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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我来了》幕后被埋没的那个老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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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有这样一首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几乎人人皆知。它只有短短六行，简简单单的三十三个字，如今读来依然透出一丝豪迈的气势。
这首《我来了》，当年被称为郭沫若编选的《红旗歌谣》三百首的压卷之作，一度还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它当然抹不去时代的斑驳油彩，“大跃进”、“浮夸风”如影随形，毁誉至今。五十多年了，它沉寂在纸页发黄的史籍中，在岁月的口碑里流传。人们都以为它真的是一首民歌，鲜有人知它其实来源于陕南安康，出自一名早逝的老报人之手。声名赫赫的诗句背后，是一个生命浮沉的悲戚故事。
民歌《我来了》
幕后被埋没的那个老报人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李大斌还是个十来岁的初中生。“句子很简单，用的字也很平常，又短，却有一股扑面的气势，所以一下就记住了。”
他不止一次去过这首诗的雏形发起的地方。他与这首诗真正的作者从未谋面，却与其老同事、好友，成了同事和朋友。他在一家报社做了几十年文化编辑，而再往前几十年，这首诗就刊发在文化版面上，当时的版面编辑，就是那位早已湮没于历史尘烟中的作者。
只是，这所有的一切，李大斌最初都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听说这首诗就诞生在身边。近在咫尺，又闻所未闻，一时不可捉摸。
“安康民歌”怎么成了外地人的创作
六十二岁的李大斌是安康日报的一名退休编辑。他在这家报社工作了近三十年，几乎一直在编辑三版文化副刊。这项工作符合他的性情。他喜欢文学，爱好读书，经常手不释卷。有一天，他翻一本诗歌选，又看到《我来了》这首诗。
“几十年前就读过，非常熟了。”李大斌本来只是扫了一眼，正要翻下一页，却无意间瞥见标题下的几个小字：“大跃进时期，河南人民创作”。
“这不是我们安康的民歌吗？怎么成了河南的？”李大斌纳闷了。他像当编辑那样较起真来，开始搜罗其他书籍，准备有理有据校对纠错，却不料越发地糊涂起来。
陕西汉中、延安、陇县等地的水利志上，都选登了这首民歌，无一例外，说是当地农民所做；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民间文学概要》一书笼统地注为“陕西民歌”；而由郭沫若、周扬编选于一九五九年的《红旗歌谣》，在诗歌末尾的括号里清楚地注明来源于“陕西安康”。可这并非足够有力的证据。再说安康这么大，《我来了》究竟来自哪？李大斌在安康四处寻访，结果众说纷纭。
有种说法是安康恒口一带的农民在工地打夯时吼出来的；有的说是安康五里镇一个林姓农民唱孝歌哼出来的；有人说这是刊载于安康一个水库工地的《水利战报》；又有人说最早见于一本“安康地区水利民歌谣”的油印小册子；还有人说是当时一个宣传干事从民间采风得来的……
这些说法看似活灵活现，却经不起追问，不仅莫衷一是，还以讹传讹，都是“听说”，拿不出具体证据来。
一次，李大斌遇到安康当地一位文化学者，就试着问了句，“《我来了》是谁写的？”那位老先生把他看了半天，“大斌，你真不知道吗？就是你们安康日报的老编辑啊！”
李大斌一时有点懵。
只听老先生接着说，作者叫于邦彦，河北唐山人，是安康日报创刊时的“老报人”。和李大斌的工作岗位一样，他当年就负责三版文化副刊，不过那时叫“政文版”——政治文化教育版面。大跃进时期，他从安康当地的农民歌谣中发现了这首诗的雏形，加工创作《我来了》，就刊登在当时还称为《安康报》的政文版上，名扬一时。
“可惜，于邦彦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身世了。”
一张旧报纸透露的真相
既然刊发在报纸上，李大斌原以为按图索骥，就能轻松地探个水落石出。
可是，安康日报社几次搬迁，资料尽失。尤其是一九六七年，地处旧址大北街的报社在文革两派的武斗中，几乎被大火烧光了；一九八三年，四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袭击安康，全城遭遇灭顶之灾，仅存的一些旧报，以及档案资料全都被激流冲走。现在，安康日报社的资料室没有一九五一年创刊到一九六八年的报纸。
李大斌跑到安康市档案馆查询，未果。又去辖区十个区县的档案馆、图书馆，依然没有消息。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我在陕西省图书馆查找，该馆馆藏也只有一九八三年之后的安康日报。
