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水涌||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池水涌，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鲜（韩）语系主任，韩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韩国文学与中韩比较文学。现任教育部非通用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韩国东亚古代学会副会长，中国朝鲜-韩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项（《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韩文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韩文版）、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项（《中国苏州弹词与韩国盘索里比较研究》）、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1项（《韩国文学教学改革方案研究》），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培育项目1项（《中国华中地区韩国学核心基地培育项目》）和韩国外交通商部国际交流财团高级专家研究项目1项（《韩国盘索里研究—文化与美学的阐释》）。

• 出版《高丽时期汉文学研究》、《朝鲜文学通史》（中）等多部专著和《韩国文学作品选读》、《韩国概况》等多部教材；发表《盘索里文学的美学特征》、《高丽诗人郑知常诗歌艺术略论—兼论郑知常对唐诗的接受》等数十篇论文。

• 《朝鲜文学通史》（三卷本，本人负责撰写中卷）荣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内容摘要：高丽爱情歌谣是高丽国语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丽爱情歌谣以妇女为抒情主人公，表现了她们在父权制伦理秩序下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遇到的伦理困境，是夫君或心上人的离去或一去不返。面对这种伦理困境，她们曾以挽留或哀求来表达自己的伦理诉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伦理诉求很难改变无情的现实。面对无法解决的伦理困境，她们所能做出的伦理选择便是对悲剧现实的忍耐与坚守。在这个意义上，高丽爱情歌谣与其说是倾诉男女爱恋之情的爱情歌谣， 不如说是抒发弃妇或痴情女之悲情的爱情悲歌。高丽爱情歌谣所表现的爱情悲剧，并不是抒情主人公个体的爱情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妇女群体的社会伦理悲剧。值得一提的是，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诉求与伦理选择中蕴含着“恨”这一朝鲜民众特有的文化心理，它为高丽爱情歌谣赋予了其特有的伦理价值与美学意蕴。

关键词： 高丽爱情歌谣；伦理困境；伦理诉求；伦理选择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责任编辑：杨建

高丽爱情歌谣是高丽国语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丽国语歌谣来自民间，它是普通民众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高丽国语歌谣以通俗的诗歌语言和诗歌形式，毫无掩饰地唱出了人的最自然、最真实的情感需求和伦理诉求，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 2287），得到了广大民众心灵深处的共鸣，在民间广泛流传。高丽时期诗歌有自身的诗歌伦理。所谓“诗歌伦理指的是人们对诗歌的习惯性理解、认识与接受”（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27）。在高丽时期，文人创作的汉文诗被视为正统文学、雅文学，而来自民间的国语歌谣则被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尽管如此，高丽国语歌谣以它鲜明的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上层社会的关注，其中一些作品被采入宫中，作为用于宫廷酒宴的俗乐固定下来。这一部分作品通过口传而得以传承，直到 15 世纪出现朝鲜文字以后，被《乐章歌词》《乐学轨范》等李朝音乐典籍记录并保存下来。

现存高丽国语歌谣共有 14 首，每首歌谣都离不开一个“情”字，有的抒发爱情，有的表达亲情，有的则表现臣子对君王的“恋君之情”，而其中多数为抒发爱情的爱情歌谣。高丽爱情歌谣以妇女为抒情主人公，表现了她们对独自离去或一去不返的夫君或心上人的难舍难分和苦苦思念，以及对这种悲剧现实的忍耐和坚守。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高丽爱情歌谣所表现的是抒情主人公在高丽社会父权制伦理秩序下的伦理困境、伦理诉求和伦理选择。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遇到的伦理困境，是夫君或心上人的离去或一去不返。面对这种伦理困境，她们曾以挽留或哀求来表达自己的伦理诉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伦理诉求很难改变无情的现实。面对无法解决的伦理困境，她们所能做出的伦理选择便是对悲剧现实的忍耐与坚守。高丽爱情歌谣句句悲切，如泣如诉。它们与其说是倾诉男女爱恋之情的爱情歌谣，不如说是抒发弃妇或痴情女之悲情的爱情悲歌。“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聂珍钊，《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13）。高丽爱情歌谣所表现的爱情悲剧，并不是抒情主人公个体的爱情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妇女群体的社会伦理悲剧。本文将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解读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困境、伦理诉求与伦理选择，并结合“恨”这一朝鲜民众特有的文化心理，阐释高丽爱情歌谣中所蕴含的伦理价值与美学意蕴。

