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宗信 | 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

【作者简介】

封宗信，清华大学外文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社会-文化” 学科群带头人。2005年获 “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同年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8年获选清华大学第十六届 “良师益友”。 北京大学博士(1998)、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1998-2000)、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2003-2004)、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2007)、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富布莱特学者(2009-2010)。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理论、语用学、文体学、叙事学、翻译研究。在国际符号学研究会会刊Semiotica、诗学与语言学协会会刊Language and Literatur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Neohelicon、国际叙事研究会会刊Narrative等刊物上发表原创论文8篇，其中6篇被A&HCI/SSCI检索收录。在英美出版的专题研究文集和国内外出版的国际会议论文集发表英文论文20多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文学》《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前沿》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专著有《文学语篇的语用文体学研究》《语言学理论与流派》(与刘润清合著)《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译著包括西方哥特小说经典《奥特兰多城堡》、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文集《非此即彼》、科学美国人趣味数学系列《悖论与谬误》和《迷宫与幻方》等。

封宗信 教授

现代语言学理论

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

本文发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经期刊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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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是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语言转向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催生的符号学对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产生的范式性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1) 语言学理论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介入；(2) 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语言学家；(3) 作为语言学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家；(4) 作为 “批评理论” 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最后指出，完整的语言学理论包括对文学的思考，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也离不开对语言的哲学思考；文学批评的多次转向都与语言学的范式转向有关，困扰文学批评理论的许多问题（如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文艺理论、文论、批评理论、理论/元理论、批评/元批评等）都可以从现代语言学视角得到解释和澄清。

关键词：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理论；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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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尽管文学批评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则始于二十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者和英美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语言的重视，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文学批评理论产生的范式性影响，为源远流长的文学批评理论开辟了新篇章。

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研究对作品内容的关注多于形式，关注重点从作品的历史语境到作者的传记无所不包，唯独不关注作品的语言。虽然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各自的发展路径和关注点不同，但它们都对文学语言感兴趣，都把文学文本及其功能看作文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理论的语言转向。前者视文学为独立于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具有文学性的存在，而非世界的一个窗口；后者认为文学研究应以文学语言异于普通实用语言的方式和文学语言表达的独特真理为目的。前者重在解释整个小说文类的运作方式；后者的细读法重在描写单个文学作品 (尤其是诗歌) 的方法，旨在解释文学体现普世真理的具体方式 (Rivkin & Ryan, 2004: 3~6)。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符号学视角下为语言学指明了科学的研究对象，使语言学与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彻底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同时也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叶姆斯列夫、雅可布森、巴特等结构主义者发展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影响了一大批不同的学科，包括人类学、神话学、文学批评、文化分析、叙事学、精神分析等。但研究文学的科学既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名正言顺的 “文学学” (封宗信，2017/ 2018)。童庆炳（2004）指出，“以文学为对象” “揭示文学基本规律” “介绍相关知识” 的学科有三个分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统称 “文艺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在理论层面甚至相互代替。Harland（1999: v）指出，没有不涉及理论的文学批评，甚至最 “实用” 的文学批评形式背后和以文本为导向最甚的阐释或评价背后都有理论假设和暗示，但批评理论已经发展为一个超越文学本体的文类，包括哲学、美学、阐释学等许多学科的内容。本文拟从语言学理论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介入、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家的语言学家、作为语言学家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作为 “批评理论” 的语言学理论这几个方面探讨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以及语言文学界面上的一些问题。

一、语言学理论对文学和

文学理论的介入

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不同流派几乎都在关注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过早期语文学（philology）研究与文学史的关系，探讨过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成分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文学与语言的发展、文学语言与本地习语等问题 (de Saussure, 1959: 1, 21~25, 140, 195~196)。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在探讨语言学理论与人文主义、语言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时都谈到了文学研究，并指出 “文学科学” 的一些问题对语言的理论和语言学研究至关重要 (Hjelmslev, 1961 [1943] ①: 96~102)。美国语言学家萨佩尔、伍尔夫、布龙菲尔德等都关注过文学。萨佩尔设专章探讨过语言与文学的关系 (Sapir, 1921: 182~190)，伍尔夫在探讨玛雅象形文字时多次提到玛雅文学及文学文化研究 (Whorf & Carroll, 1956)。布龙菲尔德指出，语言科学与书写的使用、文学研究等有关 (Bloomfield, 1933: 21)，还提到过汉字书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同上：286)。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在符号学层面准确界定了语言符号本质的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普遍理论。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学为符号学做出的贡献无与伦比 (Bloomfield, 1939: 55)。语言是所有人类符号系统中的核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系统 (Jakobson, 1971a: 658)，而且是可以解释所有其他系统的解释系统 (Benveniste, 1985: 239)。巴特因此指出，语言学是凌驾于符号学之上的一门学科 (Barthes, 1967: xi)。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最大功效是可以运用于更大范围社会现象的研究，为分析文本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方法论，让我们在符号学视角下把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看作类似语言的东西，发现其中的潜在法则。这也许是现代语言学理论介入文学研究的最大动因。

