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渊||歌德《浮士德》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歌德《浮士德》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作者介绍
谭渊，1975年出生，复旦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德国哥廷根大学德语文学专业博士、博士后。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发表专著5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类课题10余项。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同年起受聘为华中学者，2018年入选德国洪堡学者。目前兼任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职。主要研究方向：德语文学、翻译史、中德文学关系。
摘要：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将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置于创作的历史环境中，在18世纪德国伦理环境转变的语境中对论题进行研究，解读浮士德的伦理抉择以及作品所体现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冲突。文中指出，在歌德笔下，浮士德的人生尽管受到“黑暗冲动”（兽性因子）的影响，但自由意志的张扬也带来了对人类未知潜能的充分发掘，催生出更新、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必然导致浮士德从低层次的欲望追求走向越来越高层次的人生体验，因而浮士德逐渐超越低层次兽性因子的影响，转向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奋斗，使人性因子的内涵获得极大丰富。最终，新伦理下的浮士德战胜了魔鬼的诱惑，为自己赢得了救赎，兽性因子、人性因子则从二元分离重新走向辩证统一，成为更高层次的斯芬克斯因子。通过分析浮士德的这一成长过程，本文不仅揭示出歌德时代的伦理变迁，也开启了对这部经典名著伦理意义的重新解读。
关键词: 歌德；《浮士德》；魔鬼；文学伦理批评；斯芬克斯因子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5期，责任编辑：黄晖。
从1773年着手创作到1832年最终完成审定，德国作家歌德在名著《浮士德》（Faust）上倾注了60 年的心血，其创作跨越了启蒙运动、狂飙突进、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多个文学时代，也凝聚了歌德从少年到老年时代对人生的思索。两百年来，作品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引发了无数文学评论家的思考。在国内学术界中，围绕《浮士德》的主题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张闻天、冯至、陈铨、范大灿、董问樵、余匡复、绿原等前辈学者虽然关注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强调浮士德的一生代表着“人类向上发展的阶段”和“永远自强不息的创造性的生活”（胡蔚 28-29）。杨武能甚至认为连“自强不息”都不足以概括作品精神，他指出浮士德还具有“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人的神性”（55）。当代学者吴建广却针锋相对地提出浮士德是被“认识欲、淫欲、虚拟欲、僭越欲、创世欲”所驱使，他不仅彻底否定浮士德的“自强不息”精神，而且认为“核心剧情的发展就是浮士德的大欲萌发、变易、膨胀，直至死亡的过程”（《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20-22）。这种极度两极化的评价源于评论者立足点的根本不同，前者扎根于中国儒家思想传统，肯定人类不断探索世界的积极意义，后者则深受解构主义思潮影响，否定浮士德所代表的人本主义，认为欲望的扩张只会带来毁灭。笔者认为，无论是中国学界在传统上对浮士德“自强不息”精神的不断拔高、还是当代学者对浮士德“大欲萌发”的猛烈批判，其实都脱离了原著所处时代的伦理语境，忽略了体现人类善恶二元的“斯芬克斯因子”在浮士德发展道路上的双重作用。我们需要从伦理层次来反思这部作品，即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浮士德》所表达的伦理思想重新进行阐释。
