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 || 虚假的荣誉：菲尔丁小说的道德批判与伦理含混

作者介绍

杜娟（1978-），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兼任《外国文学研究》编辑、办公室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近年来在各级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2010-2011年度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耶鲁大学英语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曾获得湖北省2009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11批）奖励称号，专著《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获第八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亨利·菲尔丁小说研究”。

内 容 提 要

      亨利·菲尔丁小说伦理结构的设定受古典文学影响颇深，他在小说里采用的伦理结构主要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流浪汉小说，同时也借鉴了古典史诗的漫游结构。正是这种脱胎于古典史诗与传奇结构样式的故事，使菲尔丁小说中的道德英雄面临了爱情与荣誉的双重冒险。菲尔丁不仅借助故事情节微弱回应了爱情与荣誉两难的母题，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不正确的荣誉观会造成爱情观的扭曲、伦理关系的商品化以及对金钱欲望的不当追求。与伪善相比，虚荣是普通人都有的人性弱点，连道德英雄都难以免俗，其危害性也难以被世人所认知。为了实现小说的道德批判功能，菲尔丁强调了荣誉与其衍生物——名誉、声誉之间的区别，同时并不完全否定顾惜名誉的世俗观点，从而也造成了一定的伦理含混。

关键词：亨利·菲尔丁；荣誉；虚假性；道德批判；伦理含混

原文刊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责任编辑：王树福。

正 文

      亨利·菲尔丁小说伦理结构的设定受古典文学影响颇深，他在小说里采用的伦理结构主要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流浪汉小说，同时也借鉴了古典史诗的漫游结构。《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自不用说，而《阿米莉亚》主要描写了男主人公在监狱之间流连的生活，不少批评家认为维吉尔创作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是其结构的蓝本①。爱情和荣誉是菲尔丁从古典文学传统继承而来的双重冒险主题。狄多女王恋慕埃涅阿斯，希望他能永远留下来；可埃涅阿斯最终决定弃绝爱情，去完成神安排的民族复兴的道路。维吉尔这部史诗作品可以说最早展现了爱情和荣誉的冲突主题；这一古典文学母题也在菲尔丁的小说里得到了微弱回应。如《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琼斯被奥尔华绥先生赶出了家门，更因和苏菲亚分离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时的琼斯为了寻求解脱，“决计追随伟大荣誉的道路”（297）去投军。也就是说，主人公希望借助追求荣誉去弥补失去爱情的痛苦。与之相类似，《阿米莉亚》中的主人公布思在结婚后不久就面临了一个有关爱情和荣誉的艰难选择。为方便照顾怀孕的妻子阿米莉亚，布思想方设法才被调换到了一个近卫骑兵队中。但事有不巧，布思的任职令尚未签发，他所在的队伍就要开拔去往直布罗陀。尽管和他调换职务的军官也愿意代替他去国外驻扎，但布思却毫不迟疑地听令出征。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为了家庭而放弃个人荣誉，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价值选择，他“不怕难为情地承认”，“爱情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就能够被荣誉所胜过”（《阿米莉亚》91）。如果说这里的情节只是菲尔丁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简单继承，那么更值得探究的是他在荣誉这一道德命题上表现出来的矛盾态度。荣誉可以说是菲尔丁道德建构和伦理批判的核心问题，他一方面批判了时人对荣誉的误解，甚至道德英雄身上的弱点和瑕疵也均出于对游侠风度乃至荣誉的不正当理解，荣誉、名誉、声誉等词在菲尔丁的道德观念体系中更是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内涵；但另一方面，他也出于谨慎的人生态度，并不完全偏废声誉、名誉的重要性。凡此种种，均说明了荣誉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呈现出一定伦理含混的特征。

