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从脑文本谈起：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谈

从脑文本谈起：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谈

作者介绍

    作者介绍：杜娟（1978—），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兼任《外国文学研究》编辑、办公室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近年来在各级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2010—2011年度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在耶鲁大学英语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曾获得湖北省2009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11批）奖励称号，专著《亨利·菲尔丁小说的伦理叙事》获第八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亨利·菲尔丁小说研究”。

 作者介绍：聂珍钊，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中文学术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A&HCI收录）主编，英文学术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ESCI收录）执行主编。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代表性学术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和《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分别获教育部首届和第五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代表性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入选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并获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英文论文“Towards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获浙江省第1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第一首席专家，国家精品课程及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外国文学史》负责人，国家出版基金“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译丛总编。目前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与文本研究”。聂珍钊教授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这一批评的创始人和奠基人，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剑桥文学批评史》总编Claude Rawson称其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fath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英国权威学术期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德国著名期刊arcadia: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美国著名期刊Style、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台湾著名杂志《哲学与文化》等纷纷推出专刊或发表评论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评论和研究。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哲学与文学分会发布论文征集，其中设立了＂聂珍钊的道德哲学＂专项议题。

摘要：中秋夜，难得约到聂珍钊教授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访谈。聂教授在访谈中主要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和核心问题做了细致的阐述。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坚持跨学科的比较研究的同时，也强调对文学本体，即文学文本的研究。脑文本的提出主要是要回答文学起源和文学定义的问题。回顾自己的研究心路，聂教授觉得他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影响，但其核心理论——伦理选择又是对达尔文学说的发展和超越。聂教授认为道德教诲是文学的唯一功能，美离开善也就不成其美，美育的根本目的仍是说教。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目的就在于挖掘文学文本的教诲价值，从而指导读者做出正确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脑文本；文学起源；伦理选择；教诲功能

原文刊载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8年第1辑（春季刊）。

正文

正文

杜娟：聂老师，我知道您近些年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做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提出了脑文本这一新的文学术语。^①很多人觉得这一概念很新奇。您能谈谈这个概念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文本有何联系和区别吗？

聂珍钊：在之前的研究里，关于文学的起源问题是没有彻底解决的。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认为文学是从口头文学而来。西方坚持口头文学的传统，认为口头文学是文学的源头。中国同样坚持文学源于口头文学的观点，所以在大学教科书里，往往讲授西方文学课程首先从希腊神话开始，讲授中国文学课程从上古神话如《山海经》开始。这种观点可能需要重新思考。首先有定义上的问题。何谓口头文学？口头文学指的是一种本体文学还是通过口头讲述或流传的文学？一般而论，口头文学没有文本，因此是没有本体存在而是经由口头流传的文学，即有一种文学经由口头讲述而流传。这就产生出一个问题，即口头文学强调的是经由口头讲述而得以流传的文学还是强调文学的口头讲述。如果强调的是前者，那么口头讲述的文学是什么？在哪里？因为首先需要有一种文学，然后才能被讲述和流传。如果强调的是后者，那么口头讲述只是文学的表现和流传方式，而文学的表现和流传方式不能称之为文学。如此看来，口头文学还需要从定义上予以厘清。经由口头讲述而流传的文学指的只是文学表现和传播方式的分类，而不是像书面文学那样存在的文学类型。如此思考，口头文学可以看成是作为文学的表达和传播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作为一种本体文学存在的。这里又引发出一个问题。如果口头文学指的是一种经由口头表达而流传的文学，那么必然有一种先于口头表达而存在的文学。口头表达只是文学流传的方式，如果没有文学的先前存在，口头是不能表达的。现在需要追问，这种先在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在哪里？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这种先在的文学就是作为脑文本存在的文学，它存在于人的大脑里。由于有一种文学以脑文本的形式存在，所以经由口头讲述才能把脑文本作为文学表达出来，形成所谓的口头表达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口头文学同样是有其文本的，不过它的形式是脑文本。现在课堂上往往把后世作家整理而成的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山海经以及有关的神话故事，看成是口头文学或者口头文学的文本，可能忽视了当口头表达的文学一旦用书写符号书写下来就变成了书面文学，已经不属于口头文学的范畴了。有文字记载的荷马史诗和《山海经》等神话故事，都是以文本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不能作为没有文本存在的口头文学的证据。《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也晚于儒家经典，也不能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所以，我们如果讨论文学的定义、起源以及流传，不能忽视作为文学存在的载体即文本问题。如果讨论口头文学，也不能忽视经由口头讲述的文学的载体：脑文本。换一种说法，只要是作为文学存在的，必然有其文本。口头文学也不能例外，但它的文本是脑文本。

