三市皮书不定期出版，展示了我国大都市的语言生活景观；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出版，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领域、区域语言生活的皮书。“皮书方阵”的出版，不断向学界传递着“语言生活”的理念。
左图：《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2021）
中图：《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右图：《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21）
左图：《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
中图：《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
右图：《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0）
左图：《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
右图：《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21）
举办“汉语盘点”活动
改善语言生活，需要提高全社会的语言文字意识，传播现代语言理念。日本1995年开始让民众投票选出最能反映当年社会热点、世态民情的“年度汉字”。我到语信司后觉得，我们既要研究语言生活，也要不断去影响语言生活，也要做个类似于日本年度汉字的事情，向社会刮刮语言文字风。
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商务的支持。2006年下半年，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发起，“汉语盘点”活动开始筹备。活动的主体是网民，宗旨是让网民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借以彰显汉字汉语魅力、复盘社会变迁，让人们在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同时，体会汉字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设计，既有文字又有语言（词），既看中国又看世界，使用的是“语言与社会共变互育”的社会语言学原理。参与活动的既有专家又有网民，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全媒体参与。后来在汉语盘点之时，还同时发布当年的十大新词语、十大流行语、十大网络用语。十余年来，汉语盘点形成了一个品牌，甚至是中国的“文化年俗”，也带起了中国的报刊杂志在年终岁尾用字词的方式来梳理、评点当年要事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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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除了日本、中国之外，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马来西亚、法国、美国等国家也陆续开展了“年度汉字”一类的活动，例如，美国的“Good Characters”网站公布2021年的年度汉字为“涨”。在推动国际“年度字词”新习俗方面，中国的“汉语盘点”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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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语言战略研究》
在国家语委指导下，加上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的学术支持，商务201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有关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学术期刊《语言战略研究》。6年来，这份杂志设置了一系列的学术话题，获得了一系列学术荣誉，得到学界的充分认可，其影响也溢出了国界。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语言学》2020年第3期推出中俄两国学者合作的专刊，刊发了中国学者5篇关于语言生活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近些年发表在《语言战略研究》上的。
《语言战略研究》期刊
评价一份杂志，如同评价一个学科、一个学者一样，要看它对本学科的学术提升力，对相关学科的学术穿透力，对社会的学术影响力。《语言战略研究》特别重视对语言生活的研究，把语言生活看作学术的出发点、研究成果科学与否的检验室和成果作用的发挥处。学术的根本目标是改善语言生活，推进社会进步。杂志的选题都来自语言生活，把语言生活中的问题“问题”化。这种学术理念、学术范式，既是发挥学术之责，也是弘扬学术之善。
我作为杂志主编，深切体会到商务的馆风和学术之心。《语言战略研究》能够快速发展为有特色又影响的语言学杂志，与商务领导的重视和人力物力投入有关，也与商务的学术人脉和语言学缘相关。在周洪波先生的积极争取下，国家语委同意商务印书馆设立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成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正式成员。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致力于“将语言学知识转化为语言产品和生产力”的开发应用。自2006年开始，在周洪波先生的操持下，商务印书馆联合北语、社科院语言所等单位，举办“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2010年开始举办“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这两个会议的议题与《语言战略研究》的话题，有许多相近相关的地方，就可以想见《语言战略研究》的成功，有着深厚的学术根脉。
支持辞书学会工作
中国辞书学会的挂靠单位是语信司，秘书处设在商务印书馆，商务的历任老总一直是副会长或第一副会长，后来，总编辑、副总编辑还兼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当年曹先擢、江蓝生两位做会长时，杨德炎老总是第一副会长，我当年是语信司的司长，每年都参与多次中国辞书学会的工作。商务还帮助学会办“辞书（图书）编辑培训班”、编辑《中国辞书学报》等等。第六届理事会选我做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实在是诚惶诚恐，不过在工作的过程中，也让我更仔细地了解了商务对中国辞书学会的支持。
中国辞书学会是一个学界和业界紧密结合的学术组织，会员是辞书研究者、辞书编纂出版者，辞书出版机构都是集体会员。这种学术组织的最大特点是讨论问题不空洞，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马上用于业界，业界的现实问题也可以较快地转化为学术问题。这些年，中国辞书学会提出了四大理念：
第一，从研究辞书编纂向研究辞书生活拓展，特别要适应信息化时代用户的辞书需求；
第二，推进纸媒辞书向融媒辞书发展；
第三，在研究国外辞书的同时，加强对中国品牌辞书的研究；
第四，弘扬“中国辞书人”的精神。日本有电影《编舟记》，韩国有电影《词典》，英语电影《教授与疯子》讲述《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故事，中国也应有传扬中国辞书人精神的文艺作品。
商务印书馆今年已经125岁了，但她毫无老态，始终是1897年那个高呼“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商务，那个于灾难战火中涅槃重生的商务，那个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商务。商务印书馆百多岁而不衰的奥妙，就我与商务的交往看，在于她的“名不副实”：“商务”并不是唯商是务，做了许多与商无关的事情，也许这里面有更大的商机；“印书馆”并不只是“印书”，做了许多与印书无关的事情，也许印的是一部更大的书。
“读书”“民智”“教育”“积德”，与百多年的商务是个什么关系？与百多年来的中国是个什么关系？我需要继续思考！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202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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