01

      荣誉在菲尔丁小说所营造的道德世界中无疑具有核心价值。鲍斯威尔（Boswell）在《约翰逊的一生》中说，“菲尔丁创作的道德倾向，尽管它没有鼓励一种勉强不自然的和很少可能性的美德，对荣誉和诚实是永远有利的，并且抱有仁慈和慷慨的倾向”（qtd. in Sill 148）。但显然他未曾留意菲尔丁的小说对荣誉的具体表现。菲尔丁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曾描绘一个类似于理想国的吉普赛人的社会：“他们所以能过得那样幸福，也许完全由于他们和其他民族有一点不同：他们之间没有虚伪的荣誉（that they have no false honours among them），而且他们把耻辱当作世上最严峻的惩罚” （656）。吉普赛人的社会之所以完美正是因为以荣誉为准绳。荣誉对于道德的维系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荣誉是道德的卫士；对荣誉的爱首先推动着意志去发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动着它去获得社会的德性，或者至少是避免不公正的行为、谎言和犯罪”（包尔生 492）。但文中“虚伪的”（false）一词也暗示出荣誉常常被世人误读的尴尬境况。

      正像迈克尔·麦基恩所说，荣誉本身蕴含着贵族意识，“荣誉是外在表现与内在本质的统一，这让英国名门或贵族阶层与广大平民主体区分。这种信仰暗中主导着贵族与平民，借助地位为社会分层正名，〔……〕”（5）因此，在菲尔丁所处的时代，很多人都将蕴含了深厚美德价值的荣誉简单地理解成了贵族式的决斗。菲尔丁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对于这种过于狭隘的认识其实是有着清醒认知的。因此，他在1752年1月14日的《考文特花园杂志》上发表了《现代误用词汇集》一文，认为将“荣誉”（Honour）定义为“决斗”（Duelling）的看法是一种典型的“词汇误用”（Abuse of Words）（Fielding, The Covent-garden Journal 37）。除此之外，菲尔丁还在自己的多部小说中讽刺这种看法，频率之高实属罕见。如《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中同名主人公的生父威尔逊乡绅，在谈论自己早年的伦敦生活中，就提到决斗问题。他说：“一方面，我看到结果不论凶吉总有危险：不是我自己送掉性命，就是一个和我无冤无仇的人把命送在我手里。另一方面，我很快下了决心，不冒这种危险是有好处的”（216）。他也逐步意识到城市生活是浮华虚伪的，最终归隐乡村田园。这是一个认识到荣誉并不等同于决斗的人物，而这一对待荣誉的态度也让他不再无所事事，空虚度日。但像威尔逊这样对于荣誉和决斗有着理性认识的人却并不多见。在菲尔丁看来，将荣誉等同于决斗的世俗偏见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病，即便一些道德高尚之人，在这种世俗偏见的影响下也不能正确地看待荣誉和决斗之间的关系。如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由于旗手诺塞顿侮辱了苏菲亚的名字，琼斯与他就此结下了仇怨。琼斯在吃亏之后虽然对于决斗是否违背了基督教义心怀疑虑，但也是一门心思地想通过决斗来挽回荣誉。后来，旗手诺塞顿行恶之时恰被琼斯抓了个现行，诺塞顿对琼斯说，“要是你真敢像个绅士那样办事的话，咱们就走到一个我可以弄到一把剑的地方。我是个讲究荣誉的人，当然要来应战。”琼斯气急败坏之下，对此的回应是“你这样的浑蛋也配讲什么荣誉！”“恶人就得现世现报，饶不了你”（477）。同样，在《阿米莉亚》中，当巴思上校听信流言，诬蔑布思的“所作所为像个流氓”（233）时，布思也毫不犹豫地拔出剑，准备用决斗去捍卫自己的尊严。由此可见，无论是道德英雄还是恶人，都有着自己的荣誉意识；不管人物的道德状况如何，他们都将荣誉简单地理解成了决斗。对菲尔丁来说，他并不赞成私人决斗，认为决斗“是基督教时代以后由一些野蛮的民族引入的”，不仅违背了现代法律，而且“是对基督教准则直接与大胆的挑战”（《阿米莉亚》426）。

