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理想的，越是现实的
张 翼
有位前辈评论家，大概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你要“砸挂”一个作家，得先读人家的作品，读过才有发言权。首先声明，关于《寻找雷锋的蕉萍》，我是“认真”读过的，但并没有做到“一字不落”、反复品读或者是屈身拜读。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是一部能够引发很多共鸣或反应的作品，看到其中的名字、句子、段落，就忍不住有话想说。不经意间上网关心一个莫名消逝的孩子，都可能被扣上耸人听闻的帽子，在这样一个颇为离奇的微观语境中，能够尽量无遮拦无顾忌地说出一些“读后感”，也着实是一种难得的幸运甚至幸福。首先作为晚辈，挚挚诚诚地向作者的这份无比信任和无私提携表示感激。接下来要谈的，则完全是由于读这篇文章，而引发的一些相关性或者相似性联想，万不敢叫什么评论。
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是一本特定语境下催生出来的真情之书。稍有敏感度的作家，都不会对时代主题和时代语境，没有起码的感知。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千秋伟业、百年风华”，到处抄来抄去，近乎格式套子，可稍一较真，都是流不尽的英雄血，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些信仰者的慨当以慷、筚路蓝缕，岂是板着一张“理性客观”的脸、套着一个“精致利己”的衣、揣着一幅“不让人懂”的牌，所能计日程功的。多少名家大腕、新锐写手，能够用心用情用力解读得出、解读得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吃水不忘挖井人，人民就是掘井人”？任继愈先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中华民族五千年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建成多民族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第二件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建国大业之悲歌狂飙冠绝千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神秘到非要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地步，“人民万岁”四个大字，足矣。
近年来，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真可谓洋洋乎如“雨后春笋”，层出而不穷，浩浩乎如烟波沧海，茫茫无际，品质如何，“没有读过作品”，不多说。只是显然存在一个衣食无忧、名满天下，带着对“乡愁”的发明、定义及定价权之优越感，而下乡住几天、采访几个干部的“富作家”，到底能不能写得了这归根结底是“穷人再翻身”的摆脱贫困的史诗巨制？写出来，给谁看呢？脱贫户家里能不能有一本？他们爱看吗？看得懂吗？扶贫干部能不能人手一册，其中的故事，他们认同吗？更重要的是，这些书，有几本能够当得起“时间的检验”？有些时候，面对那些文笔精致得出奇，文字面相打眼一看就是专供“上流”社会赏玩品匝的货色，就冒出十万个祈愿，赶紧住笔，把这笔经费（终究也是人民财富）省出来，留给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防止返贫，以及杜绝假脱贫，该多好！网上流传着一份清华大学图书馆近年来的借阅榜，近年来排前几名的，都是中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说明什么？阅读照亮灵魂，而灵魂是最会喊渴的。吃惯太多毫无营养的学舌品、快消品、译制品，“莘莘学子”们终究和当下的大时代发生了某种隐秘而令人会心的关联。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为了铭记的寻找，都是时代产床上的结晶。都具有值得郑重凝视的价值。“向雷锋同志学习”，是一个极具开放度的哲学大课题。哲学成为一个神神秘秘的邀名赚利的“学术”，而文学成为专门家的职业，只不过是古老的和现代的分工叠加聚合的结果。而就未来而言，一切都将成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然状态。除非我们公开宣布放弃对于彼岸世界自由王国的那个共同理想的追求，庆幸的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样权威表述的公开迹象。而在社会层面，关于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嘲弄，在某种利益既得的小圈子里，似乎成为某种风尚，他们不相信有崇高的信仰、无私的人格和纯洁的真情。他们唯一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利不起早”“一切向钱看”“谁有钱我就喜欢谁”。套用一位勇敢的学者的话，“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难过”。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解放”作为一个亘古未有的好词，就是因为她的对象是所有人、一切人，包括“敌人”。经常被误认为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出，实则是在一次政协筹备会上说出的，“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既包括海峡对岸“那个岛子”上可能多少有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昔日王公贵族，也包括像雷锋这样苦大仇深的数万万穷苦人，盐工、矿工等。