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 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

专题导言

马克斯·韦伯曾言：“权力是社会学上的无定型。”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命题，权力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并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从农业时代发展至今，社会形态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步入到网络社会。具有确定空间和明确规范的生产工厂，日益受制于流动的没有实体的网络数字平台。过去建立于理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遭受冲击，社会支配方式也由规训逐渐转化为控制。在由流量社会和注意力分配机制构筑的当下，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因此，本专题希望探讨传统的权力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分析当下社会问题时，是否仍然具有效力？存在于稳定组织之内，运作于层级之中的规训权力，是否仍然能对个体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数字时代的权力是否出现了全新的表现形式？

整个专题分为4部分，归纳权力的定义（1）、探索权力的起源（2-4）、权力的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5-7）、立足于数字时代对话权力的起源，发现传统权力表现形式和控制技术的演化与创新（8-10）。在第一部分，丹尼斯·布朗的《权力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有关权力本身的定义及其相关的分析视角和理解范式。第二部分，卢曼的《权力论》独辟蹊径，从社会交往媒介的角度探索权力产生的原初动力和功能演变。埃利亚斯的著作则通过观察中世纪从宫廷到贫民的阶层生活，从中总结出了权力产生的模式和运作规则。韩炳哲的《什么是权力？》立足于数字时代，对权力起源进行追溯，着力于发现当下权力从诞生之初就有别于传统权力的演变规律。第三部分对于权力表现形式及其控制技术的洞悉，需要我们回归经典，无论是《权力与话语》还是《规训与惩罚》，福柯都为权力如何行使，个体和群体如何被规训提供了完整的分析范式。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艺术》则立足于受权力支配者的视角，从如何反抗权力的角度展现了权力控制的另一种样态。最后一部分，进入到对数字时代权力转向的探索。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与蓝江在《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再到算法社会》对于社会形态转化的分析，都在表明数字时代的权力生成和运作方式有别于规训权力，而《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一文，则为探索数字时代全新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和探索基础。

鸣谢

专题策划人：王碧晨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研究。主要著述包括外主体的诞生——数字时代下主体形态的流变》、《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维历史轨迹》等。

1990年，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之间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访谈。这次访谈发生在德勒兹的亲密战友菲利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去世之后，也是德勒兹对自己一生思想进行梳理的关键性时刻。这次访谈后来被发表在《先将来时》（Futur antérieur）杂志的1990年的春季号上，访谈的标题叫作《控制与生成》。在奈格里和德勒兹的这篇访谈中，一方面是德勒兹厘清了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例如德勒兹十分坚定地认为：“我相信菲利斯·加塔利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我们两人方式不同，但我们俩都是。我不相信那种不去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政治哲学。我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恰恰在于，他对作为内在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停地超越其界限，并在更大范围内找到新界限，因为这个界限就是大写资本本身。”这段话的关键并不在于德勒兹宣布他和加塔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于他们所关注的马克思，是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马克思，而不是抽离于现实的资本主义而空谈政治哲学的马克思。那么，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当下的资本主义究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德勒兹迅速表达了对福柯研究的肯定，尤其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中的研究，他认为，福柯成功地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描述为一个规训社会，这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的一个新的成果。不过，就在奈格里的追问下，德勒兹话锋一转，他谈道，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是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了，而是“我们肯定进入到一个控制社会，它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训社会”。由此可见，德勒兹真正的想法是，自己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以区别于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这个概念就是控制社会：“对于规训社会，与之对应的是高能效的机器，而对于控制社会，与之对应的是控制论和电脑。”德勒兹认为，这是一种即将来临的“信息传播的普遍性”，而福柯并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来临。显然，德勒兹有一种雄心来专门撰写和分析作为控制社会的信息传播资本主义的诞生，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只是在1990年5月号《另类期刊》（L'Autre journal）杂志上以《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为题发表了一篇短篇的概述，而在此后，他没有再去讨论控制社会的主题。

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1925-1995），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特色的是对欲望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到对一切中心化和总体化的攻击，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等。[图源：jshmzc.com]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德勒兹没有深入分析和讨论控制社会问题，就忽略这篇只有寥寥数千字的文本。试想一下，这篇撰写于1990年的文本，实际上出现在数字社会诞生之前，甚至出现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前，在当时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我们今天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控制的技术。但是，德勒兹用自己的独特视角看到了二三十年之后的社会样貌和控制技术对生命的侵入和管控的现实，我们为此不得不折服于德勒兹敏锐的眼光，因为，在没有Facebook、Twitter、YouTube的时代，能够精准地预测到今天的社会样态，这不得不让我们回头重新阅读这篇不朽的文本。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德勒兹在这篇《控制社会后记》中，只是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开启了一扇窗，他看到了巨大的数据库对我们的控制权力的增强，以及在控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显著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正在导向何种演变，我们则不能期望从德勒兹那里获得更多。相应地，这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主题，需要我们自己在结合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的文本来进行深入的思考。

