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传播” | 高频考点“危机传播”与疫情结合怎么答？
第一期回顾
疫·传播 | 明押考点，这一波“数字鸿沟、健康码、信息可视化”的知识等着你收藏！（点击文字查看第一期）
【第二期 疫情与危机传播】
从年初到现在，可以说灾难接二连三，这届网友感概庚子年也太难了，“风险社会”一跃从理论走进现实，“危机”这个词也贯穿其中。学界对于危机性质的认定主要有“事件说”“状态说”和“认知说”三类。不论从哪一个视角，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全世界共同的危机，甚至还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大的考验，具体到我们新闻传播领域，就不得不提“危机传播”。
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可能会从危机的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衰退期等不同阶段进行研究，但危机传播也发展几十年了，范式众多，理论繁杂，包括“形象修复”理论、“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等等。
在中国大陆的危机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真正展开和大规模研究还要追溯到2003年爆发的SARS事件，而新冠肺炎疫情在最初的阶段不断与非典记忆勾连，但其涉及时长、疫情程度与规模早已大大超过非典，人们更加深度地卷入这场危机之中。可以预见的是疫情与危机传播相关的学术研究在接下来一段事件可能会呈现井喷样态，而我们的出题老师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一考点。
“疫·传播”第三期，我将聚焦于疫情与危机传播，通过案例为你分析“媒介化”时代的重要热点。
【考点解读使用指南】
一、这届央媒在疫情中表现怎么样？
1、劝说爸妈戴口罩还得靠主流媒体
2、花式新媒体使用的得与失
二、危机传播中的“决定性”符号
1、普通人李文亮
2、替代性权威钟南山
三、危机传播的全球化
1、以病为名：国际国内的污名与污名化
2、后真相时代：谣言链条与媒介素养
四、危机中的危机
1、舆论漩涡中的武汉红十字会
2、明星占用公共资源是什么梗？
1、这届央媒在疫情中表现怎么样？
❶ 劝说爸妈戴口罩还得靠主流媒体
十七年前，中国互联网还处在相对早期阶段，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移动互联网，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是报纸与电视，学界和业界主要关注点多是谣言的扩散、传播以及新闻发言人及其制度。十七年后，世界已天翻地覆，更长时段的“宅家生活”，社交媒体上众声喧哗，移动端成为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但主流媒体也并未放弃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在媒介融合时代不断使出浑身解数。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关于传统媒体消亡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这里更多的是考虑到像我们一样的90后、00后等所谓的“互联网原住民”，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再上一代，他们的数字设备接入以及数字设备的使用能力还较差，社交媒体上的风风雨雨仿佛与他们完全隔绝。即使用上了移动设备，他们信赖的还是国家级的主流媒体，像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依然是传递党和政府声音最权威平台。
这在疫情的初始阶段十分明显，当年轻一代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获取了更多关于疫情信息的时候，很多中老年群体并不放在心上。如何让长辈戴口罩、退订年夜饭、不串门等成了年轻人们的大难题。很多人开始呼吁央媒采取行动，央视春晚临时增加了抗击新冠的诗朗诵，相关的报道也使得中老年群体开始重视起来。
（图片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❷ 花式新媒体使用的得与失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主流媒体也一直朝着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的方向发展，新媒体技术的使用一点也不落后。央视、人民日报等央媒的新媒体部门通过原创海报、微视频、vlog等多种形式，融合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媒体手段来报道。很多内容迅速出现在了朋友圈和各个家庭群里。
➤ 例如“钟南山示范如何摘口罩”、“李兰娟提倡没毛病不要乱吃药”等短视频，这些内容相对生动有趣，被大量人转发分享，播放量有的还破百万。央视除了不断播出与抗击疫情相关的节目，及时更新确诊、死亡与疑似病例数，做好老牌节目《新闻1+1》等栏目，还保持微博、微信、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实时更新。
（图片来源：快手-央视新闻）
➤ 《南风窗》在报道中称制作新闻发布会、专家权威解读等传统的长视频节目时，央视新闻新媒体还采取了“切片化传播”的方式，长视频剪辑为短视频，一个视频一个核心要点，央视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逐条发布。央视频的“直播造医院”，使得网民在家得以体验新奇的“云监工”。
（图片来源：刺猬公社）