一、抒情主人公的伦理困境

高丽社会是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男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各个领域中具有绝对的支配性特权。父权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使男性处于支配地位，而使女性处于劣势与服从地位。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下，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均处于被动地位，在夫妻关系或男女关系上经常陷入无可奈何的伦理困境，而这种伦理困境同时也是广大普通妇女普遍经历的人生遭遇。

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遇到的一个伦理困境，是与夫君或心上人的别离，这种别离往往是由夫君或心上人独自离去而造成的。对抒情主人公来说，这种别离是极不情愿的，又是无可指望未来的，所以让她们很难接受。下面是《西京别曲》第一至第四小节：

西京啊，啊吱儿嘎，

新筑西京是我所爱！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你不丢下我，啊吱儿嘎，

我宁愿舍弃我所爱！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与其天各一方，啊吱儿嘎，

不如扔下织布梭跟你一起走！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只要你不嫌弃我，啊吱儿嘎，

我含泪与你长相守！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①（201）

面对即将离去的夫君，抒情主人公陷入无尽的忧伤和惆怅之中。她不愿意夫君离开自己，只要能够与夫君在一起，她宁愿舍弃心爱的故乡西京，跟随夫君远走他乡！但抒情主人公的这种愿望不过是她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它不可能改变夫君独自离家的决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抒情主人公发出“珠粒落在石头上，珠线哪能断脱啊！纵然别离一千年，情意绵绵怎能断绝啊！”（201—202）的感叹，以表自己“妾心藕中丝， 虽断犹牵连”（孟郊 4196）的忠心，希望夫君能够顾念夫妻情义，早日回到自己身边。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充满哀伤的离情别绪，在高丽爱情歌谣其他作品中也不难发现。

别离，别离，为什么要别离？

你怎能忍心离我而去？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丢下我这孤单身哪， 

你叫我怎的过下去？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多么不愿放你走呀，

可又怕你发脾气！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

含泪送你走啊，

只望你快快回到我身边！

我呀我——

吁，增则个，太平盛代。（269）

以上是《别离》的全文，共由四个小节组成。抒情主人公一开口就直奔主题，向独自离去的夫君倾诉自己依依不舍的苦闷心情。对抒情主人公来说，与夫君的离别是痛苦的， 甚至是无法承受的！她是多么希望夫君能够回心转意，守在自己的身边！但抒情主人公的哭诉和哀求，却没能阻止夫君离开的脚步。她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像《西京别曲》的抒情主人公一样，希望夫君尽快回到自己的身边。

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遇到的又一个伦理困境，便是被夫君或心上人遗弃，成为一个孤苦伶仃、楚楚可怜的弃妇。抒情主人公的这种遭遇，让她们无法重温往日的爱情和温馨的生活，常年生活在无尽的痛苦和等待之中。下面是《满殿春别词》的前两个小节：

冰上的竹叶席上， 

我与郎君度良宵。

美好光景令人醉，

宁可冻死，我也心甘。

今夜良辰，

但愿久久不觉晓。

辗转反侧，翻来覆去，

孤枕不得眠。

打开西窗看窗外，

桃花盛开春满园。

桃花无忧也无虑，

春风里，绽放着微笑。（242—243）

第一小节描写了抒情主人公与郎君坠入爱河的情景。抒情主人公在冰上的竹叶席上与郎君共度良宵，因为她非常渴望与郎君在一起，所以宁可冻死也在所不辞。同时，抒情主人公非常珍惜与郎君在一起的时光，她生怕这样的美好时光不会再来，所以衷心祈愿“今夜良辰，但愿久久不觉晓”。其实，抒情主人公的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在第二小节中，我们发现曾经沐浴在爱情中的抒情主人公已然成为了一个独守空房的弃妇！每当夜晚，抒情主人公“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孤枕不得眠”。她看到窗外无忧无虑、绽放微笑的桃花，再联想到孑然一身、孤苦可怜的自己，不禁悲从中来！像这种常年生活在忧愁和等待之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高丽爱情歌谣其他作品中也能找到。如：