所以，这就必须要引入超-解读（hyper-reading）的概念。超-解读并非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因为解构意味着彻底地摧毁之前的结构。然而，我们面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文本，实际上都不存在摧毁其原先的结构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超-解读，是因为福柯和德勒兹并未真正经历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他们的文本并没有给出对今天我们在数字时代的处境解读，尤其是对控制社会和算法社会的理解。这就需要今天的读者从他们的文本出发，去演绎出属于数字时代的批判逻辑。这正是德里达的学生贝尔纳·斯蒂格勒所主张的超-批判的含义：“这种超批判涉及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新解释，其出发点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所称的先验想象力来连接理解和直觉的图式论，是不同阶段的外显化的结果。”所以，超-解读的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阶段上让福柯和德勒兹以文本之外的方式复活，而不是固守所谓的文本。简言之，超-解读在于让作者将文本中未能言明的逻辑与当下的阶段重新结合，缔造出一个新的理论装置，这个理论装置一旦掌握了时代，便成为时代之中最具有批判性的力量。

一、四个向度

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的主要对话对象就是福柯，在那个时期，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均已经出版，显然，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学的判断，主要立足于福柯的这两个文本。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概念，最典型的其实并不是这两个文本，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法兰西学院1976—1978年的授课讲座中，后来分别以《必须保卫社会》（1997年）、《安全、领域与人口》（2004年）以及《生命政治的诞生》（2004年）为名出版。可惜的是，德勒兹在1996年就离我们远去，他并没有能等到这三个文本的法文版出版。由于德勒兹没有看到福柯在这三个学年里的法兰西学院讲座的文本，所以，他并没有读到福柯对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的主权社会和规训社会的区分的修正。这个修正就是，在福柯看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后，他提出在规训社会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的机制，即安全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统治的社会，当然就是安全社会。在后世的许多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直接将福柯的安全社会等同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显然，这种直接等同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一方面，福柯对于主权社会、规训社会和安全社会的划分的基准，与德勒兹思考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的标准完全不同，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福柯的安全社会不是面对“信息传播的普遍性”而提出的，而更像是一种面对“风险”的防御和治理，从总体上，让社会保持一种安全状态，这种安全状态是从国家治理层面上的管控，不同于德勒兹从下而上的思路，即将数据库和治理工具视为对所有的生命的控制和调制。由于德勒兹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并没有讨论福柯的安全社会，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在这里详细比较福柯的安全社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区别，而是回到德勒兹自己的思路，从他的文本开始理解他对福柯的主权社会和规训社会的评价。

因此，我们根据德勒兹的文本，可以将德勒兹对福柯的评价以及德勒兹对控制社会的建构，从四个不同的向度来分析，也正是在这四个向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德勒兹解读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治理的思维线索，以及其对应的关联。这四个向度分别为：

（一）空间

在《控制社会后记》一开始，德勒兹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福柯认为规训社会出现在18—19世纪，并在20世纪达到巅峰。它开始形成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从这句表述，我们便可以理解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概念的一种挪用。在福柯那里，无论是主权的惩罚，还是现代社会的规训，体现的实际上是微观意义上的权力关系。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了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福柯说得很清楚，这种权力可以是统治的权力，可以是话语的权力，甚至可以是一个眼神凝视的权力，当我们在大街上行走时，一个用目光盯住我们看的路人也能呈现出某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正是在这种规范性的凝视权力下，每一个人都如同全景敞视监狱里的囚徒一样，始终保持着规范的行为，接受看不见的看守目光的侵凌。也正由于我们身上处于目光之外的自由身体的丧失，导致了我们在目光和话语权力之下的规训身体的诞生。由此可见，福柯的命题实际上是权力性的，它来自不可见的全景敞视的光芒，在透明的穹顶下面，每一个人都必须表现出一种规范的良善行为。但是，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转译，即将福柯的权力关系问题转化为他更熟悉的空间拓扑学问题。德勒兹首先看到的是，规训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的空间”。德勒兹之所以有这种联想，当然与他和加塔利的逃逸和游牧思想有关。他与加塔利设想了一种“无器官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一种在空间拓扑学上的逃逸的身体，即“无器官的身体使得强度得以通过，它产生出强度并将它们分布在一个本身就是强度性的、非广延性的空间（spatium）之中。它既非空间，也不在空间之中，它是某种程度上占据着空间的物质”。这样，在德勒兹看来，福柯的规训社会的权力恰恰体现在将身体或生命封闭在一个广延性的质性空间中，从而束缚了生命的自我生成，扼杀了生命的活力和强度。所以，德勒兹首先将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看成了一个空间向度，即权力关系通过空间来实现对生命的管控和调节。