“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央视在直播过程中，曾试图拉近年轻人而采取了“饭圈化”的操作，采取了饭圈打投的做法，上线助力榜，将“叉酱”、“蓝忘机”、“小小黄”等纳入榜单，认证“挖掘机天团”，让网友为其助力。但此举一出，也被众多人所不解。疫情当头，严肃媒体的饭圈化、娱乐化被很多人批评。当然也有观点指出这只是“圈层差异”而已。1月31日下午，在各方话语的意义争夺中，央视频及时刹车，下线了“挖掘机助力榜”，但相关的讨论还在社交媒体延伸。
2、危机传播中的“决定性”符号
❶ 普通人李文亮
近十几年，学界对于情感、情绪的关注与日俱增（不要忘了，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之一就有心理学）。在危机传播中，公众的情感状态也会影响对于危机的认知与判断，甚至成为“关键刺激”。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引发了举国悲伤与悼念，从民间到官方，从自发到有组织，成千上万的人纪念他，他的微博甚至还成为了互联网“哭墙”。不知道大家看人物报道“普通人李文亮”有没有哭，我反正吃炸鸡吃到爆哭。
（图片来源：人物）
我们不难以理解在特定的社会情感结构中，李文亮医生被视作“英雄”。人们夹杂在其中的情感是复杂的，首先是敬佩与崇敬，他作为一名普通医生，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其次，人们的愤怒也是普遍的，对于最初派出所的训诫以及随后院方关于死讯的拖延。再者，还有无尽的惋惜与不舍等悲伤情感。“送别李文亮医生”的相关讨论也一波高过一波。有研究者指出危机情境的伤害程度越大，公众的负面情感越强烈，而公众的负面情感易由多方面原因引发，甚至可超越具体情境，折射出深层次社会问题。
（图片来源：沸点）
作为疫情中的标志性符号，为了平息公众的负面情绪，国家监委成立调查组，就李文亮医生的有关情况展开调查，通报会中南路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关于李文亮医生的讨论还延展到了外媒，一些不利于中国的声音也随之出现，外交部及时出面进行定性，认定李文亮是好医生、烈士，但否认其是反体制英雄，尽可能地化解危机。
（图片来源：外交部官网《关于涉华人权问题的各种谬论及事实真相》）
❷ 替代性权威钟南山
新冠肺炎爆发后，84岁钟南山院士的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不论是在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研究文件的照片，还是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的发言，亦或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的建议……钟南山的出现，仿佛一剂社会情绪的镇定剂。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危机传播中，利益相关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成为组织的“发言人”，钟南山院士成为疫情中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一个符号，在重要的疫情节点都少不了他的研判。他的话可谓“老少咸宜”，被编成各种顺口溜，甚至是表情包，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三联生活周刊》在报道中指出这种信任来自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所起的领军作用。当年SARS爆发后，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在新冠疫情在最初的阶段，由于预估不足以及错过了一些节点，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在关键时刻，钟南山又一次出现，而这一次，他不仅仅是医生、专家，用刘涛老师的话来说钟南山是政府公信力受损后替代性的权威，稳定人心以及重拾信心，帮助官方更好地应对危机。
在与国外团队的交流与经验分享中，钟南山团队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钟南山还五次出席广州的发布会、座谈会，释放出高密度的信心，为社会答疑释惑。面对外媒，他也成为重要的发言人，他接受路透社采访，谈及李文亮不忍落泪的视频传遍社交媒体。
3、危机传播的全球化
❶ 以病为名：国际国内的污名与污名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整个世界处于风险社会当中，危机种类越来越多样，扩散速度前所未有，扩散的范围也随着国家和文化的多元化，可以抵达地球村的各个角落。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普及，基于社交媒体全球性交流特点，跨国家、跨地区的社交媒体危机传播研究和理论发展也成为当今危机传播新的研究方向。危机传播牵扯到多领域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通过多种渠道、手段、图示符号传递意义指向，增强危机主体之间的话语互动都成为关注的议题。
（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每次重大疫情发生，首发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污名化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罔顾世卫组织的命名，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还散步“病毒中国实验室制造”的阴谋论，甚至还说NBC与CNN是中国傀儡，竭尽全力帮中国说好话，上演花式闹剧。但是对于亚裔的“污名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存在的，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针对华人和其他亚裔的种族歧视与骚扰。由于新冠肺炎首先在武汉出现，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现了关于“武汉肺炎”的命名，还有研究也显示，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推特在#武汉肺炎#标签下的内容多为恐慌性谣言和视频，含有大量负面虚假信息。
