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曾对民主党的移民改革发出忠告
原文链接:https://bit.ly/38R4i7K。文章有部分删节。原文副标题:在过去的十年中,自由主义者避免了有关该问题的不便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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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登-哈瑞斯公布了自己移民改革计划的雏形,其中包括给DACA(童年跟非法入境或滞留的父母来到美国,无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和一些从事社会必要工作的无证移民直接发绿卡,共计约100万人。
此外,新当选的这一届班子还宣布,将缩短拿绿卡和公民一起等待时间,计划从13年改成8年。但是没有透露这个改变具体是针对哪些移民,有一些中文媒体解读成主语是“1100万非法移民”,小编看了所有相关报道,没有找到出处。
不过,拜登政府有提到,会在一百天内出台给1100万非法移民通往公民之路的政策,《洛杉矶时报》称这将是继里根1986年大赦之后(点击前文),美国历史上更为大胆的一次大赦计划。同时他们指出,跟以往不同,拜登政府的这些移民改革方案,在发绿卡上雄心勃勃,但是不再提及任何有关加强边境管制、堵上以后非法移民的配套政策。
关于移民议题,本号已经有多次讨论:移民议题,今天的决定影响美国的未来(点击前文)、拜登激进的移民改革政策(点击前文)。
这里再回顾一下《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纽约城市大学的新闻学和政治学教授Peter Beinart写的一篇移民问题的文章。由此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一下民主党人在移民议题上过去十多年的改变。
如果说右派越来越国家主义,左派则没怎么变。但是即使就在十年前,立波儒(liberals)对移民问题公开质疑的方式,都能震惊到许多当今的前卫主义者(progressives,大部分属于极左翼)。
《纽约时报》指出,奥巴马“面临来自拉丁裔领导人和民主党人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警告说,由于他严格的移民执法,他在西裔拉丁裔中的支持率下降,而这些可能是决定他竞选是否能连任的关键选民。”
2010年,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与惠普,波音,迪斯尼和新闻集团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共同组建了“新美国经济”组织,倡导对商业有利的移民政策。
三年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帮助建立了FWD.us,以促进类似的议程。
许多经常被媒体引用、受青睐的移民学者,都从亲移民的企业和协会拿资助。例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家乔凡尼·佩里(Giovanni Peri),他的名字在赞美移民的立波儒评论中频频出现。
2015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题为“揭穿移民偷工作这一传闻”的文章里,佩里被称为“移民问题的知名学者”,文章还说,“移民倾向于补充而不是与现有的劳动力竞争。”
佩里确实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但是他对高技能移民的一些研究获得的资助来自于微软公司。“新美国经济组织”出资资助的他的一项研究,已经转变为2014年的政策文件,内容是谴责H-1B签证计划的局限性。
当然,这样的资助更可能是他的学识成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过,企业资金的普遍存在,可以巧妙地影响经济学家提出哪些问题,同时避开哪些问题。(注:不过佩里说,来自微软和“新美国经济”的资金对他的工作来说,既不大也不重要,而且“他们并不指导……我的学术研究方向。”)
学术界也面临类似的文化压力。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在他的《出埃及记》一书中声称,“社会科学家竭尽全力表明移民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哈佛大学的乔治·博尔哈斯(George Borjas)辩称,自他从80年代研究移民问题以来,他的同行经济学家们对移民成本方面的研究结果,已经越来越容不下不同声音。他告诉我,“年轻的社会科学家中有很多搞自我审查。”
因为博尔哈斯是一个移民怀疑论者,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有偏见。但是,当我问一位对移民的经济影响持更乐观看法的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s)对博尔哈斯的主张有何看法时,他也表示认同。戴维斯说:“乔治和我对移民政策的立场是不同的,但我同意,学术界对于某些问题上不同结论的观点,有排斥打压。”
移民也对本土经济有利。因为移民比本地出生的美国人更容易有工作年龄的优势,他们提高了劳动力与退休人员的比例,这有助于维系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计划的自我造血能力。此外,移民可以提高生产率,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发现,“由于移民,当地居民的收入总体上增加了。”
换句话说,美国的移民制度使立波儒们最关心的两个群体——本地出生的穷人和移民穷人——彼此对抗。
从立波儒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想法是残酷的,它将影响许多已经在这里的移民与亲人团聚的选择,而且它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我们是否会从自由女神像上移除那首欢迎“穷人”,“疲倦”和“无家可归”的人的诗?