      如果说，在决斗问题上，亨利·菲尔丁是以宗教道德的名义予以反对的话，那么，菲尔丁对世人其他方式的误读，或多或少都受到同时代哲学家曼德维尔的影响。曼德维尔认为，人类的道德是荣誉感催生出来的。出于对人性的质疑，他觉得人行善的动机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出于自我保存，一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荣誉感，而两者都出于人类自私的本性。也就是说，“道德是谀谄和自豪感相配合生出来的有政治作用的孩子”（周中之 黄伟合 184）。菲尔丁虽然并不对人性做悲观的评价，但也从曼德维尔的学说中看到了荣誉背后的贪婪和欲望。“野心奢望”会“假扮为荣誉”（《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671）。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物，和普通人相比，他们对于“荣誉”的追求危害性更大，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往往不惜以牺牲所有臣民的安宁和幸福为代价。仍然借用曼德维尔的话说，即

永远激励着每一位英雄的最难满足的渴望，乃是对声誉的渴望；这种渴望，完全是一种无法驾驭的贪婪，即希图享有未来时代里的其他人对他的尊崇与赞美，就像享有其同代人的那样。并且（无论一位亚历山大或一位凯撒事后会对这个真理如何痛心疾首），巨大的报偿就在眼前，为得到他，连心地最高尚的人也如此乐于牺牲他们的安宁、健康、感官快乐以及自己的一切。这巨大报偿从来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人类的气息，即赞誉的空幻钱币。（曼德维尔 39）

      值得注意的是，菲尔丁1740年曾将《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的历史》（The Military History of Charles XII, King of Sweden) 翻译为英文。②这位国王十五岁登上王位，1697-1718年在位。为了向波兰国王奥古斯塔斯复仇，查尔斯十二世发动战争，屡次拒绝很有利于他的和平条件，最终在1709年被彼得大帝击溃。此后直到1714年，查尔斯十二世都一直待在土耳其，而瑞典军队却在继续作战。1718年查尔斯十二世在一次攻坚战中头部中弹而亡。菲尔丁无疑对查尔斯十二世的生平经历十分熟悉，《阿米莉亚》里曾提到查尔斯十二世在他妹妹去世时表现得十分悲痛。而虚荣做作的马修斯小姐则认为这位瑞典国王是世上“最勇敢的、甚至是最凶猛的男子”（135）。查尔斯十二世的事迹也曾引发曼德维尔的评论：“多少世代以来，没有一位国王比当今的瑞典国王更崇尚煊赫与奢华了。他迷恋‘英雄’的头衔，不仅牺牲了臣民，牺牲了王国的安宁，而且牺牲了自己的安逸和全部舒适生活（这在众多君主中倒并不多见），去满足他那难以平息的复仇心。他顽固地进行战争，使人民深受苦难，并几乎完全毁掉了他的王国”（128-129）。也许出自对曼德维尔的调侃，菲尔丁才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设计了这一情节，宗教战争观念的变化引发了山中人激烈的态度（458）。在亨利·菲尔丁看来，小到个体的决斗，大到政客们发动的战争，都并非真正出于对于公平正义的真理的追求，而不过是基于虚假的荣誉罢了。