（图片来源：公号@以善为美）
除了国外对于中国新冠疫情的污名化，我们国家内部也上演了各式污名化闹剧。首先，关于归国人员“千里投毒”的声音不绝入耳，相关的顺口溜、短视频大肆传播，他们的一些求助信息也被误解。其次，其他地区对于武汉人民的歧视与污名也大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在租房、就业甚至就餐都遇到了困难。再者，还有关于广东黑人的污名也不断被放大。网络上流传的“非洲籍病例爆雷”、“瑶台区片区封村”等传闻被官方随后辟谣，但还是被一些非洲国家关注到，给中国在海外造成了不良影响，外交部及时作出回应，重申了中国对于非洲人民的立场。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❷ 后真相时代：谣言链条与媒介素养
史安斌老师指出危机传播中的“后真相”转向，表现为真假难辨的误导性信息在社交平台上蔓延引发恐慌和混乱。信息爆炸式生产，病毒式传播，其中夹杂了国家、民族、政府、政客、媒体机构、商业利益等各式各样的信息来源；个体传言、谣言、情绪性传播内容泛滥。数字媒体带来的海量信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认知能力，这就使得介于真相与谎言之间对事实的“模糊性表述”大行其道。
不仅如此，还有人不断炮制的谣言链条。在疫情中，一组关于国外疫情的文章火了。《疫情之下的阿尔及利亚：店铺关门歇业，有家难回，在阿尔及利亚待着太难了！！》、《疫情之下的印尼：店铺关门歇业，有家难回，在印尼待着太难了！！》……大家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标题非常相似，正文也是重合度相当高。澎湃新闻记者发现，这样的文章不止一篇。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涌现了不少批量发布的文章，而批量的文章大多出自同一个运营主体——郭红，随后，郭红丈夫薛育明承认为了提高阅读了与涨粉炮制了“世界失控了“”华商太难了”。
在疫情的危机传播中，民众在各种不确定性与压力之下，对信息的渴求较大，但媒介素养可能还未跟上，对于消息来源常常不会审查，常常成为谣言链条上的“数字劳工”，承担起转发扩散的任务。从抢口罩、双黄连到酒精、消毒用品再到谣言的传播都在提醒我们，除了官方要及时透明传递信息，媒体承担责任之外，民众也要不断提升媒介素养。
（图片来源：澎湃美术课）
4、危机中的危机
❶ 舆论漩涡中的武汉红十字会
危机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是系统性和连续性的。一旦危机出现，与危机相关的主体都会受到影响，同时危机处理不当会对下一次危机带来更大的不利。在疫情最初的阶段，武汉的疫情处理与资源分配牵动全国人民的心，而作为国家公益组织的“权威代表”，武汉红十字会可以说交出了一张极为不及格的答卷，为疫情的防控和应对抹上了一层阴影。有学者梳理了从潜伏期到衰退期关于武汉红十字协会的大大小小的危机，其中有弱有强，但整体上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尤其是在与民间组织、明星救援等的对比上，更凸显其劣势。
再加上，红十字会还有“黑历史”，从郭美美事件之后声誉极大受损，而其他的丑闻事件也不断摧毁红十字会的公共信任。也就是说，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在后续的调查中，湖北红十字会的党组书记等三名官员被处分，舆论才得到一定的平息。
（图片来源：王炎龙，刘叶子《情境、应对与修复：公益组织的舆情危机传播与治理研究 ——基于湖北红十字会新冠疫情事件的分析》）
❷ 明星占用公共资源是什么梗？
虽然明星常年霸占热搜和话题榜也不是啥新鲜事儿了，但是疫情期间人们的神经仿佛格外敏感。再加上很多人都宅在家里，“吃瓜者”好像也比平常多了不少。明星们的一举一动本就容易被放大，而在疫情期间更是如此。不仅政府、官方组织战战兢兢地应对疫情中的大大小小危机，明星们也要应对危机，轻则人设崩塌，重则全网攻击。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发现好像明星更多地为“占用公共资源”而道歉。
比罗志祥人设崩塌更受到网友关注的估计非部分肖战粉丝与AO3大陆地区用户的几个大战回合莫属。
洪俊浩老师指出在危机传播的策略方面，通常有撇开责任的否认型策略、最小化危机责任的弱化型策略、补偿或道歉缓解危机对抗性的重建型策略、宣扬以往正面功绩的辅助型策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明星爆出来的内容已经实锤了，否认不会奏效的，而宣扬正面通常会被认为有“洗”的嫌疑，所以常常采取弱化型与重建型。
但很多明星的道歉工作根本不买账，因为看起来说了一堆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说，而一句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更像是在发免责声明。部分肖战粉丝后续的做法也引起了更大的危机。不仅是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肖战工作室还被新浪微博约谈，肖战更是发声“我不需要应援”，充分说明了做好危机传播是多么重要，毕竟在一开始没有占得先机，之后很容易被动。也希望之后的明星及其粉丝们能够重视起危机传播，如果不想花钱请专门的公关的团队，实在不行招俩学新传的去后援会也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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