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茂生 | 济慈诗歌中的“音景”与生态伦理叙事——以《夜莺颂》《秋颂》为例
【作者简介】
刘茂生，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叙事学研究。
济慈诗歌中的“音景”与生态伦理叙事
——以《夜莺颂》《秋颂》为例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课题（CSY-2021-YA-01）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16ZDA19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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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济慈在英国浪漫主义诗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出身贫寒却拥有不同于常人的对真与美的独特感受力。本文主要以《夜莺颂》及《秋颂》为例，结合听觉叙事中的重要概念 “音景” 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重点阐释济慈诗歌中的 “音” 与 “景” 的和谐统一与生态伦理追求。由于济慈对自然与生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的诗歌中不仅有注重视觉的“风景”，更有以声音为特殊景观的 “音景”。“风景” 与 “音景” 相互辉映，构成了大自然的生态伦理秩序，彰显了和谐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
关键词：济慈诗歌；音景；生态伦理叙事；《夜莺颂》；《秋颂》
0. 引言
约翰·济慈（John Keats）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后一位年轻的诗人。他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完成了英国诗歌史上辉煌的作品。济慈的诗歌对后世的丁尼生（Tennyson）和罗塞蒂 (Rossetti) 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无疑可 “跻身于最伟大的诗人之列”（傅修延，2014：11)。济慈的诗歌不仅有丰富的 “图景”，更有以声音为独特风景的 “音景”，“图景” 与 “音景” 相互辉映，展现了诗歌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和谐统一。同时，济慈的诗歌不仅没有放弃其远离社会、无视现实的纯粹艺术追求，而且，他所倡导的 “真” 与 “美” 的艺术中更有对“善”的道德追求。《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与《秋颂》(“To Autumn”) 集中呈现了济慈对社会、环境、生态的持久关注。“他的诗情与社会、人生及一切谐和起来，并融合着他坚实尊贵的人格。”（金东雷，1991：282）
1. 苦难人生的诗意追求
1795年10月31日，济慈出生在英国一个中下层家庭，童年的济慈并没有过上令人羡慕的优越生活，他的父亲原来只是马厩的雇工，不可能为济慈提供良好的教育。然而，马厩附近的牧场成了童年时代济慈的乐园，无拘无束的生活以及大自然丰富的“图景”与“音景”——花草虫兽、鸟叫蝉鸣赋予了济慈不同于常人的对真与美的感受力与想象力。在他九岁时，父亲坠马意外身亡，随后母亲改嫁。年幼的济慈经受了同龄人少有的艰辛，苦难的童年生活与青年生活、苦涩的爱情磨练了他坚韧的意志。家庭的不幸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也让济慈过早地承担了生活的重担，15岁成为外科医生的学徒，20岁通过药剂师考试。他最终没有从事最早进入的医疗行业的工作，却由于其对苦难生活的独到理解与超凡脱俗的想象力，在追求真与美的诗歌创作中迸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在英国上流人士的眼中，济慈则是一名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伦敦佬’”（傅修延，2014：10)。也许正是这种草根出身和大自然的浸润催生了济慈独特的诗意追求。