就在李大斌一筹莫展时，安康方志办的一位孙姓老先生说他手里有这一时期的旧报，是从南方一家图书馆买来的“废报纸”。李大斌大喜过望，赶紧去翻。一张张发黄的旧报已脆如蝉翼，却清晰如昨，让他激动不已。
很快，李大斌发现了《我来了》的“雏形诗”。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安康报》三版，署名“地委宣传部供稿”的两首诗，一首《说在地头》，开篇就似曾相识：“天上没有玉皇，水里没有龙王，靠天吃饭靠不住，幸福不是从天降。打井修渠，广修梯地，汗水落地摔八瓣，换来丰收年。人人动手，社社修渠，渠渠长流水，堰堰保灌溉。”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安康报》
另一首《写在墙头》，也有《我来了》“喝令、开道”字句的影子：“与河争地，向水要粮，强迫恶水让路，硬逼石头搬家。流不尽的水，积不尽的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再翻两个多月后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的《安康报》，三版头条有一组诗，第四首正是这首赫赫有名的“我来了”。全诗没有标点，而且与一度流传的《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有一个字不同，此处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这一组诗九首都没有单独的诗题，只是用汉字一到九标注，冠以《农民诗选》的总题。标题下，有括号内的“水利”二字，整组诗的署名是“本报辑”。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的《安康报》
“诗”找到了，可是整个版面上并没有“于邦彦”的名字。怎么能说明是他创作的呢？
李大斌做了一辈子编辑，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编辑工作就是替他人作嫁衣裳，既然是三版的文化编辑，“本报辑”，当然就是于邦彦辑。安康日报的老报人、当年“农业报道组”组长黄祖德老人证实了李大斌的分析。
黄祖德向李大斌回忆，于邦彦写出了这首诗，“很兴奋”，曾把草稿拿给他看，希望提点意见。黄祖德感觉此诗很有气魄，只是建议改一个字，把“三山五岭”改成“三山五岳”。
“‘岭’字像是小地方，气势不足，‘岳’更豪迈，‘五岳’富有全国的气概。”
寻访至此，谜团似乎已经揭开。可李大斌觉得越挖掘，疑点变得越多了——于邦彦，还只是个模糊的身影；在创作《我来了》这首诗歌时，于邦彦都经历了什么？
李大斌是安康人，近三十年的编辑记者生涯，到过本地的很多地方。既然“地委宣传部供稿”的“天上没有玉皇”诗句来自“说在地头”，他就想去“地头”探个究竟，重走于邦彦走过的路。
老报人黄祖德告诉他，于邦彦当年曾到五里镇采访过农民修田造地。李大斌遂去五里镇至茨沟镇一带寻访老人，不料听到了心头一震的说法：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就叫“龙头农业社”。
折回身来再翻旧报纸，那一时期由于邦彦负责编辑的《安康报》三版，不时出现“玉皇”、“龙王”、“低头”、“让路”这些字眼：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署名“本报改写”的叙事诗《歌唱玉皇乡》，记述了旬阳县玉皇乡互助合作社的事；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一则修建宝成铁路的消息，标题是《命令高山低头强迫江河让路》。
引起李大斌注意的，还有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安康报》三版几乎整版的“演唱材料”，署名“唐鲁戈”的作者写道：“冬春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腊月二十三，地上诸神向天上玉皇大帝汇报，‘如今凡人真厉害，发誓改造大自然，五湖四海搞建设，九江八河引上山’。无奈之下，诸神纷纷退位。”
这篇演唱材料的主题思想，与《我来了》诗作的精髓异曲同工，相距仅仅二十多天，可见其一脉相承。凭着直觉，李大斌再找黄祖德等老报人求证，“唐鲁戈”果然正是于邦彦的笔名：唐山人，敬慕鲁迅，以笔为剑。
李大斌一头钻进故纸堆，在旧报纸中寻找于邦彦的名字。隔三差五就能看到“邦彦”或“唐鲁戈”署名的消息、通讯、叙事诗，还有杂文、随笔、对口山歌。李大斌发现，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竟然就是由于邦彦最早采集发表的。
“这真是一个腿勤、笔勤的老报人。”李大斌把于邦彦作品中的地名一一记下来，有机会就去实地探访，追寻着于邦彦的足迹。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初，李大斌在与安康老新闻人张培祥闲聊时，说到《我来了》与于邦彦。七十四岁的原安康县广播站站长张培祥老人闻言激动不已。当年，在广播上激情澎湃朗诵了不知多少遍《我来了》，只听说是“安康民歌”，没想到竟然是早就知道的同行于邦彦写的。