      对这种公众伦理视野中荣誉的背离问题，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后来也曾借《新爱洛依丝》（1761）书中人物表示：“我把人们所说的荣誉分为两种：公共所说的荣誉和自爱自重的荣誉。前一种荣誉，来自毫无意义的偏见，像水中激起的浪花一样，转瞬即逝；而后一种荣誉，则是以永恒的道德为基础的。世人所说的荣誉，有助于个人去争取名利，但它不能深入人心，对真正的幸福不产生任何影响。与此相反，真正的荣誉是幸福之本，因为它所体现的是永恒的内心的满足；只有这种内心的满足，才能使一个有思想的人感到幸福”（48）。事实上，菲尔丁也从不排斥人们对真正荣誉的追求。荣誉来源于“理想的自我保存冲动”（包尔生 489）。但是，荣誉本身就是一种来自他人的主观的价值评判，又岂能完全抛弃时人的看法不顾呢？世人认识误区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就造成了荣誉的价值内涵的混乱。亨利·菲尔丁将这一道德缺陷甚至上升到国民性的层次来理解。在他看来，“英国人之好酗酒闹事，骨子里也许还是由于我们对荣誉的爱好”（《汤姆·琼斯》235）。由于这些普通人的看法错误，他们常常以所谓的豪迈名义掩饰了自己的虚荣心，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

02

      近代以来，荣誉逐渐从贵族风俗中脱离出来，逐渐泛指道德的主观判断。不少道德哲学家都认为，荣誉是道德的奖赏。18世纪的道德哲学家哈奇森表示，“荣誉带来的满足感出自他人的认可、尊敬和感激。当基于德性且随德性而自然产生的时候，荣誉就是灵魂中最令人愉快的感受之一”（131）。在菲尔丁的小说世界里，哈里森博士曾从人性角度评述了荣誉的重要性——“人的本性本身决不是邪恶的；它充满了仁慈、博爱和怜悯，它渴望赞扬和荣誉，它避开可耻和丢脸的丑事”（《阿米莉亚》437）。也正是如此，伪善和虚荣就成为菲尔丁格外痛心疾首、着力批判的人性弱点。而这一道德批判主题早在菲尔丁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中就有所揭示。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的序言中，菲尔丁宣称这部作品的基本内容就是描写荒唐可笑的事，而

真正的“荒唐可笑”的来源只能是矫揉造作〔……〕产生矫揉造作的原因有二，不是虚荣，就是虚伪；因为虚荣策动我们去冒充虚妄的身份，以骗取赞美；虚伪就唆使我们用德行的外衣来掩饰我们的罪恶，以躲避谴责。这两个原因虽则常常被人混淆（因为要辨别它们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它们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它们的作用也截然不同：说真的，因虚荣而产生的矫揉造作，比较因虚伪而产生的矫揉造作更接近于真实；因为虚荣不像虚伪那样，跟自然有着尖锐的矛盾。还应该注意的是，矫揉造作并不是绝对否定了那些伪装的品质：所以，当它产生于虚伪的时候，它和欺骗很相似；可是当它只产生于虚荣的时候，它的性质就近于夸示了：〔……〕（5-6） 

      如果说伪善的人的特点是虚伪的话，而虚荣则是普通人具备的人性弱点，这种弱点虽然不至于像伪善之人那样作奸犯科，危害他人的利益，但也会造成人物行为的偏差，甚至酿下苦果。如《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中的丽奥诺拉、威尔逊乡绅；《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的费兹帕特利夫人、耐廷盖尔先生；《阿米莉亚》中的马修斯小姐、贝内特太太，都是虚荣心理作祟导致人生悲剧的人物。即便是像部分体现主人公伦理理想的人物，如亚当姆斯牧师、奥尔华绥乡绅等，对虚荣心理也难以完全免俗。如亚当姆斯牧师自认为是空前绝后，古今无二的好教师。“真的，如果这个好人有个狂信；或者世人所谓弱点的话，那就是：他认为教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他自己则是教师中最伟大的；即使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相逼，他也决不放弃这两个观点”（《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244）。甚至阿米莉亚也有小小的虚荣心，即“听到对她外貌的恭维，心中暗暗地感到高兴”（《阿米莉亚》201）。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那位“准亚里士多德式”（quasi-Aristotelian）（Rosengarten xi）的哲学家斯奎尔一向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却走入了虚伪的误区；但小说最后，也恰恰是他，而不是那位假道学的高教徒屠瓦孔，最后迷途知返，向奥尔华绥先生揭穿了真相，为奥尔华绥先生最后接纳琼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设很明显能表明菲尔丁对于荣誉本身的肯定。只是因为世人的偏见，荣誉才会沦为充满了虚假性的名誉。