四月里来春意浓，

啊，黄鹂如期到！ 

录事郎，我的郎呀， 

为什么偏偏把我忘！ 

啊欧，咚咚达里！

六月里来十五至，

啊，我象把梳子被扔在了峭壁上！

郎君不再把我看，

我追也追不上。

啊欧，咚咚达里！

八月里来十五至，

啊，八月十五是中秋！

君不在，哪有中秋在？

只有与君在一起，才算是中秋！

啊欧，咚咚达里！

十一月里来睡外屋，

啊，只有件单薄的汗衫身上盖！

我心多悲哀，

录事郎他不再回到我身边！

啊欧，咚咚达里！ （144—151）

以上是《动动》的四个小节。《动动》是高丽爱情歌谣中唯一的月令歌，它以一年十二个月为序，按月分节，把一个女子出生、恋爱、被遗弃的过程全部叙述了一遍。以上四个小节，主要表现了抒情主人公被遗弃的过程和被遗弃后身心遭受巨大痛苦的情景。阳春四月候鸟如期来临，而抒情主人公日夜思念的心上人——录事郎却没有来到她的身边。到了春去夏来的六月，抒情主人公极不情愿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像把没用的梳子一般被她的录事郎彻底丢弃！八月十五中秋节原本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是亲人相聚的团圆节，但对孤苦伶仃的抒情主人公来说，再好的节日也毫无意义！尽管录事郎无情无义，但抒情主人公对他的情义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她日夜企盼心上人的到来，为了能够第一时间听到心上人回来的脚步声，在寒冷的十一月里也宁可睡在外屋， 且身上只盖一件单薄的汗衫，以免酣睡不醒！又如：

雨晴了，天上飘起了大雪。

树丛中一条弯曲的小路上，落下了一层冰霜。

嗒咙嘀吁，嘛嘚啥哩，嘛嘚呐吱，呐唔吱。

思念远去的你，今夜又无眠。

弯曲幽静的小路上，可否重现你的身影？（254）

这是《履霜曲》的前半段。韩国学界围绕这首歌谣抒情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历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风尘女子，有的认为是与丈夫死别的年轻寡妇，而有的则认为是被夫君或心上人遗弃的普通妇女。但不管怎样，这首歌谣同样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一去不返的夫君或心上人的苦苦思念和等待。

在这一类作品中，《井邑词》不愧为一首令人哀叹的弃妇之绝唱。《井邑词》是从朝鲜三国时期开始流传下来的爱情歌谣，它在高丽时期同其他爱情歌谣一起在民间广泛流传，后来也成为了高丽宫中俗乐。据《高丽史·乐志》记载，这首歌谣为百济井邑地方某行商的妻子所作。出门经商的夫君久久未归，抒情主人公登高远眺，忧心忡忡，唱出了这首歌谣，以表达对夫君的深深挂念。《高丽史·乐志》还记录了抒情主人公的悲惨结局，即远行的夫君终究未归，抒情主人公最终化成了望夫石！

二、抒情主人公的伦理诉求

所谓伦理诉求，是指人们遇到伦理困境时所发出的一种伦理要求，旨在消除或缓解眼前的伦理困境。伦理诉求同时也是人的伦理情感的一种表达形式，可以用来自我安抚、排解苦闷。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遇到伦理困境，都会做出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的伦理诉求，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也不例外。但是在高丽社会父权制伦理秩序下，男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女人却始终要受到伦理道德的严格约束，对男人的胡作非为逆来顺受。因此，面对独自离去或一去不返的夫君或心上人，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所能做出的伦理诉求，无非是苦苦挽留或哀求其归来。