张培祥向李大斌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这首诗的雏形发源于安康当年的一座水库工地。“于邦彦一定去过那里！”安康老新闻人张培祥先生（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张培祥拉着李大斌，前往距安康市区北约二十公里处的黄石滩水库。在汉滨区建民办事处东山村与毛坪村之间的付家河河道上，东西向横跨着一座架着管道的倒虹桥。桥长近百米，高约二十米，石块和水泥砌成，看上去平凡无奇。
但只要绕到桥北，抬头就能看见三个桥墩上方各有一个大字：“跃”、“进”、“桥”，桥墩上依次是大跃进时期的“三面红旗”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再往桥体上看，正是《我来了》这首诗，从东向西一溜排开，每字足有五十厘米高。这些字都是水泥阳刻，红色油漆早已斑驳，透出一种历史沧桑感。擅长书法的李大斌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当时安康知名的老书法家白聿修先生题写的字迹。张培祥老人则说，他还见过一张一九六〇年的老照片，是这座桥刚刚修好，还没刻字时的民工大合影。
当年，张培祥作为广播站记者，曾多次来此地采访先进集体“铁姑娘排”的姑娘们。曾任安康地委副书记的王化群老人，当时是“铁姑娘排”党支部书记。她对张培祥说，“三十三个铁姑娘，虎口拔牙打硬仗。”她们一边干活，一边把《我来了》当号子吼：“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
于邦彦应当也来过这里。这是安康一九五八年开工的最大水利建设项目八一水库。这一年，正是《我来了》最初发表的年代。可以想见，身为当地党报的文化编辑，来基层采访采风，耳濡目染，才会写下那样颇具感染力的诗句，又被工地的人们传诵，继而自豪地刻在倒虹桥上。
提起八一水库，安康人都不陌生，它滋养了安康江北。二〇〇〇年，陕西省政府决定在其下游五公里处再修建一座规模更大的黄石滩水库，替代已经失修的八一水库。如今，黄石滩水库向安康汉江以北的高新区等地供水，二十四万人受益，十万亩良田得以灌溉。
李大斌也多次来黄石滩水库采访。水库管理局大门口的石头上，就刻着《我来了》这首诗。这是黄石滩水库的历史，也是它的骄傲。
有人说，大跃进早都被否定了，所谓“文艺大跃进，村村有李白”的民歌运动如今也褒贬不一。在这种背景下，挖掘一首诗歌的前前后后，探寻作者到底是谁，又有多大价值呢。
李大斌不这么看。抛开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色彩不论，总得承认《我来了》的广泛影响吧。“这首诗是不可无视的历史细节，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精神面貌的写照。”
更何况，时空交错，于邦彦和李大斌先后在同一块版面上耕耘，惺惺相惜，苦乐自知。李大斌想搞清楚这个脑海中越来越清晰的形象，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
可现实是，连安康人自己都要把于邦彦忘记了。
前不久，李大斌与张培祥老人一些友人闲坐，听说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当地有个老板几个月前去北京求见一个知名老画家，自称从安康来的。一听通报，那老画家说，安康？没听说过，不见。这老板急得抓耳挠腮，灵机一动，想起了几年前镇坪农民周正龙拍老虎的事，就又摁门铃，说，我就是从华南虎那个地方来的！老画家一听来了兴趣，哦，原来是这儿啊，见，见……
众人又好笑又好气，今后，就说咱是《我来了》家乡来的，“对！就是‘我来了’！”
改变了一个报人的命运
没有人保存有于邦彦的照片。在安康日报老报人黄祖德、尤金山的描述中，于邦彦是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头，体格壮实，“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每天不是外出采访，就是趴在办公桌上抄抄写写。“他很有激情，是个‘老革命’。”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安康金州南路60号，安康日报社家属楼。八十四岁的老报人王催之向我回忆于邦彦。
安康日报老报人王催之先生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学生王催之，参加了“西北干部大队”，由此结识了也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于邦彦。王催之祖籍石家庄，一听于邦彦的口音，“唐山的”，都是河北老乡，自然亲近了许多。
“那时，解放军在前面打，我们跟在后面接收。”当年九月到西安，两人都被分到陕南干部大队，王催之被派往陕南日报社任四版时事编辑，于邦彦则到了新华社陕南分社做记者，同在一个大院工作，经常见面。“我编过他写的报道，文笔相当不错。”