（二）主体

与现代启蒙精神的主体不同，无论是福柯，还是德勒兹，他们对于主体关注，实际上都起源于空间向度的结果。即在规训社会中，所有的生命体在具体的空间向度中被规范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从而参与到现代规范性的社会政治空间当中，人们可以像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的公共空间中的个体那样，可以用理性的、可预期的、语用学的方式来对谈，事实上就是空间上的规训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德勒兹之所以藐视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原因，因为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政治哲学在理论上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是福柯的规训社会的结果，不是因为人的启蒙产生了现代公民社会。在福柯那里，情况恰恰相反，是因为从主权社会过渡到规训社会，君主的直接的暴力权力不再起作用，这样，现代规训社会直接将人们生产成为规范的人，从而可以用通用的语言、话语、理性、交往来讨论问题，继而在规范的话语行为上达成所谓的政治哲学式的共识。这种共识无非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骗局，他们用一个本身的结果倒推出他们所需要的前提，这样，福柯的规训社会恰恰指出了其中的奥秘，即规训产生了现代主体，而现代主体是整个近代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不过，德勒兹在简单介绍了福柯的结论之后，他转向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即对于即将到来的控制社会来说，其中的主体上会否与规训社会一致，在数据库和信息传播技术的作用下，我们是否还是近代启蒙以来的那个主体？因此，主体向度成了比较福柯的规训社会和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第二个向度。

（三）技术

无论是规训社会，还是控制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社会治理？在福柯和德勒兹看来，两种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正如福柯察觉到在规训社会下，规训“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是否进行裁决的法官无处不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的社会里。规范性之无所不在的统治就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每个人无论自觉与否都使自己的肉体、姿态、行为、态度、成就听命于它”。德勒兹对此的解读是，通过规训技术，所有的这类规训和规范的法官，让所有的个体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类似于监狱的单人牢房。这样的空间塑造了一种有着共同行为和语言原则的个体的集合，从而让绝大多数个体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之下，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掌控。控制社会则没有这样的禁闭空间，整个社会不是基于规范和规训，而是基于传播的信息和巨大的数据库而实现的控制，这种控制不再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而只是通过有效的监控和调节，来保持控制社会的整体稳定。这是一种控制技术的变革，也是治理技术的变革，这种变革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更加自由，更富有人性，恰恰相反，由于数据库和监控的控制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体内部，并将所有人还原为一系列的定位和数据，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了控制。这就是福柯和德勒兹的治理技术的维度，它是确保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良序运行的技术保障。

（四）未来

无论是规训社会，还是控制社会，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向度。即通过规训或控制，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在福柯看来，规训社会出现于18—19世纪，即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对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在古典思想中，乌托邦更确切地起着一种起源的梦想的作用：这是因为世界的清新必须确保一张图表的展开，每一个事物都将在这张图表中各就其位，具有其邻近关系，特有的差异，直接的等值”。而德勒兹所谈论的控制社会，正如他所说，我们即将面对的是“在开放环境中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是最美妙而亲切的回忆”。换言之，福柯笔下的那些规范和规训，在控制社会下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幻象，而这种新生的信息与数字控制技术生产的不再是封闭的空间领域，而是即便开放所有领域，作为生命的主体也无法突破真正的界限，甚至他们看不到任何抵抗的界限，因为权力已经弥散在主体内部，生命本身就是这种控制的产物。一种赛博朋克式的未来似乎正透过德勒兹的文字向我们呈现出来。