济慈曾在极其重视人文学科教育的恩菲尔德学校学习，该校校长的儿子“小克拉克对济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上”（傅修延，2015：12)，启蒙教育阶段的济慈就深爱上了诗歌（傅修延，2015：12)。但是，家庭的变故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开始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这一时期，济慈的内心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生活的不幸丝毫没有泯灭他热爱诗歌的热情，在好友雪莱（Shelley）的提议与 “怂恿” 下，他听从了内心最真实的召唤。据克拉克（Clark）记载，“他上课听讲，全没有往心里去：像水从鸭背上滑掉。他的心思在遥远的地方——想象中的仙境”（梁实秋，2011：1053)。他还曾听同学说，世间最伟大的人是诗人，能跻身于诗人之列乃是人生的主要目标。济慈当时小有名气，在诗风自由的诗人李·亨特（Leugh Hunt）的影响下，最终“毅然宣告弃医而就诗”（梁实秋，2011：1054）。“善良、无私、敏感、脆弱、多疑、悲悯、耽于幻想，这是他走向诗歌圣殿的重要原因之一。”（聂珍钊，2007：422）
虽然济慈生命短暂，但其迸发的对诗歌的热情却少有人能比。诗歌作品发表后，他还要面对评论界无端的指责和莫名其妙的批评，身心俱疲的诗人未改初衷，尽管可能面临失败，也要勇敢地面对：
济慈无疑已以其极高的艺术成就进入了最伟大诗人的行列，没有诗歌的生命将使济慈黯然失色，无怪乎他甚至发出了 “无诗毋宁死” 的呐喊。“我发现没有诗歌我无法生存下去——没有永恒的诗——半天也不成——整天更不成”（济慈，2002:11)。济慈尽管无法获得像雪莱、拜伦 (Byron) 那样的高贵出身与优越的经济条件，但他从弥尔顿（Milton)、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等前辈作家身上汲取营养，“约翰·济慈对批评非常敏感，以开放姿态接受其他无论是健在还是已经去世的诗人的影响，尤其能够吸收那些批评和影响并加以改造”（桑德斯，2000：395)。济慈学习传统，并基于传统不断创新。他通过学习，获得了自己所渴望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弥补了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济慈的诗歌创作从历代文学经典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堪称师法传统的典范”（刘茂生 等，2015：172)。济慈正是以出身于底层社会特有的坚韧与对诗歌的热情，使其短暂的生命绽放了夺目的光彩。他始终如一地坚定自己的理想，并努力实现既定目标：
济慈将写诗及对诗歌的崇高追求提到了至高的程度，“济慈学诗的终极目标，不是朝向艺术本身或诗人自己，而是朝向他人，朝向解除人间痛苦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傅修延，2014：16)。苦难的生活往往是孕育文学心灵的最佳土壤。济慈历经磨难，最终因肺部染病而早逝。相比诊室凄惨和痛苦的景象，他更向往大自然的自由与欢乐，夜莺、花草、田园、古诗。济慈的诗歌表现的是一种内蕴丰富、激荡人心的 “真” 与 “美”，将苦难写进崇高是济慈人生的最高追求。
2. “音景” 中的真与美
济慈的诗歌中不乏人们所向往的景物之美。大自然的一切美丽——视觉与听觉的世界——尽在济慈的掌控之下，花草与田园、人与物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他的想象世界。他写的每一句诗行，包括意境、音韵、形象，无一不是美到极致，甚至美得都有点“艳丽”了。以声音景观、声音风景的视角领略济慈诗歌的 “真” 与 “美”，不仅可以加强人们对其诗歌中视觉 “图景” 的理解，而且可以全面开启易于被忽视，却是诗歌本身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 “音景” 世界。
“音景（soundscape）又译声景或声境，是声音景观、声音风景或声音背景的简称。音景这一概念有利于提醒人们：声音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忽视音景无异于听觉上的自戕。”（傅修延 等，2015：60）将声学领域的这一重要概念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不能不说是一大创新和突破，因为它由此拓展了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理解文学作品的维度，而 “重听” 浪漫主义诗歌则更有其题中之意。
济慈的诗歌不仅有绚丽斑斓的色彩，更有交响乐般的复调音响。“飞虫的哀叹，山羊的咩咩叫唤，蟋蟀的歌吟，知更鸟的呼哨和燕子的呢喃，构成了济慈诗歌‘听觉叙事’特有的‘声’察。”（刘茂生 等，2015：173）正如叙事学家费伦和拉比诺维茨（Phelan & Rabinowitz）(2007：448)所言：“听觉比视觉更具包容性和综合性，因此可以用于综合性的叙事描写。” 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诗歌而言，其叙事的丰富性不言而喻。