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讲，从猿进化到人只是奠定了人类向更高阶段进化的基础，经过伦理选择之后人类才从野蛮和蒙昧中走出来，变成具有伦理意识的人，伦理意识正是人类获得理性、成为高等生物的基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7-8）。因此，近年蓬勃兴起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从起源上把文学看成伦理的产物，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并强调“要回到历史现场，在特定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分析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过程及其结果，揭示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9）。聂珍钊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一文中还进一步指出，就伦理意义而言，人身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因子，即人性因子（理性）和兽性因子（原欲），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理性意志是它的意志体现；兽性因子是人进化后残留在身上的动物性本能，自由意志是其意志体现，“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前者能控制后者，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5），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成为所谓“斯芬克斯因子”。这种“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将导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不同行为特征和性格表现，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教诲价值”（6）。《浮士德》一剧正贯穿着这种伦理冲突，体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从矛盾冲突走向辩证统一的过程。
一
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主要来源于16 世纪德国民间故事，并受到英国文艺复兴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的影响。对于解读歌德版《浮士德》而言，歌德于1797-1801 年间创作的《天上序幕》一场尤其举足轻重。这一场在形式上模仿了《圣经》中上帝与撒旦打赌考验人类的故事（Schöne 170-171）。在《圣经·约伯记》中，上帝称赞约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却认为约伯信仰上帝是因为得到了各种好处，上帝于是允许撒旦用各种灾祸去试探约伯，最终约伯经受住考验，证明了他对上帝的忠心，也从宗教伦理上说明了人类对天父的虔诚不应以获得多少回报为前提。在《天上序幕》中，魔鬼摩非斯托来到上帝面前指责人类狂妄、丑陋，把上帝“天光的虚影”称为“理性并独自享用”，比动物更加好高骛远、贪得无厌，“结果只变得比野兽更具兽性”（284-286）①，甚至连像野兽那样安分守己以终天年都做不到，结果只落得悲惨终日，就连魔鬼都觉得他们实在可怜，不忍再去践踏。可见，在魔鬼摩非斯托心中，人性因子不仅一钱不值，甚至还把人类降低到了比仅具兽性的动物更低的地位上。上帝对于摩非斯托把人类菲薄得一无是处大为不满，于是就问：“你可认识浮士德？”（299）谈起浮士德，摩非斯托更是刻薄无比：“这傻瓜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永远心神不宁，老向往远处；从天上，他想摘取最美的星星，在人间，他想登享乐的极顶，不管远方近处，近处远方，他都心潮激动，欲望难平”（301-307）。他认为只要稍加引诱，就可以让浮士德堕入魔道。然而上帝对浮士德却并不担忧，他指出：“人只要奋斗，就会出现迷误！”（317）这是因为人类要追求更高的存在价值，就必须先通过自由意志的张扬来突破既有的界限，从而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如若人类因为害怕兽性因子的消极影响而止步不前、放弃努力，那就永远都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因此上帝说：“人的精神总是容易松弛，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我因此创造出魔鬼，以激发人类的努力为能”（340-343）。上帝同时相信，经过充分发展的人性因子最终将引领人类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因此断言“一个善人纵然在黑暗的冲动中也终将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328-329）。可见，正是上帝与魔鬼对人性因子作用截然不同的判断最终导致了他们在浮士德身上定下赌约。如此一来，《天上序幕》中的赌约就为《浮士德》设定出伦理意义层面上的宏大架构，开启了贯穿全剧的“人性——兽性”冲突主线：究竟是兽性因子获得胜利，将人类引向沉沦？还是人性因子取得胜利，战胜魔鬼的诱惑、最终引领人类走上正道？
