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和军 | 国外关于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天堂》的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
周和军，文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副主编。天津市 “131” 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高校 “中青年骨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人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分会理事。主要从事西方文论、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研究，主持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2项、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项，在《宗教学研究》《当代文坛》《江西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重庆大学学报》《理论月刊》《齐鲁学刊》《山东外语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部分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摘要：《天堂》是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是一部去欧洲中心主义的非洲历史小说，书写的不仅仅是关于优素福（Yusuf）的成长与爱情故事，它还揭示了不同的世界和信仰体系发生的碰撞与交流，更彰显了古尔纳作为一名作家思想和艺术上的渐趋成熟。国外学界对《天堂》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注《天堂》与其他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聚焦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历史遗产对东非国家的影响，探析《天堂》中男性的同性欲望、同性气质与同性性掠夺和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视角发掘《天堂》背后更广阔的文本世界。
关键词：《天堂》；互文性；殖民主义；同性叙事；文化研究；跨学科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年出生在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岛， 阿拉伯裔坦桑尼亚作家、文学批评家，现居英国。1968年以学生身份去英国，21岁左右开始写作，1987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主要文学作品有《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多蒂》(Dottie，1990)、《天堂》(Paradise，1994)、《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海边》(By the Sea，2001)、《遗弃》(Desertion，2005)、《我母亲在非洲住过农场》(My Mother Lived on a Farm in Africa，2006)、《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1)、《碎石之心》(Gravel Heart，2017)、《来世》(After Lives，2020）等。文学作品主要聚焦父权制、难民问题、流散叙事、殖民主义、种族歧视、身份认同等题域。1994年《天堂》获得英国布克小说奖提名，2005 年《遗弃》获得英国布克奖长名单提名，2011年《海边》获得英国布克奖长名单提名，2021年10月7日，古尔纳被授予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还发表了一些关于当代后殖民作家的研究论文，包括 V. S. 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恩古齐·瓦·提安哥、沃莱·索因卡等作家，主编了《非洲文学论文集》，出版了《剑桥萨尔曼·拉什迪研究指南》等，他曾在英国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教授非洲、加勒比和印度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现已退休。
古尔纳的小说《天堂》被视为是一部去欧洲中心主义的非洲历史小说，书写的不仅仅是关于优素福（Yusuf）的成长与爱情故事，它还揭示了不同的世界和信仰体系发生的碰撞与交流，更彰显了古尔纳作为一名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渐趋成熟。国外学界对《天堂》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更为宏阔，研究范式更为多元，成果较为丰富，通过Ebsco，Jstor，Academic OneFile，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OXFORD Journals等外文数据库不完全统计，检索出相关期刊文章40余篇，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天堂》与其他作品的互文性问题。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天堂》吸收和转化了其他文本，与多个文本之间具有互文的关联，这些文本之间能够相互照应，相互生发，相得益彰。Reed Way Dasenbrock（2000：121-122）提出，许多后殖民主义作家都采用了在《奥梅罗》中发现的现代主义策略，将自己的小说文本建立在之前的经典文本之上，努尔丁·法拉赫和萨尔曼·拉什迪等作家将《一千零一 夜》和其他伊斯兰文本及口头文学融入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古尔纳的《天堂》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使用了《古兰经》中约瑟夫的故事，对于西方读者而言，需要接受这些非西方的文本和文化传统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些作品。
