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非 滕延江 邵珊珊 | 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王立非教授

读完需要

25分钟

速读仅需 9 分钟

语言教育管理研究：

现状与展望

摘要

语言教育管理是各级语言管理主体统筹语言资源配置、协调解决语言问题、实现语言教育目标、满足国家战略及个体发展需求的管理行为。在新时代，我国的语言教育管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构建起了国家通用语、外语、民族语言、国际中文及“一带一路”语言协同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战略格局，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和谐团结、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语言教育管理的内涵出发，归纳语言教育管理的特征，剖析国内外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今后应重点关注语言教育管理环境、语言教育技术管理、语言教育管理人才以及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等 4 个层面的内容，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教育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语言教育管理；语言管理；语言战略；研究现状与展望；

基金资助：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三五”科研规划 2020 年度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建构研究”（项目编号：ZDA135-16）子课题“新时代语言教育管理体系构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立非，博士，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国际语言服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083，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商务英语、语言服务。电子邮箱：[e-mail]；

滕延江，博士，鲁东大学外语学院，264025，研究方向：语言教育、语言服务。电子邮箱：[e-mail]；

邵珊珊，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102206，研究方向：语言教育、商务英语、语言服务。电子邮箱：[e-mail]；

文献来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46(01)

收稿日期：2023-09-19

引言

人类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人类的交流离不开语言，正是借助语言这座桥梁，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群体才能跨越文化壁垒，消除误解，互学互鉴，共同打造包容、和谐、多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是人际沟通的基础，世界各国都将语言问题放在国家发展的突出位置，培养语言人才，制定语言政策，出台语言教育规划，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进入 21 世纪后，语言的战略意识与资源意识不断得到强化（李宇明，2019）：在国家层面，各国均认识到语言在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国家话语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个人层面，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资本，是获取资源、提升个体社会地位的基石（Pendakur & Pendakur, 2002）。由此，国家及个体都开始重视语言、规划语言、学习语言，以此来提升国家及个体的竞争力。不仅如此，语言规划也逐渐由过去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发展为社会及个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模式，实现了从语言规划到语言管理的转向（Spolsky, 2009）：微观语言规划日益受到关注，基层教育者及学习者的能动性研究受到重视。相应地，全社会对语言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新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出现，从而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教育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语言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魏晖，2019）。在现实中，高考语文改革、语文教材中经典名篇的比例、外语比重、外语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辩、语言技术、国际中文教育及推广、中文服务、语言景观设置、虚拟空间语言管理、双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保护、语言测试等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单凭传统的语言教育规划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多措并举，不断进行观测、分析、干预和规范，以此提升语言教育质量。由此可见，语言教育管理至关重要。

语言教育管理涉及国家、社会、个体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需要兼顾国家利益及个体的发展诉求，既包含政府的语言管理行为，也包含基层社区、家庭及个体的语言管理行为，其目标是提高语言教育的效能，促进语言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新时代，我国的语言教育管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构建起国家通用语、外语、民族语言、国际中文及“一带一路”语言协同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战略格局，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和谐团结、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学界对语言教育管理体系的讨论还较为匮乏（魏晖，2019），对于语言教育管理的概念、规划边界以及构成要素等问题的讨论还不够深入。

鉴于此，我们将从语言教育管理的内涵、分类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厘清语言教育管理概念的界定与含义，展望该领域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话题。

希望本文可以在整合资源、科学指导语言教育管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等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导实践作用。

一、语言教育管理的概念与分类

1. 语言教育管理的概念

语言教育管理指的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利益主体统筹语言资源配置，通过政策引导、行政干预和个体参与，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解决语言教育问题，实现语言教育目标，满足国家战略及个体发展需求的管理行为。魏晖（2019）提出了语言教育管理的六大要素，即管理者、管理对象、管理域、管理环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的。这些要素厘清了语言教育管理的工作路径，即谁来管理、管理谁、如何管理、管理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达到管理目标等问题。

