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如何治国理政
所以中道的办法,就是因着福报大小不同,参于业的份额不同来分配物质,这是最合理的。这是有等差,来进行物质的分配,这是可以的,这是中道。左的是社会主义,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完全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也有问题,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不按照本然的等差来分配。你非要把不平等的搞平均,把个人的东西剥夺分配给穷人,是大民主,大平等。毛泽东时代的这种,打破差别,各种差别都消灭掉,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平均,是有问题。右的资本主义,贫富的过于不均。死定的物权,天赋的物权,可以任意支配物质的财富。其实是剥夺了部份人的物权。富人对物质的绝对所有权,夺取了部分人的利益。也有问题。社会主义是以富济贫。资本主义是以贫济富。一个是以穷济富,一个是以富济穷。我们说应该是按照各人所发份额来分配物权。资本主义是以以薄济厚,资本主义是最不合理。社会主义还是相对来说是合理的多。但是绝对的平均相对于我们的中道来说是有问题的。
但是整体来说,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好得多。在今天,社会主义是个坏名词,而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我不这么看,我觉得社会主义还得弘扬。假如说儒是道的话,社会主义这是鲁,资本主义这是齐。鲁一变而至于齐。儒家和资本主义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正道之边了。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是接近于正道,资本主义背道而驰。在这个过渡的年代我们提倡儒教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道理的,社会主义在正道趋于道之上了,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正道的一个中间阶段,我们提倡儒教社会主义,然后过渡到儒教中华文明,然后不再提社会主义。
这样我们就清楚的界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战国的年代,社会主义要坚守,在资本主义还及其猖狂的时代,是坚守社会主义过渡到儒教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搞儒家自由主义、儒家资本主义。那这个儒教也搞不成了。因为资本主义是真正的敌人,是真正的祸害,他是极端自私的,极端不合理,极端违法正道。我觉得我们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这确实是有识之士的共识。我们后来站在西方自由派反政府的角度,因为政府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就反社会主义。这种论调极其错误的。他忘了中国在走入社会主义之前,那是整个知识界的共识,是各派的共识。所以社会主义要跟马克思主义要区别开来。那个时候,包括梁漱溟先生,整个的左中右各派,梁先生在讨论宪法的时候说,社会主义是共识,马克思主义不是共识。社会主义确实是可取的,我们必须坚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要坚守,有些要放弃。
顺浊世之趋势,众生行业应如江河日下!然其中每有一部分众生经验较富,知苦果之由来;具有救世之志,愿作中流砥柱者;力若足以控制一般恶类,自能挽回颓风。此等大哲,世固尊为贤圣,或曰伟人。
上节所称应世大士,即具此种救世精神。其未彻见本来面目者,如愿力伟大;威德强盛;亦克担此重任。而威德之发皇,须夙世善业能倾倒众生而后可。威德未充,徒恃愿力,虽会真大士仍有志莫遂,况其次者乎?孔孟诸公不能行其道,有由然矣。
上面说的是因为贪求而争夺。这里说了一个相反的趋势。顺贪求争夺这条路走下去就会越来越差,但是世界不会越来越差,因为救世的人在起作用。善行和恶性在循环,恶性不是一直在起作用,恶性到一定的程度会让位于善性,让善性起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循环。顺浊世之趋势,众生行业应如江河日下!行为就是行为,业就是业力。众生行业江河日下,行为越来越恶,作业也越来越恶。这个说的只是作业的问题,没说作业的果报。然其中每有一部分众生经验较富,知苦果之由来;具有救世之志,愿作中流砥柱者;力若足以控制一般恶类,自能挽回颓风。此等大哲,世固尊为贤圣,或曰伟人。这就说伟人的强力的作用下,众生的作恶得到了控制,不再如江河日下,让圣贤控制了,甚至往上推动了一小会。这个圣贤知苦果之由来,知道作恶受苦的道理,行善就会享福,共造恶共受苦,一个人造恶一个人受苦。知道善恶和苦乐之间的这种联系,这种必然的联系,这种经验的丰富表现之处。所以他们智慧高。所以愿做救世之志,愿作中流砥柱。就是在江河日下的当中,把它托住。所以圣贤的心力是极大的,有智之士,发起的无匹之大勇,像城门的千斤闸,我们要把它拖住多难,是不是?江河日下的河流,要做中流砥柱,这有多难啊!可是圣贤在无匹的大志和大勇之中发起了无匹之大勇来做这个事情,足以来控制一帮的恶类,让他们不再造恶。挽回江河日下的颓风,让日益颓败的风气加以好转,不再那么迅速地败坏,甚至由恶转善,由颓风转成良善的风气。