Shawkat Μ . Toorawa（2014：174-175）指出，《古兰经》中优素福的故事构成了《天堂》的基本框架，为了偿还债务，12岁的东非农村男孩优素福被父亲卖给了商人阿齐兹。优素福爱上了阿米娜，而阿米娜嫁给了阿齐兹。这些情节都彰显出古尔纳从《古兰经》中获得了故事灵感，也反映了古尔纳对现代叙事的抵制。古尔纳希望读者能发现这些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
《天堂》被许多文学评论家视为是对康拉德《黑暗的心》和其他以非洲为背景的欧洲文学的 “改写”。事实上，早期的斯瓦希里语散文文本、《我的非洲内陆之旅》和《我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之旅》等，这些都构成了《天堂》的互文性谱系。James Hodapp（2015：89）认为，《天堂》为自己建构了一个 “本土的、自我参照的非洲 文学谱系，而不是依赖于欧洲的权威文本，并挑战了排除这些早期斯瓦希里故事的非洲文学谱系。古尔纳的小说策略是给斯瓦希里讲述者灌输一种内在性和能动性，而这些都是记录他们故事的欧洲中间人所否认的”。
《天堂》是一种互文性的文本实践。Fawzia Mustafa（2015：232-233）对《天堂》的文学谱系进行了溯源，康拉德《黑暗的心》中讲述的事件在《天堂》中再次发生。“天堂” 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义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天堂》也是对康拉德小说隐喻的回应。《天堂》中的主要人物优素福与《圣经》、《古兰经》中的约瑟夫和优素福密切相关。《天堂》同样借鉴了 V. S. 奈保尔1979年发表的《大河湾》，《天堂》主要是对《大河湾》的第二章进行了改写， 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吸收、转换、融合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尔纳和奈保尔在后殖民主义叙事上有一些共通和契合的内容。
Mustafa（2015：14）还对《天堂》的19世纪斯瓦希里语互文性文本来源进行了挖掘，主要是Selemani bin Mwenye Chande的《我的非洲之旅》, 以及Mtoro bin Mwinyi Bakari的《斯瓦希里人的习俗》。Bertho Elara（2018：237）也认为，《天堂》借鉴了塞利姆·本·阿巴卡里的故事情节。
第二，聚焦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历史遗产对东非国家的影响。正如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天堂》是一部从奴隶优素福的视角讲述非洲殖民化进程的历史小说， 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非洲历史。
Nina Berman（2013：51）指出，《天堂》的最后四页描述了优素福自愿加入德国军队场景，她认为，古尔纳的小说文本反映了德国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该地区的殖民统治结构，西方殖民主义对东非国家的影响深入骨髓。事实上，优素福背负着奴隶主阿齐兹和欧洲殖民者的双重奴役，小说结尾优素福为了逃避奴隶制而主动加入了曾经憎恶的德国军队，《天堂》只能是阿齐兹和西方殖民者的天堂，却是优素福及同伴的人间地狱。阿齐兹选择去用非洲人杀害非洲人的德国军队，是一种 刚出虎口、又入狼窝的无奈选择。
Léger Bélanger（2017：153）借鉴了皮埃尔·哈伦的剖析文化身份和殖民主义、多米尼克·曼格诺的探究话语分析和体裁、让·马里·谢弗的考察文本概念和体裁之间的关系等研究视角，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探析殖民主义对坦桑尼亚交换文化的影响。
殖民主义是造成殖民地种族主义、种族歧视、身份问题的深层原因。Mehmet GÜNEŞ（2015：145）提出，《天堂》中殖民主义思想被视为他者的个人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天堂》集中呈现了德国殖民时期东非存在的种族、宗教、经济等问题。此外，古尔纳将自我身份与移民身份相结合，反对偏执的民族主义，强调了多元文化 身份的重要性，为后殖民文学的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维度。
J. U. Jacobs（2009：77）强调，《天堂》对康拉德《黑暗的心》进行了叙事上的重构和创新，从后殖民主义回归到殖民主义的立场。《天堂》重新绘制了康拉德通往非洲 “黑暗的心” 的殖民路线，但却是从非洲东海岸向西，既重现又颠覆了康拉德作品的 “地形图”，重新设置了 “黑暗”。《天堂》对最后一支东非贸易大篷车的叙述，追溯了从沿海进入内陆的大湖区的主要贸易路线之一，这条路线是19世纪罪恶的奴隶贸易的中心之一。《天堂》再次证明，奴隶贸易是欧洲殖民者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对非洲发动的一场浩劫。
Foden Giles（2021：7）认为，古尔纳以极大的同情心再现了殖民主义在东非的影响，《天堂》记录了难民的背井离乡与流散痛苦、移民的身份问题与文化危机、种族主义、种族冲突和殖民主义的影响等内容。