简言之，语言教育管理可以理解为管理者在管理域内，根据现实的管理环境，采用特定的管理手段，对管理对象的语言使用进行规范、约束和干预，以达到预期的调节目标。

语言教育管理的本质是在国家语言战略的统领下，对语言教育的多个要素进行组织和调控，发挥各类主体的能动性，最终实现语言教育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言教育管理的内涵，我们需要把握其与语言教育规划的关系：语言教育管理和语言教育规划是语言教育中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语言教育规划是对语言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进行系统的设计和安排，它是语言教育活动的总体蓝图，是语言教育管理工作的依据；语言教育管理是语言教育规划的具体实施，管理主体根据语言教育规划的要求，制订相应的管理计划和措施，并对管理工作进行评估。

简言之，语言教育管理关注组织和运营，而语言教育规划关注教育策略的设计；两方面共同努力，保障语言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2. 语言教育管理的分类

语言教育管理可以从管理层级、管理语言和管理方式等 3 个层面来加以审视。

(1）管理层级

语言教育管理可以分为简单管理、组织性管理和系统性管理 3 个类别（魏晖，2019），分别属于微观、中观和宏观 3 个管理层级。简单管理属于微观语言教育管理。例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结合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及接受程度，因材施教，加强对学生的教学评价，不断提升教学效果。组织性管理是中观层面的语言教育管理（Spolsky, 2012），如行业协会或者专业机构制定语言教育标准，合理配置语言教育资源，普及语言教育知识，提高人们对语言教育的认识。系统性管理则是国家层面的宏观语言教育管理。国家权力机构根据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制定语言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设置语言教育机构，加大对语言教育的资源投入，健全语言教育管理体制，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语人才培养提升规划以及新时代的语言扶贫工作等国家语言战略，这些语言政策及规划出台之后，都需要语言教育管理的具体措施来组织、协调、实施、监测及评价，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科学实施，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管理语言

就管理的语言而言，语言教育管理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的语言教育管理工作包括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定民族地区语言文字教育法规、在患有听力障碍或无法言语的人群中普及手语、选择适应本国需求的外语语种、开展高校外语教育等。对外的语言教育管理则是指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及“走出去”战略，培养具有跨语言、跨文化、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高级人才（Nekvapil&Sherman,2015），如培养承担国际传播使命的翻译人才、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语言人才、开展外贸出口业务的服务人才等。具体来说，对外语言教育管理包括相关语言人才的资格认证管理、来华留学生的语言教育管理、国际中文大赛（含夏令营）的项目管理、中文教材的编写、海外中文师资的本土化管理以及向国际组织输送中文人才等工作（教育部，2021）。

(3）管理方式

根据管理方式的不同，语言教育管理可以分为约束性管理、指导性管理与自发性管理 3 类。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政府机构根据国家战略与发展需求，贯彻落实语言教育政策规划，培养国家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在学校教学媒介语言选择、教学大纲制定、学校教材编写、文字读音和书写规范等方面，国家意志往往高于个人意志，带有约束性特征，是约束性语言教育管理的典型例证。在社会机构层面，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发布指导性文件，指导某行业或地区的语言教育行为，这便构成了指导性语言教育管理，如相关协会组织语言类等级考试、人事部门制定职称外语标准等。在个体层面，自发性语言教育管理指的是个体自下而上地调整自己的语言使用行为、选择外语学习语种、坚持个性化的语言风格等。事实上，这 3 类管理方式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甚至可能出现某种交叉的情况。例如，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与进步，网民数量激增，一些网络新词语、新用法层出不穷，各种文字、图片及表情包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网络虚拟空间的语言教育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话题，其管理方式可能既涉及约束性管理和指导性管理，也涉及自发性管理。

二、语言教育管理及研究发展现状

1. 语言教育管理的现状

语言教育管理是语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发展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与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在语言教育领域，人们开始反思、批判语言霸权主义和语言帝国主义的强权体系，多语多元文化成为时代特征，语言权利成为民众的基本诉求。此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世界人口的流动，多元文化融合交会，互联互通成为时代主流，这也给语言教育管理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过去由权力机构主导的单一语言规划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语言生活，个体参与语言管理的意愿逐步变为现实，语言管理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Bouchard&Glasgow,2018）。作为实施语言战略规划重要领域之一的语言教育管理行业成为最具时代特色的行业之一。