此等大哲,世固尊为贤圣,或曰伟人。所以这些都是中学名词,不是哲学。哲人,哲人,明哲保身,哲是智慧的意思。智人有三大德:知仁勇。勇大力,大雄,大慈悲。所以智仁勇是非常好的结构,非常重要。勇代表力量,代表气魄。前面的是条理,是智。智是理,仁和勇是气。所以中国人不是理气二分,是理气结合的。所以康德完全排斥气和经验的作用,道德感情也是非常必须的。我们中国总是中道的,不偏于一边。这种干枯的理性,康德和休谟都落在一边了,中国的道德感情是全面的。
上节所称应世大士,即具此种救世精神。其未彻见本来面目者,如愿力伟大;威德强盛;亦克担此重任。而威德之发皇,须夙世善业能倾倒众生而后可。威德未充,徒恃愿力,虽会真大士仍有志莫遂,况其次者乎?孔孟诸公不能行其道,有由然矣。
上一节的最后的一小节就是应世。那个应世大师就有智仁勇。但是会缺少一个东西:福报和威德。智仁都是自业里,而福报和威德属于共业,自业和共业还不是一回事,要区别对待。如愿力伟大;威德强盛;亦克担此重任。而威德之发皇,须夙世善业能倾倒众生而后可。夙世善业是共业的世界。把善行做出来,做到善行的结果里去,才有威德的发皇,才能倾倒众生。所以福报和威德都属于共业。要救世属于共业里面救的。他这个更加重要,要在救世的共业里面要做中流砥柱,来挽救颓风,来让世间的风气好转,在共业里面救世。共业里的福报和威德还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有这个是第一位的。如果你的威德够,福报大,所积的威德能倾倒多数的众生,再加上愿力的伟大,你就可以担此重任,不必成为会真大士,智慧不会达到很高的层面。只需要你的福报够了,你的威德大,再加上一个愿力,就可以承担救世的重任。所以在共业里面做事,属于共业的东西就占了主导地位。我们救世是共业里面做事,在共业里面的福报和威德就是第一位的。
威德未充,徒恃愿力,虽会真大士仍有志莫遂。这是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在共业里面做事,威德是主要的,自业里面的素质不是主要的。威德未充,徒恃愿力,会真大士虽有很高的智慧,很高的仁慈之心,但是没用,达不成你的愿望。这里面解释了孔孟诸公不能行其道的原因。
在上一节的末尾说到了,孔孟是由自觉而明见佛性的人,属于会真大士,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行其道,这里面给出了究竟的解释。所以佛教真面目虽然篇幅很短,但给出了很多的答案,是我们治一切学术的指南针。这个德位的问题,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孔孟不能行其道,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得位。孔孟不能行其道的问题,可以化解为德位关系。在广义来说,德福问题,康德讨论过,牟宗山讨论过,但是谈论的不够圆满。庄子天下篇也讨论过这种问题。从七种人身上,是一种德位合一的系列,我们应该把它分开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不易于宗谓之天人,不易于精谓之神人,不易于真谓之至人。下面是圣人,君子,百官,万民。这个系列是德位合一的系列,上面是德,下面是位,他们是诸侯,是天子,下面是卿大夫,士,民,大人,小人。德位可以用这一个系列,民就是小人,所以他既这是道德的最低层面,也是位的最低的层面。这些人可以为王,他们德高,所以位置也高。德位一致。这是治世。下面是乱世,乱世德位不一致,就要把他们分出来。分成君子、小人和恶人的。在共业的系列里面有王、有诸侯,有卿大夫,士,庶人,这是一个位置系列。这个时候就可以匹配了,互相相配。有的时候恶人可以位王,可以为诸侯。恶人为其王也不乏其人,比如桀纣之类的,那些天人为庶人的在庄子里面,往往如此,他们往往有大德,却不在其位,隐于庶民之中,或者百官之中。究竟来说,这是两个系列,是要分开的。所以孔孟诸公不能行其道,我们就很好理解了,他们在自业是会真大士,在共业中他们因为威德不够,不能得其位。位是福的方面。这是德的系列,一个是位的系列。这两个一个是共业一个是自业,各有内在根据。
正法治世,人心良善,浊化为清(相对之清);便收泰平之乐。共业所感,地藏日启;不须争夺,受用自丰。然贪于安享,迷惑渐深;福报转轻,物质斯乏;争夺之风又作,于是复沦浊世焉。是乃历劫治乱循环之基本原理也。
人类所知之史迹,不过数千年事;治乱循环,尚属小型现象,未尝超越浊世范围。真正大同盛轨,存诸理想而已。
这里进一步来说由众生业力的循环而导致的清浊的循环,正法治世,人心良善,这就是由业的渐渐良善而导致的结果,世越来越清,教是非常重要的。内圣学讲究自我的,自觉、自证,无法依靠。政法和教,正业包括物质文明和物质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共业里面的,这都依托制度的体制的存在。合乎正理的政与教的教化和治理作用下,人心趋于良善,浊世化为清世,受太平之乐。
