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域管辖的40个裁判规则与司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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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以微信方式约定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属于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根据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时，合同履行地的确定根据当事人约定或者合同标的交付方式确定，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以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履行地；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案件名称：曹某明、钟某松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理由：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形，即出借人所在地和借款人所在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是否出借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借款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当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及其利息是否归还事项上产生争议时，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黄某新、荔昌公司、曾某钦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戴某九归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因此本案系因借款归还问题发生的争议，应以出借人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0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接收货币一方” 中的“一方”应仅指合同当事人，非合同一方作为原告依据合同提起给付货币的诉讼时，不应以其所在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地域管辖，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地域管辖更为适当，本院在一些类似情况下有一贯的处理原则，可以予以参考。如，代位权诉讼、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提起诉讼，与本案中实际出资人直接起诉股权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形相似，均系非合同当事人诉请合同当事人给付货币。据此，形式上本案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缺乏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现为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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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履约地，又同时约定交货地的，交货地属于合同实际履行时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履约地属于程序法意义上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当事人约定的履约地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裁判理由：在受理起诉期间，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本案中，与王某发生借贷合同关系的吕某云已经在本案诉讼前死亡，王某并未直接起诉吕某云，而是将吕某云的法定继承人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属于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尚未清偿的债务引起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对此类纠纷，所涉法律关系权利义务主体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财产继承人，属于债权人与债务继承人之间的债务清偿纠纷，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现为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王某起诉要求偿还欠款，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接收货币一方王某的住所地位于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故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现为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指向的合同义务作出判断。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撤销被告对原告的位于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广汇园涉案房产的抵押权”，而之所以请求撤销相应抵押登记，其成诉的原因是被告未履行出借款项义务造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本案“争议标的”应为给付货币，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本案中原告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同时本案涉及不动产权利的变更，而该不动产所在地为原告所在地，从案件审理和未来执行的角度考虑，由本案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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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同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时以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

裁判理由：对于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民事案件的管辖问题，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2020年，该司法解释经过修正，前述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并未修改，仍然继续施行。该规定是规范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这一类民事案件管辖的特别规定。

11.侵权人一旦实施了侵权行为，则侵权结果将相应产生，除法律上特殊规定和实践中特殊情形外，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侵权行为实施地大多重合。原告因被告侵犯专利权提起诉讼，但是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属于受案法院辖区的，受案法院不具有管辖权，案件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案件名称：瑞铄公司与固特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

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根据当时种子法的有关规定，仅实施销售“重复使用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得到的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行为，并非法律所明确禁止的侵权行为。本案中，作为原告起诉据以确定案件管辖的朗润超市，其被诉销售“登海939”繁殖材料的行为显然不构成当时种子法规定的侵权行为，原告亦未主张朗润超市因有明显过错而需要对其他共同被告的被诉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就此提供初步证据。因此，本案原告主张朗润超市构成侵权并以之作为共同被告确定案件管辖，显然欠缺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以此认为其不具有本案管辖权，并无不当；登海良玉公司、宋某良、宋某的有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纠纷的管辖规定和有关植物新品种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以侵权行为地确定人民法院管辖的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的民事案件，其所称的侵权行为地，是指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生产、繁殖或者销售该授权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在地，或者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所在地。”就本案而言，首先，原审法院不能基于朗润超市的被诉侵权行为而具有本案管辖权，本案依法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其次，原告起诉时并未明确其他共同被告的被诉侵权行为地，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其他共同被告的住所地确定案件管辖并移送案件；再次，登海先锋公司作为本案适格被告之一和涉案被诉侵权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以其住所地确定本案管辖相对较为妥适。因此，本案可以移送登海先锋公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登海先锋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杭州市、宁波市、合肥市、福州市、济南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第七条第一款，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跨区域管辖发生在青岛市、东营市、烟台市、潍坊市、威海市、日照市辖区内有关植物新品种纠纷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据此，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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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离婚后财产纠纷，应适用一般地域管辖有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认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须满足三个条件：被告在该地居住满一年，一年时间连续未中断，到起诉时为止被告还在该地居住。至原告起诉时，尚无法确定被告经常居住地的，应由被告户籍地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新誉公司诉长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故本案原告为接受货币一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鉴于两案属于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为了便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裁判的统一性，上述两案应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合并审理。

15.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即使作为被告的公司丧失独立的法人人格，也不影响该被告住所地的认定，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