语言教育管理行业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语言教育从来不只是语言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们对外语的需求越来越大，各国纷纷增加对外语教育的投入，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以美国为例，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的语言资源意识进一步增强，提出了全新的安全语言战略——“关键语言”战略，语言成为美国全球博弈的重要工具（刘美兰，2016）。另外，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中国由“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中文热”开始升温，美国的中文教育管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政经两界对中文的需求日趋活跃，基层学区、家长及学生的自我发展需求日益突出（温晓虹，2011）。2006 年，美国政府将中文列为“关键语言”之一，推出了“领航项目”（Chinese Flagship Program）、“星谈项目”（StarTalk Program）以及“十万强项目”（100 000 Strong Initiative）等一系列中文提升计划，以增强其自身的软实力与竞争力。

除美国外，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制定语言教育战略规划，提升国民的语言能力，增强全球战略竞争力。

2002 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全民的语言：生活的语言——英格兰战略》（Languages for All:Languages for Life—A Strategy for England），正式推动实施国家语言战略（马嫣、赵蓉晖，2020）。2003 年，为了提高国民的英语能力特别是口语交际能力，日本提出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行动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英语教育改革。除了国家层面的语言教育管理之外，一些国际组织也相继发布了该地区、该行业的语言教育管理文件。例如，《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就是欧洲理事会为描述学习者语言能力、测试学习者语言熟练度而制定的区域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也都有自己的语言管理策略，这些策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自行业的语言教育工作，为语言教育管理行业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具体到中国，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逐渐形成了完整、系统、高效的语言教育管理机制，构建起了国家主导、行业指导、个体参与的管理体系。

在国家层面，设有专门的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即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包括汉语言文字在内的全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工作，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政策和法令，拟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制订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制订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并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和普通话师资培训工作。一直以来，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Peterson,1997），现已取得显著成效：2020 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0.72%，对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王鹏，2021）。

在行业层面，各类专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发布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性文件，规范行业发展。例如，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中国职业译员道德规范》《翻译服务口译服务要求》《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等文件，成为开展语言教育管理（翻译类）的纲领性文件。又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发布的术语规范有助于解决工作实践中术语不统一、一词多译等问题，在推动术语教育、培养术语管理人才、构建中国科技话语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个体层面，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时代语言教育管理特色已经形成。语言教育管理不再是权力机构和学术权威的专利，普通公众也可以发挥自身能动性，开展语言教育管理工作。例如，公众可以监督公共场所的语言景观设置（特别是在译文的准确性方面）、参与年度流行词的评选以及协助挖掘地方语言文字文化遗产等。在现实中，高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语言教育的变革，个体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语言学习资源，各种语言产品层出不穷，为个体的语言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语言教育行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对语言教育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2. 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现状

(1）国际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现状

在国际上，语言教育管理研究自兴起以来，迅速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呈现出语言教育管理主体多元化、多种研究方法齐头并进、多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

①语言教育管理主体多元化，宏观、中观、微观话题并重

Weinstein(1983）认为，决定社会语言选择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和语言战略家；Johnson(2013）认为，除了政府和语言战略家，还应包含教育机构中可以塑造或影响语言教育政策解读与实施的管理人员等；而 McCarty(2011）则提出语言教育的管理主体还应包括社区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家庭成员，他们“自下而上”的努力也同样会影响语言政策的实施。有如此多元的群体关注语言教育问题，语言教育管理研究所涉及的话题自然也十分多元，呈现宏观、中观和微观话题并重的局面。具体而言，当前的语言教育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第一，在宏观层面，研究语言教育政策，如针对美国的《双语教育法》（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ct）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等政策的研究，以及专门针对各国语言发展规划、外语教育战略和人才发展规划等的个案研究；第二，在中观层面，研究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或教育机构针对某个行业或区域所实施的语言教育管理策略，如对国际组织所需外语人才的研究、跨国企业语言人才培养研究以及某个领域（如医疗健康行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沟通行业）的外语人才研究等；第三，在微观层面，研究个体在语言教育管理中的作用，如语言教育管理在基层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研究（Bouchard&Glasgow,2018）、移民家庭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及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Genesee et al.,2005）等。