共业所感,地藏日启。我们从里面要破除唯物主义,不是那么一回事。地下的矿产,地肥日丰。植物,还都很丰富。地藏就包括植物。地力跟人的福报时有关系,在人类没有福报的时候,庄稼都长不出来了,就会感得饥灾。为什么在佛教所预言的7000年以后有饥灾?地下的精华,这个资源、石油都被人挥霍掉了,不仅影响地球的温度的问题,这个地力跟这个石油和矿物都有关系的。地球都长不出庄稼来了。所以现在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确实需要认真地研究。在这个割裂的、个体的世界观里认为没有问题的,在整体的世界观里面看来却会有很大的问题。地藏日启。所以地下的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的。人类富报大的时候,矿物和植物都很丰富,所以受用自丰,不需争夺了。然贪于安享,迷惑渐深;福报转轻,物质斯乏。由贪引发痴,又引发了各种恶的心所,贪嗔痴都起来。所以善业又转为恶业。福报就轻了,物质就匮乏了。物质的匮乏除了跟消耗有关系,跟福报转轻有根为根本的关系。消耗是表相。如果福报大,你享受的再多,物质会源源不断的往外出现,不会匮乏。福报的转轻,是物质匮乏的根本原因。福报的转轻是共业的造恶引起的。也就是这样的关系。由恶业引起福报转轻,物质匮乏;善业,福报增长,物质丰富,这是因果关系。争夺之风又作。争夺是浊世的显著标识。
是乃历劫治乱循环之基本原理也。治乱循环是业力循环造成的。而业力循环,福报也在循环,争夺和和平也在循环。由业力的循环,导致了福报厚薄的循环,由福报的循环导致了和平与争夺的循环。和平时代就是治世,争夺之世是浊世。治乱循环这就是从这样而来的。
我们在课的开头我们讲了治乱循环,可以详细的划分为四个阶段,就是生平、太平、小康、大同,春夏秋冬的四个阶段。
人类所知之史迹,不过数千年事;治乱循环,尚属小型现象。未尝超越浊世范围。真正大同盛轨,存诸理想而已。这个说的对我们所知的历史所在阶段的认识,都在浊世的循环。这里面也有循环,在它之上有更大的周期。所以说的更大的周期是佛法说的大劫和小劫。增劫和小劫合起来就是1600万年,远远大于几千年的循环了。几千年之内的循环是属于小的周期,治乱循环的小的现象,更加大的周期1600万年的周期那才是大的治乱循环的现象。所以真正大同盛世还在大的治乱循环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大同。像礼记里面的大同还是小型大同,浊世里面的大同,还不够理想。相比大的大同,他的程度远远不够。
佛所说的增劫增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在1600万年的循环中是人在8400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寿命8400岁。我们所一些基本的指标,人的身高有二三丈高,也就是说有六七层楼那么高,这是正报。依报就是城乡依次挨着,人口众多。更是物质更加丰富。地里的植物都是非常养人的,自己长的,不需要农业。在真正的大同里面是没有农业的,是采集业。自己才采集就行,自己长出来的。庄稼很养人,很丰富。所以造成人的身高和寿命是很长远的,那是真正的大同时代。所以真正的大同时代是没有农业的。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伪大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工业。我们说工业只是据乱世的方式,工业造不成大同。工业只能是剧乱,他不但不是大同,是大同的反面。所以马克思所设想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根本的缺陷。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把符合中华文明的吸取过来,把他继承资本主义邪见那部分要剔除。这个工业文明是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他认为是进步,是人类的理想。其实不是。
下面冯大阿阇黎指出了圣贤处浊世的标准。我们是学圣贤的,也是我们要立身处世的标准。会真大士视浊世如净土,无须脱离;愿力所行,随时领导众生归于正轨;效率大小概非所计。学者明此,于立身处世之道,得其标准矣。冯居士给我们设立了立身处世的标准,圣贤立身处世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标准。会真大士视浊世如净土,无须脱离;愿力所行,随时领导众生归于正轨;效率大小概非所计。我觉得效率大小,概非所计,可以用评价孔子的那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切以正理而行,至于能不能成功,成功多少,概非所计。领导众生归于正理,至于能不能成功,成功多少,概非所计。这就给出了理和势给出了根本的标准。我们要以理为究竟的标准,势是达到正理的手段。不能以势为究竟,我们得以理想为标准的。这也体现了春秋时文的关系,文就是理想,势就是现实的形势了。我们也不完全是理想主义,也不完全是现实主义。我们要很好的把握理和势,文和时。让势力成为我们达成理想的一个工具。理要用势,而不是由势转理,让势和力成为工具,我们不是完全抛弃势力,王道的政治也是有力量的。文士必有武备,武士必有文备。这理与势的结合,以理为主,以理来用势。就对了。若仅仅有理无势,就是干枯的理。要刚有势,就成为韩非法家,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业不行,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以理用势,来转势。
——摘自孟晓路 《佛教真面目》
七大缘起论之破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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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