前面提到的《别离》中有这样一段唱词：“多么不愿放你走呀，可又怕你发脾气！含泪送你走啊，只望你快快回到我身边！”（269）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抒情主人公曾用哀求的语气挽留过独自离去的夫君，但无济于事，最终还是含泪把夫君送走，只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而在《西京别曲》中，抒情主人公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即将离去的夫君进行挽留：“你不丢下我，我宁愿舍弃我所爱！与其天各一方，不如扔下织布梭跟你一起走！”（201）显然，后者的挽留力度要比前者强，但两者的结局却是一样的，都没能阻止夫君离去的脚步。

对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来说，夫君或心上人的离去充满着变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数就是男人的变心。她们担心男人出门在外，寻花问柳，移情别恋，以致于一去不返！《井邑词》中有一段唱词是这么写的：

夫君啊，你在集市行商吗？

啊咯呀，怕你走路不慎陷泥塘！（129）

在韩国学界，历来有不少学者把其中的“陷泥塘”解释为男人“偷香窃玉、另觅新欢”。结合《井邑词》抒情主人公的悲惨结局——没有等来远行的夫君而最终化成望夫石这一结局来看，上述观点有它合理之处。也就是说，《井邑词》的抒情主人公用一句“怕你走路不慎陷泥塘”，表达了对夫君“另结新欢”的担忧。如果说《井邑词》的抒情主人公把这种担忧表现得比较含蓄、委婉，那么，《西京别曲》的抒情主人公则表达得直接、明白。以下是《西京别曲》的第九至第十四小节：

艄公啊，啊吱儿嘎，

你应该知道大同江水有多宽！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艄公啊，啊吱儿嘎，

你为什么大同江上把船划？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艄公啊，啊吱儿嘎，

你为什么帮我夫君渡江河？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艄公啊，啊吱儿嘎，

难道你不怕妻子红杏出墙？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大同江，啊吱儿嘎，

大同江对岸遍地是鲜花！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

夫君乘船到对岸，啊吱儿嘎，

对岸的鲜花，他必采无疑！

吁，嘟欧弄匈，大弄的里。（202）

大同江是高丽西都——平壤的水路要道，历来为送别亲朋好友的地方。在这里，抒情主人公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夫君的担忧，担心夫君出门在外，寻花觅柳，她甚至坚信只要夫君离家在外，必定另觅新欢！夫君的独自离去源于他的任性而为，但抒情主人公却把它归咎于无辜的艄公身上，认为如果艄公不在大同江上划船摆渡，也就不会有自己与夫君的别离！抒情主人公甚至把对艄公的这种不满转移到他的妻子身上，认为艄公的妻子有可能趁他不在红杏出墙！抒情主人公在不能直接怪罪夫君的情况下， 把艄公及其妻子当作发泄怨气的替代品，以此来安抚自己受伤的心。

在男权当道的伦理环境下，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与夫君或心上人的离别，意味着其苦难的开始，而这种苦难是全方位的。因此，她们总是希望夫君或心上人对自己不离不弃，总是盼望自己能够与夫君或心上人情如一体、白头偕老。下面的两段歌词很好地表达了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这种愿望：

高高的砂岩绝壁上，

种上五斗炒栗子。

等到它们生根发芽时，

我才跟有德的夫君相分离！

将白玉雕刻成莲花，

把它嫁接在岩石上。 

等到莲花开出三百朵，

我才跟有德的夫君相分离！（236—237）

这是《郑石歌》的前两个小节。按照常理来说，种在砂岩绝壁上的炒栗子，它永远不会生根发芽；嫁接在岩石上的白玉雕成的莲花，即使给它再多的时间，也不可能开出花朵来。抒情主人公正是通过这种带有夸张的反说法，表达了自己不愿与夫君离别的苦衷，同时也唱出了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共同的心愿。