图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书封，1990年，Gallimard。

二、规训社会与生命政治

对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福柯来说，他首要关注的主题是从传统的主权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看到了君主虽然具有至高的权威，但这种权威只能在君主权力面对威胁时才会发生效用，这就是后来福柯所说的“使人死”（faire mort）的权力。在严格意义上，只要普通百姓没有构成对君主权威和权力的足够挑战，则权力无法真正干预到一般人身上，而一般人仍保持着一种非法活动的状态。用福柯本人的话来说：“在旧制度下，非法活动根深蒂固，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具有了自己的系统性和结构。”福柯试图向我们表明，在现代社会之前的治理技术是十分低下的，因为尽管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上，国王和执政者具有了无上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一种被封锁在高墙之内的权威，国王治理的法令并不能有效地穿透皇宫大院的高墙，直接抵达每一个民众身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保持了相对于法律的非法性，而国王的法律只能在特定的情形下（即处死的情形）才能发挥其相对的效力。这种“让人死”的权力，实际上借助的是恐怖的暴力，让所有治下的百姓和子民感到畏惧，从而达到统治者和当权者所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福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主权社会虽然具有最恐怖的权力实施手段，但是其治理并不够有效，因为这种“让人死”的权力虽然足以达到治理的目的，但是也产生了恐惧效应。所以，需要将国王的权力与日常生活的百姓隔开，而百姓并非历史史籍中描绘的良善的百姓，他们总是具有非法和不规范的行为，总是在法律和非法的间隙中游走，这样的社会最终会让位于更具有秩序的治理类型。而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惩罚的社会”的诞生。

在1972—1973年的法兰西学院讲座中，福柯以“惩罚的社会”为题讲授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在课程中，福柯指出：“监狱变成了普遍的惩罚形式，替代了酷刑。肉体上不再留下标记，而是需要被安排和矫正，时间被充分利用，力量被持续地投入到工作中。刑罚的监狱-形式对应着劳动的工资-形式。”福柯的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他对惩罚的社会的研究，或者说，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现代监狱诞生的研究，实质上的目的并不是研究近代以来的刑罚和监狱的历史，而是借此来影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前提，即监狱构成了一个基本模型，而这种模型的目的已经与中世纪的牢狱有着霄壤之别。在中世纪和传统的主权社会中，监狱的设计主要是酷刑与惩罚，最极端的就是取人性命的死刑，这种牢狱的目的更多的是制造恐惧，从而在恐惧和酷刑的威胁之下来实施主权治理。而现代监狱的目的已经转向了对囚犯行为的矫正和规范，福柯说：

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为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

不过，尽管福柯强调规训权力的主要空间在于监狱，但是，福柯已经将之与工厂的工资-形式关联起来。也就是说，福柯虽然主要讨论的规训空间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但真正的空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性运行的学校教育、工厂、医院等机构。

这就不难理解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当德勒兹指向福柯规训社会的空间向度的时候，他谈到的并不是监狱，而是工厂，并引述了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的电影《欧洲51年》中女主角在看到工厂里辛苦劳作的工人的状态时，她惊呼：“我想我看到了一些囚犯。”在这里，德勒兹在空间向度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演化，即他认为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空间划分成一个个封闭的亚空间，如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家庭。这些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封闭，例如在工厂里，工人不能随意走动，上班时间不能离开工厂；而在家庭里，家长常常做的也是以安全的名义将孩子禁闭在家里。在德勒兹那里，最典型的规训社会的生产空间就是工厂，德勒兹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工厂：工厂是一个保持内部力量平衡的机构，在尽可能给出最低工资的情况下实现最大可能的生产。”

工厂让每一个工人成了规范的独立的身体，这意味着在工厂里，除了巨大的机器之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作为个体的工人。这些工人与前现代的传统百姓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经过规训的规范主体，而传统社会中的百姓，在权力光芒照耀的地方，他们会表现出温顺的一面，一旦权力之光离开了他们，他们会再一次恢复成非法的行为主体。但在监狱和工厂中不一样，由于全景敞视监狱的设计，已经没有不被权力的监控所覆盖的区域了，那么在这种全景敞视主义的照耀下，所有的囚徒，所有的工人，包括学校里所有的学生，医院里的所有的病人，都必须将自己在封闭的空间里生产成为合乎规范的理性主体——即现代个体。所以，对于规训社会来说，主体向度面对的具有不可分的身体的个体，每一个个体都被规训和理性制造成合乎规范的个体，因此，在整个监狱、学校、工厂、医院的治理中，他们都表现为有秩序而有效率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权社会的“使人死”的权力，这是一种作用于我们生物性身体的权力，即“使人活”（faire vivre）。使人活的意思并不是让我们活下去，而是唯有在我们成为规训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个体。因此，一旦权力作用于我们的生物性身体，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学的诞生，换言之，一旦以规训的方式生产出规范的个体身体，这就是一种个体的生命政治学。