杜娟：就是说，脑文本也是属于文学文本范畴的。

聂珍钊：对。这里既涉及到一个文学的起源问题，也涉及到文学的定义问题。就什么是文学而言，书面文学的定义我们是清楚的，但是通过口耳相传的一些作品，我们将其称为口头文学，这就带来了一个定义上的混乱。前面已经说过，口头文学指的是口头讲述的文学，那么引发的问题是，口头讲述的文学是否就是口头文学？比如我们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这些小说的文本记在心里，然后用口头讲述一遍，算不算口头文学。再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戏剧文本。我们在舞台上把记下来的戏剧文本讲述一遍，这个讲述是不是口头文学？这里讨论的是对有文本的文学的讲述。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移，在文字或书写符号产生之前，口头流传的文学和有文本的文学的区别在哪里？书面文学出现之后，我们讲述的是出现的文本。书面文学出现之前，我们讲述的文学是什么？我认为书面文学出现之前我们讲述的是脑文本文学，讲述的是所谓的口头文学的脑文本。没有这个脑文本，口头文学则无故事可讲。

杜娟：如果说大脑中存在的文本就是脑文本，那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所设想的草稿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脑文本呢？

聂珍钊：脑文本同作家的创作密切相关。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他的思考和最后的书写往往存在差异，有时甚至有很大区别。作家创作之前要在头脑中准备创作素材并对素材进行加工和组织，变成某种文学样式。我们以前把这种准备称为打腹稿，腹稿其实就是脑文本。作家的创作离不开脑文本，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作家创作小说、诗歌或者戏剧，都需要经过脑文本的创作过程。作家先要在大脑中对要创作的文学进行构思，对不同创作素材进行选择、加工，按照某种样式组合，形成存储在大脑中的文学文本，然后才能通过口头讲述或是书写等方式把脑文本转换成纸文本或电子文本，形成最后的文学文本。从创作的过程看，文学作品的创作是通过脑文本实现的。脑文本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基础，是它的前提。作家最后写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是作家按照一定的伦理规则对脑文本进行加工和组合的结果。

杜娟：如此说来，研究文学是否要研究脑文本？

聂珍钊：我们先谈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是文学文本。关于文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有人以研究作家为对象，也有人以研究作家同创作的关系为对象，这些研究都属于文学研究，但不一定是研究文学。文学指的是什么？文学指的就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是文本。我们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文本。研究文学同文学研究是不同的，它们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研究文学。例如研究作家以及作家同文学创作的关系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学文本。但是，无论是研究作家还是研究作品，都离不开脑文本的研究。例如，作家的创作过程以及创作的心路历程，需要在脑文本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分析，也是通过脑文本展开的。只要分析心理和精神，就需要对脑文本进行分析。在文学作品中，如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意识流，戏剧中的内心独白、诗歌中的抒情等，都需要通过脑文本进行分析。

杜娟：研究文学文本是重要的，但是研究作家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的内涵，对不对？

聂珍钊：你说得对。虽然作家本身不是文学，不能作为文学对象被研究，但是对作家的研究是研究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理解、分析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十分重要。比如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作家评传研究和作家传记研究，都是对作家的研究。研究作家不是研究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学文本。研究作家和研究文学文本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作家研究不可以代替对文学的研究。但是，无论研究文学文本还是研究作家，都有一个如何进行研究即研究方法的问题。

杜娟：我们能不能说，您的这个研究是一种内部研究。很多人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文学和伦理学这两个区域的一种跨界研究，但实际上您还是在研究文学内部的一些伦理现象、伦理规则、伦理的冲突。您好像一直是比较强调这种内部的研究，对不对？