第三，探析《天堂》中男性的同性欲望、同性气质与同性性掠夺。国外学界剖析了古尔纳《天堂》中的同性恋叙事，认为《天堂》刻画了阿齐兹的同性气质与同性欲望。Kate Houlden（2013：91）指出，古尔纳的《天堂》和《海边》书写了男性的同性欲望，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性掠夺，贸易和殖民主义对东非性经济具有腐蚀作用，同时揭示了殖民国家对同性恋者的掠夺性行为，也印证了塞吉维克的观点：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两者是连续体。事实上，古尔纳关注男性同性欲望由来已久，1987年他发表的《离别的记忆》就书写了同性恋现象。Kimani Kaigai（2014：59）提出， 通过分析《离别的记忆》探讨古尔纳如何处理被视为犯罪的同性性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蕴含的权力滥用问题。《离开的记忆》反映了权力等级的行使方式，小说通过人物身体的各个方面—— 身体、性、情欲来描绘和彰显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紧张关系。
第四，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视角发掘《天堂》背后更广阔的文本世界。两种语言（斯瓦西里语、英语)、两种判若鸿沟的文化（殖民地与宗主国)、两种身份（难民和移民）使得古尔纳的移民文学具有开阔的视野，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政治性写作，具有一种跨越种族和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性。很多学者从多元文化和跨学科的视野聚焦文本的深层内涵。
伊斯兰教早期实行一夫多妻，是为了建立稳定的个体家庭、保护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孤儿，维护社会的稳定。现在，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一夫多妻的现象仍然存在。Bakirtas Sennur（2020：73）提出，与《天堂》中的男性角色相比，古尔纳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严重不足。值得关注的是，阿米娜作为偿还父亲债务的抵押物，成为阿齐兹的第二个妻子，阿米娜对伊斯兰教及其强调的一夫多妻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古尔纳利用伊斯兰背景的宗教故事，存在将伊斯兰文化中的一夫多妻制重新引入西方世界的可能。
文学地理学对地理环境、文学要素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进行梳理，挖掘地理空间对文学文本以及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Shankar V. Bhosale（2017：184）强调，“文学地理学并不是对文学的地理分析，文本中的空间与虚构的文本有着内在的联系。文学是实验性地理学的艺术形式。小说文本中人物的旅行轨迹可以用地图的方式呈现，这让我们思考地理学的视觉维度，以及不同类型的图像和空间书写之间的联系。阿米塔夫·戈什在他的《罂粟之海》(2008）和《烟河》(2011）中重新审视了地理学。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如《吉姆爷》、《黑暗的心》也将非洲的领土象征为黑暗的现实”。《天堂》中东非贸易大篷车的行进地图，彰显了暴力地理学的特点，书写了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扩张时期阿拉伯商人的遭遇，运用文学地理学分析《天堂》，凸显了殖民主义的黑暗以及在东非国家犯下的累累罪行。
Sophy Kohler（2017：274）指出，文化和社会交流能够促进和推动印度洋沿岸的商业贸易。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贸易网络不仅沿着斯瓦希里海岸延伸，而且还深入到内陆。古尔纳的小说《天堂》和《海边》主要以东非的社会、政治和历史为背景，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商业贸易网络的关注。通过考察《天堂》、《海边》小说人物的行为和叙事中的脉络，人物迁移、难民主题、商业贸易与文本叙事密不可分。
Charles P. Sarvan（1995：209-210）认为，《天堂》就像阿契贝的《分崩离析》一样，我们看到了一种生活方式瓦解的时刻。阿契贝小说中的焦虑在《天堂》中得到 了回应。“我担心的是未来的时代…… 他们追求的不是贸易，而是土地本身与我们；我们会失去一切，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 阿契贝笔下的乌木菲亚靠农业生产来维持，《天堂》的生存之本是商业贸易。《天堂》是对一种已经消失的生活方式的见证。
儿童的自我意识对儿童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儿童健康个性的形成和儿童个性的发展水平。Jack Kearney（2012：125）讨论了当代非洲小说中儿童自我意识被剥夺的具体表现，包括古尔纳的小说《天堂》、尼日利亚的奇玛曼达·阿迪奇的《紫色木槿花》和南非的亨丽埃塔·罗斯·英尼斯的《岩石字母表》。该文章探讨了儿童自我意识、儿童角色被剥夺的情形和相关的父母因素，提出了儿童的自我概念、自我意识是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综上，国外学界对《天堂》的研究大多出现在2000年以后，与国外学界对非洲和印度洋研究的日益关注、流散作家、移民文学的升温密切相关。但《天堂》的研究深度、广度与力度都有待拓展，《天堂》的主题探究、叙事艺术、审美意蕴及多元文化背景等方面都有待挖掘的空间。古尔纳的其他文学作品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思想成就、美学价值与文化蕴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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