裁判理由：鉴于被诉侵权的使用行为及侵权行为地影响本案的管辖权异议成立与否，应当就该使用行为是否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专利侵权行为进行分析认定，并进而确定侵权行为地。本案中，钧正公司将被诉侵权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组装到共享单车上使用，至少存在组装及实际使用行为。其一，如将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视为零部件组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有关“将侵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作为零部件，制造另一产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使用行为”之规定，可以认定该组装行为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使用行为。其二，本案钧正公司除组装行为外，还存在实际使用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使太阳能组件产品真正发挥功能与作用的使用行为。太阳能电池作为组件产品，其实际发挥的功能与作用，系为共享单车接受指令、开关锁等功能提供电能。而能发挥该功能与作用，则是共享单车投放市场营运之后，因此，钧正公司将组装了被诉侵权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共享单车投放到深圳市场进行营运之初，为保证共享单车实际被使用时能正常使用，应当维持太阳能电池持续不断地为共享单车开关锁提供电能，该过程需要钧正公司使用电池组件产品，利用太阳能给电池充电；作为营运方，钧正公司也需要对共享单车进行日常维护，使用电池组件产品。钧正公司将共享单车投放市场进行营运，对电池组件产品实际进行使用，显然已经超出其将电池组件产品作为零部件组装到共享单车上的使用范畴。

钧正公司对被诉侵权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使用行为发生在深圳市，深圳市可以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现为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被诉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产品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行为的实施地。钧正公司在深圳市对被诉侵权的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使用行为实施地，即为侵权行为地。原审法院作为使用被诉侵权产品的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钧正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将本案移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但在原审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本案的情形之下，其主张不足以否定原审人民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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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对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被诉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均有权管辖。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2）对于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其适格问题可以在实体审理阶段予以审查。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

在管辖权异议案件中，人民法院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对于当事人是否适格，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是否属于应予审查的情形，如果当事人是否适格不影响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有关其适格问题可以在实体审理阶段予以审查。如果当事人成为确定管辖的连结点，其是否适格直接影响到受诉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时，则应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对当事人是否适格问题进行审查。审查时，一般情况下只需有初步证据证明当事人与涉案事实存在形式上的关联性，即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无需对实体内容进行审查。

本案中，TXX方提交的初步证据能够证明TXX深圳公司与本案有关垄断民事侵权行为及损害结果的关联关系具有形式上的可争辩性，爱某某方可能存在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市场支配地位，并实施不公平过高定价、歧视性定价、滥用禁令请求权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鉴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特殊性，结合相关谈判及域外司法辖区诉讼纠纷情况，可能对TXX方参与国内相关市场的竞争能力造成直接、实质、显著地排除与限制竞争效果，TXX深圳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可以作为本案侵权结果发生地，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不当。

18.依法可以将法人在市场监管登记部门登记的住所作为确定民事诉讼地域管辖的连结点，合同一方当事人基于对登记部门公示的法人登记信息的信赖而确定该法人住所，当与该法人发生合同纠纷时以此确定管辖法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

19.（1）在网络环境下，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但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可以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地作为管辖连点确定管辖法院。（2）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后，其他管辖连结点的存在不影响受诉法院对案件行使管辖权，被告主张将案件移送至其他法院审理的，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黄某忠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湖南博阳公司、戴某英未履行组织项目投标义务，请求法院判令湖南博阳公司、戴某英退回定金等。案涉《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湖南博阳公司负责组织投标公司，提供银行信贷证明、投标保函等事宜。虽然本案黄宝忠起诉请求是判令湖南博阳公司、戴某英退回定金，黄某忠是接受退回定金的一方。但是，前述“接受退回定金”，并不是案涉《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标的，而是来自于黄某忠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能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接收货币”。从案涉《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签订的情况看，合同约定的标的是湖南博阳公司、戴国英履行组织项目投标义务，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标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湖南博阳公司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其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福州市闽侯县人民法院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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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互联网借贷纠纷，出借方一方主体特定、借款方一方主体不特定，存在着面广量大的情形。当事人协议选择的争议管辖法院与案件争议没有实际联系的，不宜据此认定该法院是案件的管辖法院，以避免大量案件通过协议管辖进入约定法院，破坏正常的民事诉讼管辖秩序，故案涉协议管辖条款无效。

裁判理由：金盛集团公司、金盛家居公司认为本案应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合作框架协议》明确载明：“（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17年7月22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签署”，金盛集团公司、金盛家居公司提供的餐饮费发票和住宿费发票不足以证明《合作框架协议》实际签订于南京市。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见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据此，无论《合作框架协议》是否实际签订于南京市，人民法院均应认定协议签订地为深圳市福田区。《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因协议发生的纠纷由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金盛集团公司、金盛家居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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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涉案合同的名称、合同具体条款中均约定了涉案软件的许可范围及实际使用范围为A地，故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应认定为A地。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已经有明确约定的，无需考虑争议标的是否为支付货币进而据此确定合同履行地。