语言学家对语言符号的指示意义与联想意义、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等一系列关系的探讨，为文学语境下的意义阐释提供了理论基础。语法上 “合格” 但语义上 “不可接受” 的句子，如乔姆斯基的经典例句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Chomsky, 1957: 15)，不但在联想和隐喻层面有意义，而且意味深长。语言学家威多逊对文学语言有精辟的论述，认为文学作品（尤其诗歌）是篇章（text）层面偏离语法规则与话语 (discourse) 层面表达有效意义的矛盾统一 (Widdowson, 1975: 27)。文学是语言也是艺术，而且是仅以语言为材料的唯一艺术形式。现代语言学的每一个理论模式都为文学话语的分析和阐释提供了模式。许多语言学家曾探讨文学语言和文学性问题 (Mukařovský, 1964a, b/1977; Halliday, 1971; Carter & Nash, 1983; Carter, 1987)，许多文学理论文献都把文学的定义、本质、功能当作重要议题 (Wellek & Warren, 1949; Ejxenbaum, 1971 [1927]; Ohmann, 1971;  Todorov, 1973;  Pratt, 1977; Eagleton, 1983;  Todorov & Lyons, 2007)，因为这些都是俄国形式主义以来文学理论家没有找到答案的老问题。法国文学理论家和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指出，文学的语言物质性是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的交汇点 (Genette, 1982: 149)，因此现代语言学理论势必介入文学和文学理论。

二、作为文学批评理论家的

语言学家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读本》第一版（Newton, 1988）中划分了17个理论流派，第二版（Newton, 1997）中划分了14个理论流派。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到后结构主义，其中许多文学批评理论家是语言学家出身。

俄国形式主义者大都精通语言学，因为真正组成俄国形式主义思潮或运动的是两股力量：彼得格勒诗学语言学会和莫斯科语言学会的成员 (Erlich, 1973)。雅可布森最为突出，他既是莫斯科语言学会的领军人物，又是彼得格勒诗学语言学会的文学理论家，在语言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也登峰造极。雅可布森的语言学论著包括语音学、形态学、语法和比较语法研究、语言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以及语言科学等。他还论述过比较斯拉夫文学的核心问题、捷克韵文等，包括语言学、语言与其他交际系统、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失语症的语言学问题和诗歌语言理论、艺术现实论等许多领域。

雅可布森在1919年用俄语撰写的第一本专著《现代俄国诗歌》中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 ‘文学性’，即能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 (Ejxenbaum, 1971: 8)。他在1921年发表的《艺术现实论》中对文学史的性质、现实主义与最大程度的逼真都进行过深入讨论。他在与提尼雅诺夫1928年合著的《语言与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中提出了 “文学系统” 的概念。他们认为理解文学系统的历史发展方式不能脱离决定其发展路径的其他系统，同时要考虑文学系统本身的内在法则，并指出索绪尔区分语言系统（langue）与语言实例（parole）的原则可以扩展到其他文化形式的研究 (Jakobson, 1985: 26)，即一部特定的文学作品是文学规约和规范系统内的一个具体实例，一部电影也可以被看作电影语言系统里的一个实例。

雅可布森还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领军人物，与特鲁别茨柯依合作提出了音位对立，其为音位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誉为 “音系学革命” (Culler, 1975: 7)。雅可布森后来进一步提出的 “区别性特征” 和 “二元对立” 是对产生意义不可或缺的人类心智的基本运作方式，也是所有思维的最小功能单元。他还是现代语言学诗学（linguistic poetics）的创始人，在《语言学与诗学》(Jakobson,1960) 一文中，他将德国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三功能（指称、情感、意动）模式扩展为六功能模式，增加了寒暄、诗学、元语言功能，并指出所有语言使用都有至少其中一个功能。要构建一套全面的语言理论，语言学家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功能，因为诗学就是在言语信息和诗歌信息语境下对诗学功能的语言学研究，诗学功能把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射到聚合轴上 (同上：358)。他最后指出：对语言的诗学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对语言学问题视而不见并对语言学方法一窍不通的文学研究者都是不合时代潮流的人 (同上：377)。