②多种研究方法齐头并进

在语言教育管理研究中，既有量化研究，也有质化研究，更有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首先，量化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某一语言教育政策对教师语言教学模式或学生习得方式的影响，如针对美国《州共同核心课程标准》（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习得的研究（Zwiers,2014）以及课堂语码转换对双语学习者词汇习得影响的研究等。其次，质化研究范式多采用访谈、课堂观察、课堂视频以及田野日志等方法，使用叙事分析、民族志、自我传记、现象学、教师话语分析和课堂师生互动会话分析等多种方式，获取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或对某政策的反馈（Zacharias,2012）。最后，混合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在大规模问卷的基础上进行个体或小组的后续访谈，以发现更多的细节问题（Chen,2008）。

③多学科融合

众所周知，语言规划是一项有目的地影响语言使用的行为（Cooper,1989:45），主要包括语言的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和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前两类规划侧重语言的规范与选择（如创造新术语、改革拼写规则、采用新的拼写方案等）；而习得规划则与语言教学直接相关，涉及教学语言选择和课堂组织等要素，是语言教育管理的核心。国外语言教育管理研究涉及语言管理、语言教学和课堂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 linguistics）、多语主义（multilingualism）、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超语言（translanguaging）以及家庭语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都与语言教育管理研究密切相关。例如，Henderson(2017）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解读了教师的意识形态（ideology）对双语政策实施过程的影响；Dalton-Puff er(2011）剖析了在高校教师眼中“语言+学科”政策（content-and-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对其教学理念的影响；Hamid&Nguyen(2016）研究了国际化背景下以英语为媒介的语言教学过程等。

(2）我国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现状

我国的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立足中国国情，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现已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风格。相关学者勇于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探索适合我国的语言教育模式。

①围绕热点语言教育问题开展研究

语言规划的核心是解决语言现实问题（Ruíz,1984）。只有关注热点问题、集思广益，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例如，在语文教育层面，语文教材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古汉语文章与白话文文章的比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篇目选择的依据、中小学生课外阅读量及书目等问题都容易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而在外语教育方面，外语课时比重、大学英语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大学英语定位（普通学术英语还是专门用途英语）、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是否应与毕业证挂钩、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外语原版教材的使用以及外语课程思政等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教育公平，对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全国两会语言文字类提案日益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语言文字的使用和管理更加重视，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一情况，学者们已经开始从学术层面进行梳理，考察语言文字类提案的历时特点及其对语言教育管理的启示（如张智义、倪传斌，2022）。

②结合国家战略，作好语言教育管理研究

语言教育关乎国家的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国际交往。近年来，我国学界围绕国家战略开展语言教育管理研究，为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乡村振兴”等）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具体而言，对内围绕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储备各类语言人才建言献策：提议开设更多小语种专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周边邻国的语言，并提出了我国的“关键语言”（主要是外语）构想；吸引更多人才（含外籍人士）加入语言服务志愿者行列，拓展语言教育管理的发展思路（王立非、崔璨，2020）。另外，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语言在助力脱贫、振兴乡村等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外语和跨境语言教育、通用手语和盲文教育等手段，提高乡村群众的语言应用能力（银晴等，2022）。在国际交流方面，学者们围绕深化中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的全球话语权等展开探讨。例如，王海峰（2021）指出，应积极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工作，扩大中国的海外朋友圈；张天伟、陈练文（2022）提出，要大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能够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并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实习或者做志愿者；张蔚磊、邹斌（2023）认为，要积极发挥高校的“智库”作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建设一批有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推动区域国别高端外语人才培养研究。