但是，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所处的现实是残酷的，她们不仅要忍受与夫君或心上人分离的伤悲，同时要忍耐被夫君或心上人遗弃的苦痛。面对一去不返的夫君或心上人，她们所能做出的伦理诉求是有限的，要么请求其不要忘掉自己，要么哀求其回到自己身边。比如，在《动动》的四月令中，抒情主人公看到如期而至的黄鹂，想到迟迟不归的心上人——录事郎，用一种痛苦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满腹委屈：“录事郎， 我的郎呀，为什么偏偏把我忘！”（140）而在《井邑词》中，抒情主人公则哀求夫君回到自己的身边，让自己的身心不再受到痛苦的煎熬！

抛下所有的东西回来吧，

啊咯呀，好让我不再孤独！ 

啊咯呀，哦岗道里，

啊欧，嗒弄的里。（130）

从请求对方不要忘掉自己，到哀求对方回到自己的身边，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煎熬，可以说这是她们所能做出的最后的诉求，其中充满着对悲情现实的哀伤与无奈。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期待，有时甚至对未来表现出不切实际的幻想。如：

南山上席地而卧，

玉山当枕头，

锦绣山做被子，

愿君把我抱在怀里，

用那装满麝香的香囊， 

抚摸我受伤的心！

啊欧，我的郎君，

从此我们不再分离！（243）

这是《满殿春别词》的第五小节。抒情主人公幻想着总有一天夫君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与自己重归于好，从此两人恩爱如初、不再分离。当然，抒情主人公的这种幻想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

三、抒情主人公的伦理选择

如前所述，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所做出的伦理诉求，无法解决她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起到了一种排解苦闷、自我安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就会面临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伦理选择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6—267）。对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来说，她们面临的伦理选择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自由意志驱使下的自我放任，一种是对悲剧现实的忍耐与对当代伦理道德的坚守。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在作为一个女性之前，首先是一个人。因此，她们跟男性一样有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本能追求。以下是《满殿春别词》的第四个小节：

小鸭啊，小鸭，

娇小可爱的小鸭啊！

你为什么离开浅滩， 

到这个沼泽地来栖息？

如果沼泽地冻起来，

你是否还要回到浅滩？（243）

小鸭从浅滩到沼泽地，再从沼泽地到浅滩，来去自由，这是它本能的自由意志使然。在这里，抒情主人公采用与小鸭对话的形式，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意志的向往。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对自由意志的向往，有时甚至摆脱理性意志的束缚，表现出非理性的冲动。如：

原本去双花店买个饺子，

却被回回叔抓住了手。 

如果这件事传到店外，

嗒噜嘞咯嘀嘞，我会说是店小二散布的谣言。

嗒嘞咚呏，嗒哩嘞嘀嘞，嗒哩嘞嘀嘞，嗒噜嘞咯嘀嘞，嗒噜嘞。

我也想去那里过个夜，

吁，嗒噜嘞，咯嘀嘞，嗒噜嘞。

那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要脏。

原本去三藏寺点个灯，

却被施主抓住了手。 

如果这件事传到庙外，

嗒噜嘞咯嘀嘞，我会说是小沙弥散布的谣言。

我也想去那里过个夜，

吁，嗒噜嘞，咯嘀嘞，嗒噜嘞。

那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要脏。（219）

以上是《双花店》的前两个小节。《双花店》共由四个小节组成，而这四个小节除了地点和人物不同以外其内容基本相同。在韩国学界，历来把这首歌谣定性为纯粹的“淫词艳曲”而加以否定，但这种做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如果把它放在整个高丽爱情歌谣体系当中，从作品之间的相互关联去把握它的内在涵义，我们就会发现它所表现的， 其实就是抒情主人公内心深处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激烈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最后胜者往往是理性意志，每个小节的最后一句“那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要脏”，表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对自由意志的向往也好，其非理性的冲动也罢，在男权当道的当代伦理环境下，终归要受到理性意志的牢牢束缚，以致使她们在伦理禁忌上很难越雷池半步！由此一来，她们所能做出的伦理选择便是对悲剧现实的忍耐与对当代伦理道德的坚守！下面是《履霜曲》的后半段：