聂珍钊：是的。尽管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比较的研究、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但学科性质是明显的，它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当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也可以用来研究与之相关的学科与学科领域，研究文学以外的问题。但就研究文学而言，文本内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你提到的伦理现象、规则、冲突等，都是重要的。但是就文本的内部研究而言，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物的伦理选择问题，即人物在某种身份影响下如何进行选择、选择的过程、选择的结果以及选择对于我们的价值等。这其中也包括对作家的伦理批评研究，如作家如何在作家、人物、读者、评论者等不同身份中进行选择、转换而创作作品的研究。这种研究有益于对文学文本的研究。

杜娟：我发现，您是从文学本体出发讨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是从人类起源的立场和用文明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待问题。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在您的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哪种西方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对您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些理论和方法对您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关吗？

聂珍钊：如果说我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的话，最主要的影响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立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及自然选择密切相关。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我理解文学、认识世界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我很喜欢《物种的起源》（THEORINGINS OF SPECIES）这本书，从整体上它讲整个生物的产生，但最为重要的是它科学地解释了人的起源，即人是通过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后来我提出的伦理选择的基础。当然、西方一些思想家如布斯、德里达、阿德诺、阿甘本、马乔瑞·帕洛夫、克罗德·劳森等，也影响了我。

杜娟：您能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再谈谈人的起源问题吗？

聂珍钊：好的。人从何而来，西方以前是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人的起源，认为人是万能的上帝创造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上帝创造的这个观点肯定不成立，既然如此，人是怎样产生的呢？达尔文之前没有任何人给以科学的解释。只有达尔文通过大量的科学的研究，用证据解释了所有的物种都是进化而来，人也同样如此，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但类人猿和和我们现在的猴子、猩猩是有区别的。我曾跟学生开玩笑说，动物园的猴子过一万年，一百万年，一千万年，这些猴子就要进化成同我们一样的人。实际上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什么？前提有错误，即类人猿和猴子或猩猩是不同的物种。猴子或猩猩虽然同人有亲缘关系，但在种上和类人猿不同。进化必须要在一个种的序列中进行。只有类人猿才能变成人，而猴子和猩猩因为种的不同，因此它们永远也无法进化为人。由于类人猿已经在形式上进化成了人，因此类人猿作为一个物种已经完成了进化而消亡了。认为通过进化猴子还可以变成人误区在于混淆了种和属的区别。

杜娟：您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提出了伦理选择，那么伦理选择是不是通过进化进行的？

聂珍钊：伦理选择不是通过进化进行的，而是通过教诲进行的。猿变成人是通过进化完成的，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进化不需要人干预，是被动的、是时间范畴内的进化，只要经过时间的积累，类人猿都可以变成人。后来人出现了，类人猿作为一个物种也因为完成了人的进化而消失了。自然选择是人的形式的选择，如人的直立行走、五官的分布等。所有这些变化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人获得人的形式之后又是怎样变成文明人的呢？怎样变成有道德的人呢？这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自然选择的方法是进化，伦理选择的方法就是教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儿童。婴儿的出生可以看成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婴儿刚生下来时只是有了人的形式，在本质上和其他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教诲，儿童不能进行伦理选择。儿童的成长都是教诲的结果。如果把一个孩子放入狼群中生活，由于没有教诲，这个孩子不仅无法变成人，相反还会变成狼孩。这说明伦理选择是不能离开教诲的。

杜娟：但狼群中也有一种淳朴的道德感，比如狼也会照顾幼小，保护族群，这些不是道德感吗？

聂珍钊：这是对概念的误读。动物界有类似于人的伦理和道德，但这种道德和人的道德是不一样的，和人的伦理也有性质的不同，不能把动物的伦理和人的伦理混为一谈。狠的道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产生于本能，而人的道德却是在教诲中产生的。

杜娟：但有些人的道德意识，是和动物界比较接近的，比如您研究《老人与海》时谈过丛林法则。^②有些人的处事原则就是丛林法则，这个该怎么看呢？

聂珍钊：丛林法则指的是动物界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从猿进化为人后，人性因子产生，但兽性因子也同时存在。人性因子表现为道德，兽性因子表现为自然意志。如果人身上的人性因子不能很好地控制兽性因子，人身上的自然意志就会发挥作用，丛林法则就会成为处事伦理。丛林法则是动物界的伦理，它不应也不能成为人的道德。

杜娟：从古至今有很多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比如《伊索寓言》《动物农场》，当然它们是拟人化的，是人类社会的缩影。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动物界的道德与人类有比较大的相通性呢？