      但即便在菲尔丁笔下的道德英雄那里，也难以避免对荣誉的误解和偏见。虚荣是其成长道路上的必经障碍，而这些道德英雄能否跨越这一障碍，就是其道德成长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菲尔丁的小说英雄大多面临爱情与荣誉难以两全的道德难题，而菲尔丁对这一文学母题的发展和突破即是揭示了不正确的荣誉观会造成爱情观的扭曲，这便是小说主人公在道德上的迷误和弱点。

      菲尔丁小说的男主人公尽管大多存有一些道德瑕疵，但天性却是纯良端正的，如善良热情，勇敢豪爽、乐于助人，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对于真正的“爱情只能促使人为对方谋求幸福”（《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26）这一观点，男主人公都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并不掺杂时人考虑的财产、肉欲等因素。至于一些反面人物，如与汤姆·琼斯可资对照的布利非，小说描写他并不“为苏菲亚的品貌所吸引”，“然而他却富有另外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从小姐名下的财产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就是贪婪和野心，这二者平分了他的心灵〔……〕”（《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268）。因此，在菲尔丁笔下，这些道德英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未失去原则和方寸。除了主人公的不拘小节容易被对手和竞争者加以利用，是他们通往个人幸福生活的重要障碍之外，这些人生经验不足的英雄人物对美德的理解往往还只是停留在情感体验之中，也需要真正从实践角度去理解道德行为的真正内涵，因此才需要在社会的道德历练中完成个人成长。这些英雄人物虽不至于像布利非之类人物那样伪善，但仍须提防虚荣心的侵蚀。

      我们可以发现，汤姆·琼斯和布思上尉遭人诟病的、处处留情的“花心”，其实就是出于一种对“骑士豪侠态度”理解有误的虚荣心理。书中写到，琼斯“一向认为对妇女殷勤是保持荣誉的一个原则。他认为接受一次情场上的挑战，正像接受一次决斗场上的挑战一样义不容辞”（《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699）。因此，汤姆·琼斯尽管心系苏菲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与其他女性的情感纠葛之中。布思在舞会上照顾了马修斯小姐的虚荣心，因此才造就他们的缘分。伊恩·瓦特曾引证过18世纪同时代人的观点，认为“勇敢的概念”后来“被弄得乱七八糟，在这个荒淫的时代，骑士的游侠行为就是尽他们所能摧残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荣誉和勇敢”一类词的用法上的模棱两可会带来危险(瓦特 175)。

      这种不正确的荣誉观不仅在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有所体现，而且也在商品化的伦理关系以及对金钱欲望的不当追求上表现出来。耐廷盖尔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拉斯顿夫人对汤姆·琼斯的另眼看待，不断施与金钱恩惠，“要激起的并不是感恩，而是虚荣心”（807）。而出于“一种孩子气的虚荣心”（《阿米莉亚》159），布思购买了一辆旧马车。这一抬高身份的行为招致了邻人普遍的妒嫉和痛恨。哈里森博士一直为布思夫妇生活豪奢浪费感到痛心疾首，来信批评说：“虚荣心一直是卑鄙的；虚荣心加上不正直，那就成为丑恶和可憎了”（《阿米莉亚》179），认为是布思夫妇不当的虚荣心导致了“荒谬绝伦的过错”（《阿米莉亚》416）。也难怪菲尔丁在小说中不禁感叹：

      虚荣呀！你的力量多么难以认识，你的作用多么不易觉察！你多么任性地装成许多样子来欺骗人类！你有时候假充怜悯，有时候假充慷慨：不但如此，你甚至厚脸无耻地带上哪些仅属于壮烈德行所有的辉煌装饰。你这可恶的畸形怪物！〔……〕为了讨得你的欢心，每天都有人在做罪大恶极的坏事：下至最卑鄙的盗贼，上至最伟大的英雄，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无论窃钩也好，窃国也好，他们唯一目的和唯一报酬往往都为了要得到你的青睐。（《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62） 