雅可布森继承和发扬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是将结构分析方法运用于语言学以外的许多领域（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的先驱。他在失语症研究中发现了 “相似性紊乱” 和 “相邻性紊乱” 两种情况，并把它们与隐喻和转喻这两种传统修辞格对应起来。他指出，正常的言语行为要么偏重隐喻性表达，要么偏重转喻性表达，文学风格也在这两种特征之间摇摆。隐喻和转喻都与前景化有关，一个表现在诗歌中，一个表现在散文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转喻原则紧密交织在一起 (Jakobson, 1960: 375)，因为这种文学在因果关系和时空连续性上再现行动。在他的模式影响下，小说理论家洛奇（Lodge, 2015 [1977]: 260）指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象征主义与创作型（writerly）的写作具有隐喻性质，而三十年代的反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与接受型（readerly）的写作有转喻性质。他还认为，现代主义小说既使用转喻模式也使用隐喻模式，在偏向转喻和偏向隐喻的两种力量驱动下合力创造艺术效果 (Lodge, 1975: 81~82)。

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关注语言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关系，大都探讨过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问题。音位系统在文学语言中的应用是他们讨论过的一个重要议题。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Trubetzkoy, 1969 [1939]）是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和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齐名的文献经典。他在《音位学原理》中讨论了俄语、捷克语、德语等语言的文学手段。他还写了许多文学论著，涉及古俄国文学、十九世纪俄国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等。他先后探讨过四类问题：(1) 形式方法，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文学作品的接受；(2) 古俄国文学的形式主义方法；(3) 作为文化普遍进化一部分的文学进化；(4) 诗歌类型学。这些都被汇编并译为英文版《文学论集》(Trubetzkoy, 1990)，该文集的编者兼译者利伯曼在导言中把特鲁别茨柯依誉为 “文学学者” (literary scholar)。

布拉格学派创始人马泰休斯（V. Mathesius）和哈弗兰尼克（B. Havránek）也研究过文学语言，如语言、文化、文学、标准语言的功能区分、文学语言及其文化的功能、文学斯拉夫语言（literary Slavic languages）发展的普遍法则（Vachek & Dubský, 2003）等。被誉为捷克文学理论家和美学理论家的穆卡洛夫斯基（Mukařovský）本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他讨论过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与语言实例的对立 (Vachek, 1964: 378)，也提出过句子结构的三个原则，即句子意义的统一、意义的积累和静态与动态意义之间的摆动 (同上：386)。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用捷克语写成，主要探讨捷克诗学语言的问题。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尤其注重语言学手段在文学结构中的作用 (Vachek, 1966: 131)，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什克洛夫斯基的 “陌生化”（Shklovsky, 1965 [1917]）基础上提出了 “前景化”（foregrounding）理论。但他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诗学语言范围内的前景化，还包括构成诗学著作内容的主体物质 (Vachek, 1966: 100)。《布拉格学派美学、文学结构与文体读本》（Garvin, 1964）收录了八篇论文，穆卡洛夫斯基的四篇占了半壁江山，“理论” 篇中他占三分之二，“分析” 篇被他独占。他与雅可布森发起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美学研究对诗学和文学理论领域其他学科分支及艺术符号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他的 “美学功能” 论涉及时尚等特别复杂的符号，揭示了社会、政治、性爱和美学功能，突出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功能，并指出 “艺术” 的范围在变化，总是与社会结构有关，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批评家有直接影响。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也是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出身。早在1936年他就在《布拉格语言学会会刊》第6期上发表了英文论文 “文学史理论”，对结构主义、文学进化等都进行了深入讨论 (Wellek, 1977)。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几乎都以语言学为本。巴特深谙索绪尔、特鲁别茨柯依、雅可布森、叶姆斯列夫、布伦达尔、马丁内、哈里斯、派克等语言学家的理论。他将结构主义定义为用当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文化艺术品的一个分析模式，从现实主义文学文本的分析中精辟论述了指示意义与联想意义的关系，并区分了旨在发现意义的文学批评和旨在理解意义产生方式的文学科学。格雷马斯是以《结构语义学》(Greimas, 1983 [1966]) 闻名的语言学家，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概念运用在叙事分析中，指出所有叙事主题、行动和人物类型背后都有三个基本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接受者、帮手与对手。他沿用古希腊哲人的句子结构定义，指出传统句法中的 “功能” 由单词承担：主语是实施行动的一方，宾语是受影响的一方，从主语—谓语—宾语的句子结构推断出所有故事结构背后都存在的一个基本模型 “行动元模式” (actantial model)，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叙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有两股主要力量，一个是以贯穿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的现代语言诗学创始人雅可布森为代表，另一个以英国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福勒为代表。福勒是在古英语散文及韵文、转换句法、新闻语言、文学风格与结构等领域都有专著的语言学家，他著有《语言学批评》(Fowler, 1986)，其方法和理论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等领域的奠基之作。他也是以《文学术语词典》(Fowler, 1973) 和《语言学与小说》(Fowler, 1977) 闻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所著《作为社会话语的文学》(Fowler, 1981) 集二十多年之心血，确立了文学的语言学批评方法，与雅可布森的语言学诗学一道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流派——“语言学批评” (Newton, 1988: 118～130; 1997: 70～82)。英国语言学家里奇的《英诗语言学指南》(Leech, 1969) 及其与肖特合著的《小说中的文体》(Leech & Short, 1981) 也是文学的语言学批评领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典著作。