聂珍钊：表面相似，但本质不同。以动物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例如童话。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形象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作为人的形象来理解，但这些动物形象的伦理价值是有所不同的。可以把《海的女儿》拿来做分析伦理价值的例子。海的女儿是海中的鱼，她想做人，首先要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再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人的本质。为了做人，她忍受巨大痛苦，以失去说话能力为代价喝下魔药，得到了双腿。这是小人鱼经历的自然选择，获得了人的形式。后来，她为了王子的幸福选择了牺牲。这是她做人的伦理选择。从这个童话里，可以看出人怎样经历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的过程，从而使孩子从中学到怎样做人的道理。从表面上看动物世界的道德同人类社会的道德有相通性，但实际上是相似性。通过动物道德故事，可以从中学到怎样做人的道理。

杜娟：您往往强调从人的起源和文学的起源讨论、理解和认识文学，您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聂珍钊：这个问题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相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经过三个选择：自然选择、伦理选择、科学选择。自然选择解决我们人的形式问题，使人有人的形式；伦理选择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使人能够成为道德的人；科学选择解决科学时代人的完善问题，通过科学技术使人的形式和本质完美地结合一起，并使伦理的人变成科学的人，技术的人。自然选择是通过进化实现的；伦理选择是通过教诲实现的；科学选择是通过技术实现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伦理选择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一切都是伦理选择。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处在伦理选择过程中，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伦理选择，甚至一个人的死亡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不过，随着基因技术和生殖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开始迈进了科学选择的门槛。

杜娟：这个观点您还是比较超前的，科学选择也是人的选择，那这个科学选择是否同基因技术如克隆有关？

聂珍钊：科学选择的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使伦理的人变成科学的人。自然选择阶段的人是自然人，伦理选择阶段的人是伦理人，将来的科学选择是要把人变成科学的人。而克隆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技术，很有可能就是科学选择的方法。从科学的观点看问题，克隆人将是我们人类某一代中的一代人，将最终完全取代非克隆人。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科学选择，不管你反对也好不反对也罢，但将来必然如此。

杜娟：那么，科学人还有没有伦理道德？有没有伦理道德的问题呢？

聂珍钊：在科学人时代，可能有维持科学人和科学人世界秩序的类似于我们现在伦理道德的各种规则或者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在科学选择过程中或科学选择完成后会有全新的改变。例如，丛林法则适用于自然选择，但是却不适用于伦理选择。道德教诲适用于伦理选择，但不会适用于科学选择。因此，科学选择可能除了科学和技术，根本不需要伦理和道德。举例来说，科学选择时代的人都将是从工厂里一批一批制造出来的，需要什么类型的人就生产什么类型的人。由于人是在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因此所有的科学人的区别就只是型号、功能、编号、产地的区别。科学选择的时代同今天相比人和人类将有根本性改变，许多是我们现在无法预测的，没有办法具体想象。

杜娟：您的这些说法比科幻小说更科幻。很多人担心科技的进步会带来人的退化，最后我们人被科技所主宰，您好像不赞成这种观点是吧？

聂珍钊：是的。我不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我能理解所有这些人的担忧。不过，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毫无用处。这种担忧是以我们的存在为前提的担忧，是我们处于伦理选择阶段的担忧。这种担心阻挡不了也改变不了科学选择的进程。如果进入了科学选择阶段，从克隆工厂中制造出来的科学人越来越多，随着我们这些伦理阶段的人的死亡和消失。科学人最后必然完全取代我们这些伦理的人。那时放眼天下，满世界都是清一色的科学人，是科学人的世界，科学的标准，我们现在的担忧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我们的伦理环境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消除担忧。但我有一个基本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伦理人的死亡和消失，随着科学人的大量出现，我们的担心也是为时不长的，50年？100年？不用100年，我们已经消失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当所有存在的人都是机器制造的人的时候，我们这种担心在科学人看来将是多么愚蠢可笑。确实，我们现在对来来的科学选择时代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杜娟：如果是那样的话，人的个性不就丧失了吗？

聂珍钊：人的个性是站在我们今天伦理选择的立场讲的，个性是人的伦理特征。在科学选择时代，人的个性将逐渐被科学人的科学性所取代。如果还有什么个性的话，那就是还存在不同的科学人的制造年代、型号、编号和维修记录。