③立足中国国情，丰富完善语言教育理论

我国的语言教育管理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学生实际，关注中国语言教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并努力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例如，文秋芳教授首创的“产出导向法”强调从“产出开始，然后输入，最后再产出”的闭环结构，有利于解决传统外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端（文秋芳，2015）。该理论自下而上，从基层课堂做起，经过 20 多年的打磨，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语言教育理论体系。再比如，近 20 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以中国语言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学者们通过调查普通话、方言和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尝试摸清中国的语言资源家底，了解我国民众的语言使用及语言能力现状，为我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为语言教育的改革提供建议。在现实生活中，公众的语言资源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大力支持甚至积极投身到方言保护、语言文化典藏、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事业中来。事实上，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对本土语言研究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原创体系，其标志性成果之一就是中国“语言生活皮书”年度报告。目前，该系列皮书的年度报告已经出版了多个语种版本。在这些科研成果的出版过程中，国家、学界、社会机构及个人等多方全力合作，多种研究方法共用，多措并举，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社会前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

三、语言教育管理研究展望

语言教育管理涉及多个利益主体，拥有多个管理层级、多元语言种类和多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生态系统，语言教育管理研究未来需要关注哪些问题？相关学者倡导从环境、技术、人口和组织 4 个层面构建语言规划管理的生态体系（滕延江、王立非，2022）。

据此，我们认为，语言教育管理研究未来需要关注语言教育管理环境、语言教育技术管理、语言教育管理人才以及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等 4 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语言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以及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重要性，因为人才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原动力，而语言教育管理效果的优劣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评价，它可以为语言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反馈，促进语言教育管理工作的改进和提高。

1. 语言教育管理环境

语言教育环境是开展语言教育的基石，决定着语言教育的发展方向与规模。在语言教育管理环境中，要以语言教育理论为依据，统筹语言教育环境要素（如教学场所、政策法规、教育观念、教学管理水平、教育投入、师资水平、课程设置等），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采取改善、均衡语言教育效能的管理行为。语言教育环境会随着时代、人物和事件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3 个层面来加以审视。

(1）宏观层面

毋容置疑，国家的语言教育发展方向、国民语言能力要求等构成了语言教育管理的宏观环境。例如，研究者可以从语言教育管理的角度，考察现阶段国家语言人才需求、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对外交流中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传播力以及国际中文教育推广等。

(2）中观层面

一个地区的语言教育水平与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大城市经济发达，资本和人才频繁跨行业、跨国界流动，贸易繁荣，跨国组织和企业数量众多，语言服务需求高（王立非、任杰，2021）。例如，北京和上海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努力打造多元和谐的城市语言环境。国内针对语言教育管理环境的研究还不多见。为此，我们建议开展都市语言环境建设以及乡村学校、城市农民工子女学校、国际学校的语言教育环境管理情况等研究。

(3）微观层面

一个人所处的语言教育环境会影响其语言学习经历。目前，学界针对个体语言环境建设的研究尚不多见。Isabelli-García et al.(2018）探究了在海外留学（study abroad）背景下学习环境改变带给语言学习者的新体验。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年语言学研究受到学者青睐（如范琳等，2021；滕延江，2022），在老龄阶段环境中，老年人语言学习的动机及特征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简言之，语言环境对个体语言学习的影响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个体类型，将语言学习与个体身份、个体投入（engagement）、个体投资（investment）等概念相结合，产出更多成果，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的语言学习机制。

2. 语言教育技术管理

语言教育技术管理指对语言教学中的语言技术应用行为进行监管与评价，本质目的是推进“教育+互联网”的发展。新时代的技术革新为语言教育管理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具体来说需要关注以下两个领域：

(1）信息技术产品的研发及规范管理

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公众拥有了更丰富的资源和更便捷的生活，客观上有利于语言教育质量的提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及其对青少年的危害，防止被技术操控，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在高科技环境下，教师的角色定位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拥有者，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课堂参与程度是每位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从语言教育管理的视角来看，如何规范现有的语言学习软件、网站、产品及其内容，做到课内与课外活动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既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又提升语言学习质量的目标，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2）有序推进在线教育，确保语言教育质量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类开启了历史上首次全球范围内的在线教育，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事实上，从早期的远程教育、计算机辅助教育，到今天借助云端会议系统进行的网上直播等模式，在线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认为，在线教育、面对面教育以及线上线下混合教育模式（hybrid model）未来将会长期共存。这种多形态的在线语言教育模式将会逐渐被社会、学生、教师及家长所接受。这种线上课程会带给学习者和教师哪些转变？该模式将给语言教育带来哪些挑战？与线下学习相比，学生的线上学习效果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些课题都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