现代语言学家出身的文学批评家为文学批评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没有现代语言学，就没有结构人类学和神话学，也就没有文化符号学、叙事学、语言学诗学、语言学批评等学科和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的蓝图会暗淡很多。

三、作为语言学家的

文学批评理论家

最有影响的两本 “文学与文化批评论集”——《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Adams, 1971/1992; Adams & Searle, 2005) 和《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Adams & Searle, 1986)——收录和节选的不少文献出自在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两篇，英国作家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三篇，德国诗人、文学批评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三篇，普鲁士哲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数篇。但丁既是批评理论家，也是语言学家，他的《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 1302—1305) 是文学语言学的前无古人之作。英国作家约翰逊被誉为 “最后一批新古典主义批评家和最有影响者之一” (Adams, 1971: 357)，但他更以《英语词典》(1755) 闻名于世。《批评片段》(Critical Fragments) 等三篇文献的作者——德国文学批评家施莱格尔，是在《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 1808) 中开创 “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研究的著名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美学家、心理学家洪堡特是对乔姆斯基等现代语言学家产生重要影响的语言学家，其讨论普通语言学 (1822年)、比较语言学 (1820年)、语言的民族特色 (1822年)、语言类型的基本特征 (1824—1826年)、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1830—1835年）等多篇文献被节选收录入《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中 (Adams & Searle, 2005: 524～533)。

将文学研究和语言学集于一体，有历史渊源。自古希腊以来，许多语言学家都有文学理论思考，或把语言研究当作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Robins, 1997: 37)。斯多葛学派语言学家以思考语言问题为手段进行文学批评 (同上：25)，古罗马人把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相提并论 (同上：49)，公元一世纪的帕莱蒙（Remmius Palaemon）兼语法学与文学研究于一身。

虽然现代语言学与文学研究在学科上出现了分野，但精通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为数不少。英国文学批评家瑞查兹与语言学家、哲学家奥格登合著的《意义之意义》(Ogden & Richards, 1923) 堪称语言学、符号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经典。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洛奇的《小说语言》(Lodge, 1966) 涉及语义学和文学批评，专门探讨了文体风格与现代语言学的关系问题。美国文学理论家卡勒、詹姆逊、费世、普拉特、米勒等都非常重视文学理论中的语言学问题。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Culler, 1975) 是向英语世界全面介绍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学批评思潮的第一部专著。他沿着索绪尔的思路，把语言的结构描写比拟为构成人类文化的规则和规约，认为社会和文化现象不仅是物体或事件，而且是有意义的物体或事件，因此是符号；研究符号就要研究能产生意义的关系系统，而且也只能通过把这些东西当作符号才能确定成分之间的关系。他借鉴了乔姆斯基的 “表层结构” 和 “深层结构”（Chomsky, 1965）概念，把文学结构分为表层和深层结构，从可感知的表层结构入手分析潜藏在作品中的深层结构模式。他还借鉴乔姆斯基的 “语言能力” 和 “语言运用” 概念，提出了 “文学能力” 概念，并用整章进行了讨论 (Culler, 1975: 131～152)，旨在将理想读者用来阐释文学文本的规约知识明晰化，为结构主义诗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概念，并指出结构主义诗学的任务是把那些能产生文学效果的潜在系统明确化，而不是阐释文学作品 (同上：137)。