杜娟：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别丢下我》就是描写有一个克隆人的村落。克隆人的唯一功能就是器官捐赠，经过几次捐赠之后克隆人就被废弃了。

聂珍钊：石黑一雄是从伦理选择的立场写克隆人的，因此克隆人生产出来是用于器官捐赠的。石黑一雄描写的克隆人不是科学选择时代的克隆人，还不是科学人，也不能主宰自己。在科学选择时代，整个世界上都是克隆的科学人，科学人也有办法治疗各种疾病，根本不需要克隆人做器官捐赠。因此，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是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幻小说，并未进入科学选择时代。因此，他的科幻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伦理科幻小说。

杜娟：有的人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过于强调教诲价值了，您认为是这样吗？

聂珍钊：不是过于强调文学的教诲价值，而是应该强调教诲价值。文学的道德教诲就是文学的道德说教。现在的问题是，一是应不应该强调道德说教，二是怎样进行道德说教。孩子的成长可以证明道德说教的必要性，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道德说教下成长起来的，即使孩子成年之后，也仍然需要道德说教。道德说教是伦理选择的方法。伦理选择是人一生要经历的过程，因此道德说教也是终生的。从人的成长来说，如果不经过道德说教，人不能成长为人。由于道德说教是对人自由意志的束缚，是对人身上兽性因子的抑制，往往会遭到人的本能的抗拒，因此说教需要文学做工具，即通过文学进行道德说教，从而让人容易接受道德说教。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研究文学怎样进行道德说教的方法。

杜娟：您反复论证过文学的功能是教诲，也说过教诲的主要形式是文学。但是难道所有的文学的价值都是教诲价值吗？所有的文学都是在进行道德说教吗？有些文学作品，似乎没有什么道德说教，或者说道德说教是不那么明显的。

聂珍钊：你能不能举出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没有道德说教的文学作品呢？

杜娟：比如《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篇，大家都认为是一首关于青年男子追求美丽女子的爱情诗，是一首描写纯真爱情的同道德说教无关的情诗，难道不是吗？它有道德说教吗？

聂珍钊：首先，《关雎》篇是一首描写美好爱情的诗，但本质上并非完全是一首情诗，而是对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进行道德说教的诗。只要仔细读一读这首诗的文本，就可以发现，全诗强调的中心主题，就是青年男女的恋爱应该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全诗无论用多么美好的艺术手法描写爱情，其目的都是教导男子娶妻要娶有贤德的淑女。全诗采用重复的手法，我记得一连用了四个“淑女”，以强调为妻的贤德的重要。当然，诗中也强调了有贤德的淑女也应该选择品德高尚的君子做丈夫。你能说这首诗不是在进行道德说教吗？一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这种道德说教对他们如何择偶可能是很用处的。

杜娟：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关雎》的解说。但是难道就没有与道德说教无关的纯美的诗吗？比如骆宾王的《咏鹅》，这应该是一首与道德教诲没有关系的诗，你怎么看这首诗呢？

聂珍钊：那我先问个问题：为什么第一句是三个“鹅”字呢？

杜娟：有人认为这首诗是五言古诗，所以格律不标准。第一句话主要是表达孩子看到鹅的开心，所以用三个“鹅”字模拟鹅的叫声。

聂珍钊：其实这三个“鹅”字就涉及到一个伦理表达的问题。骆宾王主要是写五言绝句的诗人，《咏鹅》应该是一首五言绝句。但是本应五个字的第一句为什么只有三个字呢？这里就有伦理表达的问题了。首先是伦理表达。骆宾王看到的肯定不是一只鹅，而是一群鹅，所以三个鹅字说明至少有三只。但究竟有几只，骆宾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种伦理表达，不需要回答。是什么伦理表达？就是习惯性用语“三五成群”。在中文的习惯性表达里，一群鹅从数量上说要么是三只，要么是五只。所以，第一句用三个鹅字表达一群鹅，三个鹅字是对五只鹅的伦理提示，让我们意识到伦理表达的重要。其次是道德内容。尽管这是一个七岁孩子写的诗歌，但是蕴含着明显的道德说教内容，即第二行诗“曲项向天歌”。从内容上看，这行诗表达了一个七岁少年一心向上、冲天而起的远大志向。所以“曲项向天歌”表达的是一个少年也应该有远大的志向的。这首诗同马拉美的“天鹅”有异曲同工之妙。马拉美在“天鹅”这首诗中，描写了被冰冻在湖水中的白色飞鸟想如何飞出冰湖的志向，描写了天鹅对它一心向往的天地的渴望。这首诗用象征的方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能放弃理想和志向。