一个更好的答案是,将较富裕的美国人因移民带来的额外收益,转移分配给那些被移民伤害的较贫穷的美国人。博尔贾斯建议,对从雇用移民劳动力中获利的高科技、农业和服务业公司征税,并用这笔钱来补偿因此流离失所的美国人。
一个不巧的事实是,虽然接纳贫穷的移民使重新分配财富变得更加必要,但至少在短期内,这也使困难变得更大。据一些估计,比本土美国人平均收入低、并且有大家庭的移民,获得的美国政府资助多于其纳税。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与其他有孩子的本土家庭相比,有孩子的移民户主家庭领食品卷的可能性高15%,领取医疗补助的可能性高12%。从长远来看,同样的钱如果不是都花在教育和照顾无证移民的孩子上,美国可能会获得更多回报。与此同时,这些成本使立波儒们想要扩大福利,以帮助那些与移民竞争的本土美国人的计划,变得受限制。
当社会上大部分人看起来不像他们或说不同语言时,人们往往会变得不那么慷慨。
促进同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期望移民放弃自己的文化。但这确实意味着打破那些将他们与本土人隔离的障碍。这意味着少强调点美国的多样性,而是更多地拥抱团结一致。
去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校的社会学教授阿里拉·沙赫特(Ariela Schachter),研究了影响本土美国人如何看待移民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移民的法律地位。
考虑到本土美国人经常把西裔拉丁裔直接当成无证移民,其实,非法移民间接损害了居住在美国的合法西裔拉丁裔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反对政府对无证移民提供福利(即使无证移民已经被禁止获得许多此类好处):他们知道,如果政府的一些计划让非法进入美国的人获得了好处,美国人将更不愿意支持这些政策。
因为美国人是一个整体,必须遵守同一法律,所以目标可以是将美国的无证人口减少到零。对于立波儒们来说,兑现这一承诺,最简单的部分就是为那些在美国扎根的无证移民提供一条通往公民之路。
但是挑战的部分,也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明显忽略的事,那就是美国要支持严格的移民管理执法,以使通往公民身份的道理不变成变相鼓励吸引更多移民非法进入美国的政策。
执法并不意味着要将移民家庭拆散。立波儒们可以建议政府严厉对待无证移民的雇主,而不是无证人群本身。川普的铁腕政策似乎减少了非法移民。但是,确保公司遵守法律并核实其雇员的合法移民身份同样能起到效果:如果非法移民知道他们将找不到工作,那么他们来美国的动力就会降低。
沙赫特的研究还表明,本土人对英语流利的移民更容易感到亲切。这很重要,因为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最新一批移民学习英语的速度不如之前来的移民。
民主党人应将学习英语作为移民问题的一个核心议题。如果更多的移民能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本土白人会感到与移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更有可能支持帮助移民的政策。提倡英语也将给民主党人更大的机会,去吸引那些认为觉得多样化是种威胁的本土白人。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亚当·波尼卡(Adam Bonica)进行的一次选前研究显示,关于选民是否支持川普的最佳预测是,他或她是否同意“居住在美国的人们应遵循美国的习俗和传统”这一说法。
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卡伦·斯滕纳(Karen Stenner)200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权威主义动力》。书中指出:
我们可以通过游行、谈论和称赞我们的一致性,来降低因差异带来的不容忍。下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应牢记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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