1819年，24岁的济慈在经历了人生之谜的抉择后，积极前行，迎来了其诗歌创作的高峰。就在那一年，他先后完成了影响后世的六大颂歌以及长剧、叙事长诗、史诗等作品，其中 “六大颂歌各有主题，首首可诵”（钱青，2006：76)。《夜莺颂》是在五月的早晨，诗人坐在花园的李树下听到夜莺的歌声后写就的传世名篇。诗人一面歌颂夜莺所生活的想象世界——音乐、美酒、朦胧光影中的宁静，一面又联想到现实世界的痛苦与重压。根据夏弗（Schafer）对声学意义上的音景所定义的三个层次：主调音（keynote sound)、信号音（signal sound）和标志音（soundmark）（Murry, 1977: Introduction)，此时夜莺的歌声应属于主调音，因为 “它确定整幅音景的调性，形象地说它支撑起或勾勒出整个音响背景的基本轮廓”（傅修延，2015：60)。正是夜莺的歌声将济慈带进了其心驰神往的想象空间，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共同交织起诗人矛盾复杂的内在心境。
《夜莺颂》共八节,每节十行。诗人开篇即用两个对比鲜明的意象——“心痛” 的困顿与麻木，夜莺 “欢欣” 的歌唱展开。生活在困境中且病魔缠身的诗人 “心痛” 得无法自持，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勇气，是夜莺的歌声唤醒了诗人沉睡的 “欢欣”。林中的 “仙灵” 自由快乐地生活、歌唱，令诗人倾慕，济慈已完全沉浸在夜莺甜美的歌声里，他暂时忘却了烦恼与痛苦：
夜莺的歌唱是对生命的礼赞与生活的挚爱。其实，诗人也曾多次被美妙的音乐所打动，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表达过对如此妙不可言的音乐的痴迷与感动。“你是否从未被一段熟悉的老歌打动过？——在一个美妙的地方——听一个美妙的声音吟唱，因而再度激起当年它第一次触及你灵魂时的感受与思绪——难道你记不起你把歌者的容颜想象得美妙绝伦……那时你展开想象之翼飞翔得如此之高——（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刻！”（济慈，2002: 52）诗人惊叹大自然的美妙音乐甚至强于他“熟悉的老歌”，诗人当然不仅仅满足于听觉的享受，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他忘却了忧愁，任由想象驰骋：饮下浓烈的醇酒，沉醉于“绿色之邦”、花神舞蹈、恋歌与阳光温暖的笑声，“音”与“景”构成了此时此刻最和谐的乐章。诗人渴望大自然的无私馈赠，也向往夜莺生活的美好家园，他甚至祈求畅饮 “充满了鲜红的灵感之泉”，随夜莺 “离开尘寰”，去找寻永远的乐土，而 “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然而，诗人的想象最终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难与忧伤。
远远地、远远隐没,让我忘掉
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
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
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
在这里,青春苍白、消瘦、死亡,
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
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
忧伤和灰色的绝望,
而“美”保持不住明眸的光彩,
新生的爱情活不到明天就枯凋。
（济慈，1958：71）
诗人还是不可避免地从遥远的想象空间回到了现实的苦难世界，诗中记录了少年的不幸生活。“越想‘隐没’，越是忘不了身边的苦难世界。济慈少年时期在医院充当外科医生助手的生活经验进入诗中，转化成了形象和韵律，强烈得叫人摆脱不得！”（钱青，2006：77）焦躁、忧伤、绝望是诗人的全部情感。此刻的济慈一方面要面对批评界对自己诗歌创作的嘲笑与抨击；另一方面，他渴望的爱情——对范妮的爱——只是无望的奢求，他担心新生的爱情一经开始就将面临枯凋的命运。他无法面对自己钟爱的诗歌与爱情就此消亡，既然现实世界如此残酷无情，那就展开诗歌的无形羽翼，在温柔的月夜去追求所有的 “美” 与 “真”。
其实，诗人从未真正地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与热情，果树、林莽和草丛的芬芳，缀满露酒的麝香玫瑰，还有夏夜蚊蚋的嗡萦都是诗人对生命力的礼赞。置身于如此充满生命动感与温馨的世界，在 “音” 与 “画” 的美丽大自然，诗人获得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巨大力量，激发了诗人生活的热忱，而其中，夜莺的歌声更是赋予他无尽的力量。
我在黑暗里倾听：呵,多少次
我几乎爱上了静谧的死亡,
我在诗思里用尽了好的言辞,
求他把我的一息散入空茫；
而现在,哦,死更是多么富丽：
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当你正倾泻着你的心怀
发出这般的狂喜!