文学批评理论家和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一道，共同关心符号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詹姆逊（Jameson, 1972: 32～33）指出，并不是单词和句子 “代表” 或 “反映” 真实世界里的单个物体或事件，而是整个符号系统或整个语言系统（langue）与现实并列存在；条理化的语言整体与现实世界里有组织的结构有类比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从一个整体或格式塔到另一个整体进行的，而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费什（Fish, 1970: 131）指出，不可能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表达相同的内容：the book of the father和the father’s book在我们的不同经验里强调点不同，但我们往往会忘记这一点，从而相信不同表达法的意义相同。费什（Fish, 1980）的文集分 “读者中的文学” 和 “教室里与文学批评里的解释性权威” 两部分，前者包括情感文体学、普通语言到底有多么普通、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等，后者包括阅读辨诗以及两种批评活动的模式等。他指出，如果操一种语言者共享一个内化了的规则系统，那么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致的——他明确承认这个想法是对乔姆斯基 “语言能力” 概念的扩展 (同上：4～5)。费什的理论依据是注重明确的语言事实、语言事件和语言经历，在进行语言学分析时注重语言逻辑。他对哲学家奥斯汀和赛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的语法理论以及费尔默等的语义学理论相当熟悉。

普拉特（Pratt, 1977）对 “诗学语言” 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 “日常语言” 与形式逻辑相对，而 “普通语言” 与 “诗学语言” 相对。源于日常语言的言语行为理论用于文学篇章，可以让人讨论话语的语境、意向、态度、期待和规约，因为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言语语境” (同上：86)。这是当代语用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最早结合。米勒（Miller, 2002）结合奥斯汀、德里达和德曼的理论，指出 “文学里的言语行为” 是在文学作品之内所言，如小说里的人物或叙事者所说或所写，包括承诺、撒谎、借口、宣言、诅咒、祈求宽恕、道歉、饶恕等，也可以指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施为维度 (performative dimension)，因为写小说就是在 “以言行事” (同上：1)。

文学理论家关注的是意义。巴特（Barthes, 1974: 174）指出，意义的方向决定了经典文本的两个管理功能：作家总是从所指到能指，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本，从激情到表达这一路走来；而批评家则是逆向行走，从能指到所指。作者是神 (他的出身地是所指)，而批评家是神父，其职责是破译神的书写。索绪尔在研究拉丁语和印欧语韵文时发现，意义之中有意义，我们无法通过任何符号形式接近语言。词汇只是语言的一部分，语言是系统和规则，只有通过语法和句法规则才能产生话语意义。文学研究针对符号的意义，文学理论的实质是对语言进行思考。因此，思考和反思语言本质的文学批评理论家堪称语言学家和语言艺术理论家。如果没有他们从现代语言学视角进行的批判性哲学思考，许多文学理论的重要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解释。

四、作为 “批评理论” 的

语言学理论

“批评理论” 不限于文学批评理论，其别名是 “理论”，主要特征是让人质疑和反思。福莱（Fry, 2012: 343～344）指出，理论的功能之一就是衡量交流的顺畅程度，衡量有效交流的准确性和细节。哲学、方法论、阐释学的宗旨是发现意义，而理论更感兴趣的是意义在发生过程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干扰。懂理论并知道理论用途的人，也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建立一个系统，像哲学家那样解释事物；可以用实证方法研究文学语料，得出我们称作 “诗学” 的一种方法论；也可以进入阐释领域，寻找意义。当然这是我们面对文本和话语时首先要做的事。不论做哲学思考，创立方法论，还是阐释意义，理论不是站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东西，而是仅仅提醒我们，在思考和阐释意义的问题时要谨慎。因此理论的功能是质疑交流，是一种合法的逆向思维投射，让我们质疑原以为是真实的东西，是让我们质疑话语的一个手段。

