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丨中国家庭语言规划问题——序《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Original 李宇明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 2022-12-22

收录于合集 #语言学 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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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语言战略研究”丛书的第四本——《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近日与读者见面。

《语言战略研究》主编李宇明教授为该书主编并特为其作序，今刊序言，献予读者。

中国家庭语言规划问题

——序《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文丨李宇明

近十几年来，家庭语言规划（或曰“家庭语言政策”）已成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新热点。这与语言规划越来越关注自下而上的路向有关，也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语言传承危机、移民身份认同危机相关。

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可以追溯到1913年朗沙（Ronjat）的研究，他与妻子约定，教其子路易（Louis）学习双语，一人教法语，一人教德语，使路易自幼就成功掌握了法、德两种语言。这种“一人一语”（One Parent,One Language）的家庭语言策略，成为以后儿童双语习得研究的中枢框架。此后，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经历了双语儿童培养、移民语言问题、语言复兴、阻止濒危语言转用的家庭语言管理等几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研究体系。1996年，希夫曼（Schiffman）正式提出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的概念，用这一概念指称家庭语言、家庭成员之间语言使用的管理行为及意识。2008年，金（King）、福格尔（Fogle）和洛根-特丽（Logan-Terry）提出，家庭语言政策应该根植于语言政策和儿童语言习得两大领域，研究家庭语言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关系。斯波斯基（Spolsky）也提出，要把“语言意识、语言实践与语言管理”的研究模式应用到家庭领域中。

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早年也有一些文章涉及相关内容，比如：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三峡移民的语言问题、农民工家庭子女的语言教育、儿童的外语教育、特殊儿童的语言康复、海外华语的传承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政策的变迁，中国家庭的语言教育正发生着巨大变化。随着中外学术交往的日趋密切，中国学人也越来越注意到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性。2017年和2019年，《语言战略研究》杂志就设置了两期家庭语言生活专题，掀起了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第一波热潮；2018年6月，武汉大学举办“多语与家庭”学术研讨会暨青年学者工作坊，百余位中外学者参会，旨在通过跨学科跨文化的思想碰撞寻找解决当代家庭语言规划问题的新途径；《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蓝皮书）在2018年、2020年两次将“家庭语言规划”作为专章进行梳理。可以说，家庭语言规划也正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

目前，中国家庭的语言规划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

城市家庭的语言生活，正处在地方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及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多元竞争中。子女是传承乡音还是积极融入城市语言？是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还是积极地成为双言双语人或多语人？

这些问题也常常困扰着家长。家庭的语言选择与子女的语言教育，关系到儿童的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及社会化发展，关系到儿童未来的活动半径。近些年虽然有“逆全球化”的思潮出现，但全球化仍是主流，移民海外的华人仍在增多。华人华裔家庭在海外如何传承华语、延续华语身份认同？此外，一些患有语言疾病的儿童，如听障、盲、自闭、智障、语言发育迟缓儿童，更需要特殊的家庭语言规划。

家庭语言规划，关系到家庭语言的和谐，特别是祖孙两辈人的交流；关系到孩子的多语能力培养，包括文化的传承和对家乡、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关系到国家语言资源的保护、国家语言政策的实施和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因此，需要研究家庭语言规划问题，需要对各类家庭的语言规划给以咨询、做出指导。

一、了解家庭语言规划现状

了解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了解家庭的语言规划现状，是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家庭是十分复杂的社会末端组织，必须分类认识。分类可从内外两个方面考察：内部看，可以根据家庭语言种类分为单语家庭和多语家庭，多语家庭需要处理的语言矛盾相对复杂，需要对祖辈、父辈、孙辈及其相互之间语言使用状况逐一了解，以便发现家庭及其成员的语言意识形态和使用策略。外部看，是看家庭所处的外部语言环境，社区、城市、区域等通用的语言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的语言选择。家庭语言与其外部语言环境一致时，家庭语言规划的难度一般不大；如果家庭语言与其外部语言环境不一致，家庭语言规划的难度就比较大，家庭如何与其外部语言环境相适应、家庭语言如何维持，就特别值得观察。现在，由于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多语家庭增多，家庭与其外部语言环境不一致的情况增多，语言矛盾就会特别凸显。

观察子女的语言教育状况，也是了解家庭语言规划的重要切入点。在孩子牙牙学语阶段，选择以何种语言作为孩子的第一语言，反映了家长的语言态度，也为子女涂上了身份认同的底色。儿童入学（包括幼儿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以后还要学习外语。当前中国儿童语言学习的实际情况，也许有些家庭是要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学习，有些家庭是要创造外语学习条件，但整体而言，是对于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这将导致国家语言资源的流失。

二、认识中国家庭语言教育的突出特点

祖辈深度参与的育儿传统

在中国，很多家庭养育后代都需要依靠祖父母辈。城市中年轻父母需要上班，需要祖辈帮助理家和照管孩子；农村的年轻父母多数都进城务工，留守子女需要祖辈照管。中国本就有祖辈参与育儿的传统，而今祖辈参与育儿几乎成了中国家庭的重要特征。祖辈的语言一般都是“老式”的，在农村，这种育儿方式联通了祖孙语言传承的纽带，虽然也可能与孩子的学校语言稍有冲突；但在城市，祖辈多来自外地，所操语言可能与儿孙所在城市的语言不同，与儿童的学校教育语言不同，这样，家庭就会出现多语或多语码。多语或多语码家庭，从一个角度看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有利，在语言习得关键期内，儿童可以习得他所接触的语码，从小形成多语能力。从另外的角度看，许多年轻父母都希望儿童自幼就能学好普通话，担心祖辈所操的方言、民族语言或“老式语码”影响孩子的语言发展，因而形成家庭语言矛盾。