前两天，和谷先生在推介家乡王益时，讲到家乡有个长工成长为共和国将军。道理，也是一样的。铁的事实，今天依然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党史学习教育来重申和经典化，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新时期开始的那几年，大量的词典印行，词源辞海，各类字典，以至于领导人的著作重新注释，就是要把过去的知识印象全部格式化，从ABC开始重新下定义，植入“新知识”。时至今日，关于过去一百年，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需要再次去芜取精、“拨乱反正”，重构并且固化知识图谱，建构起一个清清朗朗、向上向善、向好向未来的思维导图和行动攻略，而不是向着封建蒙昧和资本拜物极速沉沦。真可谓用心良苦而任重道远。首当其冲的，就是那种娱乐一切、消费一切、解构一切的庸俗世态。雷锋叔叔过时了，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凸显出来，与之相应的，是今天还孤独地“站立”在康复路街口，亲切地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匆匆划过的张华同学，以及那位最终未被成功救出，似乎压根就没有被再认真地提起和怀念的新时期“掏粪工”农民伯伯。不管是《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都曾经长时间让台上台下的无数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同样的，时过境迁，有人把红色歌曲歪曲成黄色歌曲，更印证了“寻找雷锋”，显得多么必要而紧迫。前人说过，“革命已死，革命万岁”。在千千万万个雷锋同志那里，理想和信仰，是真实的，是用生命换来和捍卫的，而绝非什么乌托邦的“假设”。百年回望，一切鲜活。想要“告别”的心绪，怕要终究永远飘荡在太平洋那一端。今天的人们，更熟知的文化自信包括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之一，叫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之二，叫做革命文化，其中之三，叫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雷锋叔叔处在哪一段？笼而统之说，三者兼有，严丝合缝地讲，应该是革命文化。霍布斯鲍姆曾将“短20世纪”的开端确定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其终结则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个时代的两大主题，正是战争与革命。而绝非“两只蝴蝶飞上天”“何日先生您再来”。关于这一点，《寻找雷锋的蕉萍》中有多处揭示和体现，为免于双引号太多之咎，暂不列举。与之可相映成趣的，是已故的红学家、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有些“编者”显然非常反对文学牵扯到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他们提倡纯学术、纯文艺，最好是不沾人间烟火气”。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和革命战争中诞生的。涤荡一切有害于人民的意识形态中的污泥浊水，是革命文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同时强调，“否定‘意识形态’，其实是自欺欺人”。那些净是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叽叽歪歪、云雾缭绕，“纯”得除了作者自己，无人懂得的美文佳作，就像浓妆艳抹、衣着清凉，拿着个直播器在公交站牌跟前摆摊玩夜经济一样，那样的“人间烟火”和靠摆摊维生的老农民、新民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当然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而且一旦发作起来、厉害起来，也照样是可以“吃人”的。只需扣一顶“非文学”、“不烟火”的帽子归类拉黑、打入另册即可。由此，《寻找雷锋的蕉萍》体现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度上的清醒和自觉。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作者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撰写过《人民英雄刘志丹》《开拓者的脚印》《李子洲》，独自写作过闻名遐迩的《铁市长》，近年来还有《国风：王勇超与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阅读徐山林》《春归库布其》等多部重头报告文学作品，并于2019年1月（2017年7月即完稿）出版过一部40万字的《照金往事》，大概也就能够了然，背后的一番情感扭结与价值持准。
年代区隔中的情理浑融感