杜娟：说到伦理表达的问题，我想起来，您的批评理论，比如斯芬克斯因子等都比较强调人的理性的价值，但对于20世纪的现代派作品来说，由于它们受到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分析他们的教诲价值好像就有些困难。它们更多表现出对冰冷的理性主义的怀疑，把非理性的感受作为人存在的本质。这些作品也是伦理表达吗？对这些作品我们该如何进行伦理分析，或者它的教诲价值在哪里呢？

聂珍钊：这也是一些人质疑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地方，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确实管用，但主要适用于研究古典文学作品，也有人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主要适合研究小说和戏剧这类叙事性作品。但事实并非如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同样适合分析现代派作品。对非理性的强调是现代派文学的一大特点，尤其是荒诞派戏剧。荒诞就是非理性。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去分析这些作品，就是要说明理性的重要性。人的伦理选择要通过理性才能选择，理性是对事物的正确的判断。因为有理性，现代社会才有秩序，文明才能向前发展，人才有道德。非理性对人的直觉、本能、自由的突出强调，结果导致社会和人陷入伦理混乱之中，导致人和社会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或造成伦理两难或导致错误选择的产生。例如，荒诞派戏剧人物的伦理身份问题，如《秃头歌女》中人物的身份困惑、混乱、错位等，都是非理性导致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这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术语，都能用于现代派文学的分析。

杜娟：您曾就文学的起源和性质提出：伦理是文学的基本属性；文学的基本功能是道德教诲，但道德说教是文学的唯一功能吗？有人坚持认为，审美也是文学的功能，甚至是文学的主要功能。

聂珍钊：道德教诲是文学的唯一功能，也只有道德教诲才能概括文学的功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功能和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术语：功能是本质的作用、基本的作用。或者说，功能指多种作用中某种重要的核心作用，而在核心作用之外的某些作用，则被排除在功能之外。但是作用指的是所有可能的用途。例如，文学作品的基本功能是教诲的功能，这也是它的基本作用。文学还有许多其它作用，如审美的作用或美育的作用、教育的作用、学习的作用、认知的作用等，但这些属于一般作用，不是基本的作用，因此它们不是功能。文学的作用很多，如文学还可用于出售的商品，用于赠送的礼品，文学书籍毁坏了可以用于废纸再生，文学书籍用于装饰等，但这些都是作用而非功能。不过，恐怕大家的争议还是在于文学与审美的关系，即有人认为审美不仅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文学的基本功能。这里需要首先对审美进行定义的分析。审美无论作动词还是名词理解，它指的都是人的主观心理判断力，或审美判断力。审美的存在有两个前提，即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中存在。审美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的。审美的主体只能是人，是文学作品的读者，文学作品的批评家，而文学作品则只是审美客体。在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中，文学作品只能用于审美的客体，审美只能在读者和批评家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产生。文学作品不进入阅读的过程，也就没有审美产生。或者说，不进入审美过程，文学也无所谓美或不美。美是审美的结果，因此美是主观的。由于审美是在阅读作品过程中产生的，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或批评家的一种心理判断，因此它同文学作品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同读者或批评家则有直接关系。从审美的定义和审美同读者的关系看，审美同作品不是从属关系所以就不可能是文学的功能。其次，审美也是批评文学的一种方法。通过审美可以对文学进行价值判断，或者说发现文学的美。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美仍然是伦理的美。由于美在性质上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因此对美的主观判断是以伦理标准为依据的。美或不美，即不是由主观决定的，也不是由客观决定的，而是由伦理决定的。例如，俗话说“儿不嫌母丑”和“情人眼里出西施”，表述的就是美的伦理本质。

杜娟：也就是说，美离开善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美了。您的说法很有启发，谢谢您。

 [吴素菁参与访谈录音整理，后经聂珍钊教授审阅]

注解[Notes]

①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8－15。

②参见聂珍钊：《<老人与海>与丛林法则》，《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 | 张连桥   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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