在歌德创作《浮士德》之前，马洛已经在1592 年创作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对此作出过回答。马洛将浮士德塑造成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神学博士，在魔鬼为其服务的24年中，浮士德占有了无穷的知识、权势和财富，直到期满之际才开始对前途感到恐惧，尽管他在最后一刻有心忏悔，但却为时已晚，与魔鬼的契约使他“断送了永恒的欢乐与幸福”（马洛 74），灵魂最终被魔鬼带入了地狱。马洛笔下的浮士德虽已具有人文主义者的自省精神，但剧本并未摆脱中世纪宗教剧和道德剧的影响，仍然延续了“叛教者死”的宗教伦理观念（李定清78-80），将人类身上的本能需求视为邪恶，其伦理内核仍然是要求人类压抑本能、追求神恩、顺从天父的中世纪宗教伦理。
歌德的《天上序幕》虽然在表面上沿袭着《圣经》故事，但实际上其伦理内核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约伯故事中对上帝的无比虔诚在此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就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心中的一个巨大悬念：究竟是继续服从教会，在以“天父”为核心的宗教伦理体系中寻找拯救，还是肯定“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探索中建立起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伦理？
《浮士德》伦理内核的改变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歌德早年就深受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在他创作《浮士德》的六十年中，德国的伦理环境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世纪以来以“天父”为中心的宗教伦理一统天下的局面被一步步打破，人本主义在市民阶层中大行其道，新兴资产阶级世俗伦理逐步上升为主流。歌德笔下的《书斋》一场正生动地折射出这种伦理语境的变迁。在这一场中，通宵难眠、郁闷欲死的浮士德决定到《圣经》中去寻找来自上天的启迪，于是他打开《约翰福音》，但刚刚看了第一句，就对当时流行的译法“太初有言”（im Anfang war das Wort）产生了不满，他认为马丁·路德用德语的Wort（言）一词来翻译希腊语中的logos（逻各斯）是将上帝的话语“抬得太高”，几经斟酌，他将其改为“太初有为”（1224-1237）。浮士德篡改《约翰福音》这个插曲极具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主人公颠覆了以上帝话语为核心的旧式宗教伦理，转向以人的“作为”——人类对生命的全面体验为核心。这一伦理选择体现了18 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潜能的积极探索，展现出人类发掘自身潜能的迫切欲望和对美好未来的强大信心，同时也真实地折射出新兴资产阶级与旧伦理决裂、转向新伦理的决心。
二
伦理语境的变迁决定性地影响了《浮士德》中魔鬼与人类的关系。
在歌德笔下，浮士德登场之初就已然是饱学之士，早在魔鬼造访之前就已有心去求助于超自然的魔力，突破人类认识的极限。他当时已学完了中世纪欧洲大学设置的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四大学科，拿了一堆硕士博士头衔，成为受人尊重的教授，他所置身的书斋也极具中世纪经院特色：堆积如山的书本、形形色色的仪器、各种试管烧杯玻璃瓶——这象征着当时人类科学所能达到的一个巅峰，然而当浮士德在已有的知识中无法再前进一步时，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失衡，只感到“心在胸中闷得可怕”，“一种难言的痛楚会把你所有的生机扼杀”，他因此渴望让自己的兽性因子得到释放，回到“生机勃勃的自然”：“逃吧！起来！奔向辽阔的大地！”（414-418）为了“得到自然的指点”，探究宇宙奥秘，他打开了占星家诺斯特拉丹的预言书，一看到“大宇宙的符箓”顿觉欣喜若狂，身上压抑多年的兽性因子就此被唤醒：“哈！才这么看上它一眼，我便突然觉得心旷神怡！年轻而神圣的生命的幸福感忽然沸腾、激荡在我的血脉里”（430-437）。随着兽性因子的复苏，浮士德越来越难以压抑灵魂深处的冲动，他在自白中清楚道出了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在他胸中的激烈交锋，二者甚至于要将他自身撕裂为两半：
有两个灵魂居住在我心胸，
一个要与另一个分离，
这一个沉溺在粗鄙的爱欲，
用吸盘把尘世紧紧地抱住，
另一个却拼命想挣脱凡尘，
飞升到崇高的先人的净土。（1112-1117）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在浮士德身上的对立给魔鬼提供了可乘之机。曾经与上帝激烈辩论人类前途的魔鬼摩非斯托此时趁虚而入，宣称愿意做他的伙伴，与他结交，和他“一道把人生经历”，“欣赏到还没人见过的东西”（1643、1673）。在摩非斯托的引诱下，浮士德怦然心动，虽然他明知与魔共舞意味着什么，但为了能突破肉身的局限，去领略“小世界”和“大世界”，连地狱的恐怖在他眼中都已不足为惧，他几乎毫不担忧未来的处境，就在书斋中与来访的魔鬼订下了赌约。