那么，在技术向度上，规训社会使用的就是规训技术，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机制对个体的适应，通过监视和训练—这就是规训。”规训的技术已经不同于惩罚的酷刑技术，后者在于用恐怖的手段实施恐吓，最终在恐惧的氛围下实现社会表面上的平稳，而前者的重点在于生产出在身体上符合规范的个体。例如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传染病与细菌或病毒有关之后，巴斯德派医生与拿破仑三世政府进行合作，促成法国公民卫生习惯的养成，这些习惯包括“不要随地吐痰，每周至少洗一次澡，保持睡眠环境的通风，经常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等等”。不过，我们不能将巴斯德派医生的行为理解为一次简单的卫生防疫行为，因为“这种现代主体既不是出自理性启蒙的内在力量的启迪，也不是源于功利算计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很简单的理由：规避微生物，不染疾病。对疾病的害怕和担忧成了规范人们行为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最原初的生存本能发挥了作用，如果希望在这个社会中更长久地活下去，就得保持卫生的环境，养成卫生的习惯，将自己生产为卫生的主体”。

那么，对于福柯来说，规训社会实现的是一种安全有序的社会，这也是巴斯德派医生与拿破仑三世试图达到的文明社会。福柯看到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任性是复杂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对象。”在个体被规训为规范的个体的同时，社会也实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效的治理，从那时起，个体被统计称为人口，而对人的治理不再是从具体的特殊个体层面来理解，治理变成了人口学和风险防范的问题。未来社会成了千篇一律的、没有本质差别的理性和规范的人组成的社会，所有的政策都能在统一的指令下实施，反抗变成了街头上的表演和形式。这是20世纪末的景象，这既是个体的悲歌，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狂欢。

三、控制社会的来临

显然，德勒兹对福柯规训社会的研究主要是引出他自己的控制社会，他关于控制社会的所有描述，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四个向度来做对比的，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德勒兹的控制社会与福柯的规训社会的区别，我们还是回到四个向度来进行比较。

首先是空间向度。在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中，福柯的规训社会在空间拓扑学上被描述为彼此隔离的封闭空间组成的集合。这些封闭空间包括监狱、病院、学校和工厂。当然，德勒兹主要分析的对象就是工厂。为了与封闭的工厂空间做对比，在空间向度上，德勒兹提出了控制社会的空间是公司（entreprise），用他的原话来说：“但在控制社会中，公司取代了工厂，公司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气态。当然，工厂也会采用奖金系统，但公司会更深入地在恒定的不稳定状态下调节每一个人的工资，而这种状态就是通过挑战、竞争和漫画式的团组会议来进行的。” 如何来理解德勒兹强调的规训的工厂和控制的公司的区别？在表面上，德勒兹用了两种状态来形容工厂和公司的差别，如工厂是固态的，而公司是气态的。工厂之所以是固态的，是因为工人被锁定在机器的固定位置上，在工作时间，几乎不能离开工厂和车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机械式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合作立是于规范的身体运动。然而，公司具有完全不同的景象。按照大卫·萨瓦特（Divid Savat）的解读，他认为，德勒兹“将公司描述为气态的，即公司是流动状态的。这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一旦认为公司的性质是流动状态的，那么其中的行为也是流动状态的”。或许，德勒兹试图表达的是，每一个人在公司体制下更为灵活，可以在不同空间和场所之间进行流动的工作。不过，萨瓦特认为，德勒兹更重要的观点是，在公司体制下，不需要个体与个体之间具有太多的规范性认同，“换句话说，当规训通过强制个体采取某种特殊形式或模式进行活动适合，这里的每个个体都必须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新的控制形式只预测人们的活动，通常将行为作为一个团组集合的艺术” 。这样，在公司体制之下，并不需要像规训社会下的工厂那样通过统一的规训形式，来压抑人的创造力，而在公司体制下，人们的创造力通过流动和变化，通过多样性的团组激活不同的项目，从而让公司不再是稳定地生产固定的产品，而是更为灵活，风格多样地确定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目标。

其次，由于空间向度从工厂变成了公司，那么在主体向度上，作为规训的产物的个体也发生了分化，为此，德勒兹发明了一个新词：分体（dividuel）。德勒兹强调说：

 我们发现自已面对的不再是群体/个体的配对。个体成了分体，而群众变成了样本、数据、市场或‘银行’。或许，货币能最好地表达两种社会的区别，因为规训社会通常要回溯到铸币，即将黄金作为计量的标准，而控制所关心的是浮动汇率，按照一套标准货币确定的汇率进行调节。旧的金属铸币好似鼹鼠，是封闭空间的动物，而蛇则是控制社会的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体系之下，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变成蛇。规训的人是不连贯的能源生产者，而控制的人是在轨道上，在连贯的网络中跌宕起伏。无处不在的漫游已经取代了古老的运动。