“我所理解的纪实文学，素材不定来源于史实，但有别于历史研究者对史料的细部考证和材料罗列，写作上避免猜测、夸张、粉饰、矫情和大而无当的抽象阐述，只是运用真实生动的形象与情景、对白与内在语境及简洁的叙说，把事情讲明白。”对照《照金往事》后记中作者的这段话，可能本读后感中有相当部分，尽管未必有多少“猜测、夸张、粉饰、矫情”，但可能避免不了有许多“大而无当的抽象阐述”，好在读后感稍稍“抽象”一点，也在情理之中。《寻找雷锋的蕉萍》之重点其实不是雷锋，而是“蕉萍”。针对高尔基当年曾经批评说，旧俄文学只是莫斯科州的文学，不是俄罗斯的文学。林默涵先生有过一个解读，这是因为当时旧俄文学没有反映出俄国当时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只是描写了莫斯科州的贵族们的生活。《寻找雷锋的蕉萍》揭示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秘辛。具体细节可以说一波三折、跌宕错落、令人感慨，但其主干主流主脉，却是整个时代所高扬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点，尤为真切地反映在矿务局领导在获悉“蕉萍”系笔名之后，对姚筱舟同志的高度肯定和亲切赞许中，其中并没有什么身份上的区隔与低视。大时代中的个体境遇，应该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和对立面、相似方的参照去看，换个位置、换个情境，多少人在对岸压根就不会有蕉萍先生这样的幸运。如果不信，可随手参看李敖先生留下的书。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直到2000年前后，就有多家媒体在报刊上公开了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是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蕉萍”同志，而且对作者进行过多篇专访。相关稿件今天依然可以直接阅读到。其中有些表述甚至多多少少还存在着细节上的“对不上”。究其大者来看，也不必非去争出个谁是谁非。同样的，是不是《寻找雷锋的蕉萍》中，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特别是有关“蕉萍”先生那些似乎不愉快的经历诉说就都是“板上钉钉”“如假包换”的呢？也可以不必急于做结论。因为作者的重点，或者主人公的追求，根本不是揭开什么疮疤给人看，以让更多人生出“不堪回首”的慨叹，而恰恰是为了说明四个再平常不过的大字“无怨无悔”。这才是属于无数沉默的掘井人、铺路人、劳动者的大境界。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未来，会更好。这个逻辑，在黄克诚、丁玲、钱学森、曲琦、马识途等老一辈那里，早有体现。这个逻辑，就对了。在前述报道文学中，有写手在采访完“蕉萍”之后发感慨，说什么当年的8块钱稿费和20块钱歌词改编费，是多么“少得可怜”。这话显然属于拿商品经济的逻辑来“猜度”建设年代的生活。过来人会更有发言权，回到当年去，这28块钱，恐怕一点都不算少。有两个比较标准，其一，同时代同时期同一刊物给普通作家的稿费标准；其二，同时代同时期同一单位给矿工的工资标准。然后再对应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钱值钱”的程度，再来说多少。当然，更抽象的问法则是，如果按照今天的市场法则来猜度当年的革命工作和建设伟业，凡事先算盈亏、计较个人得失、名声利益，那他们早就丢掉红本本、登报自首、告别革命，“改行”投降、升官发财做教授去了。当年多少革命先烈就是不肯登报自首、脱离组织和爱人脱离关系而坦然奏响刑场啊。农村人说，向人，向不过理。所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只讲公理不徇私情的人，会有个好人缘。真话，得“这么”说。70多年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们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古稀或者耄耋之年，眼含热泪站在党旗下举拳宣誓。市侩和伪信者一次次追问他们图啥、为啥。某些时候，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是微笑沉默，或者“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您一定很忙吧”。维特根斯坦关于信仰领域的保持沉默论，知道得多，拿来装门面的多，懂得的少，用得对的不多。实际上，《寻找雷锋的蕉萍》具有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史诗或是诗史的倾向。杜老夫子的千古幽灵，在本部著作中随时都可以捕捉。换言之，作者想要人们关注的绝不是几个用今天视野来猜度的所谓名人、名歌，还有其中某个关键人物的悲欢离合、名利得失。而是一个大时代一以贯之的那种气象和那股气脉。中肯而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和是非标准，没有什么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今是而昨非。在无论哪一方，也都并非请客吃饭（反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而是“宁可……不可……”）的摧枯拉朽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个体的遭际都是“微不足道”的，正如同黄继光式的英雄、雷锋式的模范、焦裕禄式的公仆、王进喜式的工人、好八连式的子弟兵、申纪兰式的农民、王老九式或后王老九式的农民诗人海量出现一样。需要多说一句，那些怀着无比虔诚的追求而对王老九说不的乡村文艺工作者，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翻版的王老九，他们彼此的“遭遇”背后是对文学与民众、文学与时代的理解之烈度级别的不同，而其现象层面，则是一个时代诗歌乃至于文艺风格流变的正常钟摆运动而已。“大门楼子高院墙，马家老汉坐中央”，“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直到现在有些乡村社火队还有“说诗人”，大白话难道不是诗？有人曾经说我们的电影相声等文艺为啥老爱让人受教育，可哪种文艺形态，不管是相声、脱口秀还是娱乐综艺、热播剧、爆款电影，不传播价值观呢？还有些诗文有意地装朦胧，满腹心事不好好说，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看，一面还指责“愚虻”不懂、不看、不理、不打赏、不捧场，不也是憋着要教育大众并从中渔利吗？至于回溯文学史，从乐府到新乐府，从诗三百到唐诗三百首，从元明清的诗必盛唐还是宗宋，台阁还是清远，都是来来回回在文人士大夫层面拉锯，哪天消停过呢？运动是常态，静止是变态。世界，就是这么真实而动感。