裁判理由：崇文公司认为原审法院不能依据中软公司单方陈述即认定其负有单方付款义务，中软公司诉请中的给付货币是指实体内容的合同义务，违约金是合同违约责任承担形式的货币化，故主张诉讼请求不等同于“争议标的”，不能以给付金钱这种责任承担形式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该款规定明确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规则，即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来确定合同履行地。诉讼请求为给付金钱的，不应简单地以诉讼请求指向金钱给付义务而认定争议标的即为给付货币，而应根据合同具体内容明确其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本案中，中软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崇文公司支付涉案合同款及违约金，该诉讼请求所指向的主要合同义务为崇文公司向中软公司支付合同款的义务。因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适用“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则，故崇文公司关于本案接收货币一方不是合同履行地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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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合同履行地应为最能反映该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的地址。（1）民事诉讼法中的“合同履行地”，应当以程序法规定为原则并结合实体法内容来加以确定。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所涉实体义务的履行地点，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十八条所规定的“争议标的”，其内涵应当结合最能反映纠纷所涉合同之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来加以理解。（2）对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最能反映该类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应为开发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以履行开发计算机软件义务一方所在地作为合同主要履行地。

根据涉案合同的约定，若双方协商不成，应向合同主要履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合同约定某工业科技公司委托亿盟恒信公司开发基于北斗的综合位置服务系统软件开发项目，并支付研究开发费用，亿盟恒信公司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发工作。亿盟恒信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具体包括系统开发设计及技术开发，软件代码编写，提供软件测试和验收时所需要的相关软件，软件后期维护、修改、升级、提供系统、部署文档、测试报告等开发成果物，软件培训服务等。其中，“研究开发基于北斗的综合位置服务系统软件”是最能反映涉案合同本质特征的合同义务。鉴于涉案合同并未就该项合同义务的履行地点作出明确约定，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研究开发基于北斗的综合位置服务系统软件”合同义务一方即亿盟恒信公司的所在地，故可将亿盟恒信公司的住所地即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认定为涉案合同的履行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第五条第一项规定，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川省内计算机软件民事第一审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因此，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虽然，某工业科技公司的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北京市亦是本案的地域管辖连结点之一。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现为第三十六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亿盟恒信公司作为涉案软件系统受托开发方，其选择向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的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系其行使诉讼处分权的体现，不违反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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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核心仍然在于判断被警告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专利权，与专利侵权诉讼存在密切关联性，可以参照专利侵权案件地域管辖连接点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地域管辖连接点，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的“侵权行为”应当理解为侵害专利权的行为。相应地，此类诉讼中作为地域管辖连接点的侵权行为地，应当是指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实施地及其结果发生地。（2）在管辖权异议阶段，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如果与建立管辖连结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结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

案号:  （2022）最高法民辖18号

裁判理由：本案系追偿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在南昌律赢重庆渝北分公司未主张受让案涉权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情形下，案涉《金融信息居间服务协议》关于“纠纷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对南昌律赢重庆渝北分公司有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裁判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此，人民法院在审查受理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时，仅要求被告明确即可。但案件受理后，为了尽早确定管辖法院，避免当事人虚列管辖连接点，不诚信诉讼，受理法院可以对影响管辖连接点的被告是否适格进行审查，但该种审查仅限于形式关联性，通常有初步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事实存在一定关联，达到可争辩的程度即可确定该被告属于适格被告，而无需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等实体内容进行审查。本案中，奥光公司以某宝公司等为被告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初步证据证明，赵某才在某宝公司运营的平台上开设店铺出售被诉侵权产品。某宝公司与本案被诉侵权事实具有直接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某宝公司的住所地在浙江省杭州市，故杭州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杭州中院的相关审查，虽与管辖连接点相关，但同时也涉及到本案的侵权定性和民事责任划分，属于应在本案实体审理中确定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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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具有一定的运营资金并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交易业务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住所地可以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

摘：《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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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后，除非发现受理案件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否则，审理法院不得以不具有一般地域管辖权为由移送案件。

关于协议中约定的“出借人所在地”是否明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关于“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之规定，所在地的含义与住所地并无二致。因此乐视移动公司主张“所在地”系约定不明，应属无效的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关于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的认定，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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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合同履行地首先以双方约定的履行地为准。

38.约定的地点与实际履行地发生冲突的处理。

观点解析：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一具体义务的履行地，不仅有实体法上的意义，还可能有诉讼法上的意义。约定由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实际签订地、履行地与约定的签订地、履行地不一致时，应当以约定地为准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当事人在约定合同履行地时，双方对管辖有预期，不因与实际履行地不符而改变。《合同法解释（二）》第四条（现已废止）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见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

33-40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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