3. 语言教育管理人才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高层次人力资源的支撑，语言教育管理行业同样也需要适合本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那么，语言教育管理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才能培养这样的人才？这是今后语言教育管理行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1）开展语言教育管理人才的胜任力研究

人才指的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可以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根据语言教育管理的内涵、分类、特征及边界，我们认为具有胜任力的语言教育管理人才指的是熟悉国家战略、教育政策、语言管理以及行业发展规律，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管理协调能力、沟通推广能力、领导组织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根据具体工作岗位的不同（如境内境外、语种性质、目标群体等），可以对其再进行深入细分。

(2）开展语言教育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

在了解语言教育管理人才的胜任力要求之后，我们需要整合资源，更新人才培养目标，在高校设置相关专业，开发相关教材，实施人才培养，做好人才培养的考核与评价工作。具体来说，可以在现有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录下设置语言教育管理方向，但需要突出其跨学科性、前沿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与相关院系专业联合培养，打破学科壁垒，贯通校企（含行业组织）通道，促进学科的交叉、汇聚与融合，增强知识创新的主动性。在语言教育管理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强化目标导向，加大国际交流力度，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能力、学科交叉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人才。

4. 语言教育管理评价

语言教育管理评价是指对现行语言教育管理举措的科学性及其实施效果作出价值判断，其评价效果关乎语言教育发展的方向。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本质是发现问题，查找不足，以评促建。语言教育管理评价需要从语言教育政策的论证、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出发，科学评估执行效果，审视其是否达到预期的规划目标。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构建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为语言教育管理评价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针对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研究并不多见。一般而言，语言教育政策评价主要有以下几个维度：既可从隶属层面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评价（王蔚起，2009），也可从效果层面进行业绩评价、事业评价和综合评价（李建民、肖甦，2015），还可从评价主体层面进行非正式评价、内部评价和独立第三方评价（刘彦林，2021）。类似地，对于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研究，我们建议关注以下 3 个视角。

(1）自我评价

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主体不应局限于政府机构或权威人士，政策研究者、学者、教师、个人及用人单位等都可对某项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作出评价，他们可以就政策是否因时因事因地制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作出自己的判断。

(2）行业专业评价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的各类教学质量大赛（如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等）既是对各校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体系的评估，也是对其语言教育管理水平及质量的评估。行业协会开展的各类评价有助于开展同行比较，同样可以为教学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3）第三方独立评价

第三方独立评价有利于破除圈子内部自我评价的种种弊端，可以克服行业评价中的主观倾向，减少人为干扰，做到有章可循。

简言之，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评价方式多样，评价主体多元，体现了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必要性、公平性和全面性，有助于确保语言教育管理评价的结果客观、真实，不流于形式。