“蕉萍”所写的那些诗文作品，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矿务局的劳动者，而且是亲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劳动者，包括给予蕉萍无穷文化滋养的老矿工。尤其是他们在解放之后的新天地里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满腔豪情和家国同构、心气相连的阶级情怀。这一点，与个体悲欢相比，真的才是黄钟大吕、阳春白雪。这一点，人们通过《创业史》中的劳动团结论，通过《傅雷家书》中关于新中国的由衷赞美，通过《干校家书》中关于新生活的由衷感悟，都能同样检索得到。除非是选择性失明、失聪、失察。写出文章来，不让老百姓看，不让老百姓看懂的，大概是专为新一届诺奖评委量身定制的。而将其作为独霸一方的文学准则大行其道、清除异己的，则必将受到辩证法的应有回旋镖。《寻找雷锋的蕉萍》，还是一如既往和作者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好读、耐读，如我这样的普通打工人，读上去，很顺，没有太多障碍。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欲望的空前放大。按照陈映真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祖国宝岛上的一次讲演中所说的，“人类从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认为欲望是光荣的，正当的，有能力的象征；享受也是光荣的，有能力、有办法的代号”。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回到杜甫去，冯至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关于杜甫传记中注意到，在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十二年之后，“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的田园诗，似乎“没有那么尖锐了”。冯先生没有解释原因。该说法其实并不确切，前者说的是阶级问题，生死的敌我问题，后者说的是一个阵营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或价值导向各异问题。和“将士阵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可参照理解。而将一切化约为买卖的欲望社会，则会同时消解基于传统是非观的信仰体系。针尖麦芒，龙头棍和打狗棍，统统拿过来一起卖掉换烧酒喝，这才是最让人心惊胆寒的恶狼，真的登堂入室。雷锋已矣，雷锋还在。“蕉萍“已矣，蕉萍还在。争发明权/名誉权/署名权/首唱权之类，这都是时过境迁之后才有的本能欲望反应。声名远播的《白毛女》不是也发生过作者到底是谁的纠葛吗？邵子南的名字的被发掘，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更多的民间歌手、农民歌者，则依然不为人知。那是因为在新中国，“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人们都是以社会、国家主人翁这个无与伦比的集体身份出现的，集体创作或是编写组/政工组（铜川矿务局就曾有过这样一个集体组织）等，都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其普通的螺丝钉，是工作者，无忧无虑而又彼此温暖，不讲也不必要再讲那些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情，反而要强调为劳苦大众的利益大公无私，甚至不惜舍小家为大家，“大义灭亲”，也就更不需要那些个虚名浮利，不会计较个人一时一事的进退荣辱。否则，那就跟封建时代那些假模假式假“清高”，一面装作爱劳动和爱劳动人民，一面天天从指缝里巴望着一纸诏书唤自己去陪王伴驾的假隐士，没什么区别了。希望就在一个”真”字。有人口头上念叨把心交给读者，恐怕自己始终没有把底交给读者。清代有个文人，和宋江一个姓，说过这样一段曾被广泛引用标榜的话，“平生才学薄浅，不能配古作者，所有恭纪朝廷大典礼诗歌无一足存。其余应酬文字，心自薄之，了事即不复省览”。真是一段关于某些文人士大夫好处两头得的绝妙好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写过的正式公文、“拍马屁”、吃喝应酬的文字，事是做了的，拉帮结派、嘴油肚圆，兴许不乏“封妻荫子”一类好处也是得了的，但文字自个都不存着，也不再看，估计十有八九也不印制在准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私人文集里。而后人们如果是只读书而不会读历史、查档案的“书呆子”，一定会以为这些个老先生当年是如何如何的志行高洁、孤傲绝伦、爱民如子。效果跟某位爱“写”日记的大人物是一样的，手腕上绝不留情，文字上却专门制造形形色色的“力格楞”耍弄子孙后代。《寻找雷锋的蕉萍》要带给读者朋友们的，就是一双慧眼，看破那些华贵精美的或是细部特写的装潢点缀，大踏步走向一个理想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的生活现场，敞开怀创造一个理想主义的旗帜继续飘扬的美好情景。审美的品读，滋味在其中。《寻找雷锋的蕉萍》同时也抛出了一个重大课题，从伟人去安源，到《矿工血恨》《矿工恨》，煤矿和矿工是革命时代的沉重而又坚实的开掘主体，是革命文化革新展露的鲜明符号，更是新时代颇具象征意味的自信符码。山无言、山无棱，一座座供给了共和国大厦熊熊光热的矿山，一个个背负着亿万人安宁祥和的矿工，从来都是最可爱的人。他们，需要被永远铭记、始终厚待和虔诚书写。作者简介：张翼，上世纪八十年代生，宁夏彭阳人，求学于各地，寄居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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