在马洛笔下，浮士德乃是为试图穷尽世界的奥秘而选择与魔鬼缔结契约。在歌德版《浮士德》中，这个环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魔鬼夸耀自己本领通天，可以让主人公领略到人类从未见识过的世界时，浮士德表示根本不相信人类的远大抱负是魔鬼所能理解和满足的：“你这个可怜的魔鬼能耍出什么花样？一个抱负远大的人的精神，何时曾被你的精神领会到？”（1675-1677）因此，浮士德大胆提出与魔鬼进行一场赌赛：“你要能使我沉溺于享乐，那我的末日就已到啦！我敢和你打赌！〔……〕要是我对某一瞬间说出：你真美啊，请停一停！就随你把我套上锁链，我心甘情愿走向沉沦！”（1695-1702）从表层来看，歌德将浮士德与魔鬼的服务契约换成赌约，意味着人魔之间从交易关系变成了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竞争关系；而从更深层次来看，赌约背后同时隐藏着浮士德探索人类道路的雄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刚刚走出中世纪的人类力量还非常弱小，因此他想借魔鬼之力去探寻人作为“万物尺度”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能为人类文明探明它所能达到的高度，他即便付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而人类以灵魂为赌注来换取对自身发展极限的探索，就意味着彻底抛弃了中世纪以来将“天父”作为伦理中心的思想，将追求“人”的体验放在了核心位置上：“整个人类注定要承受的一切，我都渴望在灵魂深处体验感觉，用我的精神去攫取至高、至深，在我的心上堆积全人类的苦乐，把我的自我扩展成人类的自我，哪怕最后也同样的失败、沦落”（1770-1775）。换言之，浮士德从一开始就预感到自己将走上一条充满坎坷、甚至可能走向沉沦的认识之路，然而他却义无反顾，表现出舍生取义的气概，同时也流露出对把握人类一切经验的极度渴望。从这层意义上讲，摩非斯托诚然代表着引诱人类走上歧途的魔鬼，但他更是浮士德内心中“兽性因子”的投影，浮士德选择与魔共舞正是要借助“兽性因子”（自由意志）的张扬来突破旧有的人类视野，“先把这个世界砸烂，然后才能有一个新的”（1661-1662），从而使人类的眼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浮士德悲剧的实质正是人类借助魔力来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时所必然经历的人性与兽性因子的冲突。
三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必然导致主人公陷入伦理困境，迫使他作出艰难的伦理抉择，同时也决定了剧中人物的行为、性格和命运。
浮士德作出与魔共舞的选择之后，兽性因子在他身上迅速膨胀起来，他马上梦想着“让我们在感官的深渊里，去解燃烧的情欲的饥渴！”（1750-1751）迫不及待地追问“现在去哪里？”摩非斯托投其所好地答道：“去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们先看小世界，再看大世界”（2050-2051）。这里的“小世界”是指人追寻感官快乐的地方，“大世界”则是指人类追寻精神满足的社会。但摩非斯托的计划并不只是满足浮士德的欲望那么简单，他是要借助魔力，打破浮士德身上人性因子的制衡，让兽性因子得到释放，最终将浮士德引入魔道，从而赢得他与上帝的赌赛。为此，他可以帮浮士德返老还童、穿越时空、上天入地，让人类所有可能的欲望都变为现实。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当一切欲求都变得可以轻易实现时，对浮士德而言，这个能让他无所不能的魔鬼就不仅仅是外在的诱惑，而更是他内心中兽性的投影了。因此，当摩非斯托带领浮士德“开始新的人生旅程”（2072），引他来到象征“人之大欲”的女巫厨房时（吴建广，《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20），浮士德立刻就在反射内心欲望的魔镜中看到了玉体横陈的天仙美女。在书斋中禁闭多年的老博士顿时如痴如狂，情不自禁地高呼“这不就是天国的化身？”（2439）女巫厨房也似乎起了感应，不仅灶上大锅里熬着的汤剂漫溢出来，而且灶中蹿起熊熊火焰，从烟囱冲了出去，几乎将女巫的房子烧掉。这勃发的火焰正隐喻着浮士德体内熊熊燃起的欲望之火，而这欲火一旦升腾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将导致悲剧的发生。
为了重新体验青春的激情，浮士德喝下了女巫炮制的还春壮阳汤，一下年轻了三十岁，等走出女巫厨房时，他已然是一个性欲冲动的年青人，完全屈从于兽性因子支配之下，将宗教伦理的束缚、“不可贪恋他人妻女”的诫条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他在大街上一看见少女玛格莉特便上前调戏，恨不得立刻就把姑娘搞到手。他如此猴急，甚至让魔鬼都觉得有些过分，因为这位姑娘实在是纯洁无瑕，连魔鬼都无法下手。可浮士德却马上为自己找到了开脱的理由：“可她已经满了十四岁呀！”（2627）并命令摩非斯托当晚就要帮他把姑娘搂到怀里，否则子夜时分就和他分道扬镳。我们从这段文字中看到的不仅是借助魔力急剧膨胀的兽性因子，更是浮士德为满足兽欲而泯灭人性、不择手段的决心，其后果是转眼间便制造出一连串伦理悲剧，四条生命灰飞烟灭。而摩非斯托这时却把浮士德带到了魔鬼与女巫纵情狂欢的瓦卜吉司节上，试图进一步让浮士德沉溺在本能的欲望中。然而眼前极度纵欲淫乱的群魔反而使浮士德开始厌恶属于低级本能的肉欲，兽性因子对他的影响逐渐消退，人性因子开始复苏，让他在幻象中看到了凄凉漂泊、身陷囹圄的玛格莉特。在人性因子的推动下，他感受到了怜悯和责任，选择冒险潜入狱中去解救情人。此时的玛格莉特虽已精神错乱，但她在拥抱中却敏锐地感觉到短暂的分别已经让浮士德“嘴唇冰冷，迟钝麻木”、“丧失了亲吻的热情”，爱情被抛到了九霄云外（4487-4497）。因此，玛格莉特拒绝了浮士德和魔鬼的拯救，最后死在狱中，成为兽性因子的牺牲品。