一九五一年三月，《安康报》成立，两人又一起调进报社。“他对工作非常积极，爱学习。”王催之回忆，“那时还不兴个人出书呢，他就编写了一本《紫阳山歌选》，后来又创作了《我来了》，让人刮目相看。”
本来顺风顺水的日子，被一场运动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于邦彦响应号召，主动向党组织交心，在北京解放前夕，他跟一个亲戚跑到沈阳去了，“说是参加了国民党的一个什么组织，后来又退出，坐飞机回了北京。”
“那个年代，一个学生能坐飞机，可能真有点什么来头，还真是说不清。”但是，于邦彦主动报告的本意，是想说明自己虽然有过这段经历，最终还是坚持了进步青年的选择。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主动行为，变成他是国民党特务嫌疑的自污。
王催之老人回忆，这次“交心”以后，于邦彦成了不被信任的人，对他“只使用、不重用”。本来性格就比较内向的于邦彦越发沉默了，只是闷头工作。
于邦彦比王催之大两岁，属龙，要是活到现在，该八十六岁了。王催之听说他结过婚，不过又离了。有次，王催之见于邦彦用了个新笔名“王白石”，问这是啥意思，于邦彦说，前妻的名字中有个“碧”字。
那时候，“历史清白”是生存最重要的条件。于邦彦心气挺高，想找个理想的对象。当时有个小学女教师对他挺好，两人谈过一段时间。有人“告诫”女教师，于邦彦有历史问题，你跟他好，不怕耽误将来吗？
这对恋人生生被拆散，不被信任的于邦彦越发形只影单。
他死了，
埋在秦岭深山的某个地方，
无人知晓
在许多老人的记忆中，于邦彦沉默寡言，但在老友李永彦看来，他其实是个活泼有趣的人。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安康日报社家属院门卫室。八十七岁的李永彦老人向我回忆当年。李永彦退休前是安康日报印刷厂的印刷工，报社一九五一年刚成立时，他就和于邦彦认识了。或许是名字中都有个“彦”字，两人成了好友，无话不谈。
“我当时三个女儿，没儿子。他跟我谝，想要儿子不？我说想么。他说，给你介绍个办法，行房时要高高兴兴，不要带情绪。后来，我果然连着得了三个儿。”
李永彦说，这当然是个玩笑话，但也能说明于邦彦是个趣人。“他‘犯错’之后，被调出报社，人就变得更内向了。我去看过他一次，后来听说他死了。这是个好人，可惜死得早。”
安康日报社家属院门卫室。八十七岁的李永彦老人（左）向李大斌回忆于邦彦（摄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一九六一年，于邦彦被勒令调出报社，去安康县恒口中学教书。王催之接到通知，接替于邦彦负责三版政文版，因此得以目睹了那天的情景：“于邦彦把稿件收拢到一块，看上去恋恋不舍，对总编辑说，我今晚把这些稿件处理完，明天走，行不行。领导说，不行，马上走。他就再没说一句话，低头走了。”
于邦彦到了恒口中学，教初一年级语文。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初一小组组长阙庭恕见他整天不说话，很抑郁的样子，就常常跟他聊天。“后来，我们熟了，他才说他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
那时的初一语文课本收录了《我来了》这首诗，阙庭恕感觉它不像当地民歌。“安康民歌大多字句整齐，而《我来了》是长短句，有一种音律感，看似简单，其实有文人加工的痕迹。”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上旬。安康市汉滨区文化馆家属楼。七十四岁的阙庭恕老人向我回忆他与于邦彦的交往。“有次，我和他讨论这首诗，该怎么写教案。没想到，他说，‘这首诗是我写的。’”
李大斌向安康文化学者阙庭恕先生寻访于邦彦的故事
阙庭恕老人记得，于邦彦说话很慢，音调不高，也没有笑容，烟瘾很大，脸上一股烟熏火燎色，是心情低沉所致。于邦彦就讲了他怎么去八一水库等地采风，又怎么把几首十来句字数整齐的民歌，合并、改写、取其意，用长短句的形式，重新创作了这首诗，还有黄祖德怎么建议把“岭”字改成“岳”字。
于邦彦在恒口中学只待了几年，后来调到宁陕县文教局工作。他的情况似乎要好起来，他与当地的一名女子结了婚，据说还有了孩子。可是，不久，文革开始，“历史反革命”、“特务”于邦彦被投入监狱。他给妻子写信，要求离婚，不能连累了妻子和孩子。
再后来，于邦彦在狱中奄奄一息，妻子闻讯请人去抬，想接回家治病，半道上就咽了气，当即就近埋了。
多年以后，老同事们才听说于邦彦死了，有人想去探望于妻，可渐渐找不到了。
于邦彦死时四十岁上下。“我来了！”他当年的一声呐喊，至今流传。而他，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就像从来不曾来过。
本文采写于二〇一四年文中《安康报》复印件翻拍由李大斌先生提供
老照片翻拍自安康黄石滩水库展览室
【编辑】孙 阳
【主编】秦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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