实际上，德勒兹并没有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对分体下定义，他关于分体的描述是相对于个体提出的。如果我们将规训社会下的个体理解为按照理性自律的人的模式规训出来的身体，那么分体显然不具有这种规训的特征。对于德勒兹来说，分体更为灵活，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场域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分体是一种解域化和逃逸的运动形式，它可以在原先各个封闭空间中来回穿梭运动。例如原先在工厂里，车工和铣工由于规训的作用，他们在职能上很难互相更换工种。相反，在分体的形式下，它能够横贯各个分开的空间领域，按照杰拉德·劳尼格（Gerald Raunig）的说法：“分体与其说意味着单个事物的无限可分性，不如说它是一种延伸，一种分配，它通过不同的单一事物运动着、撒播着、分散着、蔓延着。”这仿佛202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无依之地》中的女主角弗恩一样，她的身体流动到哪里，她就在哪里打工生活，她一路上当过酒吧服务员、亚马逊的仓库管理员，这是一种流动的生活，没有专一的身份，也没有规训的身体，只有无限流动的分体。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用了两种比喻来形容个体和分体：个体是鼹鼠，它巢居在稳定的洞穴里；而分体是蛇，它四处游走，居无定所。所以，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德勒兹强调从规训的个体到控制的分体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动物过渡到另一种动物，从鼹鼠变成蛇”。

图为电影《无依之地》（Nomadland）剧照。[图源：movie.douban.com]

在控制社会的技术向度上，由于分体取代了个体，蛇取代了鼹鼠，那么，社会治理的技术就不再是规训，而是调节（modulation）。如何理解这个调节模式？在规训的工厂模式中，车工、钳工、铣工之间有着严格的规训分工，他们都是鼹鼠，彼此合作，且相互不可替代。一旦一个铣工离职或生病，只能用另一个铣工替代，而车工和钳工则需要经过长期的规训的培训，才能在铣工的位置上上岗。这就和足球场上的前锋的位置很难由一位后卫或守门员来取代一样。而在控制社会中，调节的作用在于，一旦在真实情形中出现了缺员，任意的个体都可以顶上担任该工作，因为所有的公司员工都是一个分体，是一条可以随意漫游的蛇，他随时可以从设计的岗位上转到营销的岗位上，一位负责亚洲区的代理，也能很轻易地转向非洲的业务。这样，在公司的分体之间，形成了不同于规训社会工厂的工人关系。德勒兹看到，在工人被规训并隶属于机器的同时，一方面诞生了对个体不利的负面，即他们不得不接受老板的规训和统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容易联合起来。用奈格里和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等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话来说，他们在物质劳动的同时，也通过非物质劳动形成了一般智力，可以与老板来对抗。即规训社会在缔造了资本家对工厂的治理技术的同时，也缔造了自己的反面——工会和工人联合的一般智力，从而为工人联合斗争，与资本家进行抗争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控制社会的公司模式下，由于分体是流动和蔓延的，他们随时可以彼此取代，而分体与分体之间便成了竞争关系。在规训模式下，工人能够形成彼此间的协作，而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这样公司变成了“内卷”（involvement）的场所，在公司之中，只有那条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蛇为代价的。这就是控制社会的调节，在公司的管理层面上，只有绩效，他们只能看到哪些分体更能够在市场的竞争中蔓延，也能看到这种蔓延直接决定了分体在公司中的竞争地位。公司的调节控制，实际上就是淘汰了弱小的分体，而让这些巨大的分体能够一步步地蚕食其他分体的空间。这是一个连续的解域化的过程，而新的分体的加入，增强的不是合力，而是分体与分体之间的竞争力，公司则在这种调节性竞争中获得最大的利润。