《浮士德》第二部分中，浮士德走进“大世界”，来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在这里，以上帝信仰为中心的旧伦理体系已然崩溃，连圣坛上的圣餐杯、十字架和烛台都已成为掠夺的对象，“人人只顾自己搜刮聚敛”（4850），“一个颠倒的世界正在发育成长”（4786）。面对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浮士德在化装舞会上扮成古希腊财富之神普路托斯走入了宫廷，当他打开装满财富的宝箱时，文武百官面前出现了幻象：“大锅里面，金色的血液在翻滚、在沸腾”，用金水“铸成的金币翻滚旋转”，“像从铸币机往外蹦”（5711-5719），财迷心窍的大臣们顿时丑态百出，满地争抢滚滚金币，连皇帝都亲自凑到了沸腾的钱锅旁，结果被引燃了衣服，并险些烧毁皇宫。此处魔锅中鼎沸的金液无疑象征着物欲的横流，而财神燃起的熊熊烈火则预示着对金钱的贪婪终将毁灭这个国家的一切，变为“最可怕的灾难”（5917）。在闹剧过后，赢得皇帝信赖的浮士德和摩非斯托虽靠发明纸币暂时缓解了宫廷的财政危机，但却同时诱发了无节制的消费和更大的贪欲，最后浮士德对庸俗的物欲社会也彻底厌倦，终于逃向了现实之外的理念世界。
在理念世界中，浮士德的兽性因子再度膨胀，他要跨越现实与理念的天堑，完成对古希腊第一美女海伦的占有，也就是对“绝对之美”理念的占有。在摩非斯托的帮助下，浮士德借助魔力扭曲时空规律，将女神海伦诱骗到了他的领地，生下了具有新兴资产阶级特质的美少年欧福良。表面上看，他创造了新时代，实际上祸根却已悄然种下。欧福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他一次又一次跳起，直至快要碰着头上的穹顶”（9605-9606），还胆大妄为地偷走了海神的三叉戟、战神的宝剑、太阳神的弓矢，要不是怕被火焚，连宙斯的闪电都会被他偷走。待他稍稍长大，兽性因子在他身上更是显露无遗，他轻浮地把歌队的姑娘当成猎物，还身披铠甲、鼓吹战争：“你们梦想宁静和平？谁要高兴就梦去吧。战争！这就是口号”（9835-9837）。欧福良虽已飞上高空，但是他还在渴望“往上再往上，让眼界更加宽广”（9821-9822），志在必得地飞向更高的地方，结果由于飞得太高，欧福良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一样被太阳烤化，化为一道彗星陨落天际。他死之后，海伦也化作青烟离开了浮士德。欧福良的毁灭不仅标志着浮士德对“绝对之美”理念的占有只是虚妄，而且体现了作者歌德面对新兴资产阶级伦理时的矛盾心情：一方面，资产阶级强调永不满足的向上精神，不畏死亡、不畏苦难、勇于冒险、充满活力，另一方面，它又轻浮狂妄、为达到占有欲不择手段，带来了战争、苦难和美好理想的破灭，总之，资本主义伦理与“绝对之美”理念之间不可调的矛盾决定了浮士德的这种努力最终必将走向失败。
四
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固然给浮士德带来了一场又一场人生悲剧，但这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也极大丰富了浮士德的人生内涵，筑造起人类进化的阶梯，推动着他向更高意义上的“人性”攀登。
在游历了理念世界后，浮士德将充盈的欲望转向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升腾起了驯服大海、创造人间天堂的意愿，他要“给波浪划定界限，用强固的堤围住大海”（11539-11543），“为上百万人开辟生活空间”（11563），通过创造新天地来将人类身上所蕴藏的“如神一般的可能性”（马斯洛289）发挥到淋漓尽致。在他的指挥下，摩非斯托通过殖民主义战争、海外贸易和杀人越货获得了十倍的利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又通过工业革命的力量围海造田，在海边土地上建立起宫殿和自己的王国。但是浮士德终究无法抵抗自然规律，在百岁高龄之际先被“忧愁”吹瞎了眼睛，接着又被魔鬼所蒙骗，将他们为自己挖掘坟墓的锹镐声当成了开辟新天地的劳作声，在生命最后一刻对着想象中的美好蓝图喊出了“你真美啊，请你停留”，倒在了宫殿前。于是，他的灵魂被魔鬼按照赌约带入地狱。不过，天使随后降临，将浮士德的灵魂拯救上了天堂。