我是你的人，怎能觅新欢？

没有人愿意遭雷劈，下地狱！ 

我俩的缘分天生注定，

啊欧，哪怕是死，

也要与你在一起！（254）

面对心上人一去不返的悲剧现实，抒情主人公义无反顾地做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我是你的人，怎能觅新欢？哪怕是死，也要与你在一起！这种对悲剧现实的忍耐与对伦理道德的坚守，不仅是《履霜曲》抒情主人公的伦理选择，而且是所有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共同的伦理选择！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这种伦理选择，在客观上维护了社会和家庭的伦理道德与伦理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诉求与伦理选择，蕴含着“恨”这一朝鲜民众特有的文化心理。“恨”与“怨”不同。尽管两者都是由受到不正当待遇或者物质或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现象，但两者的表现形态却截然不同。“怨”的心理中包含着报仇的欲望，需要通过“偿还”来了结；相反，“恨”是聚集在心头难以排解的一种情结，它是没有了结的弱者心理，是一种永久的哭诉。② “恨” 不是个人一时性的心理反应，而是朝鲜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集体情感体验” 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积淀在朝鲜民众的心灵深处，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审美情感模式——充满哀伤的哭诉。在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诉求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种审美情感。甚至有的高丽爱情歌谣通过抒情主人公的伦理诉求，直接表达了这种审美情感。如《维鸠曲》：

鸽子呀，鸽子，

我知道你会鸣叫， 

但是你的鸣叫声，

没有布谷鸟的哭声让人心动。

我喜欢布谷鸟的哭声，

我喜欢布谷鸟的哭声！”（278）

鸽子的鸣叫声像撒娇般多情，而布谷鸟的哭声则充满哀伤，仿佛抒情主人公在深切地呼唤一去不返的夫君或心上人，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尽管“恨”包含着对加害者的怨恨情绪，但它更多的是对自身处境的忧伤和哀叹，它是一种内向性的心理活动，富有女性的阴柔之气。正因为如此，它不希望通过与外界的冲突来得以消解，而希望通过情感共鸣或精神慰藉来得到克服。难能可贵的是，“恨”从来没有陷入悲观厌世，也没有一味地诉说痛苦和感伤，它始终表现出对悲情现实的忍耐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可见，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选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男权社会对妇女的伦理道德要求，但它与“恨”这一朝鲜民众特有的文化心理也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丽爱情歌谣抒情主人公的伦理诉求与伦理选择，经过与“恨”这一朝鲜民众特有的文化心理的融合与升华，为高丽爱情歌谣赋予了其特有的伦理价值和美学意蕴。

注解【Notes】

①文中高丽国语歌谣引文均出自崔哲：《高丽国语歌谣解释》（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1996 年）， 所有引文均由笔者自译，后文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参阅王晓玲：《韩国“恨”文化的传承与变化》，《当代韩国》3（2010）：45—4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崔哲：《高丽国语歌谣解释》。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1996 年。

[Choe Cheol. Explanation on Korean Poetic Songs. Seoul: Yonsei UP, 1996.]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淸•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He Xiu. Stories of Gongyang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 Guide Reading. Vol.16. A Guide Reading to Shisanjing. Ed. Ruan Yuan.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80.]

孟郊：《去妇》，《全唐诗》第十二册，第三百七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374。

[Meng Jiao. “Abandoned Wife.” A Poem, Poetry Collection of Tang Dynasty. Vol.12.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1960. 374.]

聂珍钊：《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文学评论》2（2014）：13—15。[Nie Zhenzhao. “On the Ethical Value and Teach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view 2 (2014):13- 15.]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责任编辑：吕洪波    审校：杨革新

---

更多阅读推荐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研究：第九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