你仍将歌唱,但我却不再听见——
你的葬歌只能唱给泥草一块。
（济慈，1958：72）
“倾听” 是济慈感知世界直至欣赏世界最重要的手段，他天生就是自然的听者。“济慈对鸟类的声音特别敏感……（大自然）天籁之音的不绝于耳，使济慈很早就养成了对鸟虫之鸣的关注。”（傅修延，2014：200）诗人追求的永恒之美难以真正实现，夜莺的歌声给了他特殊的灵感，“向死而生” 是济慈在夜莺的歌声中获得的最大渴望。诗人由此时联想到遥远的过去,莺声是贯穿历史长河中的永恒的声音,他甚至向夜莺唱出了最真挚的祈颂：
永生的鸟呵,你不会死去!
饥饿的世代无法将你蹂躏；
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
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夫喜悦；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
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
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
（济慈，1958：73）
夜莺的歌声对济慈来说 “不仅意味着美妙的音乐或季节的变更，它们还携带着大自然带给人类的重要信息”（傅修延，2014：200)。济慈以其独特的敏感在诗歌中更加重视通常被人们所忽视的 “听”，诗人正是借助夜莺的歌唱来祈求获得真正永恒的东西——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 “美” 与 “真”。《夜莺颂》中的最后一句 “那歌声去了,我是睡是醒?” 表明诗人仍陶醉于永恒鸟儿的歌声和对人生价值的永恒渴求中。“虚构世界中的声音事件无所谓可靠不可靠，因其引发的感受和体验才最为重要”（傅修延，2015：262)。“重听” 无疑为理解文学经典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与方法。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有些诗歌中的鸟类只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而另一些诗歌中，鸟的声音似乎已成了自然界本身的声音”（Brooks, 2004：359)。诗歌中的这种定调音甚至决定了诗歌的主题，济慈《夜莺颂》中的夜莺自然也就成为了全诗的中心象征。济慈正是在大自然的 “音” 与 “景” 中完成了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的诗意追求。
3. 自然的生态伦理之思
济慈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26年，但他所创作的诗歌及提出的“消极的能力”“诗人无自我”“想象说”等原创性的理论，构成了其逻辑自洽、完整统一的诗歌理论体系，其诗论的价值足以光耀后世。同时，由于 “济慈天生的生态敏感与现代环保主义者的生态理论息息相通”（刘茂生，2015：173)，他又成为这一时期对生态伦理给予了特别关注的诗人。济慈在其诗歌中 “阐明新的思想、道德及其社会意义”（刘茂生，2018：69）是这一时期的作家特有的关注。
济慈创作了多首有关自然与生态的诗歌，如《画眉鸟的话》（“What the Thrush Said”)、《蝈蝈与蟋蟀》(“On the Grasshopper and the Cricket”)、《雏菊之歌》（“Daisy's Song”）等。其中《秋颂》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一首，诗歌的主题是歌颂秋天的温暖与丰腴。济慈眼中的秋天要比春天更成熟、更可爱，漫步乡野，诗人感受到收割后的秋天空气清新。甚至可以说，没有读过济慈的《秋颂》，就不能真正地感受秋天。此时的济慈 “诗艺和思想又有了发展。诗艺的发展见于他对诗段结构的改变。思想的发展见于《秋颂》写的是丰足，是收获后在田野散步时所得的温暖感，叠音重奏的十一行诗段正适宜于用来写这种心情” （钱青，2006：80)。因此，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秋颂》都不愧为诗中经典。
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
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
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
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
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
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
好塞进甜核；又为了蜜蜂
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
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
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粘巢。
（济慈，1958：92）
诗歌的第一节，诗人以一系列水果的形象 “葡萄” “苹果” “甜核”，向读者呈现秋天丰收的场景，轻快、跳动的旋律给人们一种轻松的感觉。试想，如果没有诗人对生态的持久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大自然如此亲近的程度。人们“强调了济慈对诗歌的追求，实际上除了艺术人生与奋斗人生，他的生态人生”（傅修延，2014：206）更应该被予以关注。诗人早已有一颗敬畏自然之心，但他同时又有另一种独特的亲近自然的方式，“我现在很想去你的园子里散步——尝尝苹果——试试梨子——品品李子……我对那些甜脆的过时浆果怀有极大好感……我向往着懒洋洋地躺在睡莲盛开的池塘旁的草地上，一边吃着白葡萄干，一边观赏塘里的金鱼”（济慈，2002: 375)。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 “品尝” 自然的恩泽，实为享受自然生态的最佳选择，此时的人、食物已与自然达到完美的越界融合。