      由此，亨利·菲尔丁的小说伦理在荣誉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吊诡情状：一方面，菲尔丁充分肯定荣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美德有报。一个人倘若行使了仁善之心，就会在助人行为中获得荣誉。行善的快乐是“野心家、贪婪者和酒色之徒永远也享受不到的那种更伟大的荣誉、更高尚的乐趣和更沁人肺腑的喜悦”（《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711）；另一方面，荣誉的真伪极难辨别。虚荣和伪善又是他在小说中着力鞭挞的两种恶德。这种情状也反映出荣誉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巨大的价值反差。

03

      为了帮助世人辨析真假荣誉的区别，菲尔丁在思考荣誉(honour)问题时，经常会描写到人物对于名誉(reputation)或声誉（fame）的追求。在亨利·菲尔丁的道德辞典中，荣誉显然是更具道德内涵的词汇。《阿米莉亚》中的詹姆斯上校在为布思指点出路时说，布思可以通过献出妻子的方式去解决困难。对于极具道德意识的布思来说，这样的无赖行为无论如何他也做不出来。他对此表示说：“……我感谢天主，我的荣誉是在我自己的掌握之中”（... but my honour, thank Heaven, is in my own power, ...）。詹姆斯的回应则是：“我同意您的意见：在一切事物中，那种事是最让人丧失荣誉的”（256-257）③。18世纪将女性的贞洁等同于荣誉，因此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说，“照现如今这世道，我总爱想，丈夫并不处于理想境地，他的荣誉取决于自己妻子的妇道”（转引自麦基恩 251）。菲尔丁在这里也未尝不是嘲讽这一世俗文化。但一个用真荣誉证明自己的道德感，另一个却用假荣誉去掩饰自己的不道德。两相对照之下，布思和詹姆斯上校的道德差别自然是不言而喻。作为一个本于良心和灵魂生活的人物，布思即便身处逆境，也时刻牢记着荣誉的道德要求。在他看来，出卖自己的妻子这等卑劣之事，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在一个有荣誉感的人身上。他说荣誉“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也就是表明了一种道德自律的态度。

      至于名誉、声誉，则是荣誉的衍生词。当菲尔丁在运用到“名誉”或“声誉”一词时，往往指的就是虚假的荣誉，在叙述方式上也极尽揶揄和嘲笑之能事。特别是那种既过度看重荣誉，又将荣誉视为手段之人，菲尔丁往往用“reputation”一词来表达他隐含的道德态度。如《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中的鲍培爵士夫人——“夫人十分爱惜她的名誉，因为她知道，有了名誉才能享受生命中许多最可宝贵的幸福，尤其是玩纸牌啦，在公共场所叙礼啦，最后还有她特别喜爱的糟蹋别人名誉的乐趣”（35）。从表面上看，鲍培夫人对名誉的重视符合世人的道德规范，但这一“美德”却不过是她借以毁坏别人名誉的有效手段。因为在鲍培夫人看来，毁他人的名誉的快乐“是她特别钟爱的清白的消遣”④。可见这位以毁人名誉为乐的贵妇人对自身名节的重视，不过是道德的遮羞布而已，也歪曲了荣誉本身理应具有的道德内涵。

      因此，菲尔丁在使用这几个词汇时，事实上设置了一个价值等级，即荣誉具有真正的道德内涵，只不过由于人们的误解，它的虚假性一面被无限放大，就变成了世人追求的名誉和声誉。尽管荣誉这一传统价值已在现实社会中遭遇了曲解和误读，但它依旧是一个本于良知的人理应去珍惜的美德价值。人只要坚持行善，荣誉自会随之而来。至于名誉、声誉，则不过是世人贪慕虚荣或追逐物欲的结果。对菲尔丁来说，荣誉有时更像一面道德明镜。通过这面镜子，庶几可映射出世人对于名誉和荣誉这两个概念的价值混同。

