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初涉多边外交（下）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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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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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外交”

担任过比利时外交大臣和首相的廷德曼斯曾多次去过联合国，多年后他在跟我聊起当年情景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很想念联合国代表的休息厅（delegates lounge），在那里我10分钟能见三个外长，多好啊。有什么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在其他时候哪儿去找这种机会啊！”

各国外交官来来往往，是联合国的一大特点。在联合国，每年围绕即时的国际问题要举行多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不计其数，当事国、相关国家的外长就会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们都要去听会，以整理辩论情况的报告。

我在联合国工作时，全世界的上百个外交部长都见到了。当时不觉得这有什么，许多年后，当我出任大使，在从事双边外交工作时，才真正体会到平常日子里见对方一个外长是多么不容易。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回的报告，大家争相阅读，因为报回去的全是新东西，中央以及中央各部，乃至外交部的各个司都很有兴趣。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成绩很大，但也有不足。1972年初，传来周恩来对代表团的指示：“不要深居简出，孤陋寡闻。”从此我们改变了开完会就回驻地、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做法。

1972年，作者与阿根廷代表在联合国的合影。

此后，每逢会议间隙或会议结束，中国代表团成员就到联合国的休息厅、咖啡厅里去坐坐。泡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大家逐渐意识到，虽然是非正式场合，但这两个地方对于外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的休息厅、咖啡厅就像个自由市场，联合国的官员、各国媒体大记者熙来攘往，会上的各种消息很快就会在这里传开，各种预测、分析、评论随即从这里传出。更重要的是，联合国的许多议案、斡旋也是在这里酝酿筹划和进行的，甚至还能窥见外交成品成型出台的真正细节和过程。可以说，联合国的休息厅、咖啡厅，有时其重要性超过了会议厅。

意识到这些后，每当会议结束后、午餐前，我都会有意识地先到休息厅坐坐，有时即便是蜻蜓点水式地转一圈，也可能摸到一些情况。

1971年，作者在联合国参加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联合国内各种招待会特别多，每年各国国庆要举行招待会，老大使走、新大使到都要举行招待会。到了每年年底，招待会更多，有的主管官员也要举行招待会，不过简单一点。西方喜欢搞wine and cheeseparty，即奶酪和红葡萄酒的招待会，请的都是负责某些问题、经常接触的各国官员。吃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在那里可以待上两三个小时。这些招待会看起来像应酬，其实不是。我本人是出席此类招待会的积极分子，因为可以见到很多人，交很多朋友，了解很多情况，也可以把我们的政策向别人介绍。参加得多了，我发现，里面其实大有学问。

在联合国，还有一个获取信息的重要场所，那就是餐厅。联合国的餐厅分不同档次，代表们的餐厅比较高级，需要提前订座，可以在那里请客，价格也公道，不是特别贵，相当于纽约的中上等餐馆。这里的餐桌，时不时就变成了谈判桌。

普通工作人员的餐厅价格比较便宜，一般人都可以到这里就餐。各国代表团的中层官员一般也在这里就餐，如各代表团的参赞、一等秘书等。我记得刚到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每个成员的餐费标准是25美元（早餐5美元，中餐、晚餐各10美元），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相当高的标准了。在联合国普通工作人员餐厅就餐，一般的套餐是一个汤、一道主菜、一份甜品，总共才4美元左右。

很多人，相识在会上，相知则是在用餐的时候。据我观察，心平气和地表述各自国家的立场，比较轻松地交换各自的看法和意见，更多是在共同用餐的非正式场合。

在中国，碰到棘手的问题，约出来一起吃个饭，有些话就好说了。其实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在餐桌旁，许多话就容易说一些，也容易听进一些。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交往的技巧。国家的原则固然不能做交易，但融洽气氛便于增进彼此的了解，而更多的了解又有助于建立起私人的友情。

1973年，作者与毛里塔尼亚大使在联合国。

一个人要在外交领域有所作为，私人的友情是个很重要的资源。有些事情事先摸摸底，到会议上发言就会更有针对性，提出建议就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有些事情提前通通气就能有所准备，在正式应对时就不至于措手不及、陷入尴尬或被动。

大家相处得比较好之后，话题自然也会游离于政治和会议。西方人比较开放，大家也都在年富力强的年纪，因此会谈到一些世界上的新鲜事，新近的电影、音乐、娱乐、流行时尚之类，当然也会谈到女人。

不过中国代表团的纪律比较严明，即使我们在国外，也看不到什么电影和娱乐节目，对西方的流行时尚更是比较有隔膜，因此别人谈论这些话题时，我们总接不上话茬儿。议论女人，在六七十年代正派中国人眼里属于低级趣味，颇为不屑，但你又不好因此鄙夷别人，只好沉默不语。好在打交道的都是聪明人，见中国人总回避这类问题，久而久之在有中国人的场合就不再谈论这些了。

担任中国代表团有关中东问题的主管官员后，工作间隙有不少人请我吃饭，我也很希望维持这个联络沟通的轻松方式。不过靠自己的工资补贴根本请不起人家，而用公款请客要跟领导打报告。我知道领导不会同意过多地请客吃饭的，因此总是在被别人请了好几次后，才向领导请示是否回请人家一次。用外交辞令来说，这种请吃饭有点不对等。

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总共工作了13年——纽约10年、日内瓦3年。我在13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联合国教给我跳出本国看世界；联合国使我有机会同全球最好的外交官打交道；联合国教给我如何把握世界的脉搏；联合国让我看到了全球的顶级外交。联合国真是一所外交官的大学堂啊！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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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交官是一个迷人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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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青春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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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合国是外交官的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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