学术界对这一结局的争议颇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虽然浮士德没有实现理想，但是却体现了自强不息和人道主义的精神，这是人类理性的胜利，理应得到上帝的肯定。反对者则抨击浮士德欲壑难填、“一生都盲目”（11497），认为浮士德在越来越大的欲望驱使下战天斗地，只体现了人类自居为上帝的狂妄，不仅“浮士德的幸福瞬间只是建立在谬误之上”（吴建广，《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25），甚至连浮士德最后得到的救赎都只是垂死者头脑中的“濒死意念”所营造出的幻觉（吴建广，《濒死意念作为戏剧空间》146）。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这两种解读均有偏颇之处。因为最初让浮士德走上与魔共舞道路的驱动力的确来自于兽性因子的复苏，他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产生了层出不穷、不断扩张的欲望，继而酿成一场场人间悲剧，这与中国儒家强调君子要不断增强个人修养的“自强不息”精神格格不入。但从改译《约翰福音》一段可以看出，浮士德选择的是以全面体验人生、认识人生为目标的新伦理，他的奋斗不仅展示着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而且也通过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冲突一步步揭示着“本我”之恶。在充分体验人间苦乐、认识自我的基础上，浮士德最终领悟到：兽性因子无法给他带去真正的存在感，只有超越自我、将实现全部自我价值的欲望融入到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事业中去，“把我的自我扩展成人类的自我”（1774），献身于“为上百万人开辟生活空间”的利他事业才能使他无愧于一生：“我完全献身于这个意念，这是智慧的至高成就：只有每天争取自由与生活的人，才配享受自由和生活！”（11573-11576）他献身于这项事业的意义不仅在于造福子孙，给后人创造出一片“崭新的大地”，更重要的是使创造者即浮士德本人切实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真正价值和存在感，因此，他在领悟到存在价值的一瞬间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无限满足感，在生命最后一刻达到了幸福的巅峰。
可见，浮士德尽管受到兽性因子的驱使，不断寻求对欲望的满足，但最后却走上了一条通向“美丽的瞬间”的道路。虽然他至死也没有实现建立人间天堂的目标，而且还在眼盲之后受到摩非斯托的欺骗，将魔鬼掘墓之声当成人类开疆扩土的胜利之声，但他却在不断丰富人生体验、朝着目标不断追求的过程中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并意识到超越自我、为明天奋斗不息才能真正充实自己的灵魂。所以，最终令浮士德感到满足的并不是魔鬼给他带去的享受，而是他在为人类理想而不懈追求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每天“永不满足”的充实与幸福，即“满足于永不满足之中”（邓晓芒 193）。
这种向着“崇高幸福”永不满足的追求正是浮士德在歌德笔下最终得到天使拯救的原因。因为恰如《天上序幕》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尽管受到“黑暗冲动”（兽性因子）的影响，但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内驱力也决定了人类不会满足于原地踏步，而会不断产生出新的、更高层次的需求（马斯洛 27），不断追求对各种人间苦乐的更高体验，这必然导致浮士德从追求低层次的欲望满足走向越来越高层次的人性体验，最终超越低级的兽性因子的影响，到发挥人性因子全部潜能的高层次奋斗中去追求巨大的满足感。换言之，“老想作恶却总是把善促成”（1336）的兽性因子在客观上带来了对人类未知潜能的最充分发掘，使人生的内涵获得极大丰富，最终与人性因子从对立冲突的二元走向殊途同归，成为在更高层次上辩证统一的“斯芬克斯因子”，从而使人类得以达到前所未有的人性境界。因此，浮士德对“崇高幸福”的追求最终远远超越了魔鬼摩非斯托所能提供给他的本能享受，他不仅没有输掉与摩非斯托的赌约，而且完美证明了《天上序幕》中上帝所断言的“一个善人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会意识到正确的道路”（328-329）。故此，浮士德的灵魂在歌德笔下获得拯救也就顺利成章了。从最终意义上讲，不是上帝拯救了人类，而是新伦理下的人类为自己赢得了光辉未来与救赎之路。
《浮士德》中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从二元对立走向辩证统一、成为更高层次“斯芬克斯因子”的历程正是人类不断进化、向上发展的根本形式。
注解[Notes]
①本文中所有《浮士德》的引文均出自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Bd. 1 (Frankfurt: Klassiker, 1999)。德语《浮士德》已标准化，共12111行，以下引文只标明原文所在诗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中译文主要参考杨武能译：《浮士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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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蒋文颖 审校 | 王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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