      在菲尔丁笔下，名誉是荣誉虚假性的代名词，但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将两者混为一谈。比如伪善者正是将名誉等同于荣誉，才会在追求名誉的过程中，忽视荣誉感所隐含的勇气、自尊等真正有价值的道德内涵。魏斯顿女士斩钉截铁地表示，苏菲亚“她是我们家的荣誉。她以后也会是我们家的荣誉，这一点我敢担保。我要拿我的全部名誉来保证她的品行”（She is an honour to it; and she will be an honour to it, I promise you. I will pawn my whole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on her conduct.）（《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852）⑤。这里的“honour”和“reputation”便表示了叙述者价值判断的高下之分：魏斯顿女士想把苏菲亚嫁给费拉玛勋爵，光大魏斯顿家族的门第，抬高家族的地位。因此，与其说她对名誉的追求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爱，倒毋宁说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虚荣弱点。可怕的是，借由所谓道德的掩护，这种对荣誉/名誉的不当认识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谓深远，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滑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含混不仅仅体现在世人对真假荣誉的误读上，也体现在他对名誉、声誉这类荣誉衍生词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菲尔丁认为名誉不过是是昙花一现的幻影，具有很强的虚幻性。而这种虚幻性无疑会遮蔽追求名誉者的眼睛。另一方面，在菲尔丁看来，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也都不会完全忽视名誉。哲学家斯奎尔和毛丽的私情被琼斯意外发现后，斯奎尔担心琼斯宣扬此事，也害怕琼斯提出决斗，因此说：“好名誉也是一种美德，忽视它是决不相宜的。况且戕害自己的名誉就犹如自杀，而自杀是罪大恶极的”（I would not be thought to undervalue reputation. Good fame is a species of the Kalon, and it is by no means fitting to neglect it. Besides, to murder one's own reputation is a kind of suicide, a detestable and odious vice.）（《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215）。考虑到斯奎尔与琼斯的某些同质性关系⑥，这番话恐怕不能完全当作讽刺来理解。

      名誉虽然虚幻，毕竟代表了社会道德舆论的要求。《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第十一卷第一章名为“斥批评家”，谈到批评家对作品的诽谤时说，“罪恶手下再也没有比诽谤更卑鄙的奴才”，“诽谤是比刀更加残酷的一种凶器，它所造成的创伤是永远无法治疗的”（552）。它不仅给受害者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对那些阴险恶毒的家伙也并无任何好处。因此，当山中人丧失了名誉之后，只能与忧伤和耻辱为伍，而“忧伤和耻辱是最有害身心的食品了”（442）。山中人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认为“无端地诽谤人的命运就会使其处于最难堪的境地”（418）。而苏菲亚也是如此。客栈里的人们谣传琼斯是为了摆脱和她的恋爱才离乡背井的，苏菲亚为此而感到万分痛苦，并向女仆哭诉说：“我永远也不能饶恕他这样野蛮地糟蹋我的名字，这件事使我鄙视他”（527）。但对于琼斯的出轨这等道德过错，苏菲亚似乎却并不伤心。也就是说，“苏菲亚以为（也并非没有充分理由）琼斯任意同旁人说出她的姓名同人品，比他在目前情况下还随便跟旁的女人胡闹更为可恼”（635）。由此可见，即便道德完美如苏菲亚，也不能不顾惜对于名誉的世俗看法。沃特尔太太虽然并不是琼斯的亲生母亲，但她冒认了这一“未婚产子”的罪行也就失去了道德舆论的支持，难以悔过自新，重回清白的道路。她在小说故事的最后也满心凄苦、不无感伤地述说了名誉的重要性——“一个丧失了名誉的衣食无着的女人还有什么力量？即使她满心想回到正路上来，善良的世人肯容许一只迷途的羔羊这样做吗？”（940）到了菲尔丁创作的最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菲尔丁对社会的认识越发灰暗，道德感受也陷入最低潮。他借《阿米莉亚》中的哈里森博士说，保护人的荣誉不如去保护他的灵魂：“荣誉能指点他不服从造物主的特别命令，而去依从一群傻瓜所建立起来的习俗吗？这种习俗建立在道德的虚伪原则之上，直接违背宗教朴素与明确的戒律，明显地倾向于支持暴徒，对他们进行保护，让他们冒失无礼，胡作非为”（597）。似乎在亨利·菲尔丁看来，与宗教信仰对灵魂的庇护相比，无论是荣誉或名誉都成了世俗社会虚假的道德风气的一个证明；庶几可以表达荣誉、名誉、声誉等词在世间的价值混乱。