在中国的育儿传统中，不只是祖辈深度参与，任何接触儿童者，如保姆、亲属、邻居等，都与儿童说话逗乐。这种传统使得儿童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听到话语，具有优越的语言发展环境。经验性观察告诉我们，这种育儿环境中成长的中国儿童，说话要早于西方儿童。

独生子女

许多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表明，哥哥姐姐在年幼同胞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斯波斯基认为，年长的孩子把社会上的强势语言带到家里，并经常使用该语言与父母及年幼的弟弟妹妹交流。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2015年，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形成了人类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单子女现象并不稀奇，但全社会儿童多是独生子女，便是人类奇迹。

独生子女的语言发展和人格形成是在“同胞剥夺”的环境下进行的，他们受到了充足的甚至是“过量”的照顾、教育和爱，他们有很多长处，但在吃苦耐劳、责任担当、合作互助等方面可能存在短板。而今，这些独生子女都成长为社会骨干，并已为人父母，可以对其语言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全面评价了。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独生子女这一代并没有当年那么多的令人担忧之处。

“二孩”

2016年，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很多家庭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二孩”家庭与一般两个或多个孩子家庭的不同，在于这种“二孩”家庭是从独生子女家庭发展而来，大孩与二孩的年龄距离较大，其语言既像玩伴又似长辈，大孩还需要从“独生子女”的心态中逐渐走出来，不嫉妒、不争宠。而父母对二孩可能会更为娇宠一些，两个孩子有争端，父母批评大孩居多，这也可能会带来大孩心理上的阴影，从而影响家庭未来的和睦。二孩的语言发展也必然具有不同于自然二孩、不同于独生子女的特点，这是值得研究的。

祖辈深度参与育儿、独生子女家庭、“二孩”家庭，都是中国育儿传统和中国特殊时期造就的难得的“语言实验室”，独生子女家庭、“二孩”家庭甚至是不可复得的“语言实验室”，对于研究语言输入与儿童语言发展的关系，验证乔姆斯基的大脑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三、帮助家长做好家庭语言规划

家庭语言规划，既取决于家庭条件，更取决于家长的语言意识。当前，子女语言教育开始由“自然”走向自觉，多数家庭都比较关心子女的语言教育，且倾向于让子女学习较有地位的语言，如普通话和英语。关键是需要弄清楚，是谁在影响家长的语言意识？是传统的自然影响，还是当今的大众传媒？是早教机构、孩子的学校，还是家长之间？目前看来，早教机构和家长之间是影响家长语言意识的主要渠道。

帮助家长做好语言规划，首先要帮助家长树立“语言资源”观念，认识到当代社会应当培养儿童的多语能力：通过家庭和社区培养儿童的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的能力；入学后主要培养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一些语言较为发达、具有民族教育传统的民族，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儿童的民族语言使用能力；有条件的还要在小学三年级开始培养儿童的外语能力。通过多语能力的培养，满足下一代在情感维系、文化传承、认知发展方面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充实的语言能力的必由之路。

在帮助家长树立“语言资源”观念的同时，也需要畅通和扩大影响家长语言意识的渠道。当地学校、社会媒体、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相关专家，要认识到家庭语言规划关系到家庭语言生活、公民语言素养和国家语言政策与规划，要看到家家有语言投资、家家亦有语言焦虑的现实，负起社会责任，帮助家长树立合时的语言意识，做好家庭语言规划。

本论文集将研究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的论文编选成集，目的有二：

其一，学术上是为了对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汇总，在与国际同行研究的比较中明其长短，在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的现实需求中凝练问题、明其方向，进而推进中国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其二，实践上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的现状，有效帮助数亿家庭做好语言规划，特别是避免家庭语言规划与国家语言规划的脱节。

本论文集从国内中文期刊中精选出26篇论文，分为理论与方法、家庭与儿童语言发展、少数民族家庭的语言选择、城市移民家庭的方言保持、华裔家庭与祖语传承等5个专题。这些专题涵盖了家庭语言意识研究、家庭语言管理研究、家庭语言的社会化研究等内容，代表着中国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主要领域，具有中国研究的特色。

这26篇论文，时间跨度上分为3个时期：约12%的文章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末，属于开创性研究，是家庭语言规划思想的萌芽；约15%的文章发表于2000~2015年，主要讨论中国语言生活变化带来的家庭语言问题；约73%的文章来源于近5年。这些文章有些是中国研究传统的继承发展，也有不少是利用国际通行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家庭语言规划，反映了中外学术的融合发展。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中国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脉络。

文集最后还有一个附录《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中英文目录索引》，提供了近些年发表在中英文核心期刊上的近250篇文献目录，由此可窥近年来国内外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面貌。

2021年1月9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图书信息

《家庭语言规划研究》（语言战略研究丛书）

李宇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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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会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语言战略研究》主编。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语法学、儿童语言学、语言学理论、语言规划等。著有《语言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绪论》《中国语言规划三论》《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等著作。主编《全球华语词典》。主持编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并出版了英文版和韩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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