卡勒（Culler, 1997: 3～9）详细解释了理论不是文学研究方法的原因。他认为理论是开放式的书写，涉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从学术哲理的技术问题到人们不断变化的讨论和思考自身的方式，无所不包。理论是一种文类，与许多领域的议题紧密相关，其视野和争论对这些学科之外的人有重要意义。理论的主要效果是对常识的争议，质疑有关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福柯所谈的性，与性行为的存在和人类的生物性别无关，是把性当作果而非因，当作试图分析、描述和调节人类活动的话语的产物而已。德里达对卢梭《忏悔录》中书写与经验的分析也是理论的一个范例。

被誉为 “现代语言学之父” ② 的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是杰出的批评理论家。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创始人，也是影响了整个人文学科的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产生了尤其深远的影响 (Harris, 1988: ix)，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被节选入《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乔姆斯基是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 (Honderich, 2005: 139～140)，他对斯金纳《言语行为》的著名书评（Chomsky, 1959）也被当作重要批评理论而收录。他的生成语法理论并非是为说话人和听话人提供的一个模式，而是用语法给句子指派了结构描写 (Chomsky, 1965: 9)。他的语言学理论影响了包括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在内的许多学科，看似与文学批评没有任何关系，但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走入困境的“理论”本身提出了开拓性的哲学思考和批判性的描写分析模式。《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Adams & Searle, 1986) 收录了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第一章《方法论初探》的四个小节 (“作为语言能力理论的生成语法” “构建有关运用的理论” “生成语法的组织结构” “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学习”)，《附录》中还收录了18位理论家1965年以前发表的著作，其中有伍尔夫的《习惯思维和行为与语言的关系》、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符号的本质》、奥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分析》等著作。哲学家皮尔斯、胡塞尔、巴赫金、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卢卡斯的文献与《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所收录的文献不同但有关联，而弗雷格、索绪尔、本雅明、霍克海默、拉康、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献都是重复收录，足见其 “理论” 的重要性。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01 [1922]: 23）指出，“所有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福柯的《何为作者？》《语言的话语》，德里达的《结构、符号及其在人文科学话语里的功能》《意义与表征》《论书写》，赛尔的《何为言语行为》都被节选或全文收录到《1965年以来的批评理论》中。奥斯汀（Austin, 1962）和赛尔（Searle, 1969）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 (Abrams, 1989)、费什 (Fish, 1976)、米勒（Miller, 2002）等有直接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后结构主义和性别研究 (Rivkin & Ryan, 2004: 162)。康帕农（Compagnon, 2004: 8）指出，文学理论作为美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有关，但它不是文学哲学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而是以文学、文学批评和历史的多重话语为对象。卡勒（Culler, 1997: 3）指出，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是范围难以界定的大量思考与书写，是一个新的文类，在其明显所属的领域以外成功挑战并重新确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向。“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书写” 被文学研究者所接受，是因为它们对语言（或心理、历史、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文本和文化问题的新颖且有说服力的解释。

结  语

完整的语言学理论必须包括对文学的思考，这是许多语言学家的共识。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多次转向都与语言学的范式转向有关，这也是许多文学批评理论家并不否认的事实。现代语言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但现代文学研究在文艺学框架下没有明确的可比拟的研究对象，作为文学研究分支学科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不清，有关文学的普遍理论与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论、批评理论等界限不清，理论与元理论、批评与元批评的层次不清，导致文学研究的学科结构布局不清，“理论” 也才成了令人生畏的东西。德曼（de Man, 1986: 7）认为，文学理论诞生于研究文学文本的方法不再基于历史和美学等 “非语言” 的考量之时，它讨论的对象不是意义与价值，而是意义与价值产生和接受的方式，是对普通概念、原则和标准的反思。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都区分了语言与元语言 (Tarski, 1956 [1936]: 167; Jakobson, 1960: 356)，不但为语言学提供了描写工具，也使语言学分为语言学和元语言学两个层次 (封宗信，2005)。从这个视角看，由讨论意义与价值向讨论意义与价值产生的方式的转向，其实质是由语言学到元语言学、话语研究到元话语研究的转向。如果没有元语言和元语言学思考，就没有元小说、元叙事、元评论等一系列现代文学理论术语和研究视角 (封宗信，2005/2014)。语言与元语言、语言学与元语言学的区分，为话语与元话语、现象与元现象的区分提供了符号学和逻辑学的理论依据，使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元理论、批评与元批评、思考与元思考的一系列关系更为清晰。困扰文学批评理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视角得到解释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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