      综上所述，尽管菲尔丁对于荣誉以及作为荣誉衍生物的名誉、声誉等问题都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小说创作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荣誉的一种辨证看法，即人不能没有荣誉感，否则就会丧失廉耻之心；但人也不能过度看重荣誉，否则就会导致对现实的认识出现偏差。菲尔丁据此认为，人只要践行美德，自会获得荣誉，荣誉因此是道德追求的目的，而非像有的人那样，将荣誉视为手段。但在其伦理叙事中，这种价值分野却未必能够得以完全澄清。这是因为小说这一文类的艺术形式，决定了亨利·菲尔丁不可能像伦理学家那样，以逻辑性的思辨推演阐明荣誉的传统价值，以及它在现今社会中的价值扭曲现象。由此造成的一个叙事后果，就是菲尔丁在讲述人物的荣誉感，以及他们对名誉的追求时，很难完全把握住两者之间的思想差别，由此也使其小说伦理呈现出了和同情相类似的一种价值矛盾。

      韦伯曾对阶级和等级作了这样的区分：“阶级”是根据同商品的生产和占有的关系来划分的；“等级”则是根据人们商品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阶级”的真正根源在“经济制度”里；“等级”真正的根源则在“社会的制度”里，即在“荣誉”分配的领域里，并且由此开始相互对立，影响着法的秩序，反过来又为法的秩序所影响。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过于强调荣誉可能就意味着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过于看重和维护。荣誉理想与现实的偏差，以及真正追求荣誉之士在这个社会的屡屡碰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贵族阶级文化在18世纪无可奈何的没落和衰微。而身为没落贵族家庭的菲尔丁对于此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伤感和矛盾的看法。

    注解【Notes】

①See Maurice Johnson, Fielding’s Art of Fiction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61) 140；Irvin Ehrenpreis, Literary Meaning and Augustan Values (Charlottesville: UP of Virginia, 1974) 16.

②See “Chronolog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Fielding, ed. Claude Raw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7) xiii. 该传记原著者为M. Gustavus Adlerfeld。

③译文参照英文有修改，吴辉译本为“最伤名誉的”。原文为：“it would be the highest instance of dishonour”。See Amelia, ed. David Blewet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7) 226-27.

④根据英文版Henry Fielding,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London: Oxford UP, 1945) 37译出，王仲年版本未译出。

⑤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示强调。

⑥波特认为《汤姆·琼斯》中魏斯顿乡绅、山中人、贝拉斯顿夫人、斯奎尔和琼斯等都是乔治亚纨绔主义的代表，但其中，斯奎尔充当了琼斯老牌纨绔主义导师的角色，他们与毛丽的关系可兹证明。参见Tiffany Potter, Honest Sins: Georgian Libertinism and the Plays and Novels of Henry Fielding (Montreal & Kingstion, London, Ithaca: McGill-Queen’s UP, 1999) 127-28.

⑦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259-260，转引自舒晓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26。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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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任 洁    审校 | 尚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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