最后，在德勒兹看来，公司化、分体的出现以及调节技术的实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控制社会。封闭式的监狱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数码手环或脚环，监狱的看守不需要再待在闷热的监控高塔里，他们今天完全可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监控摄像头和数码定位来监控每一个分体的行迹。德勒兹说，菲利斯·加塔利在临终之前曾设想过一个未来社会的场景，在一个未来城市里，“人们可以离开自己的公寓，自己的街道，自己的邻里，因为它们（分体）的电子卡已经提供了一个障碍，但这张卡某一天或几小时内会很轻易地遭到拒绝，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障碍，而是计算机追踪了每一个人的位置——合法或非法——从而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调制”。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基于20世纪80年代技术的预言，加塔利基本上精准地预言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状态，即我们到处流动，但无时无刻不被某些权力所监控和调节。相对于规训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它不再把人封闭在一个禁闭的空间中，相反，它的空间拓扑学是流动的和多样的，它四处蔓延，不断地解域化，并再结域化。但是，从治理层面来说，所有分体的行为都被连接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database）之中，在德勒兹的时代，这个数据库尚处在科幻小说的幻想里，但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分体的数据，依赖于我们在使用微信、微博、Facebook或Twitter中那蔓延开来的分体痕迹，而这些痕迹无一例外地被收纳进巨大的数据库中。正如威廉·博加德（William Bogard）指出：“一旦数据库采集了我们购物习惯、休闲习惯、阅读习惯、交流习惯等信息，那么你就成了分体。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转化为信息、数据、样本：这就是控制社会。”

图为摄影师Peter Kool的摄影作品，昭示着现代社会很大一部分数据和信息交流往往通过“窥视”实现。[图源：www.cnu.cc]

四、控制社会之后，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算法社会？

尽管我们惊叹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对我们今天的算法社会的精准预测，他所提到的分体和数字定位的问题的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作为一篇三十年前完成的文本，仍然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许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返回去重读德勒兹这位20世纪的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与启迪，我们也需要在他的思想轨迹上，对他的“控制社会”做一个超-解读，一种既忠实于他的文本、同时也对他的文本进行解构的解读。即我们今天的社会并非完全是他所描述的控制社会，尽管不可否认，控制社会的概念的确概述了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样态的诸多特征，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与其说是一种控制，不如说是一种算法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空间、主体、技术、未来四个向度来澄清今天社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区别。

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今天我们利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经常登录的APP、浏览的网站是否还是公司模式。在法律含义上，阿里巴巴、腾讯、Facebook、Twitter等当然还是公司，但是这种公司除了保持他们的基本业务（如人事、市场、技术开发、维护等部分）的雇员之外，我们这些在网络中的使用者实际上与这些公司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因此，我们既不是他们的工人，也不是他们的员工，我们不构成他们的个体，也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分体。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这些应用和平台，我们天天使用各种APP进行交往、购物、打车、刷剧，等等。同时，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网络平台上的活动中，如在bilibili、抖音和YouTube上，用户们通过自己上传视频的方式，促进了这些平台的繁荣，而各个应用和平台也并不纯粹是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员工来创造利润，相反，对于Facebook、抖音、bilibili这样的平台来说，他们的盈利更多是源自诸多用户和玩家。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着完全不同的空间向度—平台。相对于将规训个体固定在机器旁边，公司允许员工如蛇一样流动，但这种流动依然是有限的，因为一旦超越了公司的管辖范围，它的流动便失去了效用。相反，平台是真正脱域化的逃逸，我们身在中国，可以与法国人用同一个平台同时观看2021年的欧洲杯比赛，也可以同时看到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消息。在平台上，地域的限制似乎彻底丧失了作用，平台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空间，它将所有个体和分体融合在自己的范围中，成为巨大的矩阵。这就是尼克·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概念，他指出：“平台比互联网公司或科技公司要优越许多，因为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操作，无论数字传播发生在哪里。数字平台产生并依赖于“网络效应”—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对其他人而言就越有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社会面对的空间向度不再是工厂和公司，而是平台。平台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新空间，在这个基本上脱离了物理空间限制的抽象空间中，平台正以全新的方式与我们发生关联，并创造巨大的利润。

所以，在主体向度上，我们既不是个体，也不是分体，而是以用户的名义参与到平台空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物理空间的肉身并不直接与我们在平台空间中的用户身份产生关联，我们可以将平台空间的主体称为“虚体”。值得注意的是，平台与虚体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工厂与工人或是公司与员工。因为无论在工厂中还是在公司中，资本家所面对的被管理的个体或分体都是带有身体的生命，他们是肉眼可以见到的身体，而工厂和公司的治理的目标也是有序地管理着这些具体的身体。然而，平台涉及的虚体并不是身体的，毋宁说，这些虚体是一些用户名或账号。这样会出现一种情况：虚体并不一定与具体的身体相对应，如可能出现一个身体拥有多个用户名和账号的情况，也可以几个身体同时共有一个账号，甚至在一些人死亡之后，他的用户名和账号仍然可以在平台上延续。还有，我们不能排斥在许多平台上存在着利用虚拟账号和用户名存在的智能体，它们完全是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产品存在，它们不会像科幻片一样用机器人式的身体出场，但是完全可以凭借平台上的用户名和账号与真实的人类进行交往。这样，身体和虚体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指出：“虚体并不是自然个体那种生命体，而是一串数字或者被运算出来的结果。虚体的存在本质就是数据，虚体与虚体之间的交往，毋宁说是一种数据交换关系，这种数据交换本身又生产出新的数据。”于是，平台所需要治理的对象或主体，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存在物，即超越了个体和分体，而是由数据交换构成的虚体。