👀

结语

语言教育管理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对外传播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语言教育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教育管理体系，该体系在服务国内经济建设、国际贸易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语言教育管理研究是一项复杂而深入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未来，我们需要加强对语言教育的相关政策、机制体制、法律法规的深入研究，为语言教育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应结合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语言教育管理研究与高科技及其他学科的交流与融合。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加大语言教育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精语言、懂专业、通管理的专门人才，不断提升我国的语言教育管理水平。此外，还应开展语言教育管理实践的调查研究，采用动态评价模式，实施对语言教育的全程监管，进一步提高语言教育管理水平，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语言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BOUCHARD J & GLASGOW G P. Agency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A theoretical model[C]//BOUCHARD J & GLASGOW G P. Agency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Critical Inqui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22-76.
[2]  CHEN Y L. A mixed-method study of EFL teachers’ internet use in language instruction[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8(4):1015-1028.
[3]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  DALTON-PUFFER C. Content-and-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From practice to principles?[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1, 31:182-204.
[5]  GENESEE F, LINDHOLM-LEARY K, SAUNDERS W, et al.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in U.S. schools:An overview of research findings[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tudents Placed at Risk(JESPAR), 2005(4):363-385.
[6]  HAMID M O & NGUYEN H T M. Globalization,English language policy,and teacher agency:Focus on Asia[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016(1):26-44.
[7]  HENDERSON K I. Teacher language ideologies mediating classroom-level language polic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ual language bilingual education[J].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017, 42:21-33.
[8]  ISABELLI-GARCÍA C, BOWN J, PLEWS J L, et al. Language learning and study abroad[J]. Language Teaching, 2018(4):439-484.
[9]  JOHNSON D C. Positioning the language policy arbiter:Governmentality and footing in the school district of Philadelphia[C]//TOLLEFSON J W.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Critical Issues.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116-135.
[10]  MCCARTY T L. Ethnography and Language Polic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1]  NEKVAPIL J & SHERMAN T. An introduction: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in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15, 232:1-12.
[12]  PENDAKUR K & PENDAKUR R. Language as both human capital and ethnicit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2(1):147-177.
[13]  PETERSON G. The Power of Words:Literacy and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1945-1995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7.
[14]  RUÍZ R.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J]. NABE Journal, 1984(2):15-34.
[15]  SPOLSKY B. Language Manage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  SPOLSKY B. Family language policy — The critical domain[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12(1):3-11.
[17]  WEINSTEIN B. The Civic Tongue: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Language Choices[M]. New York: Longman,1983.
[18]  ZACHARIAS N T.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A Coursebook[M].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2.
[19]  ZWIERS J. Building Academic Language:Meeting Common Core Standards across Disciplines[M]. 2nd Ed. San Francisco: John Wiley & Sons, 2014.
[20]  范琳, 孙莉, 王震. 老年人语篇阅读推理认知老化研究:回顾与展望[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3):116-133.
[21]  教育部.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624号(教育类091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2021-10-15)[2022-12-27].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yuhe/202111/t20211104_577702.html.
[22]  李建民, 肖甦. 日本教育政策评价机制评析[J]. 现代教育管理, 2015(7):26-30.
[23]  李宇明. 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J]. 语言战略研究, 2019(3):16-28.
[24]  刘美兰.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25]  刘彦林. 我国教育政策评价研究现状分析[J]. 教育评论, 2021(2):58-65.
[26]  马嫣, 赵蓉晖. 英国语言战略制度化浅论[J]. 语言战略研究, 2020(3):80-88.
[27]  滕延江. 论老年语言福利体系的构建[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3):78-87.
[28]  滕延江, 王立非. 中国语言规划管理生态体系的融合构建[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3):35-43.
[29]  王海峰. 国际中文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 汉字文化, 2021(9):1-6.
[30]  王立非, 崔璨.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中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测量实证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3):26-35.
[31]  王立非, 任杰. 跨国语言管理的国外研究现状分析(1979-2019)[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2):16-27.
[32]  王鹏. 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0.72%[EB/OL]. (2021-06-02)[2022-12-27].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02/content_5614991.htm.
[33]  王蔚起.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J]. 职教论坛, 2009(13):28-31.
[34]  魏晖. 新时代的语言教育管理[J]. 语言文字应用, 2019(1):2-10.
[35]  文秋芳.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4):547-558,640.
[36]  温晓虹. 美国中文教学面临的挑战与对应策略[J]. 世界汉语教学, 2011(4):538-552.
[37]  银晴, 田静, 苏新春. 语言何以助力乡村振兴[J]. 语言战略研究, 2022(1):25-35.
[38]  张天伟, 陈练文.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2):68-76.
[39]  张蔚磊, 邹斌. 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为什么?怎么做?[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3(3):18-25,77.
[40]  张智义, 倪传斌. 全国两会语言类提案分析(2020—2022年)[J]. 中国语言战略, 2022(1):98-107.
[4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2022-12-27].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向右拖动进度条即可查看完整文献信息→

点击下方蓝字 获取原文PDF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  欢 迎 分 享 到 朋 友 圈 哦  ❖

相关阅读