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
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
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
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
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
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
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
或者，像拾穗人越过小溪，
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
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坐几点钟，
你耐心地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
（济慈，1958：93）
诗的第二节，诗人以其少有的幽默笔触再现了秋收的欢乐场面，将秋天拟人化，“你” 就是完全纵情于“田野里”的收获者， 忙碌于 “打麦场” “田垄” “小溪” 之间，尽情地享受着收获的愉悦和惬意。相比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天，诗人似乎更钟情于满载收获的秋天。济慈曾向友人诉说了他对秋天的留恋与感动，“现在这个季节多么美妙——空气真好，温和的犀利。说真的，不是开玩笑，是那种贞洁的天气——狄安娜的天空——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喜欢收完庄稼后的茬田，是啊，它比春天里冷冰冰的绿意要好多了。不知怎的茬田看起来很温暖”（济慈，2002：385)。字字句句都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然表达，同时，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些许的留恋与不舍。要知道，此时的他肺病已越来越严重，这几乎是他投向自然的最后一瞥，《秋颂》也成为他歌颂自然的绝唱。
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
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
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
这时啊，河柳下的一群小飞虫
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
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
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中
红胸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
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咩叫；
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
（济慈，1958：93）
诗的最后一节是大自然奏出的和谐交响曲，“小飞虫” 的哀鸣、“蟋蟀” 的歌唱、“知更鸟” 的呼哨、“群羊” 的咩叫、“燕子” 的呢喃。如果说诗的第一节描写的是秋日的自然景色，第二节是秋收的喜悦与欢愉，那么第三节就是描写秋天更富生机的“声音的交响”。总体而言，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格外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从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到拜伦、雪莱、济慈莫不如此。济慈更加 “注重从听觉角度反映生态世界，算得上一种独辟蹊径的贡献”（傅修延，2014：204)，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诗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文学伦理表达论认为：“文学是由于人类最初表达伦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学的产生是为了把伦理文字化，建立社会的伦理秩序。”（聂珍钊，2014：16）诗人崇尚自然，也享受生态带来的快乐。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大自然的美丽的 “音” 与 “景”，没有和谐的生态伦理秩序，就不可能有诗人如此热烈的情感，可以说，享受生态之美是济慈生态人生的最高境界与终极追求。
4. 结语
济慈并没有像拜伦那样对现存的社会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也不如雪莱那样曾以道德拯救者的姿态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呐喊。他的诗歌给人们以恬静与淡然，诗中多了一分闲适而少了一分躁动。济慈诗歌中的 “音景” 是其创作中最好的“风景”，由此构成了一幅和谐、动人的生态图景。
说明
郭英剑 | 对取消英语主科的主张，咱就别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了，说点常识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