这样，在虚体构成的平台上，所面对的技术向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于平台并不是像工厂和公司那样去雇佣工人或员工，甚至不需要为那些用户名和账号发工资，给奖金，这样，平台的技术向度也不再是规训和控制，而是依赖于算法的精准图绘（targeted profiling）技术来培养虚体与平台之间的依赖性关系。比如，当我们使用淘宝或抖音时，我们面对的图像和界面是否是我们自己的主体选择出来的结果？当然不是，后台的算法在结合我们浏览页面和观看视频的习惯之后，对某个用户的虚体给出了精准图绘。例如著名的剑桥分析公司就曾经提出，只需要得到Facebook上的5个点赞消息，就能精准地判断一个用户所具有的政治倾向。今天的平台的算法，基本上都具有了类似的功能。例如用户在抖音上连续刷了五六个视频之后，下一个自动弹出的视频，在算法上判定一定是该用户大致喜欢看的视频。这就形成了在算法社会之前从未存在过的状况——有一种精准的算法，基于对我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形成了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的精准图绘，当我在网上浏览一个商品的时候，当我们刷到某个视频的时候，当我们对某个推送点赞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判断，这个商品、这个视频、这个推送真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吗？但是，这种算法上的精准图绘产生的效应是，作为虚体的我们，都十分沉浸在这种快乐之中，我们在快乐中高度依附于平台，并为平台创造了大量的注意力和分析数据，让平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数字资本。这样，一旦平台处于绝对领导和统治的地位，那么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的诞生，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平台资本主义。而数字资本主义诞生，意味着原来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逐渐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让位于数字平台，这一点从世界大公司的排行榜上就可以轻松得知，当亚马逊、Facebook、Alphabet（Google母公司）、Twitter、苹果、微软成为世界大公司的领头羊的时候，我们便知道，这些公司并非产生了什么不可取代的实体产品，而是他们掌握了巨大的数据库，能够进行详尽的数据分析，并形成了一般公司不可比拟的数字资本。

所以，在面对当下社会的未来向度时，我们已经超越了德勒兹的控制社会阶段。正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强调说：“当德勒兹指认他所谓的“控制社会”时，他就已经预告了超级工业时代的到来。……德勒兹没有意识到自动社会（automated society），但他和加塔利预言了它（特别是当他们指认了分体的时候）。在自动社会中，控制就是对洞察力的机械性算法。”斯蒂格勒认同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努力，认为他们已经窥探到了未来社会的门径，但是他们看得还不够远，因为未来社会并不是基于公司主体的控制社会，而是在算法控制下的自动化社会。斯蒂格勒看得的确更远，他知道，无论是福柯的规训社会，还是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其本质仍然是有机的（organic）社会，即规训和控制仍然是服务于人的，无论这个人是国王、资本家、当权者，还是独裁者等，在一定意义上，人仍然主导着有机社会的技术运行。但是斯蒂格勒强调的是，今天的社会已经从有机的社会变成了器官学（organoligical）的社会，即由于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凌驾于具体的人之上，形成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掌控的自动化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算法控制不再服务于单纯的人的目的，而是让人变成了巨大的自动化社会的一部分。当然，斯蒂格勒的器官学的自动化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面对的算法社会，即任何人没有真正处在治理和控制的位置上，在那个被视为绝对主体的王座上，只有一个没有身体的算法，它就如同《黑客帝国》中的母体一样，看不见，但永恒地操纵着世界中的一切。在神话中的诸神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作为理性的人登上了王座，但技术的进步为这个世界创造了新的神祇，这就是算法，一种甚至不会向人敞开的算法。在那里，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的嚎叫：“只要机器竞然有主见，不听使唤，它就对一切成果构成威胁。它凿岩更粗犷，致力更果敢的建设，荣耀的手，别再炫耀更美丽的延岩。它从不松懈，我们难以解脱一次，譬如加油时，它在沉寂的工厂属于自己。它就是生活。自信活得最好，以同样的决心统治、创造、毁灭。”

〇本文原载于《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1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人群摄